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電視還是公關電視?
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朱偉誠: 謝謝馮老師與管中祥先生,他們「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的主張,在給大家的資料中可以參考一下。我注意到這一期跟上一期的當代雜誌也有相關文章發表,如果大家有興趣進一步探討的話,去找這個月跟上個月的當代雜誌。接下來請柯裕棻老師,柯老師也會以一些不同的觀點來看。
柯裕棻:

其實我也算是(無盟)聯署的人之一。一開始當然就是一個理想,我們大家都知道臺灣的電視節目有問題、節目品質低落、品質粗糙….這樣子。基於這樣的概念,我覺得其實一個結構上的改革是要被推動的,很多的老師也這樣簽名,覺得理想需要去落實。剛剛馮老師也都有提到,像剛剛管中祥所講的,產業的問題就是:不能都把一切節目放任市場來決定。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不能說多數的人想要看什麼我們就做什麼樣的節目給他看,而少數的人就沒有發言的空間跟機會,這樣的觀點基本上不會有什麼爭議。我現在要提出的問題是:推動一個改革的論述,我們要怎樣去建構。我在討論這個東西的時候,學生來找我談,有人要準備研究所、覺得它可能會被考出來,或是基於不同的目的來問我相關問題,好幾次我被問到啞口無言,才知道有一些漏洞沒有想過,或者,我其實想過但也許現在覺得不需要去思考它,但學生這麼敏銳就已經提出來了。因此,我認為勢在必行得提出一個更有建設性的、論述的建構:我們去講一個理想好讓大家能理解,就須很仔細地去建構一個我們這個「文化」的想像、我們對於「公共化」這個概念的想像,我們應該有計劃地把它建構出來。我們在推動這個東西的時候,就要去避免一些連學生都可以發現到的問題。我的問題會跟我現場發給大家的這一頁所寫的差不多。我遇到的第一點就是說,結構跟內容之間的關聯性,剛剛馮老師與管中祥都提出來的是「結構的改革」,怎樣把它引領到「節目就會好」,這中間的構連,需要卡的更緊。管中祥剛剛也有提出來,我們可以把媒介看做是一個管道,由誰來控制會影響到管道輸送的是什麼東西。關於這一點,改革的論述建構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改結構,只要改了結構節目就會好。但是這中間的跳躍我們需要去補起來,也就是剛剛管中祥講的哪一些,要更多確切的陳述和語詞,把這個理想架構得更清楚。這是第一個,我們的問題也不能用「品質低落」,就把它作為一個改革的理由、一個基礎。第二點,我漸漸看到有一些也是主張這個改革的學者們,以「民主先進國家都這麼做」為理由,作為一個出發點。其實我們不能把我們提出來的參考模式,就作為一開始的動機,當這種改革論述說「民主先進國家都這麼做」時,這種論述跟我們幾十年前遇到的「發展理論」有很大的相似點,而且多半時候變成「歐洲的什麼什麼這樣做」。有一次一個學生來問我:「老師,BBC到底是怎樣?英國的電視節目到底怎麼回事?」我說:「對不起我沒有去英國我不知道,我答不出來,沒有看過英國的電視」,「那NHK呢?」我說:「我不懂日文」,「那老師你怎麼相信這兩種模式呢?」我說:「因為他們很成功」,「為什麼很成功呢?這兩種模式在他們的國家是什麼樣的成功法?」我忽然啞口無言。這是一個還沒有念研究所、但已甄試上的一個學生、二十二歲問我這個問題,這是我多麼大的一個盲點。其實參與這個聯盟的老師,很多都是從美國念書回來的,我們過去七、八年看的電視節目,幾乎就是我們一直想避開的、絕對自由化的商業電視節目,於是連我自己都沒有辦法去幻想一個公共化的理想。我也不能說我很盲目、熱血沸騰就相信了,那學生繼續問的:「為什麼歐洲的模式會比較好用?」我怎樣去跟臺灣全部沒有看過歐洲節目的觀眾說服?說我提出來的模式是比較值得實行的、比較值得我們去幻想的、或者去想像的?就我們所念到的傳播理論來講,都會讀到BBC的節目如何….等等,我想大家其實也知道,但就整體的媒介環境來講,英國的狗仔隊卻也舉世聞名,他們的毒辣、不擇手段可能世界第一。而以日本的媒體環境來講,他們有NHK,當然是很有理想的,但是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日本的情色節目比我們要多得多;這樣說好了,連吳宗憲講兩個黃色笑話就受不了的傳播學者,是絕對不能夠受得了日本的媒介的。所以呢,這個理想我們是怎麼樣去想的?我們是不是選擇性的去想某一種理想?對於理想、對於這個公共化媒介環境的建構,我們需要更仔細的去把這些漏洞抓出來看,建構一個更完整、更具說服性的論述。因為我連我的學生都說服不了的話,我怎麼樣去說服別人?萬一我們的夢想施行的話,那些會看到以後電視節目的觀眾們,我們必須先說服他們說「的確可行」,在沒有任何實證的經驗之下,採取這樣的一個說服方式,還是不夠,不能夠說「您相信我就對了」,不能夠這樣做。這是我遇到的一個問題,我們還必須要去仔細的想,因為這需要有一個策略,我們不能只推動一個改革活動,而是必須整個去建構一個很完善的論述。

但我要強調,我非常支援無線電視的改革。上面我這樣說其實非常惶恐,我不想有人說我是在扯後腿,事實上我完全沒有,除了這一廂情願的信仰「歐洲的媒體或是日本的媒體」之外,或者說「民主先進國家的媒體」之外…。此外,我以為還要避免民族主義、本土至上的幻想,但這很難用一個很安全的字來講,其實就是「母語」這個概念。我自己是臺東出生臺東長大,在那邊談「母語」是很麻煩的。你到底是阿美族還是雅美族?還是福老話、客家話?那邊都有。就光是臺東這個區塊,母語這個概念、或如果您要去進行雙語,也是有很大的困難。我們不能一再的就是認為福老話就是母語,我現在變成個人化論述,我舉我自己的例子來講好了。我自己的籍貫因為是從父的所以變成是本省人,但如果是從母親的話,那我會變成外省人,這是詞彙上面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臺灣文化的複雜性必須要有討論,但我們卻不能對號入座,誰的認同是怎樣,這個東西會比我們現在所想像的更複雜。我們並不是要把還沒有發生的問題、施行以後才會發生的問題,現在就拿出來責備。我們還是要推動改革,但做的時候我們必須要靠不斷地反省,把這些問題釐清、澄清。所以我想說,知識份子在建構這個改革藍圖的時候,其實我們不能認為只要結構改了而可以不用碰到文化的問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在想的時候,有時候會落入正是我們自己原來要去批判的立場而不自知,我比較希望能夠建立起的改革論述,是我們不再重蹈發展理論的覆轍,也不去幻想一個空泛、很多元文化的東西,這需要open,讓各方不同的辯論進行,才有可能會達到。這是我的一點點反省,主要是這個策略性的建構需要有更多連結的地方,而我們目前為止是空缺的,我希望有更多的說法能夠進來把這個補起來,使得這個夢想的推行能夠更順利一點。

朱偉誠: 謝謝柯裕棻老師所提出來的,我覺得蠻寶貴的、改革陣營裡面容忍一些自我反省的聲音,我想是蠻重要的。大家都蠻擔心說,提意見就好像是不同陣線、在做一些不支援的活動,其實往往不見得是這樣。改革運動反而這樣才會有更成功的希望,接下來卡維波將提出一些另類的看法。
卡維波:

(現場先播放一段有線電視臺裡吳宗憲主持的節目片段)

我為什麼要放這個呢?一方面來講,柯裕棻所講的其實就是我的意思,不過她講的比我的好,為了不重複,所以下面我要換個講法。其實我以前也跟馮建三溝通過「電視公共化後到底會生產出什麼樣的節目,會走向何方」這個問題,因為我覺得我看不到一個具體的未來,所以我們就有今天這個對話。

現在讓我先放一兩段電視節目,其實這個電視影帶是隨便抽樣的,目的在顯示今天電視節目在價值立場上的複雜性。我們先看到吳宗憲的節目,這是他在日前「箱屍案」之後的一次節目,把箱屍命案和SM配對都拿出來談。在來賓討論之前節目有先播一段片子,(播影片):

「[影片中旁白]….不過死者的死因和性傾向卻被媒體大作文章。死者因為在SM的交友網站上,結識了性伴侶而發生不幸,又被各種媒體加油添醋,種種不堪的臆測,紛紛出籠。什麼是SM?說穿了只是性虐待和被虐待的英文縮寫,一種危險的性虐遊戲。當然只要你心臟夠大,不分男女種族身高和性傾向,其實都可以大膽嘗試。將SM這樣不見天日的地下活動,今天能如此大鳴大放,百花爭艷,網際網路的功能可說不小。輕輕一敲,臺灣歐美大陸輕鬆串聯,….而這些管道一點也不特殊,他們都只是主流社會被壓抑的另一扇出口。這些網路上的性活動,就好像異性戀參加非常男女一樣,其實是再普通不過的事。的確,他們是出了意外,這個事件給我們的教訓,絕對不是封閉了網路各式各樣的性活動,它只是提醒我們,安全的性不只是要記得帶保險套而已」。(回到節目現場)吳宗憲:「 這就恐怖了,剛剛我們看到的內容….」

上面這一段內容很進步,但是我保證不是我或epicure寫的腳本。anyway,基本上,之後的內容就是節目現場四個人的對談。吳宗憲拿出一個SM玩法的表格,並且評論說:「軟骨地帶,疼痛度百分之九十,興奮度也有百分之九十。爽痛,這怎麼會那麼奇怪呢?」然後有一個來賓說:「爽痛,那不是綜藝節目你們常常在玩?夾住,一二三然後…」。之後就是他們四個人輪流,陳俊志,陳克華、陳文茜還有吳宗憲,四個人輪流在講SM如何變態,噁心討厭,四個人不斷地在那邊講,在一邊講的當中,也講到同性戀比較好,跟SM是不一樣的云云。總之,他們都在複製一些既定的偏見,如同多年前異性戀抹黑同性戀一樣,只是現在抹黑對象替換成愉虐戀SM。

這裡帶來的錄影帶可能有些小差錯,本來要讓你們看的也是吳宗憲的一段,他和幾個跨性別在一起,還請了一位跨性別的媽媽來,他們的對話也很好玩。吳宗憲等人先糗了一下這些跨性別的人,之後他就跟那位媽媽說:「請妳要諒解,因為我們做電視就是這樣子」。基本上,我的意思是說,電視很多時候會自我解構,比如吳宗憲這麼說的時候,也在自我解構電視製作的過程,告訴媽媽或觀眾這一切是在作戲。然後整個節目接下來就做了一些很令人感動的東西,例如鼓勵這些跨性別的人,為他們打氣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類節目對性多元既有抹黑,也有培力。

今天的主題是電視公共化,我先從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公共」觀念談起。

哈伯瑪斯在談公共領域時做了一連串的區分與對比。例如他認為「意見」和「公共意見」(輿論)是不一樣的:「意見」是一個文化內被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例如集體的偏見與判斷等等;相反的,公共意見是公眾的理性討論,是針對公共權力的批評,而且有制度性的保障。此外,自由公開但理性的陳述各自意見,則是形成公共意見的重要條件。

這裡講的自由公開運用理性就是「公共」或「公共性」(publicness)。對哈伯瑪斯來說,唯有真正的公共性的要求,才能使公共權威受到限制,才能使政治的公共論壇對政府有比較制度性的影響。

哈伯瑪斯雖然區分了「意見」和「公共意見」(輿論),但是他還進一步指出當代「公共意見」被炮製的危機,也就是有可能出現虛假的輿論。同時,真正的與虛假的公共意見,也對應著真的公共性與假的公共性的區分。這個假的公共性很接近我們今天打廣告或搞宣傳的公開性,也就是publicity,其重點不是自由公開運用理性,而是搞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換句話說,publicity雖然是公開發出意見,但卻是發言者做公共關係的一部份,實質上也就是宣傳或打廣告。故而publicity由原本的「公開」轉向「公關」。

上述哈伯瑪斯的觀點當然可以被用來看電視與公共性、公共意見、公共論壇的關係。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監督臺灣媒體的主流知識份子(不論是否聽過哈伯瑪斯)其實已經採納類似思考作為改革電視的理想模型。

在針對被利益集團所操控的新聞、叩應節目、政治討論等等形成政治輿論的部份,哈伯瑪斯的批評顯然是很有效的。但是,我們能以同樣觀點來看待像娛樂新聞、八卦新聞播報、以及娛樂八卦新聞的叩應節目嗎?此外,又將如何看待像以模仿見長的「主席有約」、或是結合吳宗憲與陳文茜的「全民立法院」等等既政治又娛樂的節目呢?

一些自命「批判」的知識份子對娛樂八卦新聞節目持負面意見,認為這些節目把娛樂新聞或廣告建構為現實事件──或者,如果我用哈伯瑪斯的話來說,就是娛樂工業把公關促銷活動變成了新聞──因此這些節目並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只是publicity而已。

我基本上很不同意這樣的觀點。我認為這些電視節目其實有著很豐富的、複雜的面貌與社會效應。例如大小S主持的「娛樂百分百」,其實已經成為青少年建構次文化的一個媒介。她們在節目中不斷地重新界定主持人的「規矩言行」,雖然常常以道貌岸然的姿態出現,然而又旋即自我解構;她們也常常遊走於偏差言行的邊緣(但也有「失言」而引發風波的狀況),並且假設新聞局與道德成人正在監視其節目,這種自覺也引發她們「躲在亮處」與成人新聞局鬥智、玩弄青少年政治的情形。

標榜「媒體批判」的知識份子認為娛樂八卦新聞不應該變成重大現實事件的建構,理由是這使得大眾忽略了真正的國家大事。知識份子這種說法明顯地是預設了娛樂新聞的比較不真實、比較微不足道、與瑣碎(trivial)。可是,事實上,娛樂八卦新聞成為大眾的話題,就其社會功能而言,是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而其社會效應根本是非常異質多樣與無法預估的,例如費玉清的同志新聞和臥虎藏龍的新聞,對不同的群體不可能會有相同的社會影響與效應,故而我們不應該一概而論這類新聞必然會有什麼社會影響。

娛樂新聞把公關當作新聞,進而當成「國家大事」,在知識分子眼裡,是愚昧大眾的被洗腦,但是其實看娛樂新聞的人當然都清楚地知道許多新聞或訪問是打廣告、打歌、促銷、炒作等等,因為娛樂新聞也根本沒有嘗試隱藏這樣的事實。倒是看「真正」國家大事新聞的人並不清楚臺灣與國際新聞製作背後的利害與建構。此外,之前小董以及羅璧鈴都主持過八卦新聞的叩應節目,那其實已經形成某種公共論壇,因為之中有包括消費者的不滿,以及對於八卦娛樂新聞及明星的自我解構。當然,所有這些叩應意見的發表,都構不成哈伯瑪私心目中的理性討論。

至於「媒體監督」類知識份子對於綜藝節目的批評,像批評吳宗憲等等問題,之前何春蕤已經反駁過其觀點。大家可以在網路上看到。很清楚的,我們不是全盤地替吳宗憲辯護,因為這些主持人也常常歧視節目中的S/M、性工作者、跨性別、第三者這類性多元。而且我們應該看到每一次綜藝節目主持人被批評後,他們就要力圖表現很道德的模樣,而他們卻是以嘲笑和歧視性多元來表現自己站在主流道德那一邊。所以官方與知識份子對於電視節目的批評監督,反過來又製造了更多的性歧視。

但是不出現在電視上,會不會是件好事呢?你看那些性多元,像濫交的女人、外遇的或劈腿族的女人、扮裝的少年、厭食者等等,出現在曹啟泰主持的非常法西斯的「大老婆俱樂部」節目上,所有的大老婆都總是從童年的成長與家庭背景來找病因,性多元則最後接受道德的審判與被迫認錯。這麼說來,性多元不上電視也好?

可是,性多元就是想要上電視。他們要被看見。有時候是像公娼那樣為了抗爭,不得不被看見;有時候是像早期的同志一樣,被看見就是一種抗爭。這些性多元讓我不得不翻轉哈伯瑪斯的觀點,而接受Andy Warhol的說法:「每個人都有十五分鐘」。對邊緣人來說,publicity(公開/公關)才是重要的;publicity就是visibility(曝光/能見度),publicity就是某種程度上的「文化的可接受性」,就是和大眾做公關,推銷自己的認同與行徑。對於性多元來說,在電視上那十五分鐘與人鬥嘴辯論,表達了一種認同,比不被看見要好。這也是為什麼吳宗憲要比小野好,因為前者給了邊緣人介入的機會。

從這個角度來說,對於性多元或邊緣弱勢的這些主體而言,主觀意見的表達,遠好過公共意見的形成。Publicity(公關)遠好過於publicness(公共)。多樣的場域,遠好過公共論壇。次文化遠好過公民社會。惡性競爭的商業體制好過專家學者組成的電視委員會。

今天給邊緣弱勢主體提供公共空間的不是公共電視,而是財團控制的商業電視體系。這並不意外,正如同國家劇院不會提供電子花車秀。被公民社會排擠在外的鄉野舞臺上正在上演著另一種「公共性」戲碼,雖然也有很多人需要與認同這種另類公共,但是卻不能被認可為「公共」;這是壓迫社會的實相。「公共的」原本就屬於「公民」──屬於中產市民與主流價值。

換句話說,「公共性」不只是規範性質的,也是社會-歷史性質的,因為目前社會歷史形構下的「公共性」恐怕已經預先設定了某種civility、禮儀、規矩、規範。這就像在目前的公共場所內你不能有某些言行,否則會被視為瘋狂、不尊重他人、不懂禮貌等等。

換一個講法,有人或許會問:難道不能有個公共性的電視來實現哈伯馬斯式的理想溝通?讓邊緣人能夠闡述其理念與想法?其實這個理想已經在某些地方實現了,在剛才吳宗憲、陳文茜的全民立法院談SM節目中,對於同性戀的善意呵護,將同性戀和SM撇清,也就是把同性戀經過淨化,然後納入公民社會的同性戀。這讓我們看到了邊緣人在這類公共論壇的未來。在公共論壇內,這些邊緣人必須以公民的身份發言,可是事實上邊緣人並不是公民,而且「非公民」也是目前邊緣人認同的一部份。公共論壇卻要邊緣人認同一個公民身份。

邊緣人說:不能放映A片的電視沒有公共性,但是A片卻被認為不應該有公共性。這是我們目前的矛盾:邊緣人在civic space不能顯示其uncivil的面貌。By definition,邊緣行徑不符合public civility, public decency。所以我對建立真正公共性的電視會抱持懷疑的態度。剛才管中祥提到各種弱勢主體自製節目的可能性,我則認為還不如簡單的說電視改革目標的第一步是放映自拍的A片來得更簡單明暸。不,這第一步太難了,回歸到第零步吧,請新聞局不要檢查干涉電視內容。沒有第零步的可能,那電視改革對邊緣人來說的意義是什麼?在節目存在著底線限制與尺度檢查的狀況下,邊緣主體經過淨化的自製節目,也不過是把邊緣人收編到公民社會內的一種機制而已。

如何改革電視?我的想法很簡單,我要我的電視臺。那就是,每種主觀意見,不論如何不符合公共的理想與標準,都要能有publicity的機會。Publicity不是透過理性討論以形成共識,而是公關──要求被接受、被承認、被看見;要在公共內也有一席之地,因為非如此不能改變「公共」的意義、civility的意義。易言之,呈現所有的意見本身就是目標,而不是達成公共意見的手段。

所以,我要我的電視臺,我要那十五分鐘。

朱偉誠:

這個討論應該都是蠻精彩的,現在休息十分鐘。

[引言人先相互回應]

:馮建三: 第一個,溝通是困難的。我們在這裡講話要有市場區隔,因為針對老卡(指卡維波)跟柯裕棻,如果仔細去談,並不一定會產生不同,若沒有將話題做點區隔,好像就會有這樣的不同。第一點溝通是困難,那第二個,新聞局要不要檢查跟產權改革也沒有關係。我個人也贊成,事實上,老卡可能會有一點失望,因為大部分都贊成不要事前檢查,事後有問題再去弄就好了,但事前不要檢查,或許反而代表一種保守力量,在這方面事實上還是有這樣的問題沒有錯。第三個柯裕棻談到發展理論的問題,有兩個問題:一個可能是,我想我在《當代》那兩篇文章的標題給主編改過了。因為我本來寫的是我對三臺電視員工的喊話,三臺員工如果齊心協力,電視集團指日可待。文章裡面直接對他們喊話就是說,現在搞這個東西,全世界沒有外面的人一直在喊而裡面的人卻不講話的情況。所以那個東西主要是對他們喊話,但當代編輯的想法有些不同因而有這樣的改變,這是第一點。第二個就是柯裕棻所講的發展理論,這牽涉的是現代化理論,這一點我有一些補充。我們現在要談到國外歷史,拿歐洲的發展理論、發展歷史主要是為了跟美國做對照。因為在臺灣,美國歷史還是一個主流,這中間當然會有價值判斷。而我的知識、我的經驗是認為,歐洲的發展模式對我們來講是比較有用的,對全人類比較有用。兩個選一個的話,在這個情況之下,歐洲是比較值得學習的,前提是「只有兩種選擇」的話。同樣地,跟我們產權改變一樣,改革的過程若不是公產權就是私產權的話,我想我們是應該挑公產權。至於其他比如說英國狗仔隊,我們剛剛私下有交換一些意見,英國的狗仔隊剛剛好是發生在報界(而不是我們現在談的電視),報界就是最少受到國家的規範。為什麼受到最少的規範?我們都知道十八世紀以來,自由主義的興起打破國家規範的正當性,英國之所以有這樣的BBC與報紙,有某種程度的結構關係,BBC是最好不要播廣告,造成BBC有歷史的因素,這只是因素之一,不要講太複雜。重點是,我們今天希望怎麼樣去建構柯裕棻所談的話題。改革論述我們講很多,要跟節目有掛連確實很重要。去年第一次開籌備無盟的會議時,我們設想很多,也請某某人站在老人的立場、站在一個社區主義者的立場、站在同性戀的立場、站在異性戀的立場,站在阿公阿媽的立場、站在爸爸媽媽的立場、站在各種立場來寫改革的作用,很可惜到最後我們有一點懶惰,有一點想像力貧乏,大家寫了寫沒有把作業交上來。有時候我想這樣的建構其實是必要的,對更多人有這樣的溝通作用,我們一天到晚講產權,有些想法其實太空洞,很難換取一些人的認同,這些我想都承認。
柯裕棻:

我們剛剛也有交換了一下意見。其實對於「公共性」這個概念的想像,我很難瞭解,管中祥跟卡維波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剛好公共性這個概念我們可以來OPEN UP。什麼樣的公共性?我們要什麼樣的開放?我們講到公共性為何就會講到哈伯瑪斯、我們就想打哈欠?就想到小提琴、想到鋼琴?其實不是嘛,它可以是別的,我們可以從哈伯瑪斯跟公共性這種關係掙脫出來,要不然我們另外找個字彙也可以,更多元、有更多不同的聲音,我們未必要對號入座。但是絕對有不同的聲音、說話的管道,那至於什麼是公共性,我希望是吵的越大聲越好,聲音越大我們才能把整個推起來。

管中祥: 我承認每人都一樣有十五分鐘,但現在的狀況是每人都只有二十秒。就是CAll IN你只有二十秒,可能你連二十秒都沒有,因為很難CAll進去,CAll之後二十秒是要花錢的,因為它是0952,它是付費、它是所謂的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我還沒有想到一個比較好的詞彙是說──要表達意見是不付費的,為什麼會這樣?事實上,就是商業化這部份有很大的問題。我也承認說某種程度的商業化,是比強調理性共識這種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可以找到更多的出口,不管兩者之間事實上是不是有自主的可能性、是不是有自我認同的可能性,或是一種互動多元的可能性,還可以進一步討論。剛剛提到的所謂SM、或是談到一些社會邊緣人,這兩種形象都在商業體制當中出現。剛剛談到的兩個節目,一個是「大老婆俱樂部」,它的確非常非常法西斯,我想是你可以以「恐怖」來形容的一個節目。另一個是「全民立法院」,同樣的一個東西在這兩個節目中都是商業的,你可以看到那個說話的人都幾乎不是自己,而是被另外一個力量去詮釋出來的一個主題、詮釋出來的一種形象。公共其實還有更大的想像空間,它其實應該是跳脫哈伯瑪斯提到的公共的概念,它是一個可以進入的管道,但是進入的管道是不是要去壓制他,是不是要達成共識,並不是太重要。至少他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不用談共識不共識的問題。所以怎麼樣去做,就牽涉到結構跟內容的問題,這個經營者是在單一的產權之下,當經營者只是少數的人,他經營的目的是在產業的思考而不是多元化的思考狀況下,那種內容是比較不容易達到多元。這就是很多事件只有一種聲音,現在每個人都是不同世界、但是隻有一種聲音。是不是可以達到一個世界有多種聲音、多種世界多種聲音,從結構來做些思考的話,在目前的商業體制之下是比較難達到的。

(《文化研究月報》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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