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滋与海报创作:嘲讽HIV入罪化的艺术行动(翻译校订)

(注:这篇文章由作者Sarah Schulman提供,原来的标题是“Dear Poster Virus, This is why you mean so much to me”,出自Art AIDS America一书(2016)。Schulman于2016年3月应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之邀来台发表系列演讲。由黄杰翻译,何春蕤校订,刊登于苦劳网,2016年2月23日)

致亲爱的「海报病毒」艺术团体(Poster/Virus):

一个人如果因为拒绝解决自己的焦虑和罪疚而向国家告发爱人,那真是很蒙昧,很丑恶。但是在加拿大做这样的事不但是被本来就支持HIV刑事化的政府所鼓励,更被这个霸凌弱小的社会所怂恿。「海报病毒」,你们是一群HIV阳性的加拿大年青男女及其朋友所组成的艺术团体,你们的国家正是HIV刑事化的全球先锋。然而自2011年起,你们成功的串连了艺术家和社会运动者以及社区大众(其中有的也是艺术家,有的则不是),并成功的在7个城市张贴了数万张海报,也制作了一段影片。你们政府教唆HIV阴性的市民打电话告发自己的HIV阳性爱人「隐瞒感染身分」(尽管无人被感染而全程使用保险套),你们却依然无惧的公开自己HIV阳性身分。活在一个沈溺在优越主义意识形态中、拒绝沟通聆听、拒绝解决问题、只想残暴惩罚异己的社会里,你们周遭充斥着针对HIV阳性者的暴行,然而你们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行动。因此,我仰慕你们。

爱慕你们的Sarah Schulman敬上

加拿大的HIV刑事化

2012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认定,HIV阳性者就算已经使用保险套而无人被感染,也必须按法律要求向性伴侣告知自己是感染者。这个以9比零通过的决议违反了多年来把「安全性行为」主要定义为「使用保险套」的全球政策和文化共识[1]。在爱滋病出现的头几十年,我们是根据人体中T-细胞的含量来判定其健康状况,T-细胞是维持人体免疫力至关重要的白血球,当一个人接近死亡,其T-细胞数量就会暴趺,而当他接受新的药物治疗时,其T-细胞就会再生。然而今天,随着「多重药物治疗」(compound treatments)的盛行,我们转而根据人体内的病毒含量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感染。现在处理HIV的方法就是压制人体病毒含量,而HIV感染者的目标就是达到病毒「无法测到」的程度,意思就是说,病毒含量已经被药物压制到一个没法被侦测出来的水平。虽然「无法测到」仍然需要依赖药物压抑体内病毒含量,可是病毒含量越低,传染力也就越低。实际上,「低病毒含量」已经可以非常有效阻止HIV传染,所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在2014年1月宣布,低病毒含量的无套性行为不应该再被称为「不安全性行为」,而应该正式改称「无套性行为」[2]。新的爱滋情势不再关注「阳性」或「阴性」的二分,而关注病毒含量「已被压制」或「未被压制」的判定。

美国由于缺乏完备的健保,只有35%的HIV阳性案例能够成功压制病毒含量到无法测到的水平,其余的个案根本无法得到基本的照顾和治疗[3]。由于美国政府没能为大多数HIV阳性的国民提供控制病毒含量的方案,它没法像提供全民健保的加拿大一样以病毒含量作为刑事化的判准。美国各州因此其实暗暗进行着对HIV的刑事化,有些地方荒谬到HIV阳性者连吐口水也可能被监禁,但是美国至今尚未设定统一判准,也没有案例上达联邦法院的层次[4]。在加拿大,理论上政府已经可以制定政策要求所有HIV阳性者必须达到病毒含量无法测到,可是,实际上HIV阳性者想要获得医疗照顾还是没那么容易,这是完全没享受过健保的美国人很难想像的[5]。在加拿大,感染者中估计还有25%没接受测试,例如卑诗省的统计结果就和美国差不多,只有一半HIV阳性者在接受治疗[6],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达到病毒量检测不出的水平,部份原因是因为还有很多人没被测试。针对这种混乱的状况,加拿大艺术团体「海报病毒」就此问世。

加拿大的HIV阳性抗争者

我们旨在理解自身的困境。我们要如何挑战爱滋产业的运作逻辑?海报艺术可以带来什么改变?对于爱滋政策,人们到底关心甚么?在当下被身分政治分裂的运动里,我们如何让所有的声音都被听见(而不是只有优势者独占发言台)?——「海报病毒」博客的管理声明(2013)

「海报病毒」是加拿大年轻HIV阳性者的起义行动,他们针对的正是社会对爱滋议题的无所作为。大家都说爱滋病「危机已经过去」,使得这些年轻人对自己HIV阳性感染者的身体感到羞愧而隐藏自我。现在的感染者对早期HIV阳性世代曾经成功有效使用的策略和战术一无所知,不知道如何真正改变社会,最终逐渐痲痹无力。主体的能动性于是被各种各样的爱滋服务组织所取代,这些组织根本就把HIV阳性主体当成客户而不是运动份子。年青艺术家所面对的掣肘更为严峻,在美国,艺术创作的专业化和艺术市场的商业化使得那些在形式上或政治上展现异议色彩的作品不是被边缘化,就是被地下化,虽然不被限制,但是也不被容忍。同样的作品要是在加拿大就不会被当成威胁,因为那里的资助体系更为复杂,实际上,加拿大可以说是马库色所谓的「压迫式容忍」的社会(Marcusian society of “repressive tolerance”):异议被限制也被高举在「多元价值」的框架内,去除了杀伤力,反而巩固了国家体制。要是在美国,那些被市场排斥的艺术家只能靠自己,可是同样的人在加拿大却可以获得为数不少的金钱资助,可以近用政府的基础建设。这种制度当然有利艺术家的生活,也保护加拿大的艺术发展免于美国商业文化全球化的吞噬,更不必受制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可是,在另一方面,过度补助却会滋养出一种「自满文化」(culture of complacency),同侪评选变成朋党为奸,透过镜厅般的彼此模仿映照,使艺术更趋单一化、平庸化。美国艺术家如果想要避开商业制造,就需要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制作自己的艺术品,加拿大艺术家却常常说他们因为「得不到资助」所以没能完成计划。加拿大艺术团体「爱滋立即行动」(AIDS Action Now)和相连的团体「海报病毒」拒绝政府的一切资助,这也是我爱慕他们的另一个原因。

图一 Alexis Mitchell(1983- )《只要世上还有监狱,就会有爱滋》(2013)(图片来源:Poster/VIRUS)《只要世上还有监狱,就会有爱滋》(艺术家:Alexis Mitchell

Alexis Mitchell为「海报病毒」所创作的艺术品并不是一幅海报,而是一段模仿政府宣传片的短片,题目是《只要世上还有监狱,就会有爱滋》(As Long as there are prisons, there will be AIDS, 2013)(见图一)。在影片中,一名白人年轻男子穿着印有美国国旗的海滩裤,正在用沙堆砌一座堡垒,海浪不断向沙堡涌来,仿佛将要摧毁一切。海浪愈靠近,男子就愈慌忙的抓狂堆沙,保护他的帝国,可是崩坏已是定局。堡垒的角楼上叠加了一幅加拿大枫叶的彩虹旗,代表「同性恋国家主义」(homonationalism)、「酷儿爱国主义」(queer patriotism),也代表与惩戒的、不公义的、不公平的国家体制共谋。飘扬的旗帜、阳光美男子、完美的沙滩、清澈的海水——一切看似美好,然而大浪不断涌上,坍塌已无可避免。

创作者在谈及她的作品时,不谈沙滩上的白人男子身体,而是引用社运者兼律师Dean Spade的写作去描述监狱工业复合体(prison-industrial complex)、有色跨性别人士被监禁、以及现在HIV阳性者在加拿大被监禁的危机[7]。在西方酷儿人群中,这些批判越来越普遍,处理的议题包括监狱运动(prison activism)、废监运动(prison abolition)、同性恋国家主义、酷儿爱国主义、以及对国家体制的认同。可是,这些批判在实践上有何意义?在现实中,酷儿社群逐渐被分化成两个阵营,一边是那些得到国家机器支援的白人、酷儿家庭、公民、顺性别者、以及HIV阴性者;另一边则是那些新的被排斥者,也就是「新酷儿」,包括非公民、某些跨性者、无家者、以及HIV阳性者。然而,旧有的惩戒体制和优越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并未改变,它只是被重新整编:当一个群体新近被纳入体制成为「自己人」,就会有另一个群体变成「他者」。就HIV刑事化而言,关键就是告发:新的自己人就是那些打电话向警察告发其HIV阳性性伴侣的HIV阴性者,而新的被排斥的他者则是那些被国家体制骚扰的HIV阳性性伴侣。新的加拿大「同性恋国家主义」不但不鼓励人们沟通以解决问题,反而容许各种霸凌手段,包括警方的恐吓、律师的恐吓、刑事起诉、法庭审讯、监禁,甚至一生都被标示为「性犯罪者」。在这种脉络里,面对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经验,社群又该负上甚么样的责任呢?

2012年加拿大最高法院支持HIV刑事化的决策一出,「爱滋立即行动」和加拿大其他倡议团体第一时间就决定要撰写一份「检举准则」来限制检察官的恶意,要求他们不要把收到的检举办到底。可惜这个行动并未产生多少效用,因此「爱滋立马行动」发起一个「报警前三思」(Think Twice Campaign)计画,尝试说服人们帮助彼此冷静,把话说开,积极寻找另外的出路,而不要透过国家的力量来表达焦虑和罪恶感。「爱滋立即行动」要告诉社群的是:大家都有责任阻止别人报警检举。

加拿大人常说自己「不爱冲突」,可是HIV刑事化却揭露了真相:人们其实很享受看到国家机器的大锤惩罚异类。政府制订这些法案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任何反对,这证明了这个社会默然同意了(甚至有点高兴看到)这种残忍的威逼。社会不喜欢的就是负起责任来:对他们而言,躲在警察背后比较容易,要求自己活出「做人」的基本原则,把别人也当个「完整的人」来看待,以便大家和平共处,实在太难了。可是,加拿大的爱滋运动者又是否愿意公开承诺当他们看见有人以报警来威胁伤害自己的爱人而不愿意尝试其他解决方法时运动组织者会介入并阻止这恶行?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在Mitchel的影片中的白色沙滩上,那个忙着筑沙堡的白种男人心里并无任何包含其他弱势在内的忧虑。

图二 JJ Levine(1986 - ),《无套性交…人之常情》(2013)(图片来源:poster/VIRUS)《无套性交人之常情》(艺术家:JJ Levine

主导异性恋生活的「生殖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现在有一部份也开始主导酷儿社群了。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有家之人所做的行为要是换了是无家之人做,意义就很不一样,而由于白人家庭是国家主义和男性(包括酷儿男性)优越主义的基石,国家会不顾一切的巩固它最邪恶的范围。在JJ Levine那幅名为《无套性交…人之常情》(Barebacking… Everybody Does It, 2013)(见图二)的海报里,我们看到创作者以指出异性恋的幸福怀孕就是无套性交的结果来展现国家在处理性别、性、以及种族问题时的伪善。Levine在解释其作品时说到:「如果读者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其实海报上的孕妇和准爸爸是由同一个模特儿分身饰演。由于观察者无法从这相片判断模特儿本身的性别,因此也无法决定在谴责男同性恋无套性交行为时应该放过哪种身体免于责难[8]。」唯一确定的是,要放过白人。

或许我们先来看一些有关种族的背景资料。加拿大只有2.5%是黑人,但是HIV阳性者却有6%是黑人男性,要是说到HIV刑事化,52%被起诉的男人是黑人,而且大多数都是移民。1990年,来自乌干达的Charles Ssenyonga在感染了3名女性后被多伦多公共卫生部勒令不可再发生性行为[9],但是他在起诉完成司法程序之前于1993年逝世。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宣判白人Henry Cuerrier因为跟两名女子无套性交有罪——纵使该两名女子没受感染[10]。2012年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认定隐瞒HIV状况下发生性行为构成了「伤害」[11]。另一被媒体炒作的重要案件涉及另一名乌干达移民Johnson Aziga,他1996年被验出HIV阳性,2008年被起诉,承认曾与11名女子在没有透露自己的感染状况下发生无套性行为,当中7名女子后来受到感染,2名因爱滋病逝世。2011年Aziga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因为传染他人HIV而被判谋杀罪[12],在加拿大的《危险犯罪法》之下被认定为「非常有可能再进行不安全性行为」,因而被判处无期徒刑。2006年起,在保守的总理Stephen Harper任期内,72,000名移民被刑事关押,非法移民更被剥夺医疗照顾。正如「爱滋立即行动」的创立人Tim McCaskell所说,加拿大政府以「性爱上具侵略性的带病黑人移民」作为修辞想像,用种族歧视来巩固公众对HIV刑事化的支持[13]

然而,Levine指向的问题比想像中更为复杂。现在世界上大概有三千五百万名HIV阳性者,每一个阳性者都是从他人感染来的。照加拿大的制度,每个感染他人的阳性者、或是进行有套性行为而未公开自己HIV阳性状况的人(纵使无人受感染)都要被关进监牢,要是用全球的规模来想,那就是数百万人,这种惩罚性的意识形态显然是一种文化病态。Levine则建议另外一种观点:为什么不把这个数据理解为HIV感染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呢?或许感染HIV就像不小心怀孕罢了。老实说,也许全球各地大部份的孕事都使人私下感到爱恨交加,心怀犹豫,无数女人也都有把自己或伴侣不想要或不会选择要的孩子生下来甚至抚育成人的经验。那我们会把那些跟她们进行「不安全性行为」的男人关进监狱里吗?当然不,我们会安慰她们,让她们知道自己得到社会和法律的接纳。因此,在《无套性交…人之常情》之中,Levine尖锐的显示,社会和国家在处理同一事件上的态度和行动,在遇到白人异性恋者或「家庭」时是何其不一致,这些人不但不会承受牢狱之苦或被标示为性罪犯而毁掉一生,反而会得到赞赏和认同。这种双重标准正是社会压迫的运作逻辑。

图三 Allyson Mitchell与Jessica Whitbread,《操阳女》(2011)(图片来源:poster/VIRUS)

《干阳女》(艺术家:Allyson MitchellJessica Whitbread, 2011

Jessica Lynn Whitbread是北美和全世界HIV赋权运动中最突出的女性领袖。她住在多伦多,是「爱滋立即行动」成员,同时和爱滋运动者和理论家Alex McClelland同为「海报病毒」的召集人。Whitbread一方面在公众政治场域中活动,和联合国以及一堆司法、政治组织合作,另方面则组织了一个非常私人的、聚集HIV阳性女人的「茶党」,聚会地点从非洲肯亚到纽约布鲁克林区都有。Whitbread广为人知的公开立场就是拒绝向国家举报那个使她感染爱滋而未曾告知其感染者身分的男人。在由加拿大政府执行,由那些拒绝帮助别人「三思」的坏朋友所维持的霸凌刑罚大海中,Whitbread具体而微的体现了什么是和解、协商、和责任。

《干阳女》(Fuck Positive Women, 2013)(见图三)是Whitbread和Allyson Mitchell合作的作品,后者曾和艺术家Deirdre Logue在多伦多共同创立了女性主义艺街画廊(Feminist Art Gallery (FAG)),她同时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也是在不同艺术形式中创作的艺术家。这海报上的口号把HIV阳性的女人称为「阳女」,就如过往翻转「怪胎」、「娘炮」、「铁T」等侮辱用语一样,赋予HIV阳性女人一个可以拥有、可以愉悦、和可以强烈要求的主体位置。海报在视觉效果上也模仿十字绣的质感,这个选择批评了人们对艺术、工艺和其他家庭艺术形式的「女性」预设,但是在这里,它不是用来传递有关「家」的陈腔滥调,而是表达性的需求。

在HIV刑罚的谜局里,女性的遭遇更是昏暗不明。加拿大大部份HIV阳女都住在贫困而被污名化的区域里[14]。加拿大女性人口中有4%是原住民,2%是黑人,可是2007年的HIV阳性女性统计有45%是原住民,有20%是黑人。就染病比例而言,跨性女人的感染比例比任何群体都高[15]。虽然HIV阳女的病毒含量通常都比男性低,然而却很难持续压低病毒量,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确定原因为何,不过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控制病毒含量的药物都是以男性身体为实验对象,因此或许对女人没那么有效。McCaskell就认为:「照病毒含量制订的法律对女性更加严苛。比方说,如果我想知道我的病毒含量,只要去看医生就可以了。然而加拿大北部的原著民女性却不一定随时能够有机会验血[16]。」

目前共有14位女性因为没有告知性伴侣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被加拿大政府起诉,其中一名已经被起诉了3次,这种起诉不免引发一些更棘手的问题:到底她们是传染了谁?2006年加拿大成为世界第一个因为孕妇传染HIV给她的孩子而起诉这位孕妇的国家,但是现在随着孕妇开始服用Truvada新药,怀孕传染HIV的机率渐降[17]。至于把HIV传染给男性,加拿大HIV阳性的男性有23%声称自己是被女性感染[18],可是「HIV正义网络」(HIV Justice Network)指出,男人经由插入阴道感染HIV的机率只是2500分之1[19]。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巨大差异是统计没法解释的,我们可以推测,至少有些男人一定在说谎以掩盖自己曾进行男男性行为或用药。2007年我们就已知割包皮有助降低(根据男人自称)至少60%的阴道交爱滋传染,这解释了为何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女传男的比率要比北美高出很多[20]。然而,在加拿大因为隐瞒自己感染者身分而被起诉的女性当中只有两位被控感染他人,两位都是有色女性:泰国移民Suwalee Iamkhong和原住民June Tippeneskum都因被控传染其夫HIV而被起诉,前者被驱逐出境[21],后者被监禁三年[22]。然而,在判决前却没有进行任何演化比较测试(comparative phylogenetic testing)以确认她们体内的HIV与其丈夫体内的吻合。统计数字对女传男的风险支支吾吾,加拿大也没有任何研究资料愿意指出直男是感染HIV的高危群。根据加拿大HIV/AIDS法律网络(HIV/AIDS Legal Network)的说法:「没有任何流行病学证据可以确认性工作者传染HIV给客人的个案经常发生[23]。」因此,HIV阳女并不是甚么公共卫生的危机,而是一群需要服务和照顾的女性。HIV阳女实际上是在为一个很难成立的想像的罪行而受罚,Whitbread和Mitchell则透过她们的作品,试图勾起与阳女性交的焦虑,以揭露了那种于事无补但是伤害每个人的歇斯底里病。

图四 Jordan Arseneault(1980 - ),《新公式:缄默=性爱》(2012)(图片来源:poster/VIRUS)

《新公式:「缄默=性爱」》(艺术家:Jordan Arseneault

根据我为「ACT UP口述历史计划」(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Oral History Project,或是「爱滋结盟释放力量」口述历史计划)所做的访谈[24],在「黄金时期」那些年代,因为充满痛苦,大量朋友死亡,ACT UP的大部份成员都进行了安全性行为。很多人在离开ACT UP几十年后才长出抗体,而好多位都重复证实,在ACT UP最重要的那几年间,HIV阳性和阴性的人相处融洽,之间并无芥蒂。这种和谐后来垮了,1989年David Wojnarowicz和Phil Zwickler制作了一段短片《恐惧告知》(Fear of Disclosure),描述当一个人透露自己是HIV阳性时因为害怕在性上被拒绝而产生的恐惧,探究这种恐惧背后的心理和社会含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经验的公开表达。

从前,保险套除去了告知与否的抉择,然而无套性交的重新流行又把「坦白或假装自己是HIV阴性」的问题带了回来。在这个情况下,「缄默」就同时等于「性爱」也等于「死亡」。可是蒙大娄艺术家Jordan Arseneault说,现在药物已经可以有效压抑病毒含量,「死亡」根本不是问题,但是HIV刑事化强迫阳性者必须告知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论是否使用保险套,不论有没有传染的危机,因此「缄默」就等于「被告发」、「被起诉」、「被监禁」以及「一生被标示为性罪犯」──前题是被抓到。当然「缄默」也等于「逃掉」。

Arseneault在海报里提出的新公式《缄默=性爱》(Silence=Sex, The New Equation, 2012)(见图四)不单是说要隐瞒你知道的事(别说真话),更重要的是,它鼓励人们永远不要去挖掘真相(别追问吧)。HIV刑事化不单以举报者的角度鼓动冷酷残暴的文化,它同时也强迫被攻击的人噤声,或是采取更危险的选择──被迫维持对病情的无知。多伦多LGBT中心的跨性社群服务策划人Morgan Page就指出:「人们现在已经知道,不管是否使用保险套或主动透露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要是HIV阳性就要面对污名,面对在性上被排斥,更可能遭到起诉[25]。」

最后,如果「海报病毒」邀请我跟他们合作,我的海报又会说些甚么呢?我认为加拿大HIV刑事化问题的核心是它让冷酷残暴成为正常行为,这是一种深刻的病态自恋,来自那些偏好惩罚他人而不愿意实际解决像是焦虑、内疚、对性的矛盾情感、以及责任的人──上述都是人们拒绝展开的议题,国家法律则给了他们一个出路,不需要思考、感受、谈论、理解自己和他人,也就是不必让自己更深刻的活得更像人。就像每次有人太急于想通事情结果反而造成问题一样,这些人身边总围绕着一群损友、一群坏公仆、一个浸淫在优越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肤浅新自由主义社群。我的海报因此会尝试处理这些加拿大的损友,处理这些鼓励暴行而不鼓励他人自省以追求和平共处的人。我的海报会说:

是朋友就不会让朋友向警察告密。如果你爱他,就帮助他冷静下来、负起责任、两下协商。

 

[1] “Understanding the Criminal Law in Canada,” Canadian HIV/AIDS Legal Network, 2012, http://www.aidslaw.ca/EN/community-kit/documents/Chapter3.1-ENG.pdf

[2] “CDC to stop Using ‘Unprotected Sex’ for ‘Sex without Condoms,’” Poz Magazine, February 6, 2014, http://www.poz.com/rssredir/articles/cdc_msm_open_letter_1_25137.shtml

[3] Reed Vreeland, “Engagement in US HIV Care: Problem Even Worse Among Blacks, Young People,” AIDSMEDS, August 3, 2012, http://www.aidsmeds.com/articles/hiv_continuum_retention_1667_22785.shtml

[4] “Global Criminalization Sca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lobal Network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 February 6, 2014, http://criminalisation,gnpplus.net/node/1324

[5]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Screening and Testing Guide,”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 January 2013, http://www.phac-aspc.gc.ca/aids-sida/publication/index-eng.php#stg

[6] James Wilton, “Gaps in British Columbia’s HIV Treatment Cascade,” CATIE: Canada’s Source for HIV and Hepatitis C Information, February 19, 2014, http://www.catie.ca/en/catienews/2014-02-19/gaps-british-columbia-s-hiv-treatment-cascade

[7] http://postervirus.tmblr.com/post/68371788887/as-long-as-there-are-prisons-there-will-be-aids

[8] JJ Levine, “Barebacking… everyone does it,” artist statement, http://postervirus.tumblr.com/post/68235202296/barebacking-everyone-does-it-jj-levine-the-term

[9] James Miller, “African Immigrant Damnation Syndrome: The Case of Charles Ssenyonga,” 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National Sexuality Research Center,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2, no. 2 (June 2005): 31-50

[10] Darrell Tan, “The Cuerrier Decision: Public Health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HIV Serostatus Non-Disclosu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edical Journal 76, no. 3 (May 1999): 170- 73, http://utmj.org/archive/76-3/NY-Cuerrier.pdf

[11] “Understanding the Criminal Law in Canada,” Canadian HIV/AIDS Legal Network, 2012, http://www.aidslaw.ca/EN/community-kit/documents/Chapter3.1-ENG.pdf

[12] “HIV Killer Ruled Dangerous Offender,” CBC News, August 2, 2011, http://www.cbc.ca/news/canada/hiv-killer-ruled-dangerous-offender-1.927621

[13] Tim McCaskel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uthor, 2014

[14] Eric Mykhalovskiy and Glenn Betteridge, “Who? What? When? And with What Consequences? An Analysis of Criminal Cases of HIV Non-Disclosure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7, no. 1 (April 2012): 31-53

[15] “HIV Among Transgender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ovember 2013, http://www.cdc.gov/hiv/pdf/risk_transgender.pdf

[16] Tim McCaskell,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2014

[17] “Big Strides in Battle Against Pediatric AIDS,” Health Day News, December 24, 2013, http://broadneckrx.net/article.php?id=681382

[18] “Canada HIV and AIDS Statistics,” Avert, January 2012, http://www.avert.org/canada-hiv-aids-statistics.htm

[19] “HIV Risk Levels for the Insertive and Receptive Partner in Different Types of Sexual Intercourse,” Nationals AIDS Manual, http://www.aidsmap.com/HIV-risk-levels-for-the-insertive-and-receptive-partner-in-different-types-of-sexual-intercourse/page/14434490

[20] “New Data on Male Circumcision and HIV Preven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arch 9, 2007, http://www.who.int/hiv/pub/malecircumcision/research_implications/en

[21] Tom Godfrey, “AIDS-Infected Stripper Deported to Thailand,” Toronto Sun, August 30, 2010, http://www.torontosun.com/news/torontoandgta/2010/08/30/15189991.html

[22] Rick Garrick, “37 Months for HIV Exposure,” Dibaajimo: Indigenous Reports Portal, May 12, 2011, http://www.wawataynews.ca/archive/all/2011/5/12/37-months-hiv-exposure_21437

[23] “Annual Report,” Canadian HIV/AIDS Legal Network, 2012-13, http://www.aidslaw.ca/EN/index.htm

[24]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ACT UP Oral History Project, see www.actuporalhistory.org

[25] Morgan Page,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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