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公民社会:当代台湾公民政治及其文明情感

(这篇论文总结了我6年来对公民情感与性别政治在当代台湾如何互援的思考,特别针对的是性别政治所推崇的「友善」和「平等」这类温情脉脉的普世价值在台湾社会现实中的具体意义和权力运作。本文有部份曾于2013年10月6日「小心公民社会:第八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发表为〈小心公民社会〉,另一部份则曾于2015年5月16-17日「性/别二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为〈性别与情感治理:一个文明化的解读〉。整合改写后发表为本文于《性/别20》,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6年,页1-20。) [1]

本文的主题是近期在台湾社会里越来越明显突出、充满自豪、高度可敬的「公民」。这个公民身分的质感与动力有别于过去本土政治中常见的草莽激情,接合的主要是当下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配搭扩散的文明进步情感[2],而且关切的领域快速扩张,超越政治领域,对广大日常生活里的诸多现象议题都报以主动强烈要求公平正义秩序的冲动与行动。文明情感不但是这些自命正义的公民积极展演阶级/道德优势的主要载体(不管这里的优势感觉是相对于本地的低下阶层,或是被视为落伍野蛮的敌对政权及其人民),也在台湾主流的转型正义二元两极思考框架基础上,透过社群媒体和网路的快速震荡与简化效应[3],将社会区分(越来越表达为敌意对立)持续尖锐化,但是同时也借着道德压力、众口唱和,强势促成社会价值观的同一化。这种公民情感的强烈化、傲慢化、积极化、严厉化,遂形成我们必须「小心」看待的「小心(眼)」公民社会。

公民身分的内涵在解严后的台湾社会经历过一些很有意思的历史转折才攀升到今日所见的精纯崇高地位,这个过程可以在某些街头社运场域里辨识出其积累变化。简单说,1990年代「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并不是以依循国家规范来校准定位的公民身分自居,反而刻意选择当时西方左翼思潮所推崇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来描述自己与国家政府有别(甚至对立对抗)的位置。在那个年代里,「公民」根本不是能够有效动员群众参与社运政运的身分呼召。2006年陈水扁第二任总统任内,群众发动反贪腐运动,进行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大型抗争,红衫军在街头摸索建立秩序与正当性之时,赵刚等学者赋予「自主公民」之称,期许他们独立于政党认同,肯定国家主人翁身分,重建社会正义与人权价值[4]。红衫军退潮后,这个高举道德理想的公民身分随即在二次政党轮替后马英九所采取的低调和谐中沈寂,一直到马执政晚期才在另一次街头群众运动中以另一种内涵爬升到令人瞩目的位置[5],那就是2013年陆军下士洪仲丘受虐死亡事件引爆网民串连发动的「万人送仲丘晚会」,单一而清晰的悲悯情感统合了在凯道汇集的白衫军,在正义的宣示和翻译的歌舞剧革命主题曲中诞生了「觉醒的公民」主体,其内涵则是替弱势受害者讨公道的英雄使命。神圣的使命需要神圣的公民,于是礼貌与尊严、秩序与自治等文明价值都在街头运动中成为公民的必要德行,对「强欺弱、大欺小」叙事则产生强烈反感,成为呼召公民动员的道德指令。

2014年318太阳花学运抗议两岸服贸协定,在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抗议行动中,纯洁脆弱、热情奔腾的学生形象驾驭著Amie Parry所谓「民主模范性」(democratic exemplarity)傲然入主公民身份:学生公民一面可以积极参与有着清晰政治立场、高度政治性的抗议行动,另一面却还能「被看成正当的模范,因为他们的立场似乎与利益无关,而且在道德和政治上中立」(Parry 46)。这个自命与利益无关、超然中立的「公民」位置进一步提供了正当性,让自命正义的公民得以义正词严的积极介入各种日常现象与议题。另外,现场学生在维持秩序时所执行的严密区隔和巡逻措施,也具体建立起群众人口中的阶序:学生公民显然属于优越的上层,他们对文明秩序环保关怀弱势等进步价值的拥抱和执行,更在在证明自己是超越一般人民的模范公民(当然也超越那些没有表现这种文明高度的社运政运参与者)。文明、进步、可敬,构成了公民的新核心本质。讽刺的是,这个极度纯洁化、神圣化的形象也使得太阳花学运期间和结束后不断在性别/性轴线上发生的诸多争议甚至丑闻严重冲击太阳花学运的公众形象[6],成为本来与学运政治颇为合拍的性别平等转型正义逻辑不得不含泪处理的烫手山芋[7]

上述文明公民与性别正义的接合,在此刻的台湾有其特别的国族蕴含。主流化的性别政治所衍生的制度成果屡屡被端上国际台面作为佐证台湾民主成就的展示橱窗,以性别平等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成就来盛赞台湾民主进程的学术论述则成为台湾在国际露脸发声的有力新平台[8];台湾人民在日常生活里整体阴柔化的文明气质和表现(例如台北都会居民的秩序、礼貌、委婉、周到),以及号称体现自由民主、平等多元等普世进步价值的所谓社会运动的蓬勃,更验证了台湾民主的优越性,不但可以作为后进国家挤身先进文明国家之列的典范,也可证明此岸的文明素质终究压过彼岸的经济实力。毕竟,台湾在国际权力布局中受困于国族定位存疑与政治地位边缘化,但是同时自傲于成功发达经济与民主自由标竿[9],对承载这些矛盾拉扯力道的台湾社会而言,能够持续紧跟世界潮流、体现普世价值的可敬形象,目前已是肯定自我的唯一迂回策略。对这种国际认可的渴望,不但顺利而快速的促成了台湾政府与民间携手共治的「治理」架构,也透过高调展现民主成果而成就了台湾的多元开明面貌。

本文的讨论将针对这些新近构成公民身分的文明情感及其对整体社会情感趋向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也以此对上述治理架构及其多元开明面貌提出批判。以下分析特别聚焦目前正义/仗义公民文明情感投注最深的「友善」与「平等」两大核心道德价值。

委婉但不容商榷的友善[10]

从文明化的主体观点来看,治理就是「公民身分的权力技术」,也就是透过积极参与、高度自治来形成公民自傲,不但自动治理自己,也自动治理其他公民。这个观点指出新兴公民社会的「治理技术学」也是一种新的权力控制形式:不是国家或资产阶级主宰,而是社会自身的自我治理[11]。然而这种治理并非恣意施展赤裸裸的权力,而主要(例如在台湾)是镶嵌在30年来已经广泛内化的友善、礼貌、委婉、热心等文明情感里操作[12]文明情感和举止的可敬,使它在动员严厉法治时看来既必要也正当,而严厉的法治则允诺为文明情感所捍卫的正义平等提供各项绵密的维稳措施。

「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这句在大陆媒体和文人间流传的赞叹道出了台湾的文明化高度,也以陆客港人的欣羡烘托出台湾人的友善、礼貌、热情、善良。当然,「最美」风景之说同时侧面凸显台湾除此之外可陈之善不多,这使得文明表现更形重要,对文明表现的要求也就更为急切必要。我曾经从历史社会的脉络,用「尊贵/娇贵公民」的概念来解释台湾公民已经形成的文明举止和文明情感特质[13]在日常生活里时时表现礼貌、秩序、委婉、友善,以展演其阶级/道德优势,但是同时对自我边界和细微权益都执行强烈的捍卫。事实上,逐年增加的辱骂言语诉讼官司和判刑[14],以及随时随地因为个别主体感到不悦不顺而提起的投诉[15],都清楚显示公民主体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尖锐敏感,期待被彻底尊重,容不得任何忽视或冒犯。同时,这种对于娇贵脆弱情感状态的想像也形成了另外一种矫情:人际互动在委婉礼貌热情友善中反而更强烈要求谨言慎行,随时都要先确认对方的性别、性倾向、族群、职业、宗教等等特色,并且要选对相应的正确称呼和对待方式,克制玩笑,正经以对,以免踏入地雷区,触犯不可原谅的政治不正确错误。这种矫情的普遍化也使得急切主流化的那些边缘主体有了情感上的变化,因为所有的人际摩擦现在都被当成压迫,都变成需要国家和法律处理的罪行[16]

当然,这样的严肃矫情对边缘主体并不见得形成「友善」的环境。美国学者Jack Halberstam指出,对于创伤和受害的大量修辞论述和严肃强调,使得酷儿原本在压迫中翻转情势赖以生存、互动、抗争的各种幽默、嘲弄、讽刺、无聊话、跳跃思考,都被视为是可能伤害主体情感的话语,都需要和恶意的歧视、骚扰语言一样一体被禁止,也因此反而造成新的言论检查[17]。跨性别运动人士高旭宽也提醒,校园内反性霸凌而「禁止骂别人娘娘腔和人妖」,或者防治性骚扰而严格「禁止学生开玩笑或谈论性、情欲相关的语言」,名义上是保护性少数免于霸凌,但实际上却剥夺了性少数青少年在发展自我了解和人际互动上所需要的探索和实践机会与资源,也使得性少数在面对歧视时越发依赖公权力处理[18]

以文明为特质的公民在情感上虽然既委婉也严厉、既脆弱也防卫,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他们与国家政府法律的紧密关系,而这个紧密关系正是由正义/仗义公民(透过自我宣称或替人代言)占据受害位置和情感来确保的。如果遭遇不礼貌的语言举止,尊贵/娇贵主体不会被期待采取主动协商解决问题的「能动」主体位置,而是直接选择以(不「能动」的)被冒犯/受害主体之姿,坚定要求国家政府保护自身的尊贵/娇贵感不受到挑战或搅扰,也因此赋予政府更多监督和管理的正当性。这种从「个人感受」(不舒服、被冒犯)直通「公权力制裁」(投诉、通报、检举)的「文明」处置模式(不冲突、不吵架,冷静等候裁处),其实与性别主流化诉求法规或调查的正义逻辑十分合拍,两者都倾向略过复杂的人际关系历史互动冲突紧张:控诉的主体必然是文明的、无辜的、被冒犯的,被控诉的主体则是明显错误、恶意霸道、必须被纠正[19]。针对任一事件的发言因此只能是「究责」、「问罪」,目的不在于彼此试图厘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如何解决,而是控诉对方做了何种动作和选择、有意造成何种伤害与后果,也就是为了确认对方该受惩罚而已这种二元两极只问罪究责的张力架构,看似公平理性而且合乎正义程序,然而正因为它的正义剥除了人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它所执行的正义往往是武断而霸道的我是受害者,我是正义,正义是我的,只有我能要求正义」[20],结果反而紧缩了主体对话斡旋的动力与空间,强化也正当化了敌意和攻击,更壮大了管制、检查与惩罚的权力和制度。

一手委婉一手严厉的文明情感,在目前保护主义盛行的友善校园里往往更加放大展现其简化与规训的效应,甚至直接影响课程内容。老牌女性主义者Joan Scott指出,目前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广泛执行以尊重、礼貌、善意为号召的文明规范(civility),明令教师在课堂上对自我言论的内容和说话方式态度用字遣词都要执行彻底的筛检,对于教材的选择、使用、诠释、讨论中可能提到敏感议题都要预先提出警示(trigger-warning),避免触发(trigger)学生可能的创伤回忆或恐惧不安,以保护其脆弱心灵。值得注意的是,被严密防范的话题通常集中在歧视成见深入人心的族群、性别和性这些领域,这种言论限制因此也有以尊重之名净化议题、遮掩问题的效果,某些高度政治性的敏感议题甚至已经变成检查/惩罚教师言论的利器[21]。Tav Nyong’o也在网路「霸凌部落客」(Bullybloggers)的文章指出:「新自由主义把校园描绘成一个饱受威胁的空间,这个修辞策略其实与民主空间持续被幼儿化深刻的纠缠在一起,也因此与道德恐慌和性恐慌都纠结在一起」[22]。遗憾的是,类似的恐慌趋势其实在台湾的友善校园里也已经颇为明显,教师的教材使用和课程讨论都因为随时受到「友善」标准检视而先行自我设限,更加强了文明娇贵的情感调教和言语净化的执法趋势。「友善」不但没有被用来打开校园空间,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交流,开拓眼界与理解,反而投诚保护主义,接合管理和规训的力道,以保护之名,陈仓暗渡的把管制的权力布满校园生活[23]

另一个常和「友善」连在一起出现的文明说法就是「包容」。这个语词听起来温暖,然而对被包容的主体而言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毕竟,「包容通常是由不需要被包容的人施予那些需要被包容的人。而且包容本来就是出自一个高度规范的秩序,只有那些偏离常规的人才有资格被包容」(Brown 186)。这也就是说,「包容」其实正预设了特定主体是因为其偏离/不驯而被常规秩序所「关注」,被另眼看待,成为随时被关爱、被注意的对象。而「友善的施予方向往往是由强权者施恩式地将权力垄罩以照护弱者」[24]。或许在立法时「友善」期望能够禁止敌意的职场或学习环境存在,希望对性别差异者表示包容尊重,不过在现实里,这种尊重往往也仅止于那些被标定为「值得被尊重」的主体,而不及于那些拒绝被关注、安于不够格、不知好歹又不识相、抄捷径走后门、总是出问题的边缘主体。友善的氛围影响所及,甚至会使得比较及格的边缘主体也出面否认或责怪那些不配合因此不值得文明关爱的主体[25]

以上的讨论显示,文明公民的娇贵情感得到了「友善」「包容」的制度化支撑,然而在社群媒体的快速震荡攀升脉络里,这些情感所遮掩的社会矛盾仍然会被卷动,形成集体对不文明、不随和、不从众事物的严厉攻击态度。Elias在分析文明化进程时提到,本来在野蛮世界里需要而且被鼓励的攻击欲及相应的快感,在文明的进程中逐渐被收敛压抑,被众人厌恶排斥(Elias I: 295-328)。就像眼下的台湾,在文明友善的氛围里,从具体的肢体暴力到情绪上露出戾气,甚至只是眼光里有敌意,都不能再自在浮现表达[26],因为当一个社会高举「包容尊重」时,暴力戾气敌意再也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出现,就必须立刻被制止、消灭。Wendy Brown提醒,「容忍」已经变成西方文明、现代性、自由民主的独有标记和正当性源头(37),然而看似平和的容忍却包含了必要的心理代价(28),因为主体必须在文明和平之下,努力克服不断衍生自社会结构矛盾的敌意;这个内在的矛盾张力随着开明时代里异质事物日益彰显的存在而被频繁的掀起,在主体情绪上累积焦虑烦躁,而这些焦虑烦躁正是近年公众事件得以引发义愤狂潮的能量来源[27]。在特定事件进入集体关切的时刻,尊贵/娇贵公民往往以全然无保留的方式彻底表达自己的激动义愤,其张扬的程度佐证了仗义情感的真切,也反过来坐实了冒犯和伤害的强度,迅速的产生社会效应:「外显的情绪不但越来越被接受,并且被视为当代政治的必要,因为它表达了正义有志一同,要求国家政府介入……公众表达的情感因为拥有文化权威,往往可以施压政客、检警、媒体以及其他管制者,必须回应强烈的社群争战」(Irvine 2)。

这种拥抱友善、多元等进步价值的公民情感有着极为惊人的合理性与感染力,很容易吸引渴望被接纳的边缘主体投诚加入同样的意识形态,并且采用类似的正当说词来让他们周围的异议噤声,关闭对话和理解之路。就以几件著名的事件为例,2011年中正大学举办「圣经与法律学术国际研讨会」,邀请香港著名的反同性恋宗教学者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副教授关启文来台演讲,因其演讲内容及书面资料多处涉及反同志的论点,同志社团学生质疑此次演讲有违性别平等教育宗旨,发起脸书活动反对,学生议会也提出8点诉求,希望讲座或研讨会等活动办理应检视其内容是否涉及性别不友善或强化性别刻板印象,以及教职人员应注意教学过程是否涉及性别不友善言论等[28]。另外,2012年政大通识「基督教与社会」课程邀请「走出埃及辅导协会」演讲,政大「陆仁贾同志文化研究社」认为「走出埃及辅导协会」为反同志团体,倡导能以宗教与医疗力量,医治同志性别倾向,违反多元性别平等的价值观,认为该演讲明显违反《性平法》,因此号召学生抗议,要求学校撤除课程[29]。还有,2013年台北市立大学一名女教师因反对同性婚姻,在课程中宣扬主张,并要求学生连署反对同性婚姻,部分学生感到「不舒服」而投诉媒体,校方表示老师犯下错误,「但已对此行为诚恳道歉,并答应下周会当着学生的面撕掉连署书,因此暂时不会将她解聘」[30]

上述校园课程或活动都遭到同志团体的严正抗议,甚至要求校方撤除课程、让讲者噤声,这些断然否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回应模式,在在反映性别平等、友善校园等政策和理念正在扩散影响,用道德进步主义的自以为义为理由,取代真正的社会对话和可能的改变。

不分青红皂白的平等

来个「罔两不想被『平等』看见」的牌子。是的,不想被「平等」的意识形态纳入版图,不想被僵化的「平等」乌托邦绑死。(洪凌脸书)

如果说很多主体不想「被」友善,不想「被」包容,那么上面的引文也表达,很多主体不想「被」平等[31]。事实上,目前在自命多元开明的文明社会里,「平等」已经被各种政治目的建构成不可折扣的道德原则,被理解为:剥除历史和社会,枉顾现实与差异,以权力/权益视角来衡量各种性质不一的社会位置,以单一制式的权力公式来检视、理解、计算所有社会关系,以确保在某些方面达成绝对的、齐头的公平,不容任何偏颇。洪凌在上述脸书发言中则敏锐的在这个披满社会正义光芒的理念背后看到了复杂的权力意志和操作。

从解严前到解严初期,「自由」和「平等」后一直是携手并进的价值观,这两个公民理想的并驾齐驱和相互帮衬(甚至矛盾张力)为动荡的民气提供了极大的愿景和动力,也在威权高压的年代支持了各种越界出轨打开社会空间。然而现在,在自豪文明秩序应该已经到位的小心眼公民社会里,自由和平等的意义与地位有了戏剧性的改变。「自由」据说已经在政权转移中达成了,人民已经可以享受极大的(政治)自由,因此不必再提倡或强调自由──事实上是因为公民主体在文明化调教中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克制,同时倾向于监督他人,维护秩序,对于自由的想像因而趋向以守成维稳为先决条件[32]。与此同时,各种社会事件被媒体和网路言论掀动[33],在恐慌中对受害者投射高度的同情想像,对加害者则极度怨忿痛恨,就算没人受害,也对事件的可能冲击感到不安,整体社会的维稳倾向越来越看重「安定平稳」(其实就是不出事,没异常)。如果在这种时刻还有人坚持要求更宽广的自由(例如性权运动对于性自由的呼吁),那就是自私自利、曲解自由、失序乱来。自由论述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失去其原来的开拓精神。

相较之下,「平等」有着很不一样的向上攀升轨迹,而且在攀升过程中大量吸纳当代性别正义的操作逻辑和策略,滚动起强大的情感动能,这一点需要多一些解说。解严后台湾的社会运动主要在几条核心的轴线上追求平等,特别是在选举中具有票源影响力的「族群」(例如后来总称的四大族群)、「性别」(例如妇女政见以及后来性倾向的加入)、「地域」(例如南北平衡、东西平衡)等因素;权力轴线上居于劣势的群体则借着街头运动与选举动员,在「平等」的道德与政治诉求周围累积起强大的正义能量。平等的政治价值当然为政客所深知,文明化虽带来主体的谨慎自持和阶级身段,但是同时也带来身体情感逐渐放松的「非正式化」(informalization)[34],因此,从阿扁到小马哥到小英,政治领导人都以暱称治世以暗示自身没有身段,并非权势。暱称的使用、朋友般的互动,不但反映政治领袖的治理策略,同时也反映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超越简单的统治而益趋复杂暧昧:文明公民一方面高度倚赖国家政府的保障,另方面则接合普世价值(例如性别平等、妇女保护、儿少保护),强势主导政策的设计与执行。

最近几年,正义/仗义的情感建构随着「平等」的加码而越发僵固,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连动也比过去更为剧烈。「平等」诉求把叙事的轴线套进性别正义惯常使用的「加害-受害」情感框架里,批判的焦点不再是不公的体制结构,而是在这个体制结构里被视为比较「受惠」的主体。例如以搧情的语言控诉外省族群如何压迫福佬族群,或者女人、儿童的性如何在男权世界中被冷血掠夺,最新突出的代间轴线则强调公教退休族群如何吸干了年轻人的未来等等[35]。大量的精力投入细致的统计和计算,谴责的话语描绘出对立双方的截然差距,历史和情境被全面掩盖略过,「平等」则在这个舞台的展演中被高举成绝对的正义道德价值,并且催生出更多负面情感效应(包括妒恨、仇视、罪恶感、冤屈、悲愤、不满),不但没有创造机会和条件拉近群众,让彼此理解或许将心比心达成平等,反而因为罪责的两极归属而将群众敌对化,为了抢夺越来越稀少的福利而恶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诉求平等的正义谴责似乎总是针对被说成比自己受惠较多的主体,对于同一体制内比自己还要缺乏资源的主体(例如底层、外劳、陆配等)要不是全然视若无睹,就是积极援引当作打击敌手时的说词。这种被妒恨情感催动、总是向上关注的「平等」,在此暴露其道德价值底下掩藏的中间阶级位置。

对于「平等」的专注和要求,也使得某些社会情境成为公民情感喷发攻击的对象。目前越来越容易引发这类狂潮的典型情境就是强欺弱、大欺小的加害/受害想像,只要双方的地位符合特定的高低上下差距(师生、男女、老少、大小),其间的互动就「必定」违反了平等的绝对原则,「必定」是单向的欺压。所有的互动都要套入这个高下强弱逻辑来批判,别的立场都是虚假意识作祟,只能再次证明压迫的彻底入心。被性别政治所着色的加害/受害道德主义因此呈现清楚的仇恨回路:受害愈是被视为脆弱,就愈被视为无辜承受了凶残,义愤就愈正义狂飙,越发仇恨敌视加害者,严厉要求惩罚,于是报复式的惩罚有了绝对的正当性,绵密而先发的预防措施也得以驾驭著绝对的保护、绝对的友善前进就位。有太多例子已经证明,这种以绝对正义理想──平等──为前提的替天行道,表面上看起来是替弱者发声,实际则是以单一僵化的权力公式泯灭在现实中尝试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斡旋人际关系的众多主体,这种仗义也倾向以极端保护主义来规训加害者、受害者之外的所有人,消灭所有可能动摇到这个角色框架的杂音。

尽管友善、多元看起来都是文明公民对社会差异的包容和尊重,但是此刻对「平等」的彻底坚持以及它无可质疑的道德强势,在某个奇怪的折射轴线上却形成另外一种抹煞差异的冲动──特别在和不乖不驯、越轨违规相关的事情上,民意倾向不分轻重,不分场域,以同样的紧张来防范所有可能搅扰秩序的事物,也对所有偏差行为加以同样严厉的惩罚,似乎只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上纲上线才能为前途未卜、动荡不安的现在与未来,提供些许微弱的安全感。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就是在警力和民间监视力甚至在生活和教育里执行的「零容忍」原则。

犯罪学里的「零容忍」(zero tolerance)概念和「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源自1970年代美国纽泽西州所推行的所谓「安全清洁社区计画」(”Safe and Clean Neighborhoods Program”)。这个中产社区的巡逻策略主张各种程度不一的不法不驯(或只是自在自由)「同样」会对居民的安全感造成威胁,各种不稳定、不熟悉、未受管束的因素或个人「都」会对既有的中产秩序和生活质感造成扰乱的效应。例如打破窗户如果没人反应,就暗示他人做出类似的破坏行动也不会有后果,从而导致更多更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需要对最轻微的不驯举止也执行严厉的管理和回应,以杜并防范绝更大的治安问题(Wilson和Kelling 2-3)。换句话说,对那些一心一意维持自身社区安稳繁荣的居民来说,轻微的不驯失序与严重的具体破坏其实构成了同一个连续体,其间并无太多差距,都需要严厉处置才能吓阻所有可能的犯行(Wilson & Kelling 2)。

传统上,零容忍主要标记了检警对于高度道德犯罪的态度,例如对用药或家庭暴力等等严重伤害社群的行为加以严厉取缔(Brown 27)。1999年台北市长马英九访问纽约,对纽约以破窗理论为本、零容忍为原则来整顿治安成效可观赞叹不已,希望仿效,同年年底交通部初步推动对酒后驾车的零容忍专案,以导正「劝酒风气与干杯文化」,希望唤起全民体认酒后驾车肇事的严重性[36]。「零容忍」一词进入台湾,最初接合的就是这种有清楚犯行和严重伤害后果的议题,例如酒驾、家暴、体罚等,由于加害-受害角色十分清晰,媒体的描写又都以强烈情感来戏剧化情节与人物,民众的义愤很自然的倾向支持对这些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37]。2001年之后执行的「扩大取缔并加重刑责」针对的罪行扩及枪枝毒品,甚至扩及性骚扰、肢体骚扰、暴力、破坏公物、酒精等等相较之下违规程度并不一样严重的行为[38]

2008年以来,众多跨越两岸甚至国际的食品安全事件浮现,「零容忍」进一步被国族竞逐的欲望和情感扩大适用到添加物、防腐剂、黏着剂、塑形剂、瘦肉精等等,以表达台湾人民的娇贵身体不接受这些非有机天然的劣质成份进入。而在这些可以用精密的数据来检验是否符合民众期望的议题上,「零容忍」不但构成一个理想,也逐渐在认知上深植了对「绝对值」的追求,更在情感上提供了基础,对任何杂质、失误、犯行,都表达同样的坚定不容[39]今日在台湾,零容忍已经成为一种透过高科技钜细靡遗的对各种错误、违规、危险行为或事物表达绝不容忍的态度,而监控体系的普遍、媒体的琐碎化,都把这些日常影像置放在「新闻」的位置,使得人们对于自身的偏差越来越警惕,也对他人的偏差越来越不容忍,社群媒体则让人们觉得回应按赞是重要的互动模式,监督、检举、爆料、谴责都成为道德责任,甚至被官方鼓励有利可图[40]。这些发展都使得公民的文明情感得到很多滋养和发挥的机会。

破窗理论的疑鬼心态除了形成扩大适用的零容忍态度外,在情感上也养成对所有他者表示高度的敏感和警觉。零容忍执法建立在一个高度排它的绝对立场上;巡逻,针对的就是不属于这个空间的「外人」、陌生人,他们在社区的出现是可疑的,是很可能导致犯罪行为的(Wilson & Kelling 9)。居民对这种可能突发(但是实际上并未发生)的想像中的陌生人暴力犯罪感到「预期的恐惧」;换句话说,保护自己社区的强大维稳欲望总是以先行定罪、高度排外/排它的严厉态度来体现[41]。2006年台中市长胡志强竞选连任时,将台中市的治安败坏归咎于「外来犯罪人口多」,因此在政见中宣布计画在县市交界处广设监视器,形成电子围墙,这就是吸引维稳心态中产选民的策略运用。值得一提的是,破窗理论家也承认,这种泯灭差异、一视同仁之所以可以被大众接受,是因为论述中描述的受害者总是极端毫无能力自卫的弱者(Wilson & Kelling 4):在性犯罪的故事中,主角总是无力反抗的女人和儿少,在一般犯罪的故事中,则是无力反抗的老年人。换句话说,当受害主体被想像成极端无力时,故事就能说服大众,小违规和大犯罪一样可能造成类似的伤害后果,这种故事角色结构因而也正当化了法律的扩权,扩大了不可容忍而必须积极处理的行为范围。在这里,零容忍的犯罪防范措施和台湾的性别立法走的是同样一个利用弱者文化想像的策略,也都持续调教文明公民的情感状态。

和性别立法的公关策略一样,零容忍的立法执法也往往利用一些轰动的案件,针对当事人的特殊身分、情境来推动舆论,施压建立高度紧张的处置办法和行政原则,以未雨绸缪的惊弓心态执行监控措施,一旦成功形成惊弓心态,造成过当防范,零容忍的自然结论就是惩罚的加重和扩张,结果使得法律上应该坚守的比例原则荡然无存。以台湾最常使用「零容忍」说法的酒后驾车问题而言,不时出现的酒驾受害者悲情故事或特殊可恨酒驾者之肇事故事,屡屡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震荡民意[42],政客们则趁机煽火,要求政府展现杜绝酒后驾车的决心,将酒驾罚则持续严厉化。目前对于酒驾的零容忍体现为法律的串连多重处罚,也就是说,酒驾者不但要承担〈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行政罚,如果伤人或致死则要承担〈刑法〉的刑责,如果酒驾判刑者具有公务人员、公务员兼具劳工身分,还要依公务员惩戒法、公务人员考绩法及其施行细则、各类专业人员奖惩标准表或各机关职员奖惩规定所订标准,承受可能被免职、没有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后果[43]。在这里,虽然零容忍原则对一切酒驾都是平等的痛恨,平等的惩罚,但是仍然免不了政治考量和政治利益的切入,因此对于(象征政府权威的)特定主体酒驾还是要予以更为严厉的处置,以佐证政府的决心和公正。未来的修法建议已经在研议包括同车乘客、车主的连坐受罚,甚至餐饮业者未劝阻顾客酒驾也会遭到株连挨罚。凡此种种都反映了零容忍所蕴涵的「嫉恶如仇」态度,这正是此刻公民情感的重要特质。

值得一提的是,零容忍对他者的「另眼看待」态度本来就有明显的「反性」倾向。「安全清洁社区计画」从名字到内容都预设了清晰的文明价值,是干净的、中产的、家庭的、维稳的,以保护社区的完整宁静品质为最高目的,而可能造成欲望能量波动的性交易与色情当然会被敌对以待。台湾也一样,中产社区每每发动净化社区,强力排挤色情与性,其所依循的最高价值就是「维持生活品质」(其实掩盖了对地价利益的关切),这个「仕绅化」的渴望对于扫除污秽低贱贫穷都一样的热中,而一体对待、泯灭差异正是性污名施展效应的手法。Gayle Rubin在回忆1982年女性主义性辩论时提到,反色情的修辞常常使用的策略就是把极端可怕的活动(如强暴)和另外一些可能愉悦的活动(如情色打屁股)混为一谈,利用前者所引起的文明情感(如恶心厌恶)来扩大涵盖到原本人们并不会太介意的后者(Rubin 29),也使得否性的氛围幅员更广。台湾的《儿少性交易(现在改名性剥削)防制条例》把所谓「有xx之虞」的儿少都同样通报送安置管束,或把张贴足以「暗示」儿童或少年有从事性交易「之虞」之任何讯息者都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下罚金,这些处置方式都是利用泯灭差异来扩大对异质异类行为的管辖,巩固在性领域中的零容忍倾向[44],也以此强化正当行为的规范力道。另外,Rubin还提到1980年代反色情女性主义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把司法和大众对色情图像的关切从「是否贴近性器官」,转向各种「变态的性」(Rubin 32)。同样的,台湾的司法体系本来判定猥亵与否的判准是「事实」:有没有露三点,但是在反色情女性主义的主张里,猥亵与否变成「情感」问题:观者是否感到厌恶[45]。在性禁忌的社会里,暴露性器官自然容易引发情感波动,而现在就连不暴露器官的性也会因为陌生或者冲击感官,或者引发羞耻罪恶感,而被列入司法需要处理的猥亵版图。这样一来,情感取代了事实,对于猥亵色情的敌意和惩罚就更为精准的聚焦于非主流的性,使得边缘少数的性被毫无疑义的点名入罪,也更正当化/强化了针对它们所发动的零容忍处置。

多元必然需要是开放的,鼓励可能性的。然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台湾,却在保护主义的氛围里用法律和规范,制造不利多元主体成长、伸展、存续的空间,更把无数儿少多元主体送入羞辱的管教空间。在这种儿少保护理念之下的教育和日常生活,绝对不利于儿少的发展和成长:对于色情的打压,剥夺了性主体的愉悦和幻想,养成了羞耻和罪恶感;对于网路言论的监控,剥夺了性主体的自我表达和与人沟通;对于儿少主体的资讯和社交的限制,剥夺了性主体成长学习的重要管道。其他完全不容许任何多元的措施,目前也都已经在校园里一一就位,而且夹带着极高的正当性,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形成内化了的压力。我们今日要面对的真正挑战,恐怕不是「如何友善对待性/别多元」这种温情的说法,而是正式对抗、拆解那些压抑、排挤性/别多元的建制,也唯有这样,才能消除「多元」所掩盖的强制和排挤。

零容忍的绝对严厉心态因为是以情感为基底,有其特别的感染扩散性,因此不侷限于犯罪行为或像是上述被视为搅扰秩序的行为。在台湾,「零容忍」心态接合的正是台湾的娇贵主体及其现代价值想像,这也使得「平等权利」的概念被扩大到民权、人权之外的广大生活领域,被理解为一个不能有些许差错、不能承受任何剥夺的东西,也使得自以为义的情感高涨,一旦有轻微受挫──例如所搭交通工具没能在一定时间到达目的、没能抢到炙手可热的门票或优惠券、没能感觉受到高度重视和尊重、没能高亢的畅所欲言──就感到强烈的被剥夺感,表达完全无法容忍(因为神圣「人权」受到了剥夺,没有平等受惠等等)。这也使得零容忍在台湾变成一种极为普遍、广泛运用的感受和认知,公民只要感受到轻微的相对剥夺感,就觉得自己的平等权利/权益被侵犯,因而采取强烈的维权行动,而这种振振有辞的维权习性正逐渐但深刻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分际,强化以他人为比较或对手的利益思惟,快速的扩张法治的疆界。

结语

和平不仅是理想,也是义务。所有人都必须坚定的对抗和平的真正敌人──就是那种不肯归属固定位置的人。[46]

上面这段引文来自2014年卖座很好的美国青少年片〈分歧者〉(Divergent)。电影里的科幻世界十分和平多元,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归属群体,但是能够被尊重的只有范畴明确、归属清晰、忠诚不变的选择,任何模糊游移都会被放逐,甚至追杀。在上述台词中,本来应该反映主体内在状态的和平,变成了自外强加的义务,片中对不驯者的强烈仇视一举戳破了表面的温和平静,揭露了「嫉恶如仇」本身必然预设了狭隘和严厉,这也是本文想要描述的文明公民情感特质,它有着极为复杂但是积极操作权力的内涵,是需要我们小心看待的。

文明化进程与主流性别政治在当下纠结但稳定的进展,是当下文明公民得以成形的脉络,它相当程度受惠于台湾威权转型、经济转型、社会富裕后的治理需求,在过程中也回头巩固了治理的正当性和全面性,并为体制提供各种权力结构与技术(例如随着文明化而形成的各种主动维稳倾向,以及随着主流性别政治而大幅发展的通报系统、督导系统、究责系统等等)。这些发展都使得文明公民的再生产更为顺畅自然,也同时透过文明公民的日常实践来延续治理。

然而文明情感、性别政治、与治理的接合共治,恰巧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带来高度弹性化而前途未卜的年代里展开。前景不安不明所激起的焦虑和维稳需求固然使公民主体倾向于拥抱强势的、形左实右的治理措施,以便为自己动荡的处境和情感状态提供一点微弱的稳定保证[47],但是文明化和性别治理都是需要大量社会成本和经济条件才能支撑的结构[48],内在于文明化的非正式化倾向更随时会戳破文明化的矫情假象,在文明公民的内部造成新的张力。面对台湾的经济停滞,政争耗损,当代台湾公民政治及其文明情感能够维持多久,也还是未定之天[49]

 

[1] 本文系科技部研究计画「新感性政治:全球化年代的公民规范」第三年的研究成果。

[2] 这种公民政治的扩散以全球为范围形成运动,套用的就是出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秩序文明礼貌等等价值,网路和社交媒体则使得在地的群众聚集很容易形成全球的联想/连响。2008年西方先进国家开始扩散的「占领」运动,2010年非洲和中东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街头运动,2014年香港的占中运动,2015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都经历类似的唱和与攀升。当然,个别主体参与行动的动机和动力则是个别性差异很大的各种情感暗流与复杂欲望。

[3] 例如2011年曾设置脸书专页促成埃及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社会革命的Google中东及北非地区行销经理戈宁(Wael Ghonim)于2015年演讲中表示懊悔,原本以为可以促进社会革命,但是发现「社群媒体做的,却只是放大言论、传播错误的信息、重复高喊口号,并散播仇恨言论」(参见Ghonim)。事实证明,近期台湾广受瞩目的争议事件多半都有社群媒体放大的因素在内搅动。

[4] 参见廖元豪赵刚陈宜中合写的文章。

[5] 2010年儿童性侵轻判案引发的「白玫瑰运动」也有凝聚/强化/简化群众情感的重要效果,但是并没有呼召公民身分进场。就这里的叙述而言,洪仲丘事件比较切合主题。

[6] 从占领现场里爱侣盖棉被接吻,到将性别异类排挤出议场占领行动,到学运领袖陈为廷的性骚扰丑闻,到学运美女刘乔安的卖淫新闻。详见洪凌,〈多元作为遮蔽〉,特别是第二节。

[7] 例如学运领袖之一陈为廷爆发性骚扰丑闻时,妇女新知基金会发出的声明就透露了为难的迂回切割。参见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25530

[8] 最近几年开始陆续出现以英文读者为对象的台湾妇女运动历史分析专书,例如Women’s Move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 Taiwan(2009)以及Becoming Taiwan: From Colonialism to Democracy(2010)都很明确的把妇女运动主流化以及性别平等作为台湾进步开明民主化成果的证据。性别政治在这个具有强烈国族宣传意味的脉络中,益发展现其国族政治的蕴涵。不过,这些盛赞出现的时刻,也是台湾政治经济陷入发展困境以及中国大陆崛起跃升世界大国的时刻,台湾对自身文明化优势的凸显强调,其实隐约置换(displace)了它在政治和经济上逐渐明显的边缘位置,以及它是在中国崛起的脉络内才受到国际关注的尴尬事实。

[9] 经济荣景消退与政争恶斗持续若是腐蚀台湾的自豪基础,群众的焦虑和无措势必使这里的矛盾情感更为苦涩激烈。

[10] 洪凌以此描述在同志婚权的意识形态里,家庭及其相关存在和必要仍然是不可辩论且不容怀疑之物。参见〈谁/什么的家园?〉,页208。原文为「很人道,很温情,很委婉,很不容商榷」。我倒觉得这个小标其实是对公民文明情感十分传神的一种描述。

[11] 参见何春蕤,〈情感娇贵化〉,页267-269。

[12] 我曾针对这个历史调教过程提供了简短描述,可参见〈情感娇贵化〉,页263-265。

[13] 参见何春蕤,〈情感娇贵化〉,页273。

[14] 近年台湾的辱骂官司倍增,1990年代每年只有不到10件进入媒体,但是从2000年开始,逐年成长,2010年仅上半年就已经达到124件。参见何春蕤,〈情感娇贵化〉,267n。

[15] 在服务业成为经济大宗、文明礼貌成为基本要求的整体趋势里,就连代表绝对权威的法官、警察、老师也都被纳入了服务逻辑之下,自觉尊贵/娇贵的当事人随时可以因为觉得没有得到绝对的尊重,就向机关或媒体进行投诉,而机关商号的管理阶层不但必须礼貌回应,也同时将投诉转化为对员工加强监控和管理的理由。

[16] 经营跨性别运动多年的高旭宽对「友善」所形成的主体影响有此观察:「以前我只要听到有人说被歧视、被排挤、不受尊重、不被接纳这些字眼时,我想到的都是他被家人殴打赶出家门,在学校被辱骂,甚至遭遇肢体暴力,被警察抓、被同事杯葛工作做不下去…等等情节,所以以前我会支持让公权力介入处理这种严重的伤害。但是如今,性别教育宣导到现在,我听到越来越多人描述受伤经验指的是听到刺耳的称呼和字眼、听到让人不爽的询问和开玩笑、其他同事看起来关系很热络、却唯独跟我很疏离…等等情境,比较像是生活上相处的问题,也都会用歧视、不被接纳这种抽象的字眼来概括,一样也有人说要立法保护」。参见高旭宽,〈性别友善的极乐谎言〉。

[17] Halberstam, “You Are Triggering me! The Neo-Liberal Rhetoric of Harm, Danger and Trauma.”

[18] 参见高旭宽,〈塞不进主流化思维的跨性别人生〉。

[19] 台湾政治领域多年的蓝绿恶斗与电视政论节目八卦脱口秀对于这种思考简化的趋势早已做出极大的贡献。此处有关「不能动主体」和「究责问罪」的分析来自赖丽芳的脸书2016/8/7。这个究责问罪的趋势在后来爆发的辅大性侵争议事件中全然泛滥,造成严重无法对话的乱局。

[20] 这里的描述来自赵刚的〈感触随笔4〉,精准而直白的展演了这种正义冲动的霸道逻辑。

[21] Scott的例子是2014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的Steven Salaita教授因为在Twitter上发布批判以色列的言论而被校方不续聘。校方的理由是:文明举止气质是言论自由的必备条件,教授在网路上的批判发言显示他在教室内也会「威胁到学生的舒适、人身安全、与保安」。这个选择性的惩罚显示,美国高教校园里目前甚嚣尘上的所谓「设立文明规范」显然动机并不单纯。

[22] 我从2005年开始就在「年度十大性权事件记者会」上不断提醒,批判台湾已经出现的社会空间「幼儿化」的趋势,参见http://gsrat.net/events/events_post.php?pdata_id=135

[23] Rubin也指出此中的讽刺恶果:「而原本要保护儿少的法律和政策,到头来只是被用来剥夺属于青少年而且被他们所渴望的性资讯和服务」(37)。

[24] 赖丽芳脸书,〈友善极其残酷〉。

[25] 高旭宽在和我聊到跨性别运动历史发展时指出,在跨性别还不太为人知的保守年代,社群内还蛮能接受伪造身份证或行为鬼鬼祟祟在巷弄里偷换女装这些事,大家都很能体会环境的艰难。性别友善之后,条件佳、形象好、外表过关、不会破坏社会既有秩序的TG被接纳,形成「社会接纳跨性别」的假象,社群内反而有不少人开始觉得鬼鬼祟祟的TG破坏了整体TG的名声。因此,目前性别友善政策的推广是「试图(单向)教导一种制式化的礼貌对待以避免冲突,不打算让双方面对冲突相互理解」。这种友善或理解也只会接纳形象好的TG,而「小奸小恶的TG,其性别苦难会被归因为自己不够好,自己太白目才惹人厌」,他们的不被接纳不会被归因于跨性别歧视,而是个人自找的。

[26] 16世纪以前虐猫打狗都是公众的愉悦来源(Elias I: 311-312),最近台北市几件杀猫事件则引发极大的群众愤怒,施虐者被人肉搜索然后法律处置,这些都反映了台湾的文明化高度。

[27] 近几年,对于所谓「民众观感」的关注甚至畏惧,恐怕也是感受到了这个暗潮汹涌随时找寻出口的强大敌意,担心不幸成为众矢之的。

[28] 〈演讲涉同志歧视 中正生发起拒听活动〉。

[29] 〈教授请反同志团体演讲 政大学生抗议〉。

[30] 〈大学教师反同性婚 要学生签连署〉。

[31] 此处的「被」来自2013年开始在大陆流行的委婉语。特指异议人士无自主意愿的被约谈、被旅游、被喝茶等等。群众则将这个字扩散指涉任何不是全然自愿(虽然也没有强迫)的日常事务,也使得主体更敏锐的感知自身的意愿。

[32] 参见何春蕤,〈情感娇贵化〉,页277-268。一位朋友曾意味深远的指出:台湾人之所以自由(不用强力管制),就是因为他们不自由(已经内化了文明化的各种自我克制);而大陆人之所以不自由(还需要政府管制和宣导),则是因为他们太自由(还没经过高度文明化的限缩)。

[33] 例如最近几年众多食品安全事件、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女童街头斩首事件、台铁火车性爱趴事件等等,都在媒体高度曝光耸动报导的过程中掀动公民的恐惧忧心与愤慨。

[34] Wouters,页710。

[35] 对这类现象的更多描述,可参考范畴,〈弱者症状:台湾的致命伤〉,联合报鸣人堂,2016年10月24日。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067/2043929

[36] 以下有关零容忍的资料以及接续的讨论主要来自2012至2013年间研究生助理陈思瑀针对「零容忍」、「社会观感」等关键字的资料收集,部份分析也来自于她的观察,在此特别致谢。

[37] 同样的不容忍态度也见于后来以二手菸、三手菸、妻儿无辜受害等场景推动通过的〈菸害防治法〉(2007)立法过程。

[38] 2005年大陆也引进「零容忍」作为警务处理模式,施行范围则从杭州的「强行乞讨、酗酒、违章驾驶」,到广州的「派卡招嫖、站街女、制贩假证件、无证照经营发廊、地下旅店和摩托车非法营运、二手市场、机动车零配件市场、废旧物品收购站等涉嫌违法犯罪活动的场所和人员」。基本上同样是以铁腕处理微小的违规事件,泯灭违规程度上的差异。

[39] 2008年中国大陆发生三聚氰胺毒奶粉案,延烧到台湾知名咖啡店的毒奶精案,也引发对有毒成份含量的辩论。马政府在此事件中以专业知识降温恐慌,说含量2.5ppm已经少到「几乎等于零」,引来严重批判:「零就是零,绝不等于2.5ppm」。这种数字对比也促成民众在情感上对「绝对值」的坚持和要求。参见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246486

[40] 例如国道公路警察局2012年前推出「线上检举国道交通违规系统」,原本一个月不到50件的违规举报现已增长为5500件,后续处理的员警大感吃不消(〈手机+行车记录器 全民变警察抓违规〉,《联合报》2015年5月7日)。

[41] 这个看起来对所有他者都敌视的态度实际上还是有选择性的。相较于可敬的族群,惯常被视为非法的族群其成员总是更容易适用零容忍的。

[42] 例如计画远赴非洲奉献行医的台大正义美女医师被撞脑死(2013),或者3岁男童在母亲节被酒驾者撞飞,头部重创死亡(2015)等等。这些令人感觉特别无辜惋惜的妇幼受害者往往因其身分而唤起修法的激情,推动快速立法。在肇事者方面,富二代、军公教警人员肇事的案例也因其特殊身分而被媒体描绘为知法犯法,其心可诛,因而引发罚则的严厉化。既有的社会成见总是被动员成为加重罚则的助力。

[43] 〈公务员酒驾肇事 最重免职〉,《中国时报》2013年6月21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621000888-260106

[44] 《儿少性交易防制条例》已经在保守的宗教儿少保护团体努力之下大幅翻修,名称也改为《儿少性剥削防制条例》以否定儿少可能从事自主的公平交易的性。这些扩大适用和侦查对象的条文将在行政院认为合适时公布实施,也将是儿少权益的另一次巨大灾难。

[45] 主流妇女团体和女性主义者对于性骚扰的定义也采取同样的转向,从事实转向感情。其中所牵涉到的主观判定、个别差异等等问题,也正是诸多争议的源头。

[46] “Peace is not merely an ideal; it is an obligation.  And it is up to all, up to us, to take a stand against its one true enemy: Divergent.” 引自2014年美国电影「分歧者」(Divergents)。

[47] 其实,从能力、科技、制度的实际发展程度来说,当代主体(即使是女性和儿童)的能力、自信、保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她们却被描绘为高度脆弱易伤,无力自决自助。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当代社会所有结构性的风险、限制、与不稳,现在都被投射成为个别主体本身所具备的脆弱易伤,当注意力集中在受害个体身上时,整体结构的问题也就被略过了。

[48] 近年,欧洲先进国家虽然有心文明的接待中东难民,然而物质条件上的沈重负担以及不同文明状态人口的整合却使得这个计画不得不大幅转弯。这毋宁凸显了文明化的侷限。

[49] 2016年台北同志游行前夕,一位近年异军突起的跨性别女性主义份子在新媒体上高调投书,严峻要求参与者恪守友善、平等、多元等原则理念与文明举止,禁止游行中一贯出现的露骨口号、性感展现、情欲乱流,也以此文淋漓的展现了台湾社会进步主义氛围的法西斯倾向。见吴馨恩,〈请谨守这10点,否则别参加同志大游行〉,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2016年10月23日,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5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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