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与女/性能动主体

1994年我擦枪走火点燃了女性情欲解放运动,1995年台大女生集体看A片事件从最初宣布的女性开拓情欲,转向女性批判A片,反映的不仅仅是当时舆论的强大压力,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主流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体的认知和想像都太有限,无能回应社会的挑战,最终只能退缩。

作为回应,我写了这篇论文,以西方为例,分析「色情」概念的历史形成,并追溯了女性主义色情观点的变化过程,提供本地思考。我对于色情的一贯立场就是它需要更大的空间,更多的鼓励,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丰富我们的情欲文化,也才能良币逐恶币,用更多样的呈现来取代现有的刻板角色和剧情。可惜奋战了将近30年,现在仍然还在为最基本的色情生存权而战。

这篇论文是我1990年代在情欲解放运动高峰时撰写的「情欲政治导论三部曲」的第二篇,于1996年5月3日第20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中宣读,修改后发表于《中外文学》25.4 (1996): 6-37,随即再加少许修订发表于《色情无价:认真看待色情》:223-262。导论的第一篇则是〈性革命: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美国百年性史〉,收录于《性/别研究的新视野:第一届四性研讨会论文集》,何春蕤编,元尊文化,1997年,33-99页。第三篇〈从左翼到酷异: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酷儿化」〉则刊载于《性/别研究》3、4期合刊,「酷儿:运动与理论」专号(1998):260-299。引用时请参考本页下方原文pdf档)。

摘要:西方文化研究显示,「色情」一词的出现主要是作为一个管制文化产品流通的范畴,因此不但有其阶级上的蕴涵──预防「文化民主化」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也有其性别和代间权力的蕴涵──以便以「保护」之名进行对女性及儿童主体的身体监控。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之后,对色情的批判摆脱了原本的道德/阶级语言,将「保护」言论转化为「权利」言论,积极强化其中的性别权力分析,其论点和语言则逐步扩散,成为近年官方扫荡色情时的主要公众论述。在这样一个批判色情的氛围中,女性与色情之间的可能关系显然被窄化为敌我二元化,女性主体本身的情欲面向因而被模糊化。1996年台大女生看A片事件的戏剧性意义转折,便标记了女性主义色情批判对女「性」主体的静态平板想像。本文将针对女性主义色情批判背后所包含的对女性情欲和女性情欲主体的基本假设进行讨论,以显示有关女/性主体的讨论事实上密切相关女性主义对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具体运用。这些重要的理论资源或可为台湾的色情争议激发新的出路与思考的面向。

社会运动,包括妇女解放运动,不能只是在恐惧的基础上运作,而是向着一个异象前进。因此,单单使女人脱出危险和压迫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想,要前进到哪里去:向着愉悦、能动力、自我定义前进。女性主义不能只是减少我们的痛苦而已,她必须能增加我们的愉悦和欢乐(Vance 24)。

当剧烈的社会变迁引发舆论强烈关切社会秩序的变动时,有关「性」的论述往往成为道德及社会变迁的一个象征指标,也因而成为各方争战的场域(Weeks 74)。1990年代的台湾,除了女性情欲解放运动带动情欲文化松绑之外,围绕着情欲的攻防战主要沿着媒体上的情欲图像开展。长久以来在地下某些管道流通的色情材料随着有线电视和电脑网路的普及,穿透了年龄和性别的藩篱,更突破了学校与家庭的保护隔离,逐渐形成极高的可见度。1995年台大女生宿舍放映A片和其后台北成渊国中男生集体性骚扰女生事件,以及1996年5月大直国中男学生强暴女同学案,都快速凝聚各方强烈关注日渐普及的色情材料之可能影响,形成最近最引人注目的色情争议 [1]。目前已经浮现的相关论述普遍对色情持负面警惕的态度,担忧这些文化产品在社会整体或幼弱主体身上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此外,色情本身的直接感官诉求和广泛渗透,更加强了讨论的急迫性。虽然有一些女性主义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禁绝或检查色情,并不会有效的消除性别歧视,反而会缩小另类情欲的言论空间,强化国家对文化言论的控制;但是,这些异议的声音也得不到深刻的回应。[2]

这种薄弱单一但是激情贯注的论述氛围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接受傅柯(Michel Foucault)对论述的生成(formative)作用所提的积极说法──亦即,如果我们同意,「观看」(色情)本身是一个被论述所充分渗透的活动,而不是简单的「既有主体遭遇既有客体」,而且倘若照傅柯所言,连主体客体都是论述的「效应」,是被各种论述「生产」出来──那么,我们要问:有关色情的论述,生产了什么样的女性主体位置?面对现有塑造主体的论述政权,这样的女性主体位置又预设了什么样的女/性能动力(female erotic agency)[3]。这个「能动力」的问题对女性主义理论而言十分重要,因为,正如对能动力有深刻讨论的社会学学者纪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只有在主体有能力介入或不介入一系列事件以影响事物发展的方向时,才算是有了能动力」(256)。换句话说,女性主义若是期望呼召并壮大(empower)女/性主体,以便集体施力改变那个歧视女性的社会结构,那么当然应该对能动力的问题特别关注,而且,由于能动力总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中生产且运作,因此这不但是运动策略的问题,也是社会理论的问题。

西方文化研究显示,「色情」一词的出现主要是作为管制文化产品流通的范畴,因此不但有其阶级上的蕴涵──预防「文化民主化」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也有其性别和代间权力的蕴涵──以便以「保护」之名来进行对女性主体或儿童主体的身体监控。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之后,对色情的批判摆脱了原本的道德/阶级语言,将「保护」言论转化为「权利」言论,积极强化其中的性别权力分析,其论点和语言则逐步扩散成为近年官方扫荡色情时的主要公众论述。在这种批判色情的氛围中,女性与色情之间的可能关系显然被窄化为敌我二分,女性主体本身的情欲面向因而被模糊化。1996年台大女生看A片事件的戏剧性意义转折[4],便标记了女性主义色情批判对女「性」主体的静态平板想像。

1970、8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色情的论述汗牛充栋。女性主义的色情辩论虽然带动了对色情的深刻思考[5],但是其中假设的简单压迫模式也激起另一些女性主义者思考如何脱离受害者情结(victimology),以另类的情欲解放运动策略来壮大女/性主体能动力(female erotic agency)。同时,S/M女同性恋与激进女性主义(自称radical feminists,批判者则称她们为cultural feminists)在情欲沙文主义上的性辩论(sex debates),也生产了许多新的情欲理论资源和启示,具体对抗了当时与后者合作的制度化宗教及保守右派的收编。本文将集中处理这些论述对色情与女/性主体能动力及其壮大(empowering)的争议,以便指出有关女/性主体的讨论,事实上密切相关女性主义对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可能运用,这些重要的理论资源或可为台湾的色情论述激发新的出路与思考的面向。

有关色情的论述通常把色情当成某种文化再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而由于思考的基本架构是围绕着「再现」这个问题[6],因此相关讨论也主要集中在自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时代起就建立的问题框架上。各方论者的出发点大致有二,一个是讨论这些「再现」的本质,也就是从司法和检查的角度来为色情下定义,主要是尝试辨识和断定色情的内涵及其性质。另一个出发点则是谈「再现」的社会效应,也就是由道德及社会的角度来鉴定色情在各个阶层的阅听者身上的作用和影响[7]。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刻这两个问题各自的答案迭有争议,但是它们在具体的争议时刻却常常被引为因果、互为奥援,比方说,指出色情的恶劣本质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效应,或者从色情在青少年身上的效应来推想其本质内涵之不当等等──也就是透过讨论「再现」的本质和效应,来证明色情需要(或不需要)以特殊的方法或态度来对待(如监控或查禁)。总之,对色情的定义和效应的关注,往往是出自管理者的思考角度。

可是,不管是谈本质或效应,有关色情的论述常常带有某种对既存(given)女/性主体的假设。让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色情论述的形成,以理解其中的主体假设。

18世纪以前,西方世界物资的匮乏、印刷术的不普及、识字人口的有限等等现实条件,都使得所谓色情(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淫秽)材料只在有限而且颇为同质的阶级小圈子之内流传,因此这类材料也并未引发需要订定明确定义的讨论[8]。西方色情历史学者通常以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为「色情」正式诞生的时代(Hunt 10; Kendricks 33; Marcus 282),认为这是因为当时都市人口大量聚集,人际互动关系急遽复杂化,同时科技的发展使得印刷术的成本大量降低,为新兴中产阶级创造了闲暇时光,因此对通俗消遣出版品的需求大增。除了原有的木刻图像之外,自从18世纪以来流行民间的书写形式──写实主义小说──逼真贴切,扣紧中下阶层的人心(Kendricks 84-85; Marcus 282),提供了情欲材料的主要叙事形式。

更重要的是,个人化的阅读实践使得整体社会思想与价值观的统一愈来愈困难,识字和出版的普及更使得任何人都有可能接触到任何情欲材料(Kendricks 57)。在这些风云际会、阶级疆界游移的历史社会文化变迁中,情欲材料日渐升高的可见度遂凝聚了有势/识之士的文化焦虑,也促成各种呼吁净化社会的道德信念与说法浮现,形成主流论述,要求有确定的判准来鉴定并隔离「色情」,以免那些「无法辨别是非善恶」的心灵因着接触这些读物而罪恶堕落。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色情」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作为一个管制文化产品之流通的范畴,乃是为了预防「文化民主化」(the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Hunt 12-13)。

出于这些考量的反色情论述因此经常建基于一种带有强烈阶级、性别、年龄假设的保护主义式立场,认定只有成年(而且中产有智)的男人才有足够理智和自制力量来使用或观看色情材料,而(特别是年轻女性及孩童的)脆弱纯洁心灵则必须加以隔离保护才不会受到污染(Kendricks 69-77)。在这种社会区隔的需求之下,当时有关色情的论述专注于监控及限制色情材料的展示及扩散管道,对色情材料本身的内容则鲜少分析,只是假设它们的淫秽不当,不能让道德感脆弱的人观看而已。这种环绕着色情的管理和控制的论述,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主流文化面对色情时的典型反应。[9]

令人深思的是,保护主义式论述虽然似乎假设需要被保护的观看主体是纯洁脆弱的,但是座落于19世纪的另一些发展中来观察时,个中假设的主体却又显出一些不同的面貌。性历史的研究者指出,从18世纪开始,欧洲便兴起一股对孩童手淫之害高度关切的氛围,在当时的相关论述中,手淫不再只是违背宗教和道德的偶发行为,而被视为败坏人格,腐化心灵的大恶(Foucault 42; Kendricks 88-89; Marcus 17-23; Weeks 65-66)。相应而生的除了各种警告父母小心监视子女独处时光的宣传单张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刑罚措施出现,例如对情欲越轨的男孩施行阴茎套,或甚至对无法禁绝手淫的女孩施行阴蒂切除手术(Kendricks 90)。这些论述与严厉措施的出现,显示保护主义论述中所假设需要接受保护的主体其实并非纯洁脆弱,容易受伤害。色情历史研究者也指出,这个假设需要被保护的主体事实上是有性别的,她是「精力充沛的发电机,她的行动混乱而放荡,随时利用机会泛滥、越过男性霸权设立的隄防,不但不谋求文明的进展,反而造成文明的崩裂,归回无秩序,回到起始之时那种无结构的状态」(Kendricks 91)。换句话说,保护主义所假设的女性主体不但不是被动的、无力的,相反的,她们天生就有强大的的情欲动力,甚至强大到有可能摇憾整个社会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保护主义的反色情论述或许正是出自于这种对女/性能动主体的认识与畏惧。

II

反色情论述直到1980年代前后才在女性主义的色情批判中找到了超越保护主义及再现主义的说法,也找到了新的热切力量。新的对色情的热切谴责多多少少标示了在此之前20余年西方社会有关性(sexuality)的社会呈现的巨大转变。1950到1970年代间的性革命,不管是在单身女性人口的流动、求偶之活动模式、边缘社会运动的人际集结方式、性生活及婚姻的咨询论述、性别角色的游移与变迁、避孕措施的研究与普及、性观念的开放与性实践的可见度上,都创造了一个努力将性自然化、合理化、多元化的社会环境 [10]。和这些具体发展相辅相成的则是益加细致多样而且迅速扩散的性商品化趋势(Weeks 21-25),摄影科技的精进逐步加深了影像中各个身体部位的性化(Kendricks 221; Williams, “Pornographies” 241),对既有文化资源的挪用转化使得色情叙述不愁没有素材 [11],色情文化就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之下逐步建立其生产体制,不断调整自身的诉求定位,开发新的消费人口群,透过市场来普及边缘的情欲模式(Ehrenreich et. al. 111-117)。

令人深思的是,唯有当性的社会呈现已经开创出更大的性言论自在空间时,性在无数个别女人生命暗室中的阴暗痛苦才得到了诉说的出口 [12]。于是在性革命带动的情欲开放空间中,1970年代形成的无数女性意识觉醒小团体也逐步浮现了对性骚扰和强暴的控诉,而这些阴影所勾动的同理心以及恐惧/痛苦,甚至掩盖了当时女人日渐扩大的情欲可能,急迫的促使女性主义者寻求文化解释,以谋求有效的方法来控制这种事件的持续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被视为最具像展现男人对女人的敌意和宰制的色情材料及工业立刻成为被抗议的焦点目标(Tieffer 117-120):从Robin Morgan 的经典文章“Theory and Practice: Pornography and Rape” (1974),到Susan Brownmiller的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1975),到Catharine MacKinnon的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 (1979),到Andrea Dworkin的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1981),反色情在理论上的积累聚焦了女人的愤怒和控诉,形成1970年代末期各种反暴力、反色情的运动组织以及各大城市 「夺回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的抗议游行,矛头则指向处处可见、在正当性上本来就很脆弱的色情行业及产品。

与过去不同的是,女性主义的反色情论述不再倚赖保护主义反色情论述中像「淫秽」这种模糊的道德标签 [13];相反的,女性主义者积极对色情材料的性别内容、意识形态、及其产业结构加以深刻分析,把色情由道德的领域移入政治的领域,显示色情中的性别歧视和对女人的践踏,以权力的角度来谈色情之不当。这种新的色情批判扣紧了当时情欲文化变迁的步调以及女性生活中的现实感受,成功而有效的动员女性群众加入抗争(Rubin, “Misguided” 36-38)。

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女性主义反色情论述同时也是女性主义原有抗争焦点的一种转移或减缩。或许我们可以用以下的例子说明。

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在批判色情时最常使用的概念就是「物化」(还可延伸出「性化」及「奴化」来),然而这个原本借自马克思主义分析架构的有力概念在被女性主义者挪用来针对色情的过程中却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意义窄化 [14]。有女性主义者指出,在妇女运动早期,「物化」指的是男人「以性功能和性吸引力为标准来衡量个别的女人,把女人当成物品,不谈对等的关系,而把出于男人本位的狂想以及过度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投射到真正的、活着的、呼吸著的女人身上」(Carol & Pollard 46)。这个大致的说法固然是以男性的性兴趣为主要基础,然而当时对这个定义的具体理解却是很细致、深刻、而宽阔的。事实上,1970年代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物化」例子十分多样,其中包括:男人不顾女人意愿,单方面的决定眼前的女人必须满足他的需求;或者有些男人虽然欣赏独立自主的女性,但是却仍然努力尝试把她们模塑成和她们人格相左的传统贤淑妇女形象;或者女人在职场上经常感受到她们的性别决定了她们的工作性质,她们是否展现女人味甚至可以决定她们是否受雇;或者女人在男女互动中常常只被视为可能的性对象等等──这些都是「物化」的例子(Carol & Pollard 45)。由于在行之经年的日常生活实践中都可以发觉女人被「物化」的痕迹,因此「物化」也一直是一个十分有力的抗争概念。

另外,早年女性主义使用「物化」观念来进行具体批判时,不但指向「物化」的现象,更从物化进一步指向社会建制。她们指出,女人不但被当成满足男人需求、讨男人喜欢的性对象,更普遍的是,她们同时也经常被视为(特别是在家庭中扮演的)滋养的、支援的泉源,例如使男人没有后顾之忧、作为男人的「孩子的妈」、为男人提供浪漫爱情的对象、照顾男人的亲属、展现女人的贤淑美德等等(Carol & Pollard 47)。在这些身份定位上,女人并没有自我的空间,她的价值由她在男人想像中的定位以及她所能提供的服务来决定,她被剥夺了所有的主体性。因此,当时的女性主义反对「物化」,也就是抗拒女人被命定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各种角色,也就是抗拒既存的许多社会建制,如一夫一妻制婚姻、母职等等。

然而,1970年代逐渐加速的性的商品化和女性身体形象的商品化,加上当时在影像及意识形态研究理论方面的长足进展,都使得女性主义「物化」观念的针对性和意义有了重要的转变。「物化」所指涉的不再是父权社会男性对待女性的「普遍」态度和角色规范,而被窄化理解为主要是商品销售系统中的符号运用,也就是专指色情或媒体中的女体呈现 [15]。换句话说,晚期女性主义所抗争的「物化」,最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化趋势 [16],至于父权体制中那些根本侷限女人生命的制度面向(如家庭、婚姻、母职等等)都不再被列为「物化」的主要内容。[17]

在这里显示的是,女性主义的色情批判有其诞生的历史脉络,也因此有其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聚焦点。讽刺的是,这样的批判动力诞生自1960年代性革命所创造的女性情欲空间与情欲意识,却很快形成了对女性情欲的新定义与限制。

III

女性主义论述对色情的批判在1980年代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领军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Catharine A. MacKinnon和Andrea Dworkin进一步指称色情是性别歧视的中心环节,将色情描绘为女性主义的首要敌人。她们对色情的批判企图跳脱「再现」的框架,直指男性强权和色情之间循环互通的权力关系。Dworkin认为色情就是男性强权的本质、强度、运用、及意义的具像展现(24),甚至任何(异性的)性交本身都是男性巩固对女性之宰制的作为(34-35)。在她看来,无论怎么做,无论当事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为何,无论他们有何种感受,「性」基本上就是对女人不利的事,「事实上,性就是对女性的征服和占有」(Dworkin 203)。而色情既以描绘性交为主,那么,包括男性的性器官、色情影片的镜头、甚至写作色情的笔,都被视为是男性用来贬低女人的具体武器(Dworkin 25)。这么一来,色情就不是什么意识层面的抽象产物;相反的,色情就是男性权力的展现,色情就是女人生存的物质现实。MacKinnon甚至直言:「色情不是和在别处建构的现实隐约相连的影像,不是什么扭曲、反应、投射、表现、狂想、再现、或象征──色情就是性的现实」(Feminism 149)[18]

而且MacKinnon认为,色情不但是性的现实,也同时是性别不平等的现实[19]。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首先,MacKinnon认为像《花花公子》这一类的色情刊物任意的把女人的性制成商品,任何男人只要花几块钱就可以拥有女人的性以满足自己的性,女人根本无从置喙(Feminism 138),这么说来,色情夺走了女人定义自己的性和性别的权力(Feminism 158),剥夺了女人的基本言论权,因此是一种性别歧视。再者,MacKinnon也指出,在色情中呈现的性别魅力和性表现的形式并非只是性的社会化,事实上,它们与性别认同的形成和维系有着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色情中建构的(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的)情欲模式,正是性别的社会建构的一部分( Toward 148),而在这个基础上,MacKinnon也断言色情就是性别歧视 [20]

女性主义者这一系列新的反色情论述,针对的目标是整体的性别歧视制度如何透过性和色情来塑造女人的性与性别;在这种简单的压迫模式中,男人透过性来建立他们对女人的宰制(Leidholdt 125),主(男人)客(女人)体没有任何流动或移换的可能,两者之间只有绝对不平等的权力,只有前者对后者的凌虐和扭曲 [21]。而在这种受害(victim)思考模式之内,女人唯一的抗拒方式就是情欲分离主义(separatism),也就是在情欲上与男人划清界限并拒绝任何「女/性能动力」的说法,因为,性的能动力本身就是男性的。MacKinnon曾明确的指出,「所谓性就是一种控制的动力学,男性宰制得以透过性──其形式包括从亲密的到制度的,从一瞥到强暴──来把男人和女人、性别身份和性愉悦都加以色情化,也就是加以定义。性维系并界定了男权至上作为一种政治制度」(Toward 137)。换句话说,在现有的性之内,女人一向被当成客体,根本被剥夺了形成主体的机会。就MacKinnon而言,色情在这整个宰制的过程中是最主要的力量,因为「色情是性的社会建构的手段,是建构的场域,是操作的疆域。它把女人建构为被性使用的对象,它也建构色情材料的消费者,使他们迫切的感觉到需要女人自己迫切的渴望被占有、被残暴的处置、以及被非人化的对待」(Toward 139)。MacKinnon因而认为所谓女人的性(女性情欲),根本就是男人的创造,只不过在表面上看来像是女人自发的、内在的本质而已。Dworkin在分析色情材料的意识形态内涵时也说得很清楚:「男性愉悦之必要条件就是女性情欲的自主能力要被消灭」(47)。色情之内根本没有女/性主体的空间。

历史显示,反色情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反色情理论的普及为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戴上了极为鲜明的单一议题色彩,其正义正派的形象则使得保守的中产主流文化都开始正面的看待女性主义运动,甚至促成保守右派及基要派宗教组织都乐意与女性主义运动合作,收编其性别语言但排除尖锐的性别议题,然后再来一齐反色情 (Vance, “Negotiating” 37-39)。面对此种趋向保守的发展,感到忧心的女性主义者遂于1982年在纽约州Barnard College举办Scholar and Feminist IX Conference时,把主题订为「迈向性政治」(“Toward a Politics of Sexuality”),希望在讨论中肯定女/性能动主体的存在,开拓女人在性领域中的运作空间。这个会议虽然在会前及会中都受到各种阻挠和打压(Vance, Pleasure xx-xxii),也被人抹黑为「支持色情」的「反女性主义」做法,但是却在众口一声的主流反色情浪潮中为女人和性的正面积极关系留下许多突破的另类观点。

这些肯定女/性主体的女性主义者指出,反色情运动视色情为首恶的批判有其盲点。首先,反色情运动假设女性主体受色情之害最深,因为女人在其中被呈现为「非人化的性玩物」,可是这些反色情的批判却没有以同样的热切急迫,来评估其他同时存在的文化论述──包括由家庭及教育中的性别养育方式、传媒及语言中的性别刻板形象、到法律及经济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规范──是否在性别建构中扮演着更不为人察觉也因此是更为深刻的塑造功能(Rubin, “Thinking Sex” 28; Snitow, “Retrenchment” 11),是否更广泛的夺去了女人定义自己的权力,扼杀了女性主体的形成。追根究底,色情并不是性别歧视运作的唯一场域,更不是性别歧视最强的场域──然而在这个忌性(sex-negative)的文化中,女人从来就被训练得对「性」的各种呈现(色情是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别敏感(Assiter & Carol 152),性领域的理论发展也还没有累积出有力的语言,致使任何有关「性」的公共言谈要是不想从现有的「道德」论述中出发,就只能在「性别」语言中进行。总之,色情批判在激进/文化女性主义的手中成为性别抗争的主要场域,一方面在理论上反映了她们对性/色情的理解和固著,另方面也接合了比较有正当性的主流抗争进路。

当女性主义性别批判聚焦于色情时,除了有可能淡化抗争性别压迫的其他面向之外,也间接的界定了女性主体与情欲的可能关系。对反色情持保留态度的女性主义者就指出,像Dworkin之类的反色情论述总是抗议色情把女人描绘为男人的性玩物,被动而无力,也就是说色情否定了女人的身体主权;然而她们自己所描绘的所谓女性主体「真相」却又总是「非性」的(asexual),甚至是非常不喜欢性的(Assiter & Carol 16)。这也就是说,Dworkin等人认为女人根本没有(异性恋)情欲的需求,女人都是被动的被男性暴力强迫进入性行为的,女人在情欲中是全然的受害者。吊诡的是,这种女性无欲形象正好和父权一向所规范的低欲女人形象颇为相合。另外,过去一百年来的各种科学(如医学和性学)论述以及文化(如有关性别特质的)论述,都把男人的性刻划为冲动的、淫荡的,而把女人描绘为无力的、高度敏感的、多愁善感的(Segal, “Sweet Sorrows” 69)。以此来看,反色情运动的控诉和对女人的描绘也恰巧投合了异性恋父权社会原有的性/别主体假设,反色情论述所描述的女/性无力主体也恰巧复制了色情材料中的幻想世界,反而强化了反色情者本来宣称要批判的色情意识形态(Wilson 27)。

面对色情的现实存在,反对一味打压色情的女性主义者因此对色情所呈现的女性主体位置提出了不同的诠释和理解。她们指出,缺乏社会资源和机会可供自在发展或表达自己的情欲,一直都是女人所承受的性压迫形式之一,色情虽然不全部都合乎女人的需求,但是至少在性论述中为女人身心中那些无以名状的缝隙和空洞提供多样的、可能的形体(O‘Neill 70)。而且,有些色情也呈现女/性角色在性活动中采取主动,掌控局势,既不被动也不屈从,比起其他的文化呈现来,色情显然为女性的情欲能动力提供了比较大的运作空间,容许女性在情欲上展现多样另类的角色,也容许女人按照她们的欲望来表现性感而不加惩罚或罪恶感(Carol & Pollard 55; Segal, “Sweet Sorrows” 85),对女性情欲主体的壮大而言反而是比较友善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不少女人喜欢看色情,喜欢情欲发动的感觉,喜欢享受性,而且自己主动参与并主导性活动(Assiter & Carol 15)。[22] 就这些女性情欲能动主体而言,色情并不一定是全然负面的,女人在情欲的世界中也不一定总是受害者 [23];相反的,支持性革命和性解放的女性主义者指出,比起坚决的查禁一切色情产品以保护女性,色情的进一步开放──如情趣材料的普及和正当化,诉求女性口味的色情产品及消费场所,女同性恋角度的色情描绘,性工业中女性工作者权益之伸张等等──对女人而言更为有利(Ehrenreich et. al. 108-118; Tieffer 129-134)。

IV

针对这种女性情欲能动主体的描绘,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MacKinnon提出两种质疑。

其中比较宏观的第一种说法是用社会建构论来说明现阶段女/性能动主体之不可能。MacKinnon指出,以现有的社会而论,此刻女性所表现的情欲是有文化特殊性的(Toward 151),是在现有社会压迫和排挤中形成的自保策略;因此,如果有人把这种在现有性别压迫条件下形成的情欲当成女人的能动力和自主性的表现,那就是无视于性别歧视的具体存在,这不但轻看了女人所受的压迫,也是太过简化的说法。换句话说,只要性别(也就是性的)不平等存在一天,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女人「真正」的性。

比较微观的第二种说法则严厉的质疑现实生活中女人所表现出来的具体情欲需求。MacKinnon首先指出这种享受情欲的女/性主体可能只是一种虚假意识,因为:「人不是随时都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们有隐藏的欲望和摸不著的需要,她们缺乏对自己动机的认识,有扭曲的和含混不清的互动关系,而且她们喜欢模糊化真正在发生的事情」(Toward 153)。换句话说,许多女人看起来是自发的想要性,享受性,但是MacKinnon认为事实上这些女人是不够自知的,她们的欲望和享受是被建构出来的。那么,到底谁有能力知道女人真正要什么?MacKinnon没有提供什么直接的答案,她只承认,女人当然想要更多的性,但是这种性绝不是简单的、男人想像的那种性欲的满足,因为,很多(在男性)看来不性感的事情(在女性看来)都是性感的(Toward 153)。这也就是说,女人的性和男人的性是截然不同的,不过,实质上有哪些差异则没有具体说明。当然,MacKinnon并不会否认女人和自己的「性」之间需要有某种积极的关系,但是她却只能提出一种消极的想像:「听着,我也希望增加女人的力量以便控制自己的性,增加女人的力量来控制社会对女人的定义和对待。而我认为这就意味着减少色情对女人的性的控制。」(Feminism 140)。照这个逻辑来说,减少色情就会增加女人的情欲自主力量。

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MacKinnon对女/性主体的这两个质疑都有其弱点。首先,假使如MacKinnon的社会建构论所言,在现有性别压迫制度之下不可能形成女性情欲能动主体──因为,只要性别(也就是性的)不平等存在一天,我们就不能自以为女人已经掌握了她们自己的性而且可以在情欲的场域中操作并改变现实──那么,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相信,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可以在任何其他场域发展出能动的主体性来。毕竟,女性的知识、教育、就业、气质、能力、政治参与、文化生产等等都是在现有的性别压迫制度之下建构形成的,都可能是女性「在现有社会压迫和排挤中形成的自保策略」。这么一来,女性解放还能指望用什么方式壮大自己,突破父权呢?如果MacKinnon要说女性可以在这些其他方面有主体能动力,有抗争的实际效果,但是在情欲方面就特别不能,那么,她还需要提出另一套更彻底、更细致的宏观社会分析,解释(而非断言)情欲或者性在社会结构中有着什么样的特权或优先位置,以致于特别的难以被女性动摇。[24] 再说,如果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相信女人「真实的面貌」是不但无欲甚至也不喜欢性,这个「真实的」女性主体又是如何免于被社会建构的呢?换一个角度来问,难道MacKinnon自己所建议的「很多看来不性感的事情都是性感的」本身可以自绝于社会建构?此外,MacKinnon自己不断强调,在整体社会政治改造尚未完成之前,任何片面的(性)平等都是把女人限制在现有的(性)定义之内,都是对女人不利的做法(Toward 153-154);那么,「减少色情就会增加女人的自主力量」这个建议又将如何超越这样的结构性侷限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MacKinnon的社会建构论只是用来证明,某些女人此刻所表现出来的情欲能动力(erotic agency)是在现有社会条件之下创造的,因此是男性社会的产物,是片面的表现,是虚假的意识;那么,同理推之,女性主义有什么理由相信女性目前在知识、教育、就业、气质、能力、政治参与、文化生产等等场域中发展的主体性不是虚假意识?更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发言位置使得MacKinnon可以断言别的女人的情欲需求和享受是虚假意识?这种发言对那些女人而言又是什么样的权力效应?Adrianne Rich在1986年为其经典文章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加上<后记>时,就不得不面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洞见:「虚假意识的说法会使我们看不见受压迫的人在生命中有其需要及欲望,也可能使我们在看见别人的经验和我们自己不同时,很轻易的就去否定别人的经验」(247)。换句话说,连Rich都不得不承认:只有那些不自觉自己占据优势权力位置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有特别的洞见,可以「看出」别的女人对性的欲望和享受只不过是「虚假意识」。

再说,当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说一切的性都是男性的性,一切的色情都是性别压迫的时候,这里的异性恋假设又将置女同性恋情欲主体及其需求于何处?[25] Danae Clark在讨论女同性恋与商品文化之关系时指出,女同性恋往往建构自己的身份符码及阅读方式,积极挪用、颠覆、玩耍主流商品语言中的异性恋情欲呈现,以建立女同性恋自己的欲望、认同与社群(194)。如果说女同性恋情欲在异性恋商品文化中都找得到能动的空间,那么,MacKinnon凭什么断言异性恋女人在男性(异性恋)色情图像中就只有屈从宰制的命运?回到先前的宏观分析,激进女性主义者相信(某一种清纯的)女同性恋情欲是「真正的」女性情欲,可是,这种既存的女同性恋主体又是如何躲过男性社会的建构的呢?

追根究底,根本的问题是:除了彻底拒斥情欲之外,女人到底有没有可能进入并改造情欲场域的权力逻辑(Segal, “Sweet Sorrows” 79)?可不可能有女/性能动力?

照MacKinnon所想,大概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难道社会建构论只能用来指出女性主体在异性恋情欲体制中之全然无力和无望?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女性主义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色情辩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当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不是被用来凸显现有权力布局及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或者不是被用来呼召新的、另类的情欲文化建构之可能性;相反的,当社会建构论只被用来证明那些(现在就已经在挑战父权对女性情欲管训之)女性情欲能动主体是虚假意识,或是被用来质疑另类情欲文化创造(例如肯定表达情欲、支援边缘情欲模式等等)之进步可能时,这种社会建构论说穿了,也只不过是另一种文化本质论(essentialism)而已。它是一种建立在负面定义(negative definition)上的本质主义,只致力于定义什么不是女性主义,什么不是女人的「真正」面貌,什么不是女性情欲主体,或者什么不能算是女性情欲解放。它对于女性之间任何尚未被认识的差异深具戒心和怀疑,而在这些负面定义中,女性的某种固定的、统一的基本本质却也是昭然若揭的。同时,这种社会建构论在运作时其实更像简单的决定论(determinism),因为当它只从「性别」的角度来思考「性」时,它似乎只能无力的提示既有性别社会结构的深远力量及其难以动摇,而且由于这种社会建构论的眼中只有素朴的性别观察,把性的文化建构(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全面化约为性别的建构,而看不见性场域的半自主性(semi-autonomy)[26],因此它也怀疑那些发掘并串联各种抵抗的情欲主体的策略是否有可行性。换句话说,这种建构论根本没有为女/性主体主动介入以改变情欲权力现实留下多少可能的空间,而只是在本质论和决定论的情结中持续质疑新生的情欲现象和论述。

事实上,被某些人视为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奠基者Judith Butler在讨论女同志的主体形成时就一针见血的批评女性主义论述中常常执行「排她实践」(exclusionary practices),透过纯然负面的「限制、禁止、规范、控制、甚至『保护』」,来生产看来自然天成而且统一固定的主体──「女人」;这些排他的本质主义式定义,正是傅柯所批判的那种「司法论述」(juridical discourse),它们不但隐藏了权力运作的效应,更经常排挤差异,对其他不合这些规范的女性主体施加另一种入匦(柜)的压力 (Butler, “Imitation” 310-312)[27]。Butler在名著Gender Trouble中谈到1980年代女性主义者的性辩论时更明确的指出,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性都是男性权力主导的,只要女人参与(异性恋的)性活动就逃不了被压迫的命运,而Butler认为这种本质主义式的说法很有问题。因为,「在权力关系网路中浮现的性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或抄袭『法』(the law)的本身,也不是男权性别体制的全盘重复。被体制生产出来的性形式总会偏离其原本的目的,而在无意中动员一些『主体』的可能,不但超越现有文化理解(cultural intelligibility)的范围,事实上还会更有效的扩大文化理解的疆界」,而Butler认为这正是女/性能动主体的存在基础(29)。Butler甚至直言,女性主义者如果妄想会有一种女性的性(sexuality)是「先于、外在于、或超越」现有(男性)权力的,那不但在文化上不可能(cultural impossibility),而且在政治策略上也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已(politically impracticable dream),反而会延缓我们积极思考如何在地的(locally)在现有的性别实践中创造颠覆的可能(30)。

V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1980年代像Dworkin 和MacKinnon这类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在理论上的建树以及她们在论述上的影响,倒是激励了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在性理论领域中积极耕耘,为女/性能动主体提出各种理论的支援 [28]

佛洛依德-拉岗精神分析派理论对主体形成、语言、愉悦、和欲望的探究使得色情不再被简单的视为什么机械式满足男性饥渴冲动的图像。她们指出,情欲的愉悦本身就是一个牵涉到无数有意识无意识的记忆和经验、而且必须透过语言符号中介才能形成的复杂心理程序(Cowie 135-139; Warner 110-112; Williams, “Pornographies” 249-250)。而作为在语言符号指涉系统中运作的程序,所有伴随着符号指涉而来的不稳定都成为思考情欲时必须面对的因素。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主体(男)客体(女)之间不可能是简单的、固定的、对峙的权力关系,因为主体并非外在于客体的孤立实体,同样的,客体也不是外在于主体的存在。相反的,在语言的穿透之下,他们是彼此互相建构的:「主体必须透过语言的客体化中界,才得以运作。同时,我们只有透过语言的主体化中界,才得以认识客体。这也就是说,语言变成了模糊主体和客体疆界的东西」(Warner 112)。这么一来,男性、色情、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就再也不是Dworkin 和MacKinnon所描绘的那种简单无缝隙的主客压迫,而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相互渗透,也因而包含了更多可能供女/性主体建立和壮大的空间。

另外,众多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学者也已指出,主体在消费文化事物时总是在主动的、选择性的使用、重组、延伸、记录、幻想、拼贴、着色那些过去曾经以及现在正在进入认知和感受范围的文字影像;即使在色情材料的消费过程中,主体也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吸收而已。相反的,如Jennifer Wicke所言,这个过程中牵涉到「影像和字句的移转和剪贴,以便让色情材料有效的嵌入个人的幻想世界──事实上,这是一种调整通融。这个过程经常牵涉到全面的消除眼前呈现的元素,或者改变其中突出的部分。色情的图像和文字必须混入或者戴上历史的或/和个人私密的幻想意义,才能被『消费』」(Wicke 70)。换句话说,色情不是全面笼罩或操作观看的男人女人;这些主体不是全然被动的、无力的接收;相反的,其中充满了变数和缝隙,女/性主体更可能透过另类论述来诠释与转化色情的意义与效应。[29]

从这个角度来看,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对色情的分析是极端简单的「形式主义」和「行为主义」,而当这两个基本假设配搭在一起时,它们都倾向于限制或简化女/性主体的存在和运作。当形式主义面对色情时总是认为色情的意义是固定的、独立的、显见的存在于色情产品中,毫无暧昧,也无变数,色情就是而且都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行为主义面对色情时则认为色情与观看者各自是独立的、稳定的个体,它们遭遇时的关系则是单向的、机械的「刺激-反应」模式,观看者只能被动的被色情的内容操作左右,而色情既不会因着观看者的主观操作而挪用,也不可能被另类的诠释模式解读。在这两种假设中,主体要不是根本没有作用(有没有她,都不会影响到色情的意义),就是完全无力作用(她只能任由色情践踏蹂躏而已)。

相较起来,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对色情的意义和效应就抱持了比较弹性开放的态度,对女/性主体本身的形成和情欲也有着比较繁复的认识(从无意识到性幻想,从非理性到矛盾情结,从欲望轨迹到愉悦和匮乏)(cf. Assiter, Cowie, Segal, Williams, etc.),这些不受限于形式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细致思考,为女/性能动主体提供了比较多运作的可能与空间。

除了心理分析和文化研究之外,认同理论(theory of identity politics)的发展也逐渐帮助许多女性主义者看到,影响色情观看者认同的关键往往并不是简单的性别因素(男认同男,女认同女),而主要是欲望的位置(Cowie 141)。这个欲望并不如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所描述那样只是单纯的压迫或宰制,而是和性幻想有紧密的关系,而性幻想本身则被视为一个极为复杂的领域,不管男人或女人的性幻想都充满了期望、满足、暗流,但是也同时有噩梦、惊惶等等(Cowie 152; Segal, “Sweet Sorrows” 69-72),远远超过简单的生理或性别歧视的场域疆界。在这些思考中,主体与色情的遭遇不但不是简单的认同,反而有可能形成搅扰或颠覆。比方说,主体在(性)幻想中可能进入多种位置,但是在每一个色情材料所呈现的色情情境中,主体的位置选择会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和运作(Cowie 139-141)?是不是某些情境的色情材料(如同性恋、S/M、双或多性恋等)特别能操作「变态的动力」(the perverse dynamic),而因此有颠覆既有情欲框架的效果(Williams, “Pornographies” 243-262)?另外,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的观看者,他们认同的对象往往是在当下欲望故事叙述中与己身欲望相连的人物,而不一定是哪一个性别位置;因此极有可能男性观众会与色情中的女性角色认同,而女性也有可能和色情中的男性角色认同,而且在观看的过程中,这个想像的认同还可以随着叙事的发展而变换游走[30]。这些复杂的思考都使得色情和性别主体之间的关系愈来愈不可能像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所想的那么简单。

另外,傅柯对于权力的分析也暴露了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在描绘性别压迫时,同时扼杀了女/性主体存在和运作的机会。反色情论述的性别化约主义尝试把情欲世界的权力关系简化为男性与女性之间截然的不平等与压迫 [31],在这个情欲宇宙之中,女/性能动主体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注定受害,因此,反色情者所能提出的抵抗方式也只能是全然的排斥情欲或者以分离主义划地为界,企图与(男性)权力毫无瓜葛。但是,傅柯的权力分析早已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没有全然的二分和对立(Foucault 94),「历史上从没有存在过一旦建立就永久稳固的征服」(Foucault 97)。这不但是因为权力是无所不在的,极端不稳定的,只要有权力的落差就有可能勾动敌意,并形成抵抗;更因为情欲关系同时还被其他社会关系穿透(如阶级、种族、年龄、代间、经验、身体状态、文化资源、种属等等),这些错纵复杂甚至紧张矛盾的权力关系连结成多重的权力网络,也因此提供了多重的抵抗节点(Foucault 95)。面对这样的权力运作,抗争者不必妄想可以自外于(男性)权力,我们真正应该努力的问题是如何生产更多的另类论述,策略的呼召女/性能动主体,在地的(locally)整合串连抵抗的位置和关系(Foucault 96),移转动摇情欲场域中的性别权力逻辑。而在这一点上,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显然无法提出多少贡献。[32]

以上的讨论显示,1990年代有关色情与女性情欲的论述眼界已经开始吸收后现代和后结构理论的提醒,迈向更细致、更多样、更有颠覆动力的思考和运动策略,对主体性、欲望、幻想、语言、权力、性别认同等等也发展出比较复杂的认识,逐渐摆脱太过简化的实证假设。这些理论资源不但可以为台湾原本单一薄弱的色情批判注入新的思考焦点,呼召女/性能动主体改造现有情欲逻辑,同时也可以为本地其他和女体相关的争议性议题(如充斥平面及影视媒体的女体广告、女性情欲解放论述、成功挪用女性主义语言的瘦身广告等等)提出更开阔的眼界和思考空间。面对商品文化积极塑造女性消费主体以及主导女性身体和情欲的文化生产,女性主义对女/性能动主体的思考恐怕至少需要赶上198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者的眼界:

每当我们害怕自己的欲望时,我们就已经夺去了自己的行动能力…沉默、隐藏、恐惧、羞耻──这些力量一向被强加在女人身上,以便使我们不知道(更遑论掌控)自己想要的。难道我们现在还要把这些东西强加在自己的身上吗?(Hollibaugh 406-407)[33]

[1] 同一段时间之内,还有许多比较没有引起广泛讨论的相关事件。例如,1995年初《法国性文学大系》以学者主编法国文学经典之正当形象出版,没有多久便遭查禁,在当时女性情欲解放运动的风潮中还引发了言论检查的争议。1996年初《花花公子》杂志也被查扣,书商王灯松判刑三个月,连贩卖店员沈台云、许丽云亦被判拘役30日。看来,政府的公权力虽然暂时不再管辖政治言论,但是对钳制其他(如情欲)言论及出版自由仍采取强硬手腕。同时,在故宫国宝出国展览事件的攻防战中,有民众持故宫贩卖的复制法国裸女画明信片,要求立委丁守中出面抗议故宫贩卖「色情图片」,再加上最近三台持续播放鼓励民众检举非深夜时段或非锁码频道播出之色情节目,媒体对社会上新兴的性现象也不断升高关注,从公关公主到午夜牛郎到青少年的性活动到电脑网路上的性言性语和色情光碟。从这些迹象看来,显然官方和民间都开始凝聚对色情的警觉与敌意,一时间,「色情」也成了众所瞩目的社会问题,脩关传统道德的存亡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见何春蕤,〈性的白色恐怖〉,《财讯》1996年2月,152-153页。

[2] 许多学者都曾在一连串的公听会中发言,支援情欲言论之自由。例如,何春蕤,〈取缔色情,无益众人身心〉,1995年4月21日中国时报11版。

[3] 此处所说的「能动主体」并不需要假设有什么笛卡尔式或人文主义式的独立自由主体先验的存在于语言之前,自发自主的操作意识、思想、反省能力。相反的,主体当然是社会建构的,但是这也并不表示它就是全然被决定了的。换句话说,即使主体是被建构的,我们仍然可以期待挖掘并壮大主体的能动力,见Judith Butler在Gender Trouble最后一章中对能动力的讨论,特别是145-149页。本文强调「女/性能动力」,乃是关注女性在性(情欲)领域中的可能施力。

[4] 罗灿煐曾经尝试以论述分析来展现这个意义转折的动态发展。然而她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保守的主控论述和抗拒的对立论述如何竞争对A片事件的定义,却并没有处理对立论述中的性批判论述如何压抑了原本推动台大女生看A片的性解放论述。〈性(别)规范的论述抗争:A片事件的新闻论述〉,《性/别研究的新视野》,何春蕤编,台北:元尊文化,1997,191-240。

[5] 这个辩论的相关文字散见于当年各种女性刊物及书籍中,本文的书目可为参考。另外,有学者曾尝试介绍这些争议的重点,但是结果只不过提供了一个非常偏颇的叙述,连书目也实施高度筛选(如Susanne Kappeler在一本介绍女性主义学术成就专书中的简述);Steven Seidman则用性爱合一主义(romanticism)与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的对立来理解这场辩论,算是一个诉诸客观但是无法触及辩论核心的叙述(Embattled 97-143; Romantic 133-143)。

[6] 在被强烈情绪及道德贯注的讨论框架之内,连反对色情被特殊对待的基进性/别研究学者,如Jeffrey Weeks (231-236)和Gayle Rubin (“Misguided” 25-36),也多半只致力于对色情的定义和效应提出反证,有力但消极的证明色情不如其批评者所言那么统一性质,或者色情和暴力及性别歧视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等号云云,而无法跳出这个「再现」的讨论框架。

[7] 色情的定义主要是在19世纪屡见不鲜的淫秽出版品审判中形成讨论与争议的论点轴线,其中主要是目前已成为文学经典作品的Fanny Hill, Madame Bovary, Lady Chatterley‘s Lover, Ulysses 等等,更在20世纪中叶以后因着影像愈来愈钜细靡遗,而且借着科技愈来愈普及扩散而成为大众的焦点,勾动广泛的警觉。对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考Walter Kendricks的经典作The Secret Museum: Pornography in Modern Culture (1987)及Gordon Hawkins & Franklin E. Zimring 的Pornography in a Free Society(1988)。至于色情的社会效应,在实证科学兴起之前,这方面的论点充其量只是道德或宗教上的宣示,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有大量量化型的研究试图证明色情与暴力或色情与性犯罪之间的因果(或对应)关系,女性主义者对这些研究也有检视,可参考Lynn Segal, “Does Pornography Cause Violence?: The Search for Evidence, ” Dirty Looks: Women, Pornography, Power, eds. by Pamela Church Gibson & Roma Gibs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3) 5-21。

[8] Walter Kendricks在1987年出版的The Secret Museum: Pornography in Modern Culture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叙述来说明色情在西方社会中变迁的意义与地位,同时也对当时甚嚣尘上的1980年代女性主义色情辩论注入一股建基于历史及社会分析的讨论资料。

[9] 像这样保护主义式的论述在台湾的文化脉络之内至今仍是主流,所以在台大女生宿舍放映A片事件中会不断出现警语式的反应:女人看A片是很「危险」的,因为在她们的心灵很脆弱,很可能会被误导而堕落(也就是被激动情欲,产生性冲动),而在成渊国中事件中,肇事的男生宣称是由A片中学来的骚扰模式,更加证实色情材料会在心灵不成熟的青少年心中产生不良后果。本地知名性教育者就说:A片是「最错误的性教育,所以青少年、心智未成熟的人绝对不宜,甚至有性暴力犯罪者是看了A片后引起过度冲动所致...所以A片绝对不能任意租售、公开放映来蛊惑某些人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但在开放的社会中应该让它存在,经由管制和法律规范使其负面效应减至最低...我们最好把社会中的A片清理一下,铲除腐败人心的A片,而激起春情的A片在租售店、家中从严管理」(江汉声)。像这样的保护主义论述又何尝不是对某种「文化民主化」的的反挫?

[10] 性革命其实包含了这个阶段沿着性别这条轴线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本文此处所指的特别是在性方面的种种改变,有关这方面的历史社会分析可参考Barbara Ehrenreich, Elizabeth Hess, Gloria Jacobs, eds., Re-Making Love: The Feminization of Sex (New York: Doubleday, 1986),比较细致的、关注到个人层次的历史追溯则可参考Linda Grant, Sexing the Millennium: Women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1994)。也有人认为1960至1970年代在性方面的所谓革命其实并没有为女人带来真正的性自由,见Sheila Jeffreys, Anticlimax: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0)。

[11] 边缘对主流文化产品的挪用从来就毫无顾忌,色情材料对主流材料的挪用改写更是十分常见。原本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文学、童话故事、MTV音乐录影带于是都在这个过程中被改制成色情材料,崁入边缘的文化脉络,造就另一种文化颠覆。

[12] 我在许多地方(包括《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都已指出女性情欲解放的氛围与提升反性骚扰及反性暴力的意识觉醒和自我壮大培力密不可分。另见何春蕤,〈性骚扰与性歧视〉,妇女新知162期,1995年11月, 20-23页;具体例证则可参考我在性心情工作坊中的研究,见《性心情:治疗与解放的新性学报告》,张老师出版社,1996年。

[13] MacKinnon就明确指出,监控淫秽产品的法律从没能够真正禁绝色情,反而透过其禁制的措施,标志出并且强化了色情的吸引力,把情欲勾勒为色情材料中男人对女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有关淫秽的法律事实上保存了它宣称要禁绝的色情,MacKinnon因此认为透过这类法律条文来对付色情是没有用的(Feminism 162),只有把色情和民事诉讼罚则相连,才能挫折色情的生产与消费。

[14] 这些字眼常常也被1980年代的保守团体收编为己用,以推动另外一些保守的议题(Vance, “Negotiating” 31)。正是这些浮滥的运用才使得一些女性主义者开始反省这些字义的历史变迁。

[15] 有些女性主义者提醒,「物化」观念的神圣符号有时甚至变成一种紧箍咒,连觉得自己爱人的身体有某一部份特别具有吸引力,都会引来「物化」的自责联想(Carol & Pollard 47)。

[16] 庸俗的批判总是把商品化变成了全然负面的意义,可是,在马克思及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商品化有其进步的一面,甚至是孕育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些理论大师从未将商品化全盘否定。另外,在晚近的同性恋、女性情欲、以及其他性多元人士的解放与认同政治中,商品化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例如S/M与性工业之间的紧密关系就可参考Ehrenreich et. al. 123-125;商品对性权利和性认同的建构则可参看Evans, Sexual Citizenship)。

[17] 这个对抗「物化」的圣战,不但拥有追求性别正义的光环,同时也串连了变迁社会中某些知识份子对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不齿与抗拒。而原本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阶级语言,在套换成性别语言之后,完全不减其强烈的抗争意味,难怪即使在政治上保守的女性主义者(如MacKinnon)也深受左派的批判语言的吸引。当然,这种抗争目标的窄化有其深层的蕴含,毕竟,文化工业论中的批判角度是有主体预设的。对这个预设提出反省的女性主义者Jennifer Wicke就指出,批判理论所假设的消费模式是简单的吸收模式而已,以为文字影像是直接而原封不变的进入主体沈睡的意识,然后按著设计者或创作者的计划,或是照着主流霸权的意义诠释架构,来塑造主体的意识和感受,完成「洗脑」的工作。在这样的理解架构中,主体是一团等待模塑的烂泥,只有在强势文化之下被残害的命运。换句话说,在大众文化的陷阱中,主体只是毫不反省的把观看的东西内化,被动的吸纳入自己的思考感觉体系而已(Wicke 68)。有关文化消费的复杂过程及其中可能的抗争节点,在整个葛兰西(Gramsci)学派对于意识形态和人民抗争的突破看法中,以及晚近如Pierre Bourdieu, Michel de Certeau, 及Fredric Jameson的理论中,都有很详尽的处理,甚至法兰克福学派的Theodor Adorno和Walter Benjamin也都曾指出商品文化消费有其二重性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单向剥削,此处不再重复。毕竟,如果我们的眼光受到形式主义的导引,只看文化事物本身,那么我们可能只看得到「消费」,也就是只看得到文化事物被单纯的吸收或消耗;但是,如果我们考虑抗争的可能性,而把眼光投注在进行消费的「主体」身上时,我们发现还有许多活动和过程的空间,有待我们观察。

[18]  MacKinnon坚持色情不是「再现」而是「现实」,这恐怕也有其务实的考量,因为,「再现」往往需要容许诠释的空间,而色情有可能从其间逃逸;但是「现实」──也就是男宰制女的现实──就不容许任何游移/怀疑,色情也因此无法自我辩解。

[19]  近年来各方讨论色情的社会效应时,也常常套用女性主义论述性别不平等的语言和方式,从A片如何教导男性贬抑女性的角度去来谈A片的社会影响。例如台大A片事件引发社会讨论时,便有自由派的性治疗医师由性别的角度来批评A片:「男性从A片中累积了性的操控凌虐和男性霸权意识,也积聚了男性宰制女性、物化女性的一贯倾向」(张尚文)。

[20] 1983年MacKinnon与Dworkin在Minneapolis市议会提出法案,为女人的公民权遭受侵害,要求民事诉讼权(Toward 146n),首度将反色情的抗争由道德谴责转进为法律诉讼罚则,为女性主义反色情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新论述方式,虽然后来终究遭受挫败,这个将色情纳入民事诉讼范畴的策略,却大大的提升了反色情的讨论水准和正当性。这方面的发展可参考Hawkins & Zimring, eds., Pornography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Cambridge UP, 1988)。

[21] 这种说法受到许多熟悉精神分析理论的学者质疑,他们认为事实上「当代的色情所彰显的并不是男性权力(men‘s power)的现实,而是男性乏力(men‘s lack of power)的现实」(Soble 7; Segal, “Sweet Sorrows” 68-73)。

[22] 反色情女性主义所描绘的女性无欲形象,恐怕正是使那些情欲能动女性主体在现实生活中饱受排挤和打压的力量之一。

[23] 在这方面,本地论述也已有很明确的宣告,见柯梧,〈权力与能动性〉,《岛屿边缘》14期,1995年9月,59-60页。

[24] 有趣的是,性解放的女性主义者常常被抹黑为过分看重情欲的「性万能论」,但是事实上,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才会倾向把性抬高到最重要的地位,当成性别不平等关系的核心,视为最不可能动摇的文化环节,因此她们对女性主体主动进入情欲场域并企图改变个中的权力关系,持怀疑和悲观的看法。相反的,性解放的女性主义者却不认为性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或不重要,她们相信性和其他(像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社会场域一样,都可能由女性能动主体的介入操作而改变。

[25] 色情辩论所激发对情欲的进一步研究认识,后来也使得女性主义者开始突破反色情运动对主体所抱持的异性恋假设和情欲沙文主义,对女性主体在情欲上的多样性以及因为情欲而承受的压迫有更深刻的认识。相关讨论可参看Pat Califia, Gayle Rubin等人。

[26] 对于社会各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以及忽略性场域的半自主性的后果,我曾经提出一个初步的探究,请参考何春蕤,〈性骚扰与性歧视〉,《妇女新知》162期,1995年11月,20-23页。

[27] 亦可参考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2。

[28] 此外,反色情运动对女同性恋S/M的批判,对男同性恋的敌意,对各种性多元人士(易装、变性、S/M、双性恋、动物恋、跨代恋、家人恋等等sexual minorities)的攻击,也激励了酷儿理论的诞生和壮大。

[29] 如果说像Ann Kaplan分析的那样,在现有文化、语言、甚至无意识的脉络中,能够凝视就表示必须在男性的位置上进行以男性为主体的(性)幻想,那么,女性主义者除了重新思考母女之间的对等凝视,以创造新的主体形构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策略来创造女人的主体位置,进行女人的(性)凝视与幻想(330-331)?甚至连女性的裸体图像也不一定只成为男性凝视的客体,事实上很多女画家是由临摹自己的裸体开始创作的生涯(O‘Neill 74),

[30] 本土已有研究的实例,见何春蕤,《性心情:治疗与解放的新性学报告》,张老师出版社,1996年,42-49及183-186页。

[31] 傅柯一直强调,权力分析首要就是脱离他所谓的「法律-论述」(juridical-discursive)模式,在这种「法律-论述」模式中,权力和性之间的关系是负面的、压抑的、限制的,权力单向的裁定了性只能如何运作,然后以禁止、检查、惩罚等等措施来加以全面掌控。由这个角度来观察,MacKinnon在分析男性权力与女性情欲之间的关系时,所使用的论述正是傅柯所批判的那种「法律-论述」模式。

[32] 我在比较文学会议宣读本文之初稿时,评论人林芳玫曾经指出,傅柯虽然说有权力就有抵抗,但是他同时也说,有抵抗,其中便可能有权力的运作,林因此质疑我是否「太过乐观」。林的意思可能是指我忽略了女性在情欲场域中进行抵抗时,可能形成另外一些权力配置(例如,漂亮坏女人、第三者、女同性恋等可能形成对其他女人的压迫)。可是这种质疑忽略了几个事实:第一,权力并非单一性质(monolithic)的。不同脉络中的权力运作是否同质,是否同样的支撑某些压迫关系,因而需要被拒斥,这是个需要在个别脉络中思考的问题。第二,抵抗当然有可能包藏某些权力的关系,但是,单单在某个抵抗策略之外忧心宣告其中有权力关系,这样的质疑对正在抵抗中的(甚至有现身困难的)边缘主体而言是何效应?第三,既然抵抗之中免不了会有某种权力关系,那么,就运动的眼光来看,重要的事情恐怕不是消极的警告权力关系的存在而已,而是积极的与边缘的、被压迫的、甚至尚未被认识的畸零主体连结,发掘新的压迫关系和被压迫的主体,以复杂化或散漫化现有的权力效应,并且以继续的边缘化来冲散这个在地权力与主流霸权连结壮大的可能(例如,在女性主义与女同性恋的「彼此看见」中,出现了紧张或暂难化解的矛盾,此时,我们就需要能再「看见」性工作者(妓女)、花痴、第三者等等,这些新的畸零主体便可以帮助女性主义与女同志在新的运动脉络下,各自思考彼此的位置与关系)。

[33] Naomi Wolf在The Beauty Myth中的描绘:「怎么开始呢?我们要毫无羞耻,要贪得无厌。我们要追求愉悦,避免痛苦。我们要随心所欲的打扮、触摸、吃、喝。我们包容其他女人的选择,同时,我们追求自己要的性,而且激烈的抗争我们不要的性。我们选择自己的社会运动。一旦我们突破并改变了游戏规则,一旦我们自己的美感不再动摇,就让我们歌颂自己的美,装扮它,炫耀它,享受它:在感官政治中,女性就是美」(Wolf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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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为什么不应该说「超越生殖器的性」

对情欲持保留态度的女性主义者常常会强调要「超越生殖器的性」(理解为「性交或生殖器的性是比较不好的、政治不正确的」),因而主张各式各样比较不冲撞社会成规而颇有文化品味的情欲发展,却积极回避和生殖器官相连的情欲模式。在一点上,女性情欲解放论一向主张「超越生殖模式的性」,可是并不主张「超越生殖器官的性」。以下我要说明:「超越生殖器官的性(交)」是理论上非常错误、政治上十分危险的提法。

我的主要理由是,第一,「生殖器官的性」与「非生殖器官的性」在情欲文化中是互相依赖的多元愉悦,在情欲政治中则是同遭压迫的生命共同体。第二,我们不应该轻忽情欲现实对「生殖器官的性(交)」的压迫,而奢言「超越生殖器的性」,否则会强化反性或反情欲的保守力量对性本身的歧视与压抑。事实上我想指出,「非生殖器官的性」的对立面不是「生殖器官的性」,而是「生殖模式的性」;而且,为了「超越生殖模式的性」,我们更不应奢言「超越生殖器官的性」,因为,要超越生殖模式的性,就应该发达只为愉悦的性,这就意味着尽量发达(包括生殖器在内)所有性器官的情欲文化。

所谓「性的生殖模式」主张「性应以生殖为唯一主要目的」,而「超越性的生殖模式」一般都是指:性可以只是为了愉悦或其他目的,而不一定是为了生殖,因此「性的生殖模式」应当被扬弃,而代之以「性的多元模式」,也就是说,「导向生殖的性」和「不导向生殖的性」应该是平等的,而不应有高下好坏之分。在历史上,性的生殖模式具有主宰的地位,压迫那些只为愉悦而不导向生殖的性,因此手淫、同性恋、各种避孕措施的性交、肛交、口交、S/M等等不能达成生殖目的之「性变态」都曾被歧视、抹黑、禁止或打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性变态」固然涉及了非生殖器官,但也常常可能涉及生殖器官。换句话说,生殖模式在压迫只为愉悦但不为生殖的性时,也会压抑(只为愉悦但不导向生殖的)生殖器官的性。这样说来,「生殖器官的性」不等同于「生殖模式的性」。(「生殖器官的性」虽然不一定就是「生殖模式的性」,但是「生殖模式的性」必然就是「生殖器官的性」)。

为了超越或扬弃「生殖模式的性」,代之以「性的多元模式」,我们需要提倡、鼓励并发达只为愉悦的性;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开拓更多的性愉悦资源、锻炼更精致的性愉悦能力,而这又意味着我们需要发达所有的性器官,而不只是生殖器官。但是在目前,生殖器官常被当作唯一的性器官,生殖器官的性交则被当作「性」的全部,这种「性=生殖器的性交」的成见,窄化了可以非常广阔的愉悦资源,限制了可以无疆界的愉悦能力。所以「性应该超越生殖模式」的主张也应该进一步延伸为:生殖器官的性或情欲,和其他身体器官的性或情欲,不应有高下好坏之分,因为其他身体器官和生殖器官一样,都可以是产生愉悦的性器官。这里的的精神是「多元平等」的解放,而非再度复制新的阶层压迫。性的生殖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性的阶层压迫关系,性因着促进生殖与否而有高下好坏之分:只涉及生殖(器官)的性居于上位或上阶层,涉及非生殖(器官)的性则居于下阶层并且被打压。可是,我们在对抗性的生殖模式时,不应该只是颠倒原来的阶层压迫,而应该积极提倡以性愉悦自身为目的之情欲文化,与发展生殖器以外之其他性器官的愉悦能力和资源,但绝不应压抑或打压生殖器官或奢言「超越」。为什么呢?

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不应奢谈「超越生殖器官的性」。第一,以「生殖器官」而非「生殖模式」为打击目标,根本是搞错对象。因为如前所述,生殖器官的性也可能是非生殖模式的性,因此生殖器官的性也是性压迫体制中常被打压的对象。在这个性压迫体制中,生殖器官的性与非生殖器官的性并非必然对立的;事实上,两者经常互相流动与逾越、彼此促进与依赖、共同滋养与发展--试想:生殖器官的性文化因着口交、SM、肛交、同性恋、双性恋、屎尿恋、体臭恋等而变得「变态」和丰盛,而(例如)鞋/足恋(以脚作为性器官)则被其他器官(声音、皮肤、幻想、分泌、排泄、生殖器等等)的性所发达与精致化。换句话说,生殖器官(或任何器官)的性文化若能发达精炼,并且被其他性器官的文化所丰富,那么就更能打破「性=生殖器的性交」这种窄化愉悦资源与限制愉悦能力的成见。毕竟,在一个压抑非生殖器官的性的文化里,生殖器的性文化也不可能丰盛精致与发达;当然,反之亦然。

更值得深思的是,生殖器与非生殖器的性,两者在反性压迫的情欲政治中可以说是生命共同体。因为,一种性器官的出匦(柜/轨)文化往往与其他种性器官的出匦文化互为表里、彼此影响和支撑。在一个压抑生殖器的性的文化里,非生殖器的性也难逃被打压的命运。但是「超越生殖器官的性」的说法的错误,正在于它将两种同遭打压的情欲对立起来,仿佛「非生殖器官的性」的对立面竟是「生殖器官的性」,而非「生殖模式的性」。

不应奢言「超越生殖器官的性」的第二个理由和性压迫体制中的另一种阶层权力有关。在性压迫体制中,除了「生殖模式的性」压迫「非生殖模式的性」之外,还有一种是「无性」对「性」的压迫,也就是对性的歧视(关于此处未提及的其他性压迫,如婚内性对婚外性的压迫等等,可参见Rubin , “Thinking Sex”)。这种对性(情欲)本身的压迫与歧视有许多不同的表现:例如,要求「性」必须和生活中的其他事物分开隔绝起来、或者被排除在社会其他领域之外,性是边缘的、底层的、上不了台面的、不应进入公共领域的;性领域中的活动或关系是浮面的、无足轻重的。易言之,「无性」与「性」被赋予不平等的政经文化社会资源分配。更有甚者,性基本上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不好的、邪恶的、坏的、有害社会的、有负面效果或副作用的,故而应当被压抑,而且必须要经过证明,才能说性在什么情况下是好的、没问题的。所以这种对性的歧视认为,青少年禁欲一定比有性活动好,「爱」比「性」好,等等。由于对性(情欲)本身的压迫与歧视,连带使得一些涉及性的人也遭到压迫与歧视,像病人原本会受到同情,但爱滋病人却受到歧视,等等。事实上,这种对性本身的压迫与歧视是性压迫体制中相当基本的构成原则。

前面说过,由于在现阶段,生殖器常被当作唯一的性器官,「生殖器性交」也常被等同于「性」,因此对「性」的歧视与压迫,就落实为对「生殖器的性」的歧视与压迫。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超越或压抑生殖器的性,就很容易变成反性、反情欲,而与保守反动的性歧视与性压迫合流。而事实上,性压迫确实经常是针对着生殖器官的情欲,例如同性恋就比「同性爱」受到更多的打压和丑化。换言之,「生殖器的性(交)」也是被打压的对象。因此,情欲解放论在对抗现有性压迫、超越性的生殖模式时,一定要同时强调生殖器官与非生殖器官的情欲都是好的、正面的、值得鼓励的。

总之,「超越生殖模式的性」是为了打破性压迫,而不是为了打压生殖器性交、复制新的性压迫。提倡与发达「非生殖器官的情欲」,不是为了压抑生殖器性交的愉悦,而是为了更丰富多样的愉悦--包括了更丰富多样、更爽的生殖器性交。

最后,如果说「超越」生殖器性交并不意味着「偏废或不鼓励」生殖器性交,那么,作为边缘情欲的运动路线,女性情欲解放论的「超越」总是向着更变态更边缘禁忌更没品味格调的情欲前进,(品味多是有阶级预设的),而不轻忽生殖器性交也被打压的情欲现实。「超越」总是在文化与历史的现实脉络下的超越,(感谢丁乃非在这点上给我的启发),所以「超越生殖模式」的情欲政治不能离开现实中被压迫的那些没有品味的性变态、性少数的情欲,此外,也不能离开其他形式的性压迫,所以也要挑战现有情欲文化对单一性伴侣的执著,对婚内性的膜拜,对同/双性恋的排斥,对另类情欲言论自由的打压。

 

附录:愉悦、欲望与女性主义

早年对色情材料的批评是说它没有「美学的内涵」,但是时至今日,在女性主义及妇女运动的影响之下,这种暗含阶级品味预设的诉求立场已逐渐站不住脚,新的批评立场遂强调色情材料中的表演者没有「相互的感情」(Ross 176)。

娞欧米.巫尔芙在《美貌神话》一书中指出,要求女人节食瘦身的论述往往和妇女运动的进展齐步同行,她认为这些论述的效应正是要在女人心中引发自怨自艾和焦虑不满,阻碍女人继续肯定自我,拓展能力。而这个反挫的力量特别指涉到女人和她身体以及性的关系。巫尔芙很明确的说:「性、食物、和肉体;政治意识形态...使得女人相信她们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三者,以为这三个名词会彼此抵消」(Wolf 201)。

自从1960年代以来,女性的理想身体就是像名模特儿崔姬(Twiggy)那样的全然骨感,毫无赘肉,身上唯一可以有肉的地方就是胸部。女性主义者曾经指出,这种搭配是一个成年女人的胸部配上一个青少女的身体,而这是完全符合我们文化对女性的角色期望。壮大的女人向男人投射出一种压迫感,是我们的文化不能容忍的,青少女式的瘦削身体暗示一种无力感,一种不会有能力操控局势,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无力感,这种理想身体虽投射出一对乳房,但是那青少女般的身体只能向男人放出静态的、自发的性信号,只能对男性的追求做出被动的反应,却无力主动掌控性活动(Coward 40-43)。

“来瘦身中心一如到教堂告解或做礼拜,女性必需透过这样的仪式为不完美的曲线忏悔 ...瘦身中心...让女性厌恶自己原来的身体、对老化充满焦虑,这种耗弱女性自信,将其置于黑暗情绪的作用,真正侵蚀了女性的生活动力”

“面对美体论述如此完美的包装,我们最想说的是:让女人拥有自己的身体,让女人给予自己的身体意义。现在应该开始赞美每个女人目前拥有的身体形貌﹒﹒﹒女性勿须排斥美,但是,这个美的概念必须是充满差异的,也就是承认个体的差异性(陈儒修,高玉芳)。

如果说是因为塑身神话的密集洗脑,女人才肝脑涂地的投入大量金钱时间,追求虚幻不可得的标准身材,那么,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似乎不应该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女人那么软弱愚蠢,居然一直上当受骗而不能自拔。而是更根本的问:为什么塑身神话能产生那么强大的说服力?倒底它勾动了女人什么强大的「被压抑的」东西(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愉悦引发罪恶感,这已经够糟的了,更糟的是当别人批评我们的愉悦时所引发的罪恶感--我们享受烹调时有罪恶感,我们喜欢衣服的时候有罪恶感,我们节食的时候也有罪恶感。即使是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也曾经感受过那种「我不该如此做」的沈重感觉。这并不是因为有人告戒我不应该作那些事,而是因为我知道那些生活实践早已经被分析过,也已经被批判过。事实上,许多女人对女性主义的习惯性反应就是罪恶感--因为她们喜欢传统属于女性的东西,因为她们结了婚,因为她们想留在家中带孩子。愉悦或许是神圣的,罪恶感则是毫不容情的(Coward 14)

女性主义者早已指出,媒体中呈现的女体多半是支离破碎的,镜头里凸显的是乳房、美腿、丰润的嘴唇、挺直的肩膀等等,广告台词里谈的是雕塑腿部、腰部、臀部等等,而且由于广告对理想肢体的强化凸显,使得广告中完美的身体在与观看者自身相比之后引发观看者的自我否定,这种对自己的身体形状之不满,则进一步排除与追求完美身体目标相左的一切肉体愉悦,以罪恶感来强化女性阅听者对自我的否定。但是自我否定的沈重负担之下并非不可能找到破绽出路,Coward认为,当媒体重复呈现支离破碎女体的时候,女人在这种身体观之内反而有机会发展某种自恋式的自我肯定,也就是说对自己身体的某些甚至绝大部分虽是不满,但是还有某些部位(如耳、眼、头发、笑容等等)可堪告慰,毕竟,主体一定要有某种自我的肯定才可能建立对理想身体的梦想,而这种肯定的自我形象正可以形成抗拒理想身体的侷限的力量(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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