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恆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校園(中的性別)

學術界近十年來在婦女運動的影響之下，才漸漸有較多的性別研究出現。但是校園之中的性別關係仍然存在許多的問題。大學女學生的數量雖然已快趕上男學生的數目，但是碩士級以上的學生，女生仍然只佔約20％。大專講師中，有43％為女教師，但是正教授之中，就只有9％為女性。顯見大專校園中，仍然是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環境。而女性教師與女學生就必須在一個受到歧視的環境中求生存。

其中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師生關係。男性教師不知道如何對待女學生，以致於經常「過」或「不及」。女學生最常受到的待遇就是被視而不見，或是被賦予較低的期望。曾有政治系的教授對女學生說：「妳們讀的不好沒有關係，反正以後妳們要嫁給政治家當太太。」藥學系的教授對女學生說：「妳們以後當不當藥劑師都沒有關係，妳們學的東西仍然會有用。起碼以後出嫁結婚，在家裡做飯的時候，抓鹽巴會抓的比別人準。」老師一方面把男學生當作未來的傳人，但是當女學生想繼續攻讀博士的時候，老師就會再三告誡，要她仔細想清楚，以免將來後悔。另外一類老師則以為他們會特別照顧女學生。一位教師說，我當然沒有性別歧視，班上女生考五十幾分的時候，我通常會給她六十分。有些系所也曾流傳，班上女學生的最低分就是及格分數。而建築系評圖曾發生這樣的情節：老教授把發表設計作品的女學生當作女兒一樣看待，說一些噓寒問暖的話，也沒有討論作品，然後就給她九十分。但是女學生不要歧視，也不要送分（也就是不要過，也不要不及）。她們要的只是受到充分尊重與學習成長的機會。

(校園中的)性

兩性關係在校園中仍然是一門師生都有待學習的課程，「性」在校園、學術中就更是有待啟蒙。性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對比於其在學術研究中所佔的數量，絕對不成比例。不只是（人文社會）研究中缺乏有關性的探討，性在校園中也遭到極大的掌控。儘管校園外同居的情形可能不是少數，但是起碼校園內必須保持性的純淨。女生宿舍的出現，一方面為了保護女學生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確保學生在性方面的純潔。這種政策其實反應社會中異性戀一夫一妻制的價值觀，在進入婚姻之前，不只身體不能有性，連腦中都最好不要有性。有情慾的女學生是不好的，有同性情慾的學生也必須鎖在櫃中。結果女學生看Ａ片被迫改成Ａ片批片大會，同性戀者成立的社團則被迫改成同性戀文化研究社。幾年前師大、中正騷擾案被媒體揭露之後，也引起男性教授一陣恐慌。我曾不只一次聽到男性教師說：「我告訴女學生以後到我的研究室找我，最好找同學結伴一起來。如果只有一個人，我會和她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離，把門打開，讓人看得見，以免被學生誣告性騷擾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有的人甚至表示以後盡量不要收女性研究生，免得麻煩。結果性騷擾案沒有讓校園中的兩性關係得到較多的溝通與討論，以建立較良善的兩性關係，反而引起不同性別之間的猜忌與敵對，甚至可能剝奪女學生受教育的機會。這種對於性的封鎖與監控，一方面減少性與性別教育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可能讓性侵害在這種論述中逃脫。由於性被鎖在情愛關係之中，約會與婚姻中的強暴就不受到正視與討論。儘管公共空間中對於女性的性侵害事件頻傳，性暴力發生最多的場所其實是家庭。也就是說，在一個無性教育的環境之中，女學生比較缺乏獲得性知識，以及抵抗性侵害策略的管道，同時讓約會強暴與家庭性暴力的指控得不到社會的支持。

學術

在趙彥寧的發言中，她已經說明田野調查法在文化人類學中的發展經過。事實上，參與觀察在社會學、人類學，甚至在規劃設計領域中都已經是常見的研究方法。不過研究者是「局外人」還是「在地人」，仍然有許多爭論。經過馬林諾斯基日記的出版、被殖民國家的獨立、相同田野不同詮釋的爭論、詮釋學的啟發、與女性主義的反省，研究者的自我以及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已經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與討論。

Smith(1990)指出以男性為中心的主客二分的價值觀，不只展現在男性社會學家躲在象牙塔裡做抽象理論的思考，使理論和真實的生活世界脫離；而且往往是男性研究者做理論工作，女性研究助理幫忙調查訪談、跑電腦統計、打字等工作，於是男性理論家就更和女性的經驗脫節。Harding(1991)認為知識都深植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之中，「自然」(nature)做為人類知識的對象也從來不曾赤裸裸地與我們相見，它已經在我們的社會思想的建構之中。她也指出傳統實證論的客觀性其實是虛假的客觀，因為他忽視歷史情境和研究者對於知識建構的影響，反身性的主觀性(reflexive subjectivity)也許才是更強的客觀性(strong objectivity)。Peshkin說：主觀性(subjectivity)不是主觀主義(subjectivism)。當他人同意我的解釋時，我們達到相互主體，而不是集體幻覺。藉著主觀性，我說我所感動的故事。去除主觀性，我並不是變成一個價值中立的參與者，而是一個腦袋空空的人。

許多女性主義者強調研究中研究者的自我反省、分析其中的權力關係、強調實踐、與研究對象維持比較平等互惠的關係、不以外加的科學理論語言強加在研究對象之上。我就以這次紀慧文的研究所引發的爭議面向提出討論。

• 研究方法沒有絕對的優先性。研究方法的優劣，必須先問研究者想要回答什麼樣的問題。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比較適當回答不同的問題。研究者總是在理論、提問、時間、資源限制、自身特質與能力等脈絡下選擇最適當的研究方法。
• 與研究對象保持完全平等的關係是不可能的，研究的權力仍然掌握在研究者的手中，無法迴避。但是有別於傳統實驗、問卷調查的研究(研究對象對於研究的進行與方向沒有什麼質疑、改變的空間)，質性研究希望提供研究對象資訊與知識、邀請他們一起參與研究、和他們討論研究的分析與詮釋，進而彼此「賦權」(empower)。當然賦權不是要將研究者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強加在研究對象身上，而是透過互動，開拓彼此生活的發展可能性。
• 研究不只是為了研究者自身的利益或是純理論的進展，還希望改善研究田野的處境。
• 研究者認同研究對象，但是研究者不一定要變成研究對象；而是尊重研究對象的生命經驗、讓他們的主體能夠發聲；研究者不以研究之先就已經有的理論強加在研究對象之上。基於賦權、實踐的目的，研究者經常研究弱勢、邊緣的族群，一方面企圖袪除社會的刻板印象，一方面希望藉由研究改善他們的處境。不過如果研究對象是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則解構的目的或者大於賦權的目的，這點還有爭議。
• 科學倫理與社區倫理的兩難。一方面不要扭曲資料或選擇性利用資料來裝飾研究者的意識型態，一方面又不希望傷害研究對象與田野，研究者必須仔細考量其分析與寫作。

在討論紀慧文的論文時，我們不妨先閱讀她的論文，不要只根據報紙的隻字片語，妄加猜測。然後，可以就上述五個面向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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