色情與女/性能動主體

1994年我擦槍走火點燃了女性情慾解放運動,1995年台大女生集體看A片事件從最初宣佈的女性開拓情慾,轉向女性批判A片,反映的不僅僅是當時輿論的強大壓力,更重要的是顯示了主流女性主義對女「性」主體的認知和想像都太有限,無能回應社會的挑戰,最終只能退縮。

作為回應,我寫了這篇論文,以西方為例,分析「色情」概念的歷史形成,並追溯了女性主義色情觀點的變化過程,提供本地思考。我對於色情的一貫立場就是它需要更大的空間,更多的鼓勵,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資源,豐富我們的情慾文化,也才能良幣逐惡幣,用更多樣的呈現來取代現有的刻板角色和劇情。可惜奮戰了將近30年,現在仍然還在為最基本的色情生存權而戰。

這篇論文是我1990年代在情慾解放運動高峰時撰寫的「情慾政治導論三部曲」的第二篇,於1996年5月3日第20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中宣讀,修改後發表於《中外文學》25.4 (1996): 6-37,隨即再加少許修訂發表於《色情無價:認真看待色情》:223-262。導論的第一篇則是〈性革命: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美國百年性史〉,收錄於《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何春蕤編,元尊文化,1997年,33-99頁。第三篇〈從左翼到酷異: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的「酷兒化」〉則刊載於《性/別研究》3、4期合刊,「酷兒:運動與理論」專號(1998):260-299。引用時請參考本頁下方原文pdf檔)。

摘要:西方文化研究顯示,「色情」一詞的出現主要是作為一個管制文化產品流通的範疇,因此不但有其階級上的蘊涵──預防「文化民主化」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動盪,也有其性別和代間權力的蘊涵──以便以「保護」之名進行對女性及兒童主體的身體監控。第二波女性主義興起之後,對色情的批判擺脫了原本的道德/階級語言,將「保護」言論轉化為「權利」言論,積極強化其中的性別權力分析,其論點和語言則逐步擴散,成為近年官方掃蕩色情時的主要公眾論述。在這樣一個批判色情的氛圍中,女性與色情之間的可能關係顯然被窄化為敵我二元化,女性主體本身的情慾面向因而被模糊化。1996年台大女生看A片事件的戲劇性意義轉折,便標記了女性主義色情批判對女「性」主體的靜態平板想像。本文將針對女性主義色情批判背後所包含的對女性情慾和女性情慾主體的基本假設進行討論,以顯示有關女/性主體的討論事實上密切相關女性主義對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具體運用。這些重要的理論資源或可為台灣的色情爭議激發新的出路與思考的面向。

社會運動,包括婦女解放運動,不能只是在恐懼的基礎上運作,而是向著一個異象前進。因此,單單使女人脫出危險和壓迫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想,要前進到哪裡去:向著愉悅、能動力、自我定義前進。女性主義不能只是減少我們的痛苦而已,她必須能增加我們的愉悅和歡樂(Vance 24)。

當劇烈的社會變遷引發輿論強烈關切社會秩序的變動時,有關「性」的論述往往成為道德及社會變遷的一個象徵指標,也因而成為各方爭戰的場域(Weeks 74)。1990年代的台灣,除了女性情慾解放運動帶動情慾文化鬆綁之外,圍繞著情慾的攻防戰主要沿著媒體上的情慾圖像開展。長久以來在地下某些管道流通的色情材料隨著有線電視和電腦網路的普及,穿透了年齡和性別的藩籬,更突破了學校與家庭的保護隔離,逐漸形成極高的可見度。1995年台大女生宿舍放映A片和其後台北成淵國中男生集體性騷擾女生事件,以及1996年5月大直國中男學生強暴女同學案,都快速凝聚各方強烈關注日漸普及的色情材料之可能影響,形成最近最引人注目的色情爭議 [1]。目前已經浮現的相關論述普遍對色情持負面警惕的態度,擔憂這些文化產品在社會整體或幼弱主體身上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應,此外,色情本身的直接感官訴求和廣泛滲透,更加強了討論的急迫性。雖然有一些女性主義者提出不同觀點,認為禁絕或檢查色情,並不會有效的消除性別歧視,反而會縮小另類情慾的言論空間,強化國家對文化言論的控制;但是,這些異議的聲音也得不到深刻的回應。[2]

這種薄弱單一但是激情貫注的論述氛圍促使我們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接受傅柯(Michel Foucault)對論述的生成(formative)作用所提的積極說法──亦即,如果我們同意,「觀看」(色情)本身是一個被論述所充分滲透的活動,而不是簡單的「既有主體遭遇既有客體」,而且倘若照傅柯所言,連主體客體都是論述的「效應」,是被各種論述「生產」出來──那麼,我們要問:有關色情的論述,生產了什麼樣的女性主體位置?面對現有塑造主體的論述政權,這樣的女性主體位置又預設了什麼樣的女/性能動力(female erotic agency)[3]。這個「能動力」的問題對女性主義理論而言十分重要,因為,正如對能動力有深刻討論的社會學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只有在主體有能力介入或不介入一系列事件以影響事物發展的方向時,才算是有了能動力」(256)。換句話說,女性主義若是期望呼召並壯大(empower)女/性主體,以便集體施力改變那個歧視女性的社會結構,那麼當然應該對能動力的問題特別關注,而且,由於能動力總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中生產且運作,因此這不但是運動策略的問題,也是社會理論的問題。

西方文化研究顯示,「色情」一詞的出現主要是作為管制文化產品流通的範疇,因此不但有其階級上的蘊涵──預防「文化民主化」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動盪,也有其性別和代間權力的蘊涵──以便以「保護」之名來進行對女性主體或兒童主體的身體監控。第二波女性主義興起之後,對色情的批判擺脫了原本的道德/階級語言,將「保護」言論轉化為「權利」言論,積極強化其中的性別權力分析,其論點和語言則逐步擴散成為近年官方掃蕩色情時的主要公眾論述。在這種批判色情的氛圍中,女性與色情之間的可能關係顯然被窄化為敵我二分,女性主體本身的情慾面向因而被模糊化。1996年台大女生看A片事件的戲劇性意義轉折[4],便標記了女性主義色情批判對女「性」主體的靜態平板想像。

1970、80年代以來,西方有關色情的論述汗牛充棟。女性主義的色情辯論雖然帶動了對色情的深刻思考[5],但是其中假設的簡單壓迫模式也激起另一些女性主義者思考如何脫離受害者情結(victimology),以另類的情慾解放運動策略來壯大女/性主體能動力(female erotic agency)。同時,S/M女同性戀與激進女性主義(自稱radical feminists,批判者則稱她們為cultural feminists)在情慾沙文主義上的性辯論(sex debates),也生產了許多新的情慾理論資源和啟示,具體對抗了當時與後者合作的制度化宗教及保守右派的收編。本文將集中處理這些論述對色情與女/性主體能動力及其壯大(empowering)的爭議,以便指出有關女/性主體的討論,事實上密切相關女性主義對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可能運用,這些重要的理論資源或可為台灣的色情論述激發新的出路與思考的面向。

有關色情的論述通常把色情當成某種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而由於思考的基本架構是圍繞著「再現」這個問題[6],因此相關討論也主要集中在自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時代起就建立的問題框架上。各方論者的出發點大致有二,一個是討論這些「再現」的本質,也就是從司法和檢查的角度來為色情下定義,主要是嘗試辨識和斷定色情的內涵及其性質。另一個出發點則是談「再現」的社會效應,也就是由道德及社會的角度來鑑定色情在各個階層的閱聽者身上的作用和影響[7]。儘管在不同的歷史時刻這兩個問題各自的答案迭有爭議,但是它們在具體的爭議時刻卻常常被引為因果、互為奧援,比方說,指出色情的惡劣本質會造成嚴重的社會效應,或者從色情在青少年身上的效應來推想其本質內涵之不當等等──也就是透過討論「再現」的本質和效應,來證明色情需要(或不需要)以特殊的方法或態度來對待(如監控或查禁)。總之,對色情的定義和效應的關注,往往是出自管理者的思考角度。

可是,不管是談本質或效應,有關色情的論述常常帶有某種對既存(given)女/性主體的假設。讓我們先從歷史的角度來探究色情論述的形成,以理解其中的主體假設。

18世紀以前,西方世界物資的匱乏、印刷術的不普及、識字人口的有限等等現實條件,都使得所謂色情(也就是當時所謂的淫穢)材料只在有限而且頗為同質的階級小圈子之內流傳,因此這類材料也並未引發需要訂定明確定義的討論[8]。西方色情歷史學者通常以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為「色情」正式誕生的時代(Hunt 10; Kendricks 33; Marcus 282),認為這是因為當時都市人口大量聚集,人際互動關係急遽複雜化,同時科技的發展使得印刷術的成本大量降低,為新興中產階級創造了閒暇時光,因此對通俗消遣出版品的需求大增。除了原有的木刻圖像之外,自從18世紀以來流行民間的書寫形式──寫實主義小說──逼真貼切,扣緊中下階層的人心(Kendricks 84-85; Marcus 282),提供了情慾材料的主要敘事形式。

更重要的是,個人化的閱讀實踐使得整體社會思想與價值觀的統一愈來愈困難,識字和出版的普及更使得任何人都有可能接觸到任何情慾材料(Kendricks 57)。在這些風雲際會、階級疆界游移的歷史社會文化變遷中,情慾材料日漸升高的可見度遂凝聚了有勢/識之士的文化焦慮,也促成各種呼籲淨化社會的道德信念與說法浮現,形成主流論述,要求有確定的判準來鑑定並隔離「色情」,以免那些「無法辨別是非善惡」的心靈因著接觸這些讀物而罪惡墮落。因此,從某個角度來說,「色情」之所以被創造出來作為一個管制文化產品之流通的範疇,乃是為了預防「文化民主化」(the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動盪(Hunt 12-13)。

出於這些考量的反色情論述因此經常建基於一種帶有強烈階級、性別、年齡假設的保護主義式立場,認定只有成年(而且中產有智)的男人才有足夠理智和自制力量來使用或觀看色情材料,而(特別是年輕女性及孩童的)脆弱純潔心靈則必須加以隔離保護才不會受到污染(Kendricks 69-77)。在這種社會區隔的需求之下,當時有關色情的論述專注於監控及限制色情材料的展示及擴散管道,對色情材料本身的內容則鮮少分析,只是假設它們的淫穢不當,不能讓道德感脆弱的人觀看而已。這種環繞著色情的管理和控制的論述,事實上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主流文化面對色情時的典型反應。[9]

令人深思的是,保護主義式論述雖然似乎假設需要被保護的觀看主體是純潔脆弱的,但是座落於19世紀的另一些發展中來觀察時,個中假設的主體卻又顯出一些不同的面貌。性歷史的研究者指出,從18世紀開始,歐洲便興起一股對孩童手淫之害高度關切的氛圍,在當時的相關論述中,手淫不再只是違背宗教和道德的偶發行為,而被視為敗壞人格,腐化心靈的大惡(Foucault 42; Kendricks 88-89; Marcus 17-23; Weeks 65-66)。相應而生的除了各種警告父母小心監視子女獨處時光的宣傳單張之外,還有一些新的刑罰措施出現,例如對情慾越軌的男孩施行陰莖套,或甚至對無法禁絕手淫的女孩施行陰蒂切除手術(Kendricks 90)。這些論述與嚴厲措施的出現,顯示保護主義論述中所假設需要接受保護的主體其實並非純潔脆弱,容易受傷害。色情歷史研究者也指出,這個假設需要被保護的主體事實上是有性別的,她是「精力充沛的發電機,她的行動混亂而放蕩,隨時利用機會氾濫、越過男性霸權設立的隄防,不但不謀求文明的進展,反而造成文明的崩裂,歸回無秩序,回到起始之時那種無結構的狀態」(Kendricks 91)。換句話說,保護主義所假設的女性主體不但不是被動的、無力的,相反的,她們天生就有強大的的情慾動力,甚至強大到有可能搖憾整個社會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保護主義的反色情論述或許正是出自於這種對女/性能動主體的認識與畏懼。

II

反色情論述直到1980年代前後才在女性主義的色情批判中找到了超越保護主義及再現主義的說法,也找到了新的熱切力量。新的對色情的熱切譴責多多少少標示了在此之前20餘年西方社會有關性(sexuality)的社會呈現的巨大轉變。1950到1970年代間的性革命,不管是在單身女性人口的流動、求偶之活動模式、邊緣社會運動的人際集結方式、性生活及婚姻的諮詢論述、性別角色的游移與變遷、避孕措施的研究與普及、性觀念的開放與性實踐的可見度上,都創造了一個努力將性自然化、合理化、多元化的社會環境 [10]。和這些具體發展相輔相成的則是益加細緻多樣而且迅速擴散的性商品化趨勢(Weeks 21-25),攝影科技的精進逐步加深了影像中各個身體部位的性化(Kendricks 221; Williams, “Pornographies” 241),對既有文化資源的挪用轉化使得色情敘述不愁沒有素材 [11],色情文化就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之下逐步建立其生產體制,不斷調整自身的訴求定位,開發新的消費人口群,透過市場來普及邊緣的情慾模式(Ehrenreich et. al. 111-117)。

令人深思的是,唯有當性的社會呈現已經開創出更大的性言論自在空間時,性在無數個別女人生命暗室中的陰暗痛苦才得到了訴說的出口 [12]。於是在性革命帶動的情慾開放空間中,1970年代形成的無數女性意識覺醒小團體也逐步浮現了對性騷擾和強暴的控訴,而這些陰影所勾動的同理心以及恐懼/痛苦,甚至掩蓋了當時女人日漸擴大的情慾可能,急迫的促使女性主義者尋求文化解釋,以謀求有效的方法來控制這種事件的持續發生。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被視為最具像展現男人對女人的敵意和宰制的色情材料及工業立刻成為被抗議的焦點目標(Tieffer 117-120):從Robin Morgan 的經典文章“Theory and Practice: Pornography and Rape” (1974),到Susan Brownmiller的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1975),到Catharine MacKinnon的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 (1979),到Andrea Dworkin的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1981),反色情在理論上的積累聚焦了女人的憤怒和控訴,形成1970年代末期各種反暴力、反色情的運動組織以及各大城市 「奪回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的抗議遊行,矛頭則指向處處可見、在正當性上本來就很脆弱的色情行業及產品。

與過去不同的是,女性主義的反色情論述不再倚賴保護主義反色情論述中像「淫穢」這種模糊的道德標籤 [13];相反的,女性主義者積極對色情材料的性別內容、意識形態、及其產業結構加以深刻分析,把色情由道德的領域移入政治的領域,顯示色情中的性別歧視和對女人的踐踏,以權力的角度來談色情之不當。這種新的色情批判扣緊了當時情慾文化變遷的步調以及女性生活中的現實感受,成功而有效的動員女性群眾加入抗爭(Rubin, “Misguided” 36-38)。

不過,在這裡我們必須指出,女性主義反色情論述同時也是女性主義原有抗爭焦點的一種轉移或減縮。或許我們可以用以下的例子說明。

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在批判色情時最常使用的概念就是「物化」(還可延伸出「性化」及「奴化」來),然而這個原本借自馬克思主義分析架構的有力概念在被女性主義者挪用來針對色情的過程中卻經歷了一定程度的意義窄化 [14]。有女性主義者指出,在婦女運動早期,「物化」指的是男人「以性功能和性吸引力為標準來衡量個別的女人,把女人當成物品,不談對等的關係,而把出於男人本位的狂想以及過度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投射到真正的、活著的、呼吸著的女人身上」(Carol & Pollard 46)。這個大致的說法固然是以男性的性興趣為主要基礎,然而當時對這個定義的具體理解卻是很細緻、深刻、而寬闊的。事實上,1970年代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的「物化」例子十分多樣,其中包括:男人不顧女人意願,單方面的決定眼前的女人必須滿足他的需求;或者有些男人雖然欣賞獨立自主的女性,但是卻仍然努力嘗試把她們模塑成和她們人格相左的傳統賢淑婦女形象;或者女人在職場上經常感受到她們的性別決定了她們的工作性質,她們是否展現女人味甚至可以決定她們是否受雇;或者女人在男女互動中常常只被視為可能的性對象等等──這些都是「物化」的例子(Carol & Pollard 45)。由於在行之經年的日常生活實踐中都可以發覺女人被「物化」的痕跡,因此「物化」也一直是一個十分有力的抗爭概念。

另外,早年女性主義使用「物化」觀念來進行具體批判時,不但指向「物化」的現象,更從物化進一步指向社會建制。她們指出,女人不但被當成滿足男人需求、討男人喜歡的性對象,更普遍的是,她們同時也經常被視為(特別是在家庭中扮演的)滋養的、支援的泉源,例如使男人沒有後顧之憂、作為男人的「孩子的媽」、為男人提供浪漫愛情的對象、照顧男人的親屬、展現女人的賢淑美德等等(Carol & Pollard 47)。在這些身份定位上,女人並沒有自我的空間,她的價值由她在男人想像中的定位以及她所能提供的服務來決定,她被剝奪了所有的主體性。因此,當時的女性主義反對「物化」,也就是抗拒女人被命定的、以男性為中心的各種角色,也就是抗拒既存的許多社會建制,如一夫一妻制婚姻、母職等等。

然而,1970年代逐漸加速的性的商品化和女性身體形象的商品化,加上當時在影像及意識形態研究理論方面的長足進展,都使得女性主義「物化」觀念的針對性和意義有了重要的轉變。「物化」所指涉的不再是父權社會男性對待女性的「普遍」態度和角色規範,而被窄化理解為主要是商品銷售系統中的符號運用,也就是專指色情或媒體中的女體呈現 [15]。換句話說,晚期女性主義所抗爭的「物化」,最主要是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化趨勢 [16],至於父權體制中那些根本侷限女人生命的制度面向(如家庭、婚姻、母職等等)都不再被列為「物化」的主要內容。[17]

在這裡顯示的是,女性主義的色情批判有其誕生的歷史脈絡,也因此有其發展過程中的特殊聚焦點。諷刺的是,這樣的批判動力誕生自1960年代性革命所創造的女性情慾空間與情慾意識,卻很快形成了對女性情慾的新定義與限制。

III

女性主義論述對色情的批判在1980年代提升到了另一個層次。領軍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Catharine A. MacKinnon和Andrea Dworkin進一步指稱色情是性別歧視的中心環節,將色情描繪為女性主義的首要敵人。她們對色情的批判企圖跳脫「再現」的框架,直指男性強權和色情之間循環互通的權力關係。Dworkin認為色情就是男性強權的本質、強度、運用、及意義的具像展現(24),甚至任何(異性的)性交本身都是男性鞏固對女性之宰制的作為(34-35)。在她看來,無論怎麼做,無論當事人之間的具體關係為何,無論他們有何種感受,「性」基本上就是對女人不利的事,「事實上,性就是對女性的征服和占有」(Dworkin 203)。而色情既以描繪性交為主,那麼,包括男性的性器官、色情影片的鏡頭、甚至寫作色情的筆,都被視為是男性用來貶低女人的具體武器(Dworkin 25)。這麼一來,色情就不是什麼意識層面的抽象產物;相反的,色情就是男性權力的展現,色情就是女人生存的物質現實。MacKinnon甚至直言:「色情不是和在別處建構的現實隱約相連的影像,不是什麼扭曲、反應、投射、表現、狂想、再現、或象徵──色情就是性的現實」(Feminism 149)[18]

而且MacKinnon認為,色情不但是性的現實,也同時是性別不平等的現實[19]。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首先,MacKinnon認為像《花花公子》這一類的色情刊物任意的把女人的性製成商品,任何男人只要花幾塊錢就可以擁有女人的性以滿足自己的性,女人根本無從置喙(Feminism 138),這麼說來,色情奪走了女人定義自己的性和性別的權力(Feminism 158),剝奪了女人的基本言論權,因此是一種性別歧視。再者,MacKinnon也指出,在色情中呈現的性別魅力和性表現的形式並非只是性的社會化,事實上,它們與性別認同的形成和維繫有著緊密的關聯;也就是說,色情中建構的(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的)情慾模式,正是性別的社會建構的一部分( Toward 148),而在這個基礎上,MacKinnon也斷言色情就是性別歧視 [20]

女性主義者這一系列新的反色情論述,針對的目標是整體的性別歧視制度如何透過性和色情來塑造女人的性與性別;在這種簡單的壓迫模式中,男人透過性來建立他們對女人的宰制(Leidholdt 125),主(男人)客(女人)體沒有任何流動或移換的可能,兩者之間只有絕對不平等的權力,只有前者對後者的凌虐和扭曲 [21]。而在這種受害(victim)思考模式之內,女人唯一的抗拒方式就是情慾分離主義(separatism),也就是在情慾上與男人劃清界限並拒絕任何「女/性能動力」的說法,因為,性的能動力本身就是男性的。MacKinnon曾明確的指出,「所謂性就是一種控制的動力學,男性宰制得以透過性──其形式包括從親密的到制度的,從一瞥到強暴──來把男人和女人、性別身份和性愉悅都加以色情化,也就是加以定義。性維繫並界定了男權至上作為一種政治制度」(Toward 137)。換句話說,在現有的性之內,女人一向被當成客體,根本被剝奪了形成主體的機會。就MacKinnon而言,色情在這整個宰制的過程中是最主要的力量,因為「色情是性的社會建構的手段,是建構的場域,是操作的疆域。它把女人建構為被性使用的對象,它也建構色情材料的消費者,使他們迫切的感覺到需要女人自己迫切的渴望被占有、被殘暴的處置、以及被非人化的對待」(Toward 139)。MacKinnon因而認為所謂女人的性(女性情慾),根本就是男人的創造,只不過在表面上看來像是女人自發的、內在的本質而已。Dworkin在分析色情材料的意識形態內涵時也說得很清楚:「男性愉悅之必要條件就是女性情慾的自主能力要被消滅」(47)。色情之內根本沒有女/性主體的空間。

歷史顯示,反色情運動的蓬勃發展以及反色情理論的普及為當時的女性主義運動戴上了極為鮮明的單一議題色彩,其正義正派的形象則使得保守的中產主流文化都開始正面的看待女性主義運動,甚至促成保守右派及基要派宗教組織都樂意與女性主義運動合作,收編其性別語言但排除尖銳的性別議題,然後再來一齊反色情 (Vance, “Negotiating” 37-39)。面對此種趨向保守的發展,感到憂心的女性主義者遂於1982年在紐約州Barnard College舉辦Scholar and Feminist IX Conference時,把主題訂為「邁向性政治」(“Toward a Politics of Sexuality”),希望在討論中肯定女/性能動主體的存在,開拓女人在性領域中的運作空間。這個會議雖然在會前及會中都受到各種阻撓和打壓(Vance, Pleasure xx-xxii),也被人抹黑為「支持色情」的「反女性主義」做法,但是卻在眾口一聲的主流反色情浪潮中為女人和性的正面積極關係留下許多突破的另類觀點。

這些肯定女/性主體的女性主義者指出,反色情運動視色情為首惡的批判有其盲點。首先,反色情運動假設女性主體受色情之害最深,因為女人在其中被呈現為「非人化的性玩物」,可是這些反色情的批判卻沒有以同樣的熱切急迫,來評估其他同時存在的文化論述──包括由家庭及教育中的性別養育方式、傳媒及語言中的性別刻板形象、到法律及經濟結構中的性別不平等規範──是否在性別建構中扮演著更不為人察覺也因此是更為深刻的塑造功能(Rubin, “Thinking Sex” 28; Snitow, “Retrenchment” 11),是否更廣泛的奪去了女人定義自己的權力,扼殺了女性主體的形成。追根究底,色情並不是性別歧視運作的唯一場域,更不是性別歧視最強的場域──然而在這個忌性(sex-negative)的文化中,女人從來就被訓練得對「性」的各種呈現(色情是其中最為明顯的)特別敏感(Assiter & Carol 152),性領域的理論發展也還沒有累積出有力的語言,致使任何有關「性」的公共言談要是不想從現有的「道德」論述中出發,就只能在「性別」語言中進行。總之,色情批判在激進/文化女性主義的手中成為性別抗爭的主要場域,一方面在理論上反映了她們對性/色情的理解和固著,另方面也接合了比較有正當性的主流抗爭進路。

當女性主義性別批判聚焦於色情時,除了有可能淡化抗爭性別壓迫的其他面向之外,也間接的界定了女性主體與情慾的可能關係。對反色情持保留態度的女性主義者就指出,像Dworkin之類的反色情論述總是抗議色情把女人描繪為男人的性玩物,被動而無力,也就是說色情否定了女人的身體主權;然而她們自己所描繪的所謂女性主體「真相」卻又總是「非性」的(asexual),甚至是非常不喜歡性的(Assiter & Carol 16)。這也就是說,Dworkin等人認為女人根本沒有(異性戀)情慾的需求,女人都是被動的被男性暴力強迫進入性行為的,女人在情慾中是全然的受害者。吊詭的是,這種女性無慾形象正好和父權一向所規範的低慾女人形象頗為相合。另外,過去一百年來的各種科學(如醫學和性學)論述以及文化(如有關性別特質的)論述,都把男人的性刻劃為衝動的、淫蕩的,而把女人描繪為無力的、高度敏感的、多愁善感的(Segal, “Sweet Sorrows” 69)。以此來看,反色情運動的控訴和對女人的描繪也恰巧投合了異性戀父權社會原有的性/別主體假設,反色情論述所描述的女/性無力主體也恰巧複製了色情材料中的幻想世界,反而強化了反色情者本來宣稱要批判的色情意識形態(Wilson 27)。

面對色情的現實存在,反對一味打壓色情的女性主義者因此對色情所呈現的女性主體位置提出了不同的詮釋和理解。她們指出,缺乏社會資源和機會可供自在發展或表達自己的情慾,一直都是女人所承受的性壓迫形式之一,色情雖然不全部都合乎女人的需求,但是至少在性論述中為女人身心中那些無以名狀的縫隙和空洞提供多樣的、可能的形體(O‘Neill 70)。而且,有些色情也呈現女/性角色在性活動中採取主動,掌控局勢,既不被動也不屈從,比起其他的文化呈現來,色情顯然為女性的情慾能動力提供了比較大的運作空間,容許女性在情慾上展現多樣另類的角色,也容許女人按照她們的慾望來表現性感而不加懲罰或罪惡感(Carol & Pollard 55; Segal, “Sweet Sorrows” 85),對女性情慾主體的壯大而言反而是比較友善的。畢竟,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有不少女人喜歡看色情,喜歡情慾發動的感覺,喜歡享受性,而且自己主動參與並主導性活動(Assiter & Carol 15)。[22] 就這些女性情慾能動主體而言,色情並不一定是全然負面的,女人在情慾的世界中也不一定總是受害者 [23];相反的,支持性革命和性解放的女性主義者指出,比起堅決的查禁一切色情產品以保護女性,色情的進一步開放──如情趣材料的普及和正當化,訴求女性口味的色情產品及消費場所,女同性戀角度的色情描繪,性工業中女性工作者權益之伸張等等──對女人而言更為有利(Ehrenreich et. al. 108-118; Tieffer 129-134)。

IV

針對這種女性情慾能動主體的描繪,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MacKinnon提出兩種質疑。

其中比較宏觀的第一種說法是用社會建構論來說明現階段女/性能動主體之不可能。MacKinnon指出,以現有的社會而論,此刻女性所表現的情慾是有文化特殊性的(Toward 151),是在現有社會壓迫和排擠中形成的自保策略;因此,如果有人把這種在現有性別壓迫條件下形成的情慾當成女人的能動力和自主性的表現,那就是無視於性別歧視的具體存在,這不但輕看了女人所受的壓迫,也是太過簡化的說法。換句話說,只要性別(也就是性的)不平等存在一天,我們就不可能看到女人「真正」的性。

比較微觀的第二種說法則嚴厲的質疑現實生活中女人所表現出來的具體情慾需求。MacKinnon首先指出這種享受情慾的女/性主體可能只是一種虛假意識,因為:「人不是隨時都知道自己要什麼,她們有隱藏的慾望和摸不著的需要,她們缺乏對自己動機的認識,有扭曲的和含混不清的互動關係,而且她們喜歡模糊化真正在發生的事情」(Toward 153)。換句話說,許多女人看起來是自發的想要性,享受性,但是MacKinnon認為事實上這些女人是不夠自知的,她們的慾望和享受是被建構出來的。那麼,到底誰有能力知道女人真正要什麼?MacKinnon沒有提供什麼直接的答案,她只承認,女人當然想要更多的性,但是這種性絕不是簡單的、男人想像的那種性慾的滿足,因為,很多(在男性)看來不性感的事情(在女性看來)都是性感的(Toward 153)。這也就是說,女人的性和男人的性是截然不同的,不過,實質上有哪些差異則沒有具體說明。當然,MacKinnon並不會否認女人和自己的「性」之間需要有某種積極的關係,但是她卻只能提出一種消極的想像:「聽著,我也希望增加女人的力量以便控制自己的性,增加女人的力量來控制社會對女人的定義和對待。而我認為這就意味著減少色情對女人的性的控制。」(Feminism 140)。照這個邏輯來說,減少色情就會增加女人的情慾自主力量。

不管是宏觀還是微觀,MacKinnon對女/性主體的這兩個質疑都有其弱點。首先,假使如MacKinnon的社會建構論所言,在現有性別壓迫制度之下不可能形成女性情慾能動主體──因為,只要性別(也就是性的)不平等存在一天,我們就不能自以為女人已經掌握了她們自己的性而且可以在情慾的場域中操作並改變現實──那麼,我們似乎也沒有理由相信,在同樣的社會環境中,女性可以在任何其他場域發展出能動的主體性來。畢竟,女性的知識、教育、就業、氣質、能力、政治參與、文化生產等等都是在現有的性別壓迫制度之下建構形成的,都可能是女性「在現有社會壓迫和排擠中形成的自保策略」。這麼一來,女性解放還能指望用什麼方式壯大自己,突破父權呢?如果MacKinnon要說女性可以在這些其他方面有主體能動力,有抗爭的實際效果,但是在情慾方面就特別不能,那麼,她還需要提出另一套更徹底、更細緻的宏觀社會分析,解釋(而非斷言)情慾或者性在社會結構中有著什麼樣的特權或優先位置,以致於特別的難以被女性動搖。[24] 再說,如果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相信女人「真實的面貌」是不但無慾甚至也不喜歡性,這個「真實的」女性主體又是如何免於被社會建構的呢?換一個角度來問,難道MacKinnon自己所建議的「很多看來不性感的事情都是性感的」本身可以自絕於社會建構?此外,MacKinnon自己不斷強調,在整體社會政治改造尚未完成之前,任何片面的(性)平等都是把女人限制在現有的(性)定義之內,都是對女人不利的做法(Toward 153-154);那麼,「減少色情就會增加女人的自主力量」這個建議又將如何超越這樣的結構性侷限呢?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MacKinnon的社會建構論只是用來證明,某些女人此刻所表現出來的情慾能動力(erotic agency)是在現有社會條件之下創造的,因此是男性社會的產物,是片面的表現,是虛假的意識;那麼,同理推之,女性主義有什麼理由相信女性目前在知識、教育、就業、氣質、能力、政治參與、文化生產等等場域中發展的主體性不是虛假意識?更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樣的發言位置使得MacKinnon可以斷言別的女人的情慾需求和享受是虛假意識?這種發言對那些女人而言又是什麼樣的權力效應?Adrianne Rich在1986年為其經典文章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加上<後記>時,就不得不面對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的洞見:「虛假意識的說法會使我們看不見受壓迫的人在生命中有其需要及慾望,也可能使我們在看見別人的經驗和我們自己不同時,很輕易的就去否定別人的經驗」(247)。換句話說,連Rich都不得不承認:只有那些不自覺自己占據優勢權力位置的人,才會相信自己有特別的洞見,可以「看出」別的女人對性的慾望和享受只不過是「虛假意識」。

再說,當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說一切的性都是男性的性,一切的色情都是性別壓迫的時候,這裡的異性戀假設又將置女同性戀情慾主體及其需求於何處?[25] Danae Clark在討論女同性戀與商品文化之關係時指出,女同性戀往往建構自己的身份符碼及閱讀方式,積極挪用、顛覆、玩耍主流商品語言中的異性戀情慾呈現,以建立女同性戀自己的慾望、認同與社群(194)。如果說女同性戀情慾在異性戀商品文化中都找得到能動的空間,那麼,MacKinnon憑什麼斷言異性戀女人在男性(異性戀)色情圖像中就只有屈從宰制的命運?回到先前的宏觀分析,激進女性主義者相信(某一種清純的)女同性戀情慾是「真正的」女性情慾,可是,這種既存的女同性戀主體又是如何躲過男性社會的建構的呢?

追根究底,根本的問題是:除了徹底拒斥情慾之外,女人到底有沒有可能進入並改造情慾場域的權力邏輯(Segal, “Sweet Sorrows” 79)?可不可能有女/性能動力?

照MacKinnon所想,大概是絕對不可能的。可是,難道社會建構論只能用來指出女性主體在異性戀情慾體制中之全然無力和無望?在這裡,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女性主義與社會建構論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色情辯論中我們已經看到,當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不是被用來凸顯現有權力佈局及身份認同的不穩定,或者不是被用來呼召新的、另類的情慾文化建構之可能性;相反的,當社會建構論只被用來證明那些(現在就已經在挑戰父權對女性情慾管訓之)女性情慾能動主體是虛假意識,或是被用來質疑另類情慾文化創造(例如肯定表達情慾、支援邊緣情慾模式等等)之進步可能時,這種社會建構論說穿了,也只不過是另一種文化本質論(essentialism)而已。它是一種建立在負面定義(negative definition)上的本質主義,只致力於定義什麼不是女性主義,什麼不是女人的「真正」面貌,什麼不是女性情慾主體,或者什麼不能算是女性情慾解放。它對於女性之間任何尚未被認識的差異深具戒心和懷疑,而在這些負面定義中,女性的某種固定的、統一的基本本質卻也是昭然若揭的。同時,這種社會建構論在運作時其實更像簡單的決定論(determinism),因為當它只從「性別」的角度來思考「性」時,它似乎只能無力的提示既有性別社會結構的深遠力量及其難以動搖,而且由於這種社會建構論的眼中只有素樸的性別觀察,把性的文化建構(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全面化約為性別的建構,而看不見性場域的半自主性(semi-autonomy)[26],因此它也懷疑那些發掘並串聯各種抵抗的情慾主體的策略是否有可行性。換句話說,這種建構論根本沒有為女/性主體主動介入以改變情慾權力現實留下多少可能的空間,而只是在本質論和決定論的情結中持續質疑新生的情慾現象和論述。

事實上,被某些人視為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奠基者Judith Butler在討論女同志的主體形成時就一針見血的批評女性主義論述中常常執行「排她實踐」(exclusionary practices),透過純然負面的「限制、禁止、規範、控制、甚至『保護』」,來生產看來自然天成而且統一固定的主體──「女人」;這些排他的本質主義式定義,正是傅柯所批判的那種「司法論述」(juridical discourse),它們不但隱藏了權力運作的效應,更經常排擠差異,對其他不合這些規範的女性主體施加另一種入匭(櫃)的壓力 (Butler, “Imitation” 310-312)[27]。Butler在名著Gender Trouble中談到1980年代女性主義者的性辯論時更明確的指出,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所有的性都是男性權力主導的,只要女人參與(異性戀的)性活動就逃不了被壓迫的命運,而Butler認為這種本質主義式的說法很有問題。因為,「在權力關係網路中浮現的性並不是簡單的複製或抄襲『法』(the law)的本身,也不是男權性別體制的全盤重複。被體制生產出來的性形式總會偏離其原本的目的,而在無意中動員一些『主體』的可能,不但超越現有文化理解(cultural intelligibility)的範圍,事實上還會更有效的擴大文化理解的疆界」,而Butler認為這正是女/性能動主體的存在基礎(29)。Butler甚至直言,女性主義者如果妄想會有一種女性的性(sexuality)是「先於、外在於、或超越」現有(男性)權力的,那不但在文化上不可能(cultural impossibility),而且在政治策略上也是不切實際的夢想而已(politically impracticable dream),反而會延緩我們積極思考如何在地的(locally)在現有的性別實踐中創造顛覆的可能(30)。

V

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1980年代像Dworkin 和MacKinnon這類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在理論上的建樹以及她們在論述上的影響,倒是激勵了另外一些女性主義者在性理論領域中積極耕耘,為女/性能動主體提出各種理論的支援 [28]

佛洛依德-拉崗精神分析派理論對主體形成、語言、愉悅、和慾望的探究使得色情不再被簡單的視為什麼機械式滿足男性飢渴衝動的圖像。她們指出,情慾的愉悅本身就是一個牽涉到無數有意識無意識的記憶和經驗、而且必須透過語言符號中介才能形成的複雜心理程序(Cowie 135-139; Warner 110-112; Williams, “Pornographies” 249-250)。而作為在語言符號指涉系統中運作的程序,所有伴隨著符號指涉而來的不穩定都成為思考情慾時必須面對的因素。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主體(男)客體(女)之間不可能是簡單的、固定的、對峙的權力關係,因為主體並非外在於客體的孤立實體,同樣的,客體也不是外在於主體的存在。相反的,在語言的穿透之下,他們是彼此互相建構的:「主體必須透過語言的客體化中界,才得以運作。同時,我們只有透過語言的主體化中界,才得以認識客體。這也就是說,語言變成了模糊主體和客體疆界的東西」(Warner 112)。這麼一來,男性、色情、和女性之間的關係就再也不是Dworkin 和MacKinnon所描繪的那種簡單無縫隙的主客壓迫,而存在著許多複雜的相互滲透,也因而包含了更多可能供女/性主體建立和壯大的空間。

另外,眾多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學者也已指出,主體在消費文化事物時總是在主動的、選擇性的使用、重組、延伸、記錄、幻想、拼貼、著色那些過去曾經以及現在正在進入認知和感受範圍的文字影像;即使在色情材料的消費過程中,主體也不是被動的、消極的吸收而已。相反的,如Jennifer Wicke所言,這個過程中牽涉到「影像和字句的移轉和剪貼,以便讓色情材料有效的嵌入個人的幻想世界──事實上,這是一種調整通融。這個過程經常牽涉到全面的消除眼前呈現的元素,或者改變其中突出的部分。色情的圖像和文字必須混入或者戴上歷史的或/和個人私密的幻想意義,才能被『消費』」(Wicke 70)。換句話說,色情不是全面籠罩或操作觀看的男人女人;這些主體不是全然被動的、無力的接收;相反的,其中充滿了變數和縫隙,女/性主體更可能透過另類論述來詮釋與轉化色情的意義與效應。[29]

從這個角度來看,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對色情的分析是極端簡單的「形式主義」和「行為主義」,而當這兩個基本假設配搭在一起時,它們都傾向於限制或簡化女/性主體的存在和運作。當形式主義面對色情時總是認為色情的意義是固定的、獨立的、顯見的存在於色情產品中,毫無曖昧,也無變數,色情就是而且都是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行為主義面對色情時則認為色情與觀看者各自是獨立的、穩定的個體,它們遭遇時的關係則是單向的、機械的「刺激-反應」模式,觀看者只能被動的被色情的內容操作左右,而色情既不會因著觀看者的主觀操作而挪用,也不可能被另類的詮釋模式解讀。在這兩種假設中,主體要不是根本沒有作用(有沒有她,都不會影響到色情的意義),就是完全無力作用(她只能任由色情踐踏蹂躪而已)。

相較起來,另外一些女性主義者對色情的意義和效應就抱持了比較彈性開放的態度,對女/性主體本身的形成和情慾也有著比較繁複的認識(從無意識到性幻想,從非理性到矛盾情結,從慾望軌跡到愉悅和匱乏)(cf. Assiter, Cowie, Segal, Williams, etc.),這些不受限於形式主義和行為主義的細緻思考,為女/性能動主體提供了比較多運作的可能與空間。

除了心理分析和文化研究之外,認同理論(theory of identity politics)的發展也逐漸幫助許多女性主義者看到,影響色情觀看者認同的關鍵往往並不是簡單的性別因素(男認同男,女認同女),而主要是慾望的位置(Cowie 141)。這個慾望並不如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所描述那樣只是單純的壓迫或宰制,而是和性幻想有緊密的關係,而性幻想本身則被視為一個極為複雜的領域,不管男人或女人的性幻想都充滿了期望、滿足、暗流,但是也同時有噩夢、驚惶等等(Cowie 152; Segal, “Sweet Sorrows” 69-72),遠遠超過簡單的生理或性別歧視的場域疆界。在這些思考中,主體與色情的遭遇不但不是簡單的認同,反而有可能形成攪擾或顛覆。比方說,主體在(性)幻想中可能進入多種位置,但是在每一個色情材料所呈現的色情情境中,主體的位置選擇會受到什麼樣的限制和運作(Cowie 139-141)?是不是某些情境的色情材料(如同性戀、S/M、雙或多性戀等)特別能操作「變態的動力」(the perverse dynamic),而因此有顛覆既有情慾框架的效果(Williams, “Pornographies” 243-262)?另外,在觀看的過程中,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的觀看者,他們認同的對象往往是在當下慾望故事敘述中與己身慾望相連的人物,而不一定是哪一個性別位置;因此極有可能男性觀眾會與色情中的女性角色認同,而女性也有可能和色情中的男性角色認同,而且在觀看的過程中,這個想像的認同還可以隨著敘事的發展而變換遊走[30]。這些複雜的思考都使得色情和性別主體之間的關係愈來愈不可能像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所想的那麼簡單。

另外,傅柯對於權力的分析也暴露了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在描繪性別壓迫時,同時扼殺了女/性主體存在和運作的機會。反色情論述的性別化約主義嘗試把情慾世界的權力關係簡化為男性與女性之間截然的不平等與壓迫 [31],在這個情慾宇宙之中,女/性能動主體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注定受害,因此,反色情者所能提出的抵抗方式也只能是全然的排斥情慾或者以分離主義劃地為界,企圖與(男性)權力毫無瓜葛。但是,傅柯的權力分析早已指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並沒有全然的二分和對立(Foucault 94),「歷史上從沒有存在過一旦建立就永久穩固的征服」(Foucault 97)。這不但是因為權力是無所不在的,極端不穩定的,只要有權力的落差就有可能勾動敵意,並形成抵抗;更因為情慾關係同時還被其他社會關係穿透(如階級、種族、年齡、代間、經驗、身體狀態、文化資源、種屬等等),這些錯縱複雜甚至緊張矛盾的權力關係連結成多重的權力網絡,也因此提供了多重的抵抗節點(Foucault 95)。面對這樣的權力運作,抗爭者不必妄想可以自外於(男性)權力,我們真正應該努力的問題是如何生產更多的另類論述,策略的呼召女/性能動主體,在地的(locally)整合串連抵抗的位置和關係(Foucault 96),移轉動搖情慾場域中的性別權力邏輯。而在這一點上,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顯然無法提出多少貢獻。[32]

以上的討論顯示,1990年代有關色情與女性情慾的論述眼界已經開始吸收後現代和後結構理論的提醒,邁向更細緻、更多樣、更有顛覆動力的思考和運動策略,對主體性、慾望、幻想、語言、權力、性別認同等等也發展出比較複雜的認識,逐漸擺脫太過簡化的實證假設。這些理論資源不但可以為台灣原本單一薄弱的色情批判注入新的思考焦點,呼召女/性能動主體改造現有情慾邏輯,同時也可以為本地其他和女體相關的爭議性議題(如充斥平面及影視媒體的女體廣告、女性情慾解放論述、成功挪用女性主義語言的瘦身廣告等等)提出更開闊的眼界和思考空間。面對商品文化積極塑造女性消費主體以及主導女性身體和情慾的文化生產,女性主義對女/性能動主體的思考恐怕至少需要趕上1980年代美國女性主義者的眼界:

每當我們害怕自己的慾望時,我們就已經奪去了自己的行動能力…沈默、隱藏、恐懼、羞恥──這些力量一向被強加在女人身上,以便使我們不知道(更遑論掌控)自己想要的。難道我們現在還要把這些東西強加在自己的身上嗎?(Hollibaugh 406-407)[33]

[1] 同一段時間之內,還有許多比較沒有引起廣泛討論的相關事件。例如,1995年初《法國性文學大系》以學者主編法國文學經典之正當形象出版,沒有多久便遭查禁,在當時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的風潮中還引發了言論檢查的爭議。1996年初《花花公子》雜誌也被查扣,書商王燈松判刑三個月,連販賣店員沈台雲、許麗雲亦被判拘役30日。看來,政府的公權力雖然暫時不再管轄政治言論,但是對鉗制其他(如情慾)言論及出版自由仍採取強硬手腕。同時,在故宮國寶出國展覽事件的攻防戰中,有民眾持故宮販賣的複製法國裸女畫明信片,要求立委丁守中出面抗議故宮販賣「色情圖片」,再加上最近三台持續播放鼓勵民眾檢舉非深夜時段或非鎖碼頻道播出之色情節目,媒體對社會上新興的性現象也不斷升高關注,從公關公主到午夜牛郎到青少年的性活動到電腦網路上的性言性語和色情光碟。從這些跡象看來,顯然官方和民間都開始凝聚對色情的警覺與敵意,一時間,「色情」也成了眾所矚目的社會問題,脩關傳統道德的存亡與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見何春蕤,〈性的白色恐怖〉,《財訊》1996年2月,152-153頁。

[2] 許多學者都曾在一連串的公聽會中發言,支援情慾言論之自由。例如,何春蕤,〈取締色情,無益眾人身心〉,1995年4月21日中國時報11版。

[3] 此處所說的「能動主體」並不需要假設有什麼笛卡爾式或人文主義式的獨立自由主體先驗的存在於語言之前,自發自主的操作意識、思想、反省能力。相反的,主體當然是社會建構的,但是這也並不表示它就是全然被決定了的。換句話說,即使主體是被建構的,我們仍然可以期待挖掘並壯大主體的能動力,見Judith Butler在Gender Trouble最後一章中對能動力的討論,特別是145-149頁。本文強調「女/性能動力」,乃是關注女性在性(情慾)領域中的可能施力。

[4] 羅燦煐曾經嘗試以論述分析來展現這個意義轉折的動態發展。然而她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保守的主控論述和抗拒的對立論述如何競爭對A片事件的定義,卻並沒有處理對立論述中的性批判論述如何壓抑了原本推動台大女生看A片的性解放論述。〈性(別)規範的論述抗爭:A片事件的新聞論述〉,《性/別研究的新視野》,何春蕤編,台北:元尊文化,1997,191-240。

[5] 這個辯論的相關文字散見於當年各種女性刊物及書籍中,本文的書目可為參考。另外,有學者曾嘗試介紹這些爭議的重點,但是結果只不過提供了一個非常偏頗的敘述,連書目也實施高度篩選(如Susanne Kappeler在一本介紹女性主義學術成就專書中的簡述);Steven Seidman則用性愛合一主義(romanticism)與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的對立來理解這場辯論,算是一個訴諸客觀但是無法觸及辯論核心的敘述(Embattled 97-143; Romantic 133-143)。

[6] 在被強烈情緒及道德貫注的討論框架之內,連反對色情被特殊對待的基進性/別研究學者,如Jeffrey Weeks (231-236)和Gayle Rubin (“Misguided” 25-36),也多半只致力於對色情的定義和效應提出反證,有力但消極的證明色情不如其批評者所言那麼統一性質,或者色情和暴力及性別歧視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的等號云云,而無法跳出這個「再現」的討論框架。

[7] 色情的定義主要是在19世紀屢見不鮮的淫穢出版品審判中形成討論與爭議的論點軸線,其中主要是目前已成為文學經典作品的Fanny Hill, Madame Bovary, Lady Chatterley‘s Lover, Ulysses 等等,更在20世紀中葉以後因著影像愈來愈鉅細靡遺,而且藉著科技愈來愈普及擴散而成為大眾的焦點,勾動廣泛的警覺。對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Walter Kendricks的經典作The Secret Museum: Pornography in Modern Culture (1987)及Gordon Hawkins & Franklin E. Zimring 的Pornography in a Free Society(1988)。至於色情的社會效應,在實證科學興起之前,這方面的論點充其量只是道德或宗教上的宣示,直到20世紀中葉以後才開始有大量量化型的研究試圖證明色情與暴力或色情與性犯罪之間的因果(或對應)關係,女性主義者對這些研究也有檢視,可參考Lynn Segal, “Does Pornography Cause Violence?: The Search for Evidence, ” Dirty Looks: Women, Pornography, Power, eds. by Pamela Church Gibson & Roma Gibs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3) 5-21。

[8] Walter Kendricks在1987年出版的The Secret Museum: Pornography in Modern Culture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歷史敘述來說明色情在西方社會中變遷的意義與地位,同時也對當時甚囂塵上的1980年代女性主義色情辯論注入一股建基於歷史及社會分析的討論資料。

[9] 像這樣保護主義式的論述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之內至今仍是主流,所以在台大女生宿舍放映A片事件中會不斷出現警語式的反應:女人看A片是很「危險」的,因為在她們的心靈很脆弱,很可能會被誤導而墮落(也就是被激動情慾,產生性衝動),而在成淵國中事件中,肇事的男生宣稱是由A片中學來的騷擾模式,更加證實色情材料會在心靈不成熟的青少年心中產生不良後果。本地知名性教育者就說:A片是「最錯誤的性教育,所以青少年、心智未成熟的人絕對不宜,甚至有性暴力犯罪者是看了A片後引起過度衝動所致...所以A片絕對不能任意租售、公開放映來蠱惑某些人敗壞整個社會的風氣,但在開放的社會中應該讓它存在,經由管制和法律規範使其負面效應減至最低...我們最好把社會中的A片清理一下,剷除腐敗人心的A片,而激起春情的A片在租售店、家中從嚴管理」(江漢聲)。像這樣的保護主義論述又何嘗不是對某種「文化民主化」的的反挫?

[10] 性革命其實包含了這個階段沿著性別這條軸線所發生的各種變化,本文此處所指的特別是在性方面的種種改變,有關這方面的歷史社會分析可參考Barbara Ehrenreich, Elizabeth Hess, Gloria Jacobs, eds., Re-Making Love: The Feminization of Sex (New York: Doubleday, 1986),比較細緻的、關注到個人層次的歷史追溯則可參考Linda Grant, Sexing the Millennium: Women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1994)。也有人認為1960至1970年代在性方面的所謂革命其實並沒有為女人帶來真正的性自由,見Sheila Jeffreys, Anticlimax: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0)。

[11] 邊緣對主流文化產品的挪用從來就毫無顧忌,色情材料對主流材料的挪用改寫更是十分常見。原本主流意識形態的電影、文學、童話故事、MTV音樂錄影帶於是都在這個過程中被改製成色情材料,崁入邊緣的文化脈絡,造就另一種文化顛覆。

[12] 我在許多地方(包括《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都已指出女性情慾解放的氛圍與提升反性騷擾及反性暴力的意識覺醒和自我壯大培力密不可分。另見何春蕤,〈性騷擾與性歧視〉,婦女新知162期,1995年11月, 20-23頁;具體例證則可參考我在性心情工作坊中的研究,見《性心情: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張老師出版社,1996年。

[13] MacKinnon就明確指出,監控淫穢產品的法律從沒能夠真正禁絕色情,反而透過其禁制的措施,標誌出並且強化了色情的吸引力,把情慾勾勒為色情材料中男人對女人的控制。在這一點上,有關淫穢的法律事實上保存了它宣稱要禁絕的色情,MacKinnon因此認為透過這類法律條文來對付色情是沒有用的(Feminism 162),只有把色情和民事訴訟罰則相連,才能挫折色情的生產與消費。

[14] 這些字眼常常也被1980年代的保守團體收編為己用,以推動另外一些保守的議題(Vance, “Negotiating” 31)。正是這些浮濫的運用才使得一些女性主義者開始反省這些字義的歷史變遷。

[15] 有些女性主義者提醒,「物化」觀念的神聖符號有時甚至變成一種緊箍咒,連覺得自己愛人的身體有某一部份特別具有吸引力,都會引來「物化」的自責聯想(Carol & Pollard 47)。

[16] 庸俗的批判總是把商品化變成了全然負面的意義,可是,在馬克思及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理論中,商品化有其進步的一面,甚至是孕育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必要條件,因此這些理論大師從未將商品化全盤否定。另外,在晚近的同性戀、女性情慾、以及其他性多元人士的解放與認同政治中,商品化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例如S/M與性工業之間的緊密關係就可參考Ehrenreich et. al. 123-125;商品對性權利和性認同的建構則可參看Evans, Sexual Citizenship)。

[17] 這個對抗「物化」的聖戰,不但擁有追求性別正義的光環,同時也串連了變遷社會中某些知識份子對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的不齒與抗拒。而原本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階級語言,在套換成性別語言之後,完全不減其強烈的抗爭意味,難怪即使在政治上保守的女性主義者(如MacKinnon)也深受左派的批判語言的吸引。當然,這種抗爭目標的窄化有其深層的蘊含,畢竟,文化工業論中的批判角度是有主體預設的。對這個預設提出反省的女性主義者Jennifer Wicke就指出,批判理論所假設的消費模式是簡單的吸收模式而已,以為文字影像是直接而原封不變的進入主體沈睡的意識,然後按著設計者或創作者的計劃,或是照著主流霸權的意義詮釋架構,來塑造主體的意識和感受,完成「洗腦」的工作。在這樣的理解架構中,主體是一團等待模塑的爛泥,只有在強勢文化之下被殘害的命運。換句話說,在大眾文化的陷阱中,主體只是毫不反省的把觀看的東西內化,被動的吸納入自己的思考感覺體系而已(Wicke 68)。有關文化消費的複雜過程及其中可能的抗爭節點,在整個葛蘭西(Gramsci)學派對於意識形態和人民抗爭的突破看法中,以及晚近如Pierre Bourdieu, Michel de Certeau, 及Fredric Jameson的理論中,都有很詳盡的處理,甚至法蘭克福學派的Theodor Adorno和Walter Benjamin也都曾指出商品文化消費有其二重性的意義,不是簡單的單向剝削,此處不再重複。畢竟,如果我們的眼光受到形式主義的導引,只看文化事物本身,那麼我們可能只看得到「消費」,也就是只看得到文化事物被單純的吸收或消耗;但是,如果我們考慮抗爭的可能性,而把眼光投注在進行消費的「主體」身上時,我們發現還有許多活動和過程的空間,有待我們觀察。

[18]  MacKinnon堅持色情不是「再現」而是「現實」,這恐怕也有其務實的考量,因為,「再現」往往需要容許詮釋的空間,而色情有可能從其間逃逸;但是「現實」──也就是男宰制女的現實──就不容許任何游移/懷疑,色情也因此無法自我辯解。

[19]  近年來各方討論色情的社會效應時,也常常套用女性主義論述性別不平等的語言和方式,從A片如何教導男性貶抑女性的角度去來談A片的社會影響。例如台大A片事件引發社會討論時,便有自由派的性治療醫師由性別的角度來批評A片:「男性從A片中累積了性的操控凌虐和男性霸權意識,也積聚了男性宰制女性、物化女性的一貫傾向」(張尚文)。

[20] 1983年MacKinnon與Dworkin在Minneapolis市議會提出法案,為女人的公民權遭受侵害,要求民事訴訟權(Toward 146n),首度將反色情的抗爭由道德譴責轉進為法律訴訟罰則,為女性主義反色情運動提供了有力的新論述方式,雖然後來終究遭受挫敗,這個將色情納入民事訴訟範疇的策略,卻大大的提升了反色情的討論水準和正當性。這方面的發展可參考Hawkins & Zimring, eds., Pornography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Cambridge UP, 1988)。

[21] 這種說法受到許多熟悉精神分析理論的學者質疑,他們認為事實上「當代的色情所彰顯的並不是男性權力(men‘s power)的現實,而是男性乏力(men‘s lack of power)的現實」(Soble 7; Segal, “Sweet Sorrows” 68-73)。

[22] 反色情女性主義所描繪的女性無慾形象,恐怕正是使那些情慾能動女性主體在現實生活中飽受排擠和打壓的力量之一。

[23] 在這方面,本地論述也已有很明確的宣告,見柯梧,〈權力與能動性〉,《島嶼邊緣》14期,1995年9月,59-60頁。

[24] 有趣的是,性解放的女性主義者常常被抹黑為過分看重情慾的「性萬能論」,但是事實上,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才會傾向把性抬高到最重要的地位,當成性別不平等關係的核心,視為最不可能動搖的文化環節,因此她們對女性主體主動進入情慾場域並企圖改變個中的權力關係,持懷疑和悲觀的看法。相反的,性解放的女性主義者卻不認為性有什麼特別的重要或不重要,她們相信性和其他(像政治、經濟、教育、法律等)社會場域一樣,都可能由女性能動主體的介入操作而改變。

[25] 色情辯論所激發對情慾的進一步研究認識,後來也使得女性主義者開始突破反色情運動對主體所抱持的異性戀假設和情慾沙文主義,對女性主體在情慾上的多樣性以及因為情慾而承受的壓迫有更深刻的認識。相關討論可參看Pat Califia, Gayle Rubin等人。

[26] 對於社會各不同場域之間的互動權力關係,以及忽略性場域的半自主性的後果,我曾經提出一個初步的探究,請參考何春蕤,〈性騷擾與性歧視〉,《婦女新知》162期,1995年11月,20-23頁。

[27] 亦可參考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2。

[28] 此外,反色情運動對女同性戀S/M的批判,對男同性戀的敵意,對各種性多元人士(易裝、變性、S/M、雙性戀、動物戀、跨代戀、家人戀等等sexual minorities)的攻擊,也激勵了酷兒理論的誕生和壯大。

[29] 如果說像Ann Kaplan分析的那樣,在現有文化、語言、甚至無意識的脈絡中,能夠凝視就表示必須在男性的位置上進行以男性為主體的(性)幻想,那麼,女性主義者除了重新思考母女之間的對等凝視,以創造新的主體形構之外,還有沒有別的策略來創造女人的主體位置,進行女人的(性)凝視與幻想(330-331)?甚至連女性的裸體圖像也不一定只成為男性凝視的客體,事實上很多女畫家是由臨摹自己的裸體開始創作的生涯(O‘Neill 74),

[30] 本土已有研究的實例,見何春蕤,《性心情: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張老師出版社,1996年,42-49及183-186頁。

[31] 傅柯一直強調,權力分析首要就是脫離他所謂的「法律-論述」(juridical-discursive)模式,在這種「法律-論述」模式中,權力和性之間的關係是負面的、壓抑的、限制的,權力單向的裁定了性只能如何運作,然後以禁止、檢查、懲罰等等措施來加以全面掌控。由這個角度來觀察,MacKinnon在分析男性權力與女性情慾之間的關係時,所使用的論述正是傅柯所批判的那種「法律-論述」模式。

[32] 我在比較文學會議宣讀本文之初稿時,評論人林芳玫曾經指出,傅柯雖然說有權力就有抵抗,但是他同時也說,有抵抗,其中便可能有權力的運作,林因此質疑我是否「太過樂觀」。林的意思可能是指我忽略了女性在情慾場域中進行抵抗時,可能形成另外一些權力配置(例如,漂亮壞女人、第三者、女同性戀等可能形成對其他女人的壓迫)。可是這種質疑忽略了幾個事實:第一,權力並非單一性質(monolithic)的。不同脈絡中的權力運作是否同質,是否同樣的支撐某些壓迫關係,因而需要被拒斥,這是個需要在個別脈絡中思考的問題。第二,抵抗當然有可能包藏某些權力的關係,但是,單單在某個抵抗策略之外憂心宣告其中有權力關係,這樣的質疑對正在抵抗中的(甚至有現身困難的)邊緣主體而言是何效應?第三,既然抵抗之中免不了會有某種權力關係,那麼,就運動的眼光來看,重要的事情恐怕不是消極的警告權力關係的存在而已,而是積極的與邊緣的、被壓迫的、甚至尚未被認識的畸零主體連結,發掘新的壓迫關係和被壓迫的主體,以複雜化或散漫化現有的權力效應,並且以繼續的邊緣化來衝散這個在地權力與主流霸權連結壯大的可能(例如,在女性主義與女同性戀的「彼此看見」中,出現了緊張或暫難化解的矛盾,此時,我們就需要能再「看見」性工作者(妓女)、花痴、第三者等等,這些新的畸零主體便可以幫助女性主義與女同志在新的運動脈絡下,各自思考彼此的位置與關係)。

[33] Naomi Wolf在The Beauty Myth中的描繪:「怎麼開始呢?我們要毫無羞恥,要貪得無厭。我們要追求愉悅,避免痛苦。我們要隨心所欲的打扮、觸摸、吃、喝。我們包容其他女人的選擇,同時,我們追求自己要的性,而且激烈的抗爭我們不要的性。我們選擇自己的社會運動。一旦我們突破並改變了遊戲規則,一旦我們自己的美感不再動搖,就讓我們歌頌自己的美,裝扮它,炫耀它,享受它:在感官政治中,女性就是美」(Wolf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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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為什麼不應該說「超越生殖器的性」

對情慾持保留態度的女性主義者常常會強調要「超越生殖器的性」(理解為「性交或生殖器的性是比較不好的、政治不正確的」),因而主張各式各樣比較不衝撞社會成規而頗有文化品味的情慾發展,卻積極迴避和生殖器官相連的情慾模式。在一點上,女性情慾解放論一向主張「超越生殖模式的性」,可是並不主張「超越生殖器官的性」。以下我要說明:「超越生殖器官的性(交)」是理論上非常錯誤、政治上十分危險的提法。

我的主要理由是,第一,「生殖器官的性」與「非生殖器官的性」在情慾文化中是互相依賴的多元愉悅,在情慾政治中則是同遭壓迫的生命共同體。第二,我們不應該輕忽情慾現實對「生殖器官的性(交)」的壓迫,而奢言「超越生殖器的性」,否則會強化反性或反情慾的保守力量對性本身的歧視與壓抑。事實上我想指出,「非生殖器官的性」的對立面不是「生殖器官的性」,而是「生殖模式的性」;而且,為了「超越生殖模式的性」,我們更不應奢言「超越生殖器官的性」,因為,要超越生殖模式的性,就應該發達只為愉悅的性,這就意味著儘量發達(包括生殖器在內)所有性器官的情慾文化。

所謂「性的生殖模式」主張「性應以生殖為唯一主要目的」,而「超越性的生殖模式」一般都是指:性可以只是為了愉悅或其他目的,而不一定是為了生殖,因此「性的生殖模式」應當被揚棄,而代之以「性的多元模式」,也就是說,「導向生殖的性」和「不導向生殖的性」應該是平等的,而不應有高下好壞之分。在歷史上,性的生殖模式具有主宰的地位,壓迫那些只為愉悅而不導向生殖的性,因此手淫、同性戀、各種避孕措施的性交、肛交、口交、S/M等等不能達成生殖目的之「性變態」都曾被歧視、抹黑、禁止或打壓。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性變態」固然涉及了非生殖器官,但也常常可能涉及生殖器官。換句話說,生殖模式在壓迫只為愉悅但不為生殖的性時,也會壓抑(只為愉悅但不導向生殖的)生殖器官的性。這樣說來,「生殖器官的性」不等同於「生殖模式的性」。(「生殖器官的性」雖然不一定就是「生殖模式的性」,但是「生殖模式的性」必然就是「生殖器官的性」)。

為了超越或揚棄「生殖模式的性」,代之以「性的多元模式」,我們需要提倡、鼓勵並發達只為愉悅的性;為了達到此目的,我們必須開拓更多的性愉悅資源、鍛鍊更精緻的性愉悅能力,而這又意味著我們需要發達所有的性器官,而不只是生殖器官。但是在目前,生殖器官常被當作唯一的性器官,生殖器官的性交則被當作「性」的全部,這種「性=生殖器的性交」的成見,窄化了可以非常廣闊的愉悅資源,限制了可以無疆界的愉悅能力。所以「性應該超越生殖模式」的主張也應該進一步延伸為:生殖器官的性或情慾,和其他身體器官的性或情慾,不應有高下好壞之分,因為其他身體器官和生殖器官一樣,都可以是產生愉悅的性器官。這裡的的精神是「多元平等」的解放,而非再度複製新的階層壓迫。性的生殖模式本身就是一種性的階層壓迫關係,性因著促進生殖與否而有高下好壞之分:只涉及生殖(器官)的性居於上位或上階層,涉及非生殖(器官)的性則居於下階層並且被打壓。可是,我們在對抗性的生殖模式時,不應該只是顛倒原來的階層壓迫,而應該積極提倡以性愉悅自身為目的之情慾文化,與發展生殖器以外之其他性器官的愉悅能力和資源,但絕不應壓抑或打壓生殖器官或奢言「超越」。為什麼呢?

有兩個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不應奢談「超越生殖器官的性」。第一,以「生殖器官」而非「生殖模式」為打擊目標,根本是搞錯對象。因為如前所述,生殖器官的性也可能是非生殖模式的性,因此生殖器官的性也是性壓迫體制中常被打壓的對象。在這個性壓迫體制中,生殖器官的性與非生殖器官的性並非必然對立的;事實上,兩者經常互相流動與逾越、彼此促進與依賴、共同滋養與發展--試想:生殖器官的性文化因著口交、SM、肛交、同性戀、雙性戀、屎尿戀、體臭戀等而變得「變態」和豐盛,而(例如)鞋/足戀(以腳作為性器官)則被其他器官(聲音、皮膚、幻想、分泌、排泄、生殖器等等)的性所發達與精緻化。換句話說,生殖器官(或任何器官)的性文化若能發達精煉,並且被其他性器官的文化所豐富,那麼就更能打破「性=生殖器的性交」這種窄化愉悅資源與限制愉悅能力的成見。畢竟,在一個壓抑非生殖器官的性的文化裏,生殖器的性文化也不可能豐盛精緻與發達;當然,反之亦然。

更值得深思的是,生殖器與非生殖器的性,兩者在反性壓迫的情慾政治中可以說是生命共同體。因為,一種性器官的出匭(櫃/軌)文化往往與其他種性器官的出匭文化互為表裏、彼此影響和支撐。在一個壓抑生殖器的性的文化裏,非生殖器的性也難逃被打壓的命運。但是「超越生殖器官的性」的說法的錯誤,正在於它將兩種同遭打壓的情慾對立起來,彷彿「非生殖器官的性」的對立面竟是「生殖器官的性」,而非「生殖模式的性」。

不應奢言「超越生殖器官的性」的第二個理由和性壓迫體制中的另一種階層權力有關。在性壓迫體制中,除了「生殖模式的性」壓迫「非生殖模式的性」之外,還有一種是「無性」對「性」的壓迫,也就是對性的歧視(關於此處未提及的其他性壓迫,如婚內性對婚外性的壓迫等等,可參見Rubin , “Thinking Sex”)。這種對性(情慾)本身的壓迫與歧視有許多不同的表現:例如,要求「性」必須和生活中的其他事物分開隔絕起來、或者被排除在社會其他領域之外,性是邊緣的、底層的、上不了檯面的、不應進入公共領域的;性領域中的活動或關係是浮面的、無足輕重的。易言之,「無性」與「性」被賦予不平等的政經文化社會資源分配。更有甚者,性基本上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不好的、邪惡的、壞的、有害社會的、有負面效果或副作用的,故而應當被壓抑,而且必須要經過證明,才能說性在什麼情況下是好的、沒問題的。所以這種對性的歧視認為,青少年禁慾一定比有性活動好,「愛」比「性」好,等等。由於對性(情慾)本身的壓迫與歧視,連帶使得一些涉及性的人也遭到壓迫與歧視,像病人原本會受到同情,但愛滋病人卻受到歧視,等等。事實上,這種對性本身的壓迫與歧視是性壓迫體制中相當基本的構成原則。

前面說過,由於在現階段,生殖器常被當作唯一的性器官,「生殖器性交」也常被等同於「性」,因此對「性」的歧視與壓迫,就落實為對「生殖器的性」的歧視與壓迫。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超越或壓抑生殖器的性,就很容易變成反性、反情慾,而與保守反動的性歧視與性壓迫合流。而事實上,性壓迫確實經常是針對著生殖器官的情慾,例如同性戀就比「同性愛」受到更多的打壓和醜化。換言之,「生殖器的性(交)」也是被打壓的對象。因此,情慾解放論在對抗現有性壓迫、超越性的生殖模式時,一定要同時強調生殖器官與非生殖器官的情慾都是好的、正面的、值得鼓勵的。

總之,「超越生殖模式的性」是為了打破性壓迫,而不是為了打壓生殖器性交、複製新的性壓迫。提倡與發達「非生殖器官的情慾」,不是為了壓抑生殖器性交的愉悅,而是為了更豐富多樣的愉悅--包括了更豐富多樣、更爽的生殖器性交。

最後,如果說「超越」生殖器性交並不意味著「偏廢或不鼓勵」生殖器性交,那麼,作為邊緣情慾的運動路線,女性情慾解放論的「超越」總是向著更變態更邊緣禁忌更沒品味格調的情慾前進,(品味多是有階級預設的),而不輕忽生殖器性交也被打壓的情慾現實。「超越」總是在文化與歷史的現實脈絡下的超越,(感謝丁乃非在這點上給我的啟發),所以「超越生殖模式」的情慾政治不能離開現實中被壓迫的那些沒有品味的性變態、性少數的情慾,此外,也不能離開其他形式的性壓迫,所以也要挑戰現有情慾文化對單一性伴侶的執著,對婚內性的膜拜,對同/雙性戀的排斥,對另類情慾言論自由的打壓。

 

附錄:愉悅、慾望與女性主義

早年對色情材料的批評是說它沒有「美學的內涵」,但是時至今日,在女性主義及婦女運動的影響之下,這種暗含階級品味預設的訴求立場已逐漸站不住腳,新的批評立場遂強調色情材料中的表演者沒有「相互的感情」(Ross 176)。

娞歐米.巫爾芙在《美貌神話》一書中指出,要求女人節食瘦身的論述往往和婦女運動的進展齊步同行,她認為這些論述的效應正是要在女人心中引發自怨自艾和焦慮不滿,阻礙女人繼續肯定自我,拓展能力。而這個反挫的力量特別指涉到女人和她身體以及性的關係。巫爾芙很明確的說:「性、食物、和肉體;政治意識形態...使得女人相信她們不可能同時擁有這三者,以為這三個名詞會彼此抵消」(Wolf 201)。

自從1960年代以來,女性的理想身體就是像名模特兒崔姬(Twiggy)那樣的全然骨感,毫無贅肉,身上唯一可以有肉的地方就是胸部。女性主義者曾經指出,這種搭配是一個成年女人的胸部配上一個青少女的身體,而這是完全符合我們文化對女性的角色期望。壯大的女人向男人投射出一種壓迫感,是我們的文化不能容忍的,青少女式的瘦削身體暗示一種無力感,一種不會有能力操控局勢,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無力感,這種理想身體雖投射出一對乳房,但是那青少女般的身體只能向男人放出靜態的、自發的性信號,只能對男性的追求做出被動的反應,卻無力主動掌控性活動(Coward 40-43)。

“來瘦身中心一如到教堂告解或做禮拜,女性必需透過這樣的儀式為不完美的曲線懺悔 ...瘦身中心...讓女性厭惡自己原來的身體、對老化充滿焦慮,這種耗弱女性自信,將其置於黑暗情緒的作用,真正侵蝕了女性的生活動力”

“面對美體論述如此完美的包裝,我們最想說的是:讓女人擁有自己的身體,讓女人給予自己的身體意義。現在應該開始讚美每個女人目前擁有的身體形貌﹒﹒﹒女性勿須排斥美,但是,這個美的概念必須是充滿差異的,也就是承認個體的差異性(陳儒修,高玉芳)。

如果說是因為塑身神話的密集洗腦,女人才肝腦塗地的投入大量金錢時間,追求虛幻不可得的標準身材,那麼,我們要問的關鍵問題似乎不應該是為什麼有這麼多女人那麼軟弱愚蠢,居然一直上當受騙而不能自拔。而是更根本的問:為什麼塑身神話能產生那麼強大的說服力?倒底它勾動了女人什麼強大的「被壓抑的」東西(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愉悅引發罪惡感,這已經夠糟的了,更糟的是當別人批評我們的愉悅時所引發的罪惡感--我們享受烹調時有罪惡感,我們喜歡衣服的時候有罪惡感,我們節食的時候也有罪惡感。即使是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也曾經感受過那種「我不該如此做」的沈重感覺。這並不是因為有人告戒我不應該作那些事,而是因為我知道那些生活實踐早已經被分析過,也已經被批判過。事實上,許多女人對女性主義的習慣性反應就是罪惡感--因為她們喜歡傳統屬於女性的東西,因為她們結了婚,因為她們想留在家中帶孩子。愉悅或許是神聖的,罪惡感則是毫不容情的(Coward 14)

女性主義者早已指出,媒體中呈現的女體多半是支離破碎的,鏡頭裡凸顯的是乳房、美腿、豐潤的嘴唇、挺直的肩膀等等,廣告台詞裡談的是雕塑腿部、腰部、臀部等等,而且由於廣告對理想肢體的強化凸顯,使得廣告中完美的身體在與觀看者自身相比之後引發觀看者的自我否定,這種對自己的身體形狀之不滿,則進一步排除與追求完美身體目標相左的一切肉體愉悅,以罪惡感來強化女性閱聽者對自我的否定。但是自我否定的沈重負擔之下並非不可能找到破綻出路,Coward認為,當媒體重複呈現支離破碎女體的時候,女人在這種身體觀之內反而有機會發展某種自戀式的自我肯定,也就是說對自己身體的某些甚至絕大部分雖是不滿,但是還有某些部位(如耳、眼、頭髮、笑容等等)可堪告慰,畢竟,主體一定要有某種自我的肯定才可能建立對理想身體的夢想,而這種肯定的自我形象正可以形成抗拒理想身體的侷限的力量(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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