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含蓄」、「寬容」與Queer
kiki
論到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我對此說法極有興味。首先它所提到的「含蓄」，我整理如下：「在這個觀點下，含蓄的觀念就可能不再是關於語言作為藝術表達工具是否適切的問題，而當一個人生活在一個所有知識活動都被統攝到政治方案的社會中時，這就與『自律』甚或是『守己』的問題有關了。…個人自律或守己的助長或支援策略，使自律與守己長久成為維繫既定秩序的機制。在這脈絡下，「自律」與「守法」成為社會中不止要求自己、也要求他人的人際關係。」這點其實極像傅科的規訓：「現代規訓技術的權力運作是『由下而上』的『上昇權力』(ascending of power)，是完全不同於古典權力是『由上而下』的『下降權力』(descending of power)。『由下而上』的分析強調權力在區域性、邊緣、微觀的毛細孔滲透作用，然後從最低層次逐漸向中心匯聚成全球機制，產生宏觀權力。相反的，『下降權力』則是從權力集中的高點向四面八方推進其全面影響與控制。這兩種權力觀的最大不同點在於，上昇分析的權力不是一種可以被當權者擁有和獨佔的實質物體，而是以身體為媒介，作用於整體社會關係中。（Discipline and Punish－Foucault摘自《傅科和布爾迪厄身體觀之比較》－吳秀瑾－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從身體上的自我約束形成一種習慣，一種道德觀後，要求自己也要求他人，而成為社會的規訓。所以含蓄用在酷兒身上，便會形成「只要你們不擾亂社會秩序（規訓），我就對你寬容。」如果我沒誤解的話，我認為此「寬容」似乎仍是在「Queer「不正常」，該順應社會」的預設下。
這讓我想到上星期五的女性影展，其中一部紀錄片是《我的父母是同志》。映後座談上有個觀眾的問題著實讓我冷汗直冒，她提到：「孩子是沒辦法選擇父母的。那他們該怎麼適應同志家庭關係？…臺灣有對同志婚姻，當時兩女（可能）找不到工作，因為經濟問題而又離異，這對孩子是不是有影響？又，片中沒有談到關於兩個母親會不會有經濟上的問題…」，然後整場討論幾乎陷於談論那些孩子該如何面對、適應家庭，及該怎麼向朋友啟口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等等。我認為此提問方式是在「家庭中有兩個母親，缺少父親是不正常」的預設之下。我不禁思考，什麼叫做如何「適應」同志家庭？他們該解決和麵對「什麼」問題？到底是哪邊有「問題」？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預設對方處於不正常的位置而去討論（雖然很含蓄的沒有用「不正常」字眼去指稱對方），但最後也會歸咎於「對方應該解決自身問題來順應社會」。這不是很荒謬嗎？片中有些孩子可是天生處在同志家庭裡而不覺奇怪，直到後天知道別人有父母，學校要求寫上父親與母親的名字才感到不安並疑惑父親的存在，然後，開始質疑自己會不會也變成「同性戀」等等。重點是，「不同」是經過比較的，「不同」的意義與價值也是比較後多數人給的；不安感並不是來自於同志母親本身，而是來自於社會大眾強加的價值觀上。因此「不同」不該被多數的「同」以含蓄手法列為問題而去討論，相反的，正因為社會有太多的「排他性」「同」才是問題所在。總之，我認為「預設「對象本身」有問題（problem，例如不正常、變態…等）」的提問方式並不是一種好的討論型式，尤其又是隱藏在含蓄美學中的文化脈絡，更顯不露痕跡的殘酷力道與恐怖。所以，我們何不在「家庭不會只是一男一女組成」的前提下，由觀察中討論當代社會對同志家庭及其小孩可能有的的排斥感或其他心理狀態，與社會為何以「同志家庭就會有同志小孩」這樣的心態看待等等。
關於含蓄的精緻力道於那場座談，我些許的感受已陳述如前。最後，我發現人們若預設「Queer是不正常的問題（problem）」，但可能為了寬容或其他因素不便明顯表示時，其在討論問題及提出問題（question）的方式會顯現出一種看不見的壓迫感，那個應該就是課堂上所提到出現在中華文化的「含蓄」吧。它不會像外國顯而易見的露骨詞語，例如指著 Queer鼻子大罵「不正常、變態」，指稱「同志家庭本來就不正常，小孩要怎麼生活？要是變同性戀怎麼辦？」之類，但諸如「孩子是沒辦法選擇父母的。那他們該怎麼適應同志家庭關係？」的含蓄問法，其實卻是一種最嚴厲而無形的指控。
寫作日期：200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