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蓄美學在書寫者文字中的幽微呈演 ──
試以朱天心的創作（1977～1997）為例

Jade

壹、初衷

    身為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一樣是在書寫者文字的現場徘徊，企圖在書寫者鋪述的字裡行間，挖掘最貼近於作者希望讀者去感受到的意念。

    於是在重新閱讀朱天心二十年來所結集出版的作品的過程中，筆者試圖藉由另一個當下的閱讀，停佇於過往不曾發覺但卻潛藏在文字中的遺痕，不僅僅滿足於做為一個讀者觀覽的位置，而更進一步的企圖經由一個個斷片的凝睇，找尋貫穿文字的表相下的伏流。

    筆者所關注的主要焦點在於，長久以來中國傳統文化中少曾被看重揭揚的「含蓄美學」是如何在幾千年來的書寫裡以忒般幽微的方式被具體披露，即令是在今日傳統已意味著包袱而急於被揚棄的「現代」[1]臺灣，「含蓄美學」依舊彷若幽靈般的伺服在一個個書寫者的筆下，左右著文字背後的意識。

而在此筆者所擇取的討論例子，主要的源由是因為閱讀的機緣和對於小說家所創作出的文字的興趣；當然，亦因在客觀的條件下，朱天心二十年來的創作被筆著主觀認定符應了筆者關於「含蓄美學在書寫者文字中的幽微呈演」的思考。

再者，筆者將以「含蓄美學」為基底，進一步討論散存於朱天心後期《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與《古都》兩本小說集文字群中的人稱「A」。

此外，筆者需強調的是，在此份報告中，所對話的對象為朱天心1977～1997的創作文字以及文字的書寫者，而書寫者朱天心並不能等同於現實世界中的肉身朱天心[2]。

貳、本文

    諸多對於朱天心創作文字的討論總縈繞著她的身份背景：第二代「外省籍」的「女性」作家、早期的「眷村」生活、模糊的性別定位（這包含筆下敘事者多採取的「男性」觀點以及整體的文字凝構）、胡蘭成「中國傳統士大夫式的家國之思與禮樂文明的養塑」對於朱家姊妹創作的影響[3]。於是朱天心創作出的文字被擺放在一線性的時間軸上被觀看，佐以現實生活空間的變化對於書寫題材、敘事結構的改易去討論並區分朱天心的創作文字與創作的階段分野。在許多的時刻，政治認同成為朱天心最被論述與質疑的主題，這與臺灣的政治（文化）空氣當有必然的關係。而筆者在此並不欲強做解人對之前的諸般觀點為作者做任何辯駁，筆者所要切入的面向在於，假若之前論述所縈繞的觀點亦可以作為看待朱天心創作文字的一種方式，那麼，是什麼樣的機制在文字以及書寫者背後作用著？對此，筆者所欲援用的一種可能解釋是「含蓄美學的潛受」。

    沿用詹宏志對朱天心創作階段的分野，那麼《我記得…》可謂是朱天心前期創作的結束與後期創作的開啟。小說集中由1984年發表於聯合副刊的〈淡水最後列車〉作最後人世有情的回眸，而後直到1987年後才又陸續發表的作品，雖一併收錄於《我記得…》一書中，但已是另一番的書寫風貌（朱天心，1989d：6）。

    以下筆者將分別就前期與後期，「含蓄美學的潛受」是以怎樣不同的面目在朱天心的書寫中幽微呈演略作表述。

「理想和童年的世界觀是不可分的」[4]

    仔細閱讀朱天心前半期的創作，處處可見胡蘭成「中國傳統士大夫式的家國之思與禮樂文明的養塑」之於其創作的影響。對於所謂傳統文化的濡慕想望自幼時即起，而後成長過程漸漸完全接受了"禮義"、"道理"的建制，把自我的人生凝想成文化積累在某個當下的綻放。「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因此待人處事不言臧否、不口出惡言；勉力追求知識，看重知識在本然之外形而上的神聖性，而其價值的體現則當在實體世界中實踐[5]。唯一異於正則的是對"俠、盜"的嚮往，例如在《時移事往》的書前序〈如是我聞〉中，朱天文寫道：「她看西遊記著迷時，起誓說：『要是大戰爆發逃難，能讓我帶一樣東西，就是西遊記。』真正原因，是她要命的愛上了孫悟空…」（朱天心，1989c：12）。而這外於框範的逃逸，其實亦是因為信仰了"正義"必然存在的無庸置疑，因此孫悟空這類不合於正統的叛逆角色，如同俠、盜的存在，恰恰補足了居於正則內（例如朱天心極為崇仰的天父、國父、爺爺──胡蘭成，雖則到了創作後期，其已鮮少提起）的無能為力。

    因而呈現於朱天心前期文字書寫中的生命情調是積極的躍動，與山水自然、人文風物接合，我不僅是我，更必須是世界純美、良善質性的雛形。

    那樣的世界觀其實很美好，沒有懷疑便沒有掙扎湧現；沒有掙扎，便不需去承受衝突、拉扯時的撕裂與痛楚，理想可以恬然安睡於祥和的秩序空間裡，用無止盡的熱情去涵受存養。

    然而意識肇始之初對生命本身存有的困惑與焦慮的智性終究是先於那理型而存在，始終是不能輕易的隨著那熱情轉化為對單純理念的滋養，反而跟著年歲的增長與接觸眼界的益廣掙扎遽增，且一步步深化成生命內裡更深切的問題感，在面對現世不純粹的質面時反覆磨折。不復再能落籍於一理型，跳離單向度的執著後，面臨的是崩毀散落的體系。

    於是，在突破因既有體系崩落所產生的寫作困境後，展現在朱天心後期創作裡頭的樣貌，多被批評家看待成「不厚道」，其亦自我反省陷於「苛刻少恩」。諸如此的評判與自省，更再度顯露了「含蓄美學的潛受」是如何不分族群、不分身份位置、不分時空的在作用著。

依蔡英俊說，含蓄詩學是中國文學傳統的美學理想之一，這是一種意在言外的特殊書寫形式，意旨或情感要以一種高度暗示性、甚或是令人捉模不定的方式來表達。（劉人鵬、丁乃非，1998：115）

有一種「含蓄」政治，作用於港臺等地雜種性的現代時空，甚至是華語時空；這種含蓄，它的作用力不只是一種詩學或修辭，而是一種力道，一種日常生活實踐中的力道，以維繫人事物以及行動模式的正常秩序。

                                         （劉人鵬、丁乃非，1998：113）

自從那一年黃帝的史官倉頡創造了文字，纍便開始衰老了。……我們發現，我們的心內產生出了一種新的東西，那叫做回憶。在回憶中我們嘗試重新創造我們的世界，但原先的那個世界已經不會再回來。（董啟章，1996：108）

纍！妳為什麼會年輕了？她說，因為我是你的夢。（董啟章，1996：108）

    朱天心後期《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與《古都》兩本小說集中，人稱A以各種身份反覆的出現在〈我的朋友阿里薩〉（中年男性敘述者的朋友──阿里薩──在書信中的代稱）、〈春風蝴蝶之事〉（女性，是中年男性敘述者的妻子十幾年來即使經過戀愛，為人妻，為人母都以為是「無與倫比」的感情對象）、〈威尼斯之死〉（男性敘事者小說家筆下微近中年的男人、少年時代真實的朋友？）、〈第凡內早餐〉（一個久不受訪、在意記憶的中年女作家）、〈匈牙利之水〉（一個引導敘述者──外省背景中年男子──用氣味喚醒記憶的本省背景中年男子）、〈古都〉（第二人稱"你"直至中年猶然繫唸的少女時期的暱友）。

    論者邱貴芬提到：「朱天心偏好採用男性或中性化敘述觀點的傾向或可解釋為她模糊作者性別定位的一種寫作策略。」[6]。筆者同意邱此點的詮釋，但欲對朱天心後期創作《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與《古都》兩本小說集中所出現的「模糊性別定位」做進一步的思考，凝睇在宛如一個個斷片中以各種身份反覆的出現人稱「A」潛藏在文字群中的遺痕。

    筆者對「模糊的性別定位」欲提出的解釋是，所有的捍格與悖異還是隻能在群眾公義的追尋上出現，即使在《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三本小說集中書寫的題材延伸到各個畸零人種/類，包括關注了許多的女性議題：空巢期的中年婦女（〈新黨十九日〉）、袋鼠媽媽（〈袋鼠族物語〉）、女同性戀（〈春風蝴蝶之事〉）……，但所有的痛苦和憂傷也只能在面對時間、存有等等生死本質課題時才能被談論[7]。長久以來出現在書寫者筆下的敘述主體或許是一直將自我看待成無性的，或該說，藉由文字呈現對生命存在思索掙扎的書寫者，只能認同一單一性別，男性，更精確一點來說是父性，唯獨如此才能是一根本全然的強勢，不論是從gender或是sexuality的方面去看，書寫者其實沒有能力也不敢將自我想像成女性，所隱諱、幽微的或許是因一旦看見，便必須去承認自己（書寫者）的弱勢，而這是在對自我要求成TOP的情形下所不允許的，書寫者沒辦法處理/接受自己其實是虛弱不已，無能為力的，一個企求以強健形式展現的主體生命，如何有辦法面對自己的邊緣情境？

    的確，認同一直都是個問題，而書寫者擇定了一個在結構中有力/利的生存位置，縱使書寫的題材關照的是多數人所顯少碰觸的類屬、敘述主體也多是卑微的畸零人種，縱使在〈春風蝴蝶之事〉中肯定了女性間的（精神）戀情，但仍是由一個男性敘述者的身份去窺破妻子書信中的秘密，書信撰者，那個承認了少時女性戀人的無與倫比的女性，依然是如此的隱晦，只存在於敘述主體的口中。對此，筆者援用的「含蓄美學的潛受」，在朱天心後期的創作文字中是藉由「A」浮現的。畸零人種尚可藉由現實關懷納入已被形塑出的文化價值中，仍是可被承認，仍有可安置的空間，而藉由「A」所反覆呈顯的「性別定位」問題，卻無法收合在一光烈昂揚的生命態度裡頭。此點與所謂"溫柔敦厚的含蓄力道"是很相類的，均來自傳統美學意念的內化、文化思維在生活中的潛移默化與道德感的教化，縱令原有的體系已然崩毀，縱令書寫者筆下的敘述主體已突破原有的書寫困境，但我（書寫者）依然被禮樂文明、經世濟民的初衷"豢養"得非常徹底，在後期文字群中不停抽易身份反覆出現的人稱「A」即是最佳的明證。

    筆者無意在此「對號入座」，將現實世界中的肉身朱天心等同於各個散落的敘述主體，甚至進而將人稱「A」等同於朱天心自傳性文字《擊壤歌》中的「喬」[8]。筆者認為，從「含蓄美學的潛受」藉由「A」所浮現出的記憶、歷史、遺忘等課題，不僅可由存有與時間的角度去看待，亦可以試著將朱天心文字中的「追憶逝水流年」放置在人稱「A」下討論，並進一步由「A」的曖昧不定，探究追索潛藏於書寫者的性別政治問題。

妳的辮子好長啊！纍上來的時候，我拉了拉她的髮辮。

等你回來嘛！她笑了，臉頰緋紅。

這麼多年了，妳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年輕呢！（董啟章，1996：100）

以下，筆者以「形、影、罔兩」的比喻，嘗試重新閱讀書寫者朱天心筆下的人稱「A」[9]：

    也就是說，筆者認為，書寫者筆下的女性議題猶可藉由國族、政治認同、記憶、時間、歷史、存有……等主題被夾帶呈現，而藉由「A」所反覆呈顯的「性別定位」問題，卻被掩蓋擱置了。亦即，「A」是貫穿書寫者後期文字表相下的伏流，並不僅僅是一簡單的人稱代詞，只為了在呈現某些主題文字時的方便敘事；「A」的隱晦幽微、曖昧不定，恰恰洩漏了書寫者欲懸置的「性別認同」問題，而經由性別定位的模糊，書寫者安然的呈現了其所關注的政治與女性議題。而這樣的寫作策略，一致符應於筆者前述所討論的「含蓄美學的潛受」。

如果過去的文字在書寫或敘事位置上已然是階序格局裡的「聖王」了，那麼，閱讀活動可以做的是閱讀位置的轉移，做一種不與敘事體同聲氣的閱讀，而從文字中發掘新的影子性或罔兩性政治主體。一種新的罔兩性政治主體，才有可能質疑形影不離的問題性。而這種罔兩性，在影子的邊緣，只會是眾罔兩。

（劉人鵬，2000：216）

    進一步來說，筆者以為有一類存在著北極星人物式的書寫者，例如但丁、江淹，和本篇報告所討論的朱天心。之於書寫者但丁，碧翠絲是其創作文字中的北極星，指引／對映著其創作文字（當然，究竟是但丁的"碧翠絲"，抑或是碧翠絲的"但丁"，仍很值得討論）；而之於書寫者朱天心，則是「A」。

參、結語

「你們應該是憂鬱的，或許你們擁有憂鬱是件必然和幸福的事，既然你們追尋的事物已逐一喪逝消失，而於人世之中，你們將自我逐日淘空，以便容納對逝者的追憶，你們讓自己成為開放的憂鬱傷口，冷漠無感去面對人世一切，蒼白的無法入眠而又無能說出」[10]

除了從本文中所討論的關於「含蓄美學的潛受」是如何幽微的呈演在朱天心的創作文字之中外，從潛伏於書寫文類、書寫風格、書寫題材……的模糊性，與慣用大量文化符碼和典故夾引的書寫方式[11]等層面，亦可窺見「含蓄政治」是如何在看似赤裸自剖的文字中幽微的作用著。

而有沒有可能，藉由對「含蓄政治」的認識，重新翻轉既定的侷限，例如：將含蓄美學視作書寫策略加以運用，賦予對抗的積極性效能？

藉由閱讀位置的改易，更可看見一個不同於原有面貌的書寫者朱天心，並發展出解讀文字的更多可能性：

在文字的重讀方面，罔兩位置及其飄零經驗的再現如果成為可能，那麼，我們將可獲得與標準常模性的形影式閱讀極不相同的非宰制式閱讀─書寫格局。一種不可能獲得自古至今普天下一致的普同化主體，不可能獲得一個沒有衝突矛盾沒有碎裂多重性的完整標準簡化的主體，不可能獲得一種簡單明瞭統一的書寫或統治的秩序。這是認識或貼近罔兩性弱勢主體或經驗的一種進路，同時也是認識生存空間複雜性的一種進路。（劉人鵬，2000：226）

     畢竟在既有的結構中，性別議題本身所帶有的殊異性：既具體又抽像、極具群體性又極端個人化、呈現在最基本的日常作息與最複雜的結構建制，不能被簡單看待也不能被輕鬆解讀。是的，"eyes on me"，他者無所不在，而「含蓄政治」對於書寫者自身眼瞳的控管亦無所不在，即使在突破了（政治）認同書寫困境的現在，性別思度亦只能存在於抽離的敘述主體與複雜的敘述脈絡疊合出的異質空間，而現實的狀態永遠比書寫的空間艱難太多。

此外，一慣存在於朱天心文字中的無法在歲月裡冷凝的開放憂鬱傷口：存在於各個漂蕩畸零人的敘述斷片所拼合出的「不只是因為實體的必然銷亡/更因為記憶的必然遺忘/不知道該怎麼辦/一切都狼籍了/而我還在現場」那不可名狀的傷心、書寫者面對「寫下的都是已然消逝的當下，之前實體的存在都祇是為了證明之後的不在」那用不斷的訴說所構築的永恆沈默，與所招致的「悲傷的空洞化」。那一致的憂鬱開放傷口又是如何與中國傳統中的「含蓄政治」彼此聯繫亦是可進一步探究的。

或許「必須寫，因為要『再造自身』，而捨此無他，似乎沒有其他的路可走，那是長達一生一世的自我療程。」[12]？

肆、參考書目

朱天心，1982，《未了》，聯經。

───，1989a，《擊壤歌》，遠流。

───，1989b，《昨日當我年輕時》，遠流。

───，1989c，《時移事往》，三三。

───，1989d，《我記得》，遠流。

───，1992，《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麥田。

───，1993，《方舟上的日子》，遠流。

───，1994，《小說家的政治週記》，時報。

───，1997，《古都》，麥田。

邱貴芬，1993，〈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們：閱讀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頁94～101，中外文學‧第二十二卷‧第三期。

董啟章，1996，〈少年神農〉，《安卓珍尼》，頁95～127，聯合文學。

劉人鵬、丁乃非，1998，〈罔兩問景：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性/別研究第三、四期合刊《酷兒：理論與政治》專號，頁109～155，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

劉人鵬，2000，《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頁201～226，學生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