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鴻（東海大學社會系）

Part One:關於紀慧文的田野

由於在法蘭克福沒有中文資訊環境，近日透過關心友人陸績傳真來的國內剪報，才略知我主持的國科會專題研究《娼妓情境：一項污名身份的道德生涯》，成員之一的紀慧文，在其碩士論文出版成書之後，引起國內某些報刊頭版頭條的「媒體事件」。我由衷感謝在這事件中，東海大學同事與社會學社群的同仁對我們研究立場的說明與衛護。雖然稍有延宕，我覺得自己仍有必要略作說明，除了對關切我們研究性質的媒體公眾，我心裡特別念及的是研究成員的家屬，以及對媒體報導方式感到困惑與憤怒的社會學系所同學。

民族誌的研究方式，是社會學非常出色的一支傳統。為社會學留下了許多歷卅、四十年而仍引人入勝的優秀作品。與其他的研究方式，例如量化調查或二手資料的分析，並沒有優劣的比較，而是在題材與經驗上有無可替換的獨特性。民族誌文獻所貢獻的，是研究者置身情境直接經驗的洞察與理解。這類題材許多是問卷調查或正式訪談所無能為力或無法設想的。侈問個案數量或代表性對民族誌是極為外行的問法。例如W．F．Whyte的《街角社會》只研究一個社區，而且不曾向讀者透露究竟是哪個城鎮，但卻是數十年來深受喜愛的社會學經典。教育部不必奢談鼓勵或不鼓勵。以這種研究方式所要求條件的嚴苛與過程的艱辛，即使鼓勵，能夠且願意承擔的研究者也不會多。

以我自己曾經嘗試的幾種研究方式，民族誌在研究伙伴(或助理)的選擇上，考慮要明顯的嚴格許多。以紀慧文的田野為例，KTV、理容院與商務酒店，都是高難度的挑戰。雖然研究小組五人形成相互支援的緊密連帶，特別是安全的照應與情緒的扶持，然而大多的情境裡研究者必須獨當一面，應付陌生的環境與不確定的狀況。因此，心智與情緒的成熟、靈活與堅強，成為必須的條件。此外還要具有倫理的敏感度，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敏銳地顧及他人並保護自己。這項研究幾位伙伴的幹練表現，經常令我感動，深獲我的敬愛，而紀慧文是其中之一。

由於主題的敏感與複雜，研究倫理成為持續的關切。研究開始之前，我們已嚴肅設想了許多狀況，在研究計畫書裡，多了其他研究未必有的一節「研究倫理」。田野展開之後，經常出現未曾預期的倫理關切，在研究小組每週會議裡受到熱烈討論。過去兩三年間，我也曾數度藉演講與研討會向相關的學術社群提出我們關切的倫理議題，尋求討論;例如:經驗與書寫的禁制，涉及秘密的知識罪咎，研究者身份與意圖的呈現，侵犯隱私權的考量，研究結果的可能傷害，多重忠誠責任的矛盾衝突等等。比起近日讀到關於紀慧文研究倫理的一些淺薄議論，我們的思慮要深刻得多，關心的公眾可以參閱我發表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廿六期的論文。

在研究執行的三年期間，我婉拒了所有好奇的媒體採訪與座談會邀請。對於發表的審慎，同樣出於研究倫理的考量。目前，除了紀慧文已出版的論文，我們完成了國科會研究報告，以及我自己兩篇經過研討會與學刊評審討論的論文。我並不認為這些研究成果僅屬於學術界，也希望能為公眾分享。以台灣媒體人才的日漸成熟，我們期待有興趣的媒體能做好功課。若閱讀過這些作品，應會發掘一些值得嚴肅討論的觀點，卻不至於造成煽情的離奇議論。我們的研究，包括紀慧文的書，會與時事議題的論辯相關，參與論辯是應該的，無須迴避。但是我們進行數年的研究，有其獨立的脈絡與關懷，也不能完全化約為時事議題論辯的簡化立場。

紀慧文研究的田野雖然獨特，但民族誌研究方式，以我較熟悉的東海與清華來說，近年來已在不同的題材上產出了一些略具水準的論文，例如遊民、外勞、貧窮社區、臨終病房等等。我曾建議出版社考慮將這些文獻系列出書。因為比起坊間已出版的報導文學，這些論文不但同樣具有可讀性，而且社會學的洞察較深入、分析較精緻。若這個構想能實現，對社會學以及關心台灣社會的公眾讀者都極富意義。倘若紀慧文的論文出現在這個系列裡，其民族誌特質與社會學分析會較為凸顯，或許上班小姐的題材也較不會受到無謂的煽情報導。但是這個構想未曾獲得積極回應，而今紀慧文另有機緣出書，我一方面為她高興，另方面也期待媒體的騷動過後，讀者能欣賞她辛苦研究原有的價值。

Part Two春風多事

閱罷林芳玫〈神女黑紗與學術薄紗〉一文(中時3月15日《時論廣場》)，捧腹之餘，幾點反響。

「和KTV老闆打交道的男教授」，嚇，好刺眼！或許，那位男教授根本就是個痞子，且莫管他。林教授不妨明說，我們正派社會學教授，在這個社會裡有哪些角落應該走避，哪些人物不直接觸？而這麼不沾塵埃的社會學，會不會更像個笑話？

受女研究生信任的男教授，是要有些條件，開放的心靈之外，至少不能像林芳玫那樣處處是春風吹拂的小心眼兒。色情，不在外界的文字、圖像或事件，而是閱讀的過程。在高唱反色情的學者讀來，這個世界，還真可一如他們的腦海，色情氾濫！

紀慧文身邊的家人、男友、師長、同學，不會有任何人因為林文而產生誤解。當然，出於學圈奇妙莫名的權力欲望而快意文章的林芳玫，也絲毫不會顧念他們可能因此而遭受困擾。

女性主義學者早已指出女性在事業與學業上一項不利的結構因素：被排除在old boys network之外。例如女研究生無法像男生一樣，經常有機會和男老師們喝酒、打球，甚至毫無顧忌的在研究室徹夜暢談。因此無論就訊息的交換或信任的關係而言，習俗的性別因素造成對女性不利的結構性偏頗。而當女性主義者基於這個認識而力思改造校園性別文化之際，卻見林芳玫媚俗地假藉「男教授與女研究生，這條弦來煽情撥弄、佈置迷惑，這會是署名「女學會」的政治認識程度﹖

紀慧文的文章曾在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那是作者認真尋求批評的場合。出版成書之後，國內許多報刊也有相當水準的書評版面，那是讀者尋求認真評介的地方。這些場合似乎都錯過了林芳玫寶貴的批評。卻看到這篇撿拾報紙標題文字，隨著媒體事件而舞弄的「黑紗薄紗」。身為新聞系教授，不可能不知道這些文字，就算出於紀慧文，也曾是如何經過編輯檯的抽離撕裂。而竟也甘願依憑這些支離破碎的文字，對一位研究生在田野中艱難的自我掙扎，連織帶鉤地挑出許多矛盾的諷刺。但是，什麼樣的諷刺呢？

「既要反污名，又怕遭受污名」，表裡不一，矛盾。諷刺嗎？以林芳玫的社會學背景，可曾意識到那是多麼普遍的社會情境？有多少人不得不活在這矛盾下？沒勇氣或不願意出櫃的污名身份，不得不戴著面具頭罩抗爭的人士，是否都得遭受這番表裡不一的譏諷？不用下海，無須掙扎，可以當個表裡如一的女性主義教授，真個春風得意 !

但是這有個條件，也是我真誠的祝福:不會有人用林文那種煽情與輕薄，來吹拂林芳玫腦袋裡的學術薄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