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彥寧（東海大學杜會系）

1. 田野調查法是否必然涉及主觀／客觀二元對立之問題

今日所謂的田野調查法發展於二十世紀初期文化人類學（當時又稱「民族學」）這個研究領域中。於十九世紀末期氏族學濫觴之時，民族學研究，扣連著體質人類學、考古、及語言分化三大相關領域，基本上走西方殖民主義之產物。於如此的權力機制運作之下，當時之民族誌的認識論基礎為日後被批判甚力的文化中心論，即，西方白人研究者視自身之文化價值標準有如圓規之中心，其視野以此望去，可立即區辨其它文化之優劣。根據如此的意識形態，既然觀點唯一，其研究結果勢必客觀; 所謂的被研究者（即「土著」）之所以無今法性參與田野，正因殖民者預設其不具客觀思考的能力。簡言之，所謂主／客關的必要二分自一開始便與所在歷史及政經脈絡中所合理化的權力關係緊密相關。二十世紀初期幾乎同時於北美的文化相對論學派及英國之功能學派產生了今日田野調查之倫理及方法，前者認為無法、且不應對任何其它文化進行價值評斷，且研究者不應以任何方式擾亂、影響、或改變被研究者的生活形態與文化模式;後者認為其正了解一文化之方式為學習對方之語言，且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進行訪談及參與觀察。如此，人類學家認為方可進入被訪者的文化情境與內心世界，達到其正的客觀，其民族誌才可被讀者有如科學研究般地反覆驗證。

這樣的研究才法及認識論至七零開始追到質疑。原因在其表面似乎理所當然的客觀主義內蘊了強烈的經驗論及跡近天真的寫實觀。更重要的是，如此主觀、客觀二元對立的價值評斷本質上仍複製了稍早提過的權力關係：研究者幻想藉助觀察、訪談等種種技術、與行動上的疏離，便理論上終可維繫其必然性的中車客觀角色，因而忽略了一項重要的社會事實，即任何一種知識均是特殊歷史史、文化、政經等等脈絡的產物。此外，田野工作獨特的方法必然涉及研究主體與所謂被研究客體互為主體性、互相創構彼此認同的過程。田野方法之祖英國人類學家Malinowski於三零年代一本著作中認為參與觀察的終極理想在將自身在「土著」的日常生活中轉化為近乎空氣般、可被忽視的背景道具，但如此的理想必須建立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單向權力關係的脈絡中，忽視了被研究者的自我認同、亦逃避研究者因應於與被訪者互動因而改變、動搖、甚且重新創構的主體與認同。

七零年代起，人類學界逐漸接受以上所述之內在批判，相信一個其正可以被驗證的優秀民族誌不僅須盡力陳述其所觀察之現象，且須交代此觀察之田野脈絡，更須陳述及反省其文化詮釋產生的過程、於此過程中研究者與被訪者的互動情境，及研究者自我主體於研究過程中之演變。人類學家仍舊相信田野調查對了解異文化之必要性，但同時也認為任何一本氏族誌均為一文化文本，其上交錯了各種主體與客體形成與解構的過程。強烈的自我反省與自我呈現因此應是民族誌的起點。其實雖永難呈現，但基於以上之路途，可以令讀者逼近其實。

2. 性與性／別研究於人類學界中之發展

有關性的研究事實上主宰了文化人類學最初半世紀的研究主題，原因一在反應了西方殖民者對奇風異俗之探索慾望，二在當時學者相信親屬結構決定了所有「土著社會」的其它面向 （包括政治及經濟交換等等），性與／別結構似乎應是親屬結構之基礎。這些民族誌雖以前述所謂客觀中立、自我疏離之方式書寫，但多清楚地傳達了研究者的道德批判，時常這些道德批判以人道主義包裝，即以貌似悲憐、關懷、不安、甚且自疚之態度以理解、甚或拯救所謂道德低下、甚且無從理解何謂道德原則之「土著」，而通常「低下之道德」所驗證的也是所謂之「低下之文化」。人道主義受到後世人類學家之批判，原因在，它預設了以文化中心主義為本的道德判斷原則，正因為如此的價值基準，該者可輕易地對所謂文化較落後的人群施予廣泛的同情而遺忘了自身之性／別認同困境。有趣的是，有關性方面的研究，通常反應了學界內在的龐大焦慮，譬如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幾乎所有的這方面研究均受佛洛伊德之影響，試圖於異文化中驗證或修改伊底帕思情結之普世性，因此對非父權、父系的親屬體系倍感焦慮。卜清緒源自這些文化中的性／別關係（特別包括同性戀、及由西才基督教倫理看來的種種「不倫」與「亂倫」 關係）超越且挑戰了研究者自身的道德系統。若如大部分人類學者所預設的，親屬（及其隱含之性／別）結構確實組構了各人類社會之基本價值體系（其中自然包括了一般所謂的道德觀、倫理、及宇宙觀），便無怪乎性與性／別的研究往往充溢了研究者自我的巨大焦慮了。

七零年代之後，因應於前所提及之後現代及詮釋人類學的反思，對於性／別研究之民族誌之寫作法亦產生本質上的變化。譬如，1995年芝加哥大學出版了杜克大學教授 Ann Allison 研究東京酒吧文化與大企業中男性特質形成之民族誌Nightwork，便被視為當今研究相關議題的典範之一。於書中，Ann Allison清楚地交代其田野的進行方式，與紀慧文相同，她採取傳統田野方法中之參與觀察法，至酒吧中任女侍，通過職場及日常生活中與同事及客戶的互動，深入了解酒吧作為一種性／別角色與情慾形成之文化展演場域之特質。過程中她亦時時浮現焦慮、不安、甚且忿恨之情緒，期間，已婚的她懷孕，亦曾引發職場倫理之衝突。其氏族誌寫作受到肯定的原因，一在她試圖詮釋其於研究過程中所引發的多重認同危機（包括西方人類學家、女性主義者、待產母親等等） ，並藉助此詮釋進一步釐清酒吧文化之展演規則 ; 其次，她清楚地交代其與各類受訪者之行動語言說互動情境，使註者可自我建構其田野的脈絡，因而提供了此民族誌知識建構的驗證基礎。與某些後現代氏族誌不同的是，她並未耽溺於自身的焦慮，其自我的諸多反思目的在令讀者更加了解此異文化一一畢竟，田野研究的目的仍在對異己其實面向的追尋，而非研究者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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