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的NGO化(演講)

(這是我2015年9月11日在科技部委託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的五天「性別與科技人才培育營」裡的演講。我希望不但指出社運在台灣的政治社會變化中所形成的企業化、官僚化趨勢正在腐蝕社運本身的理想性和革命性,同時我也想指出眼下有太多看起來正義凜然的NGO,其實都是自肥自義的篡奪邊緣社運打開的社會空間,並反過來借力法律和政策,對社會生活形成極大的規範和壓迫。)

這一場的題目是「性別優先的治理」。在前兩天兩場「健康治理」的課程裡,大家可能已經聽懂了在醫療領域中逐漸形成的以「健康」作為主軸充滿善意關懷但是充分規訓監控的生命管理佈局。我們這一場則要更寬廣的來觀察另一種幅度的治理,也就是以「性別意識」「性別平等」為主軸的社會管理模式。這個管理模式是官民共治的,也就是說,不是像昨天談數位科技時那樣的由資訊控制者全面主導監控,而是民間團體和國家政府攜手促成新的柔性管理和規訓。

「社運NGO化」是1990年代開始由眾多後發國家地區(從非洲到中東到拉丁美洲到亞洲)社運人士紛紛提出的觀察,這個出於特殊歷史和國際脈絡的現象當然值得我們細究其歷史意義。

NGO,也就是所謂「非政府組織」,是1945年二次戰後聯合國成立時開出的一個後門。主事者可以利用這個名稱,把一些在性質和地位上與聯合國成員政府有別的特定民間組織,以「觀察員」的身分列入聯合國的各種正式會議。西方強權支持或主導的民間組織因此得以在聯合國之內發揮另類發聲「表達民意」,不但有效的挑戰一些不太聽話的國家政府的代表性,也可以在適當的時刻藉機提出新的議題和說法(哪些團體可以入籍則仍然是掌握在西方強權國家手裡)。從這個歷史脈絡來看,這裡有關「非政府」的性質宣示有其特定而且有針對的效用,因為它藉此建立起某些組織的神聖性和優越性。

NGO一般而言被人視為非政府,獨立於政府,因此在形象上是出自人民的、正義的、聖潔的,它們的總和被稱為「民間社會」「市民社會」甚至「公民社會」,以便與國家政府威權專斷的形象對比。不過civil society的說法會在哪些場域或時刻被大力推崇呢?這就有意思了。

首先,civil society的說法主要被運用在特定的政治情勢裡,例如1980年代波蘭的團結工聯反抗共產黨政府的時候,或者拉丁美洲解放後,強人政權不聽話而西方覺得有必要推動再次民主化的時候,都是引用civil society的說法來正當化西方所支持的在野力量,用「民主」或者「自由」這些主要出自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的理想來定義這些人民運動。有關這個現象,大家可以繼續在近期從中東阿拉伯之春、北非茉莉花革命到亞洲的雨傘革命所謂「民主運動」裡觀察是否也有同樣的偏斜。也有研究者指出,通常在美國介入它國內政的軍事行動前夕,除了軍備方面的動作外,同時也會聯繫大批國際NGO整裝待發,準備在軍事行動結束後進入該國收拾殘局(美其名曰援助救濟)。說穿了,在民間組織的名義下進行的政治軍事操作是蠻常見的。

其次,NGO文化的成長與它所屬的社會的經濟發展有何關連也引人深思。例如1990年代開始,南美洲、亞洲、非洲許多國家都在北半球國際組織的資助下成立了大批民間組織,積極促進這些被資助地區的「現代化」、「民主化」[1],也就是促進形成所謂「自由開放」的資本市場環境。換句話說,後發地區的NGO化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開路車,也是收尾的垃圾車。北半球國際組織的救援或支助有著多重效應或目的,不見得以個別團體或個人的意志為依歸。

NGO文化的蓬勃發展,是否一定向著進步開明前進呢?那倒不一定。當非政府組織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時,各式各樣動機的組織(包括右翼宗教的婦女組織)曾集體大批進入聯合國的各種會議,以女性的立場制約女權議題的討論和執行,並積極介入國際公約的形成,然後再駕馭著這些公約,長驅直入其他國家,壯大她們相關團體的在地運作[2]

撇開大脈絡不說,社運的NGO化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面向:

首先就是:議題專一化、結構官僚化。一反早年社運的草根性質和串連對抗整體社會結構,NGO的操作模式越來越集中於「特定議題」的代言[3],也就是以特定主體、主題為主,針對其權益進行爭取,以確保自己形象鮮明,獨特專注,因而分餅的領域穩固。因應這個議題的狹窄化,NGO組織的工作人員也趨向專業化,不再是早年社運的熱情擁護者,而更多的是社工、諮商、媒體專業人員,這也使得NGO成為最新而蓬勃的雇傭機構[4],使得社運成為職業而不再是志業。NGO化以後的決策權都在執行長、董事會手裡,成功與否的關鍵不再是動員成果,而是募款金額多少、企劃書是否專業等等。溝通的方式不再需要與群眾互動,而是雇用專業人士,透過媒體、網路、遊說建立起組織形象和名聲,只要面對特定的影響目標。組織NGO化之後內部的缺乏透明度或者董事會的威權籠罩,都不是少見的問題。

NGO化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金主主導化、運作專業化。社運組織的財務安排越來越不是倚賴動員群眾捐款,而變成社運組織替政府提供服務而獲得費用/報償,也就是一種「客戶主義」。在未開發或開發中的國家裡,全球性的NGO組織也會投入大量資金,協助設置在地組織,以便迂迴的影響第三世界的政策和經濟。在地組織則向國外的捐款者或組織負責,報告工作成果,捐款組織的工作要求和方向往往左右了在地組織的方向和方式。窮國的NGO倚賴先進國的NGO來定調定性,最終受惠的往往是這些團體及其主要組織者,而不是原來社運團體要服務的群眾。財源的考量也會徹底影響社運團體的運作,例如本來婦女運動努力於草根的動員、自學、給力等等方向,但是NGO化以後就不斷調整自己的行動,變成協助政府進行政策評估、提供社會服務、執行性別平等計畫、提升自己的國際形象等等,把社運原來採取的「干預」行動,逐步轉為技術性動作[5]。運動團體依著各方金主的口味和需求來精心打造自己,也在大眾和媒體上經營專業形象和政治影響力,距離群眾的現實越來越遠。

當社運的體質因著NGO化而轉變時,也出現目標主流化、訴求權益化的趨勢。社運原來有著強悍反叛、不甩常規的挑戰性格,對抗主流價值,誓與政府強權對立纏鬥;但是NGO的操作方式卻往往偏好呈現各種悲情慘境、風險危險,描寫自己所代言的底層人民如何需要保護和資源,以確保贏得大眾支持,順利爭取到資源。在訴求過程中,這些敘事大多倚賴也強化各種既存的階級、族群、性別、年齡刻板印象,並肯定自己作為救援事業的必要和成就,強化自身與政府討價還價的力量。而在與政府對話的過程中,所有對於自我處境的描述和要求都趨向權益化,也就是用可以融入官僚體制語言和思考的方式,把改造社會、改造主體、改造人際互動的各種努力都簡化、單一化,成為框在法律、規章裡的有限要求。

社運的NGO化(套用這次營隊宗旨裡的說法)就是社運的技術化,也就是與市場和政府的技術合流,加入治理,而在這個過程中更傾向於接軌主流語言、主流價值、主流操作,連結普世價值。這樣的社運質變對於邊緣議題和主體而言,衝擊往往更為明顯,因為它跳過了邊緣領域裡知識和語言的欠缺發展,跳過了主體彼此面對、理解和同理心的過程,跳過了對主體自我狀態的深自反省和解析,跳過了對於社會成見、污名、壓迫的徹底認知和挖掘,也跳過了在改造自我、改造社會結構過程中的複雜摸索。

社運主流化之時,也是社運消滅之時。

 

[1] 這裡的現代化包括例如衛生、醫療、教育、就業等等議題,民主化則包括組黨、參政、選舉等等。這些議題都使得西方為本的價值和實踐多多少少順利的進入後進國家。

[2] Doris Buss & Didi Herman, Globalizing Family Values: The Christian Righ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 of Minnesota P, 2003).

[3] 本來蘇格蘭經濟學家Adam Smith和法國政治思想家Alexis de Tocqueville用「民間社會」的概念來期待自主的結社生活可以使人民在結社的過程中習慣民主政體中彼此禮貌相待的原則。但是傳統的社會肌理(例如信任、互惠、論理)在刻意挑起的敵對和競爭中逐漸被腐蝕,集體行動越來越不可能,

[4] 到2014年為止,內政部統計台灣的社會團體共有四萬四千多個,其中和社運直接相關的「社會服務與公益團體」就有一萬三千多個,遠遠超過其他類型組織,職業團體則有一萬一千多個,詳見《內政部統計月報》有關人民團體總數之列表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5] 這種轉型到目前為止最常見而且幅度最廣的就是全球的婦女運動,從拉丁美洲到阿拉伯世界以及南半球的許多國家(如印度)都已經對這樣的趨勢展開反省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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