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  

问	罔
景	两∶酷儿阅读攻略

Penumbrae Query Shadow: Queer Reading Tactics

序：“罔两问景”方法论

刘人鹏、白瑞梅（Amie Parry）、丁乃非

这本论文集收录了我们近十年来合作的成果。上个世纪九○年代的台湾，我们在表面蓬勃同时暗潮汹涌的性／别论述与运动中参与、感受、探索、思考。1998年，我们一起到芬兰参加第二届Crossroads文化研究世界年会，从搭飞机一直到芬兰的湖边、船上，我们一路讨论着各自的论文，以及周遭的运动氛围。芬兰回来的那个夏天，我们把一路兴奋激情的讨论成果写成了〈含蓄美学与酷儿政略〉的初稿。从此“含蓄”的性政治以及含蓄文本策略的诗学，作为一种上个世纪九○年代台湾强有力的文化－美学残余，成为我们持续深入探索的议题。我们认为，含蓄的规训力道，或许可以用《庄子》寓言“罔两问景”中“罔两”提问的模式，当作一种方法，不断进行诘问。

“罔两问景”来自《庄子》：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庄子．齐物论》）
众罔两问于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撮而今也被发，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搜搜也，奚稍问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非也。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强阳者，又何以有问乎！”（《庄子．寓言》）

在这个寓言里，影子的影子罔两（影外微阴）向影子提问，问怹为什么没有独立的操守。影子的回答质疑了习以为常的形影关系假设（影依待形），但我们却在《庄子》文意脉络之外发现了问题：提问的是罔两，但影子的思考却是针对其与“所待”的“形”之间的关系。故事终止于影的回答，然而这个回答是否满足罔两的问题，不得而知。罔两的提问有两个意义：其一，在一个公私领域都忽略的、人们几乎看不见（平常谁会注意影子外面犹有微阴，影子还有影子呢？）的位置上，向着常识世界理所当然的主从阶序关系提出疑问，并且是对着比较有可能反省这个关系的、被视为从属性的主体发问；其二，透过一个位于二元性主从阶序关系边缘、难以辨识的位置诘问，文本出现了二元关系之外的声音，这个声音之被辨识，也许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一种贴近发问者的阅读。有趣的是，〈寓言〉篇称发问者为“众罔两”，提醒了我们：平常能被视为“个体”的，并不是所有的主体，在公私领域难以再现的边缘位置发声，通常会被视为“群”或“众”中的一员。而罔两被阅读的可能，也许就在于“众”，不是由于人多构成群众，而是由于怹面目模糊却坚持提问。透过罔两的提问，主流结构关系要一再被检视，而阅读众罔两，也使得新的位置以及游移含蓄的策略层出不穷。

▼▼▼

收在书里的第一篇论文是〈含蓄美学与酷儿政略〉，我们的思索以及彼此之间的热切讨论，政治脉络可以溯及1997年台北市政府骤然宣布废除公娼，北台湾妇运组织对于是否要参与公娼的抗争，彼此之间意见纷歧，妇运内部的裂解形势逐渐升高。但环绕着公娼议题的歧见，点燃的其实是妇运团体早已蓄势待发的在“性”政治议题上的新旧冲突，特别是对于“女性”的“性”。所谓旧冲突，指的是：早在九○年代初期，对于女性各种各样以及各种阶级的“性”能动性，就一直有着争议。例如：传统“淫妇”的问题、何以面对色情我们只能负面地批评、以及当时有女性主义者理直气壮地要求“女同性恋你们应该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还有争议娼妓∕性工作者怎么可以是“女性主义者”等等。结果之一就是1997年《妇女新知》全职女同志工作者被解雇。然而这些事件，不论在运动团体内部或对外，谈论的方式总是很含蓄。一方面，强烈感到要忠于过去所共享边缘化的女性主义价值，而另一方面则面临一种新兴的体制性压迫（据说妇运组织成长快速，因此操作方式需要“正式化”，某些议题具有优先性，要让工作更有效率等等），含蓄从上到下作用着，汇集力道，驱逐它要驱逐的对象。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类似的含蓄策略似乎也在学院间运作，特别是对于关乎性／别的议题，经常来自一种崇高的位置，宣称自己最是善意，并且使用文质彬彬的“儒家”修辞。

因此，“含蓄政略，酷儿诗学”源自我们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弥漫着的一种文化的、以及文化养成的力道，其效力在于一种主流的伦理，附带看不见的暴力。比方说，有学问、高学历、以最有文化教养的方式看似温柔敦厚的使用语言─这些都构成一种非常主流有力的论述。我们认为，在这个主流论述里，一个人若是文质彬彬、拒绝面对矛盾冲突，也就被认为在情绪上有修养。这种含蓄文化，以及含蓄如何在文化文本及日常生活操作，我们认为，可以理解为一种“台湾儒家”文化，源自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某种自我权威化以及中国化的教育与文化治安检查，接合了常民实践以及民俗信仰，这种氛围在政权已经转移后的二十一世纪初，仍然持续着。

我们的方法，主要是在于历史化，试图将“含蓄”作为当代规训策略之残余，从上个世纪八○年代晚期，进入九○年代，以解严为标志的十年，直到政权转移到民进党，将其持续性及断裂性都历史化。谈论含蓄以及书写含蓄的一个困难在于，正当“中国”这个符号已经成为政治禁忌的时刻，这个分析必须脱离未经反思的“中国性”。我们认为，政治两极化把“中国”事与人都外在化、妖魔化，这种氛围已经阻碍了长久以来我们早该开始的批判性自我检视，看到从国民党统治时期整体性的文化、教育、政治、社会模塑建构中，我们各自不同的栖息于、交叠于、对抗于多种多样却相当具有特定性的“台湾”所建构出的“中国性”里。对我们来说，“含蓄”就是这种台湾建构出的残余文化力道之一。批判性的检视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主流及反主流的新旧社会力道以及社会主体。

此外，我们有必要区分出不同的含蓄，在规训性的含蓄以及反含蓄的能动性与诸多策略之间，区辨出不同。然而如果不先分析出主流含蓄如何压迫或压抑，我们就无法定位那些驯服不住的、抵抗性的、不合作的或不结盟的含蓄。如果不能辨识主流压抑性的力道如何透过并且在特定一种（文化上被高举、被理想化的）含蓄中作用，把含蓄的主体标志为高度文化修养、自我节制、并且能宽容，那么，文本以及日常生活中反含蓄的诸多能动性与策略，就太容易被忽略、否认、边缘化或遗忘，甚至可能被病理化为自弃。在此我们想到台北公娼1997年到1999年之间持续不放弃要求自主与工作权，种种不含蓄、不要脸的街头抗争；或者酷儿书写；或者文学与文化生产者如夏宇的诗、女同志乐团；或者九○年代台湾一些酷儿科幻小说，那些基进性的不合作、不结盟，可以看成是一种反法西斯或反准法西斯的欲望与倾向，在一种并不全然一致全都偏执的状态下，强调死皮赖脸地活着，作为一种抵抗的模式。检视主流含蓄如何操作，使得我们可以驳斥主流对于反含蓄策略的阅读，把反含蓄当成反动或并发症，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始探索，在这样维持生命的策略里，如何可以是一种另类的行动或感受方式。

就分析规训的效应以及权力的效应而言，傅柯的分析方式确实启发了我们，但在我们的论文里并不提傅柯。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就一种文化与政治的特例分析而言，含蓄与权力如何彼此镶嵌，我们的研究并未与傅柯的作品交锋；其二，本研究在一个较广大的前瞻视野上，关心的是性弱势的社会正义，而“傅柯”在台湾被使用的情形，有些已经被转变成与此视界相违。这种情况比较与傅柯作品本身的意义无关，而是它们如何被用在台湾学院论述中，如何被选择性而去脉络化地使用。被当成了“理论”后，傅柯作品中法国六○年代活生生的历史脉络一方面是消失了，另一方面又同时被定格成不具历史性的过时“社会解放与性解放”。在某种解释下，傅柯对于“压抑”的历史性理解，变成与全球新自由主义共谋，用来压抑东亚华人资本主义地区正在成形中的社会运动与新兴性革命。我们处在一个“打造国族”很容易把其他议题都摆在一边的情况下，性的革命以及性的公民权已经成为最关键最迫切日常生活公民权对抗国家机器的战地之一。后法西斯的历史与文化脉络习惯性地把能动性当成是偏差，在此，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对穷人与弱者的正当性照顾很少见，只有那些（带着体制认可标记的）受害者可以享受宽容。在这个脉络里，冷战从未结束，而左翼批判早已经从被禁转入地下，进一步变成了不爱国（不本土）的污名。这样的脉络下，性解放论述与社会革命论述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去殖民”的介入。

在后法西斯的历史与文化脉络中，“含蓄”策略性地在关键性的议题上（例如恐同）抑制语言，以便阻止∕保护这种态度不成为公共议题，使它在必要的时候必然成为问题。在关键性的议题上抑制语言（恐同），就担保了问题持续停留在个人行为与情感关系之间的层次；要求程度相当的礼貌，也就同时强迫性地要双方都有合宜的言行，并以合宜的言行标准衡量双方。这样一种修辞交易，形式上是互惠，实质上则是不平等的沉默。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社会阶序之间的权力关系经常藉以维持不变，甚至强化，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则是边缘人、污名化的性实践。简而言之，是位置较低以及较缺乏文化资源的一方付出代价。在某些地方（例如台湾），文化是阶级与身份的共同决定要素之一：为了满足各种规训的需求，并且让日常生活的矛盾不致于暴露，含蓄修辞策略的散布，有能力造成并且也的确造成了致命的功效。

含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性的把沉默与言语结合起来的方式。在台湾社会里，某些场域会比别的场域更多使用含蓄，例如在学校或者其他比较具有文化修养的地方，通常也是经济上比较优渥的环境（当然也有例外）。我们以“修辞”为起点，当作思考含蓄的一种方式。思考含蓄并不容易，因为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日常生活中，它是以一种美学－伦理情感来操作，有点神秘奥妙，有点神话性地支配，并且在资本主义、极度压缩的工业化现代性里，其实没有人真正拥有含蓄。那是一种台湾国民党政府治理时期所想像创造的一种“美”与“善”的中华文化，因此我们第一篇论文在发表后听到一种批评的声音是：“含蓄是一种传统的美德，你们怎么能这样把它跟权力相提并论。”我们对含蓄的批判，成形于以下的脉络，同时也是为着这样的脉络而提出：马克思主义对儒家的伪善贬抑性的批判早期已经被噤（当成“左派”），而后来又被污名（当成是“中国”）。这个脉络是资本主义主导迁台的中国脉络，在这个脉络下“含蓄”已经被重新创造为教养以及文明化的知识，并且与教养以及文明化的知识接合。即使从来没有人真正含蓄，但某些人可以有效运用含蓄，并且在不同脉络下，不同的主体可以被含蓄规训，有时候是用非常暴力的方式，但几乎完全无法被看见。

我们提出“修辞”一词当作思考含蓄的一种方式，重点在于我们把对于“含蓄”的认知从内容性移转到语言性，分析它如何在语言中实地操作，并且也透过语言来操作。我们必须强调它的文本性，唯有如此，它的政治意涵才能显现，而它的规训力道也才能被分析与批判。在此，“修辞”一词并非日常意义，在我们的用法里想要召唤出的是：“含蓄”绝非自然天成，含蓄同时带着语言与情绪。事实上，“修辞”作为主导性伦理的传统价值，其中附带着看不见的暴力，而我们从“修辞”的视角来了解含蓄，就是企图对这个文化操作赋予政治性的理解。

▼▼▼

如果说本书第一篇〈含蓄美学与酷儿政略〉着力于揭露、批判、反省主流抑制性的含蓄力道；那么，第二篇〈陈雪的反写实、反含蓄〉在于阅读出一种看不见的“婆”的罔两位置，勾勒某种对抗性的反含蓄，而“反写实”在这里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一种罔两性的书写及阅读策略。第三篇〈鳄鱼皮、拉子馅、半人半马邱妙津〉在书写当时是作为“罔两问景”写作计划三部曲的第二部，我们试着在台湾女同志－女性主义的历史与运动脉络中，阅读早已经发问的某种“众罔两”─我们称之为准T主体。第四篇〈写实的奇幻结构与奇幻的写实效应：重读T、婆叙事〉算是三部曲的第三部，我们重新回到已经被九○年代据说昂扬的同志运动所遗忘的台湾七○年代多少带着悲情的通俗滥情女同性恋小说，在这一篇里，“众罔两”不仅是文本再现的七○年代台湾Ｔ婆，同时也是通俗滥情这个文类本身。

我们把以上四篇称为“罔两篇”，纪念的是它力图理解纷然多元的“众罔两”形态，及其试着剖析主流含蓄力道的努力；后面四篇则是“问景篇”，比起前四篇，也许它更想做的是去阅读不断发问中的众罔两的能动性及其问题，想要像庖丁解牛，在盘根错节的骨节之间找到游刃有余的空间。

第五篇〈自恋与“帮帮忙”乐团的引导问答：台北‘地下’拉子〉，阅读的正是唱歌的“地下拉子”对着形影不离之世界的诘问；第六篇〈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1994幼狮科幻文学奖酷儿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是酷儿科幻小说里面在“人”与“非人”之间的“后人”众罔两的攻略游戏，多少也呼应着“罔两篇”处理的写实、奇幻的结构及效应问题。第七篇〈“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暴力、洪凌科幻小说与酷儿文化批判〉，我们在众罔两的诘问里逼视含蓄的暴力、暴力的含蓄、以及酷儿“暴力”书写的再现及阅读政治。最后一篇〈看∕不见叠影：家务与性工作中的婢妾身形〉，试图进一步描摩生存于“影”当中看不见的众罔两，透过卑贱主体，诘问着其实形影不离的家务与性工作，而台湾九○年代性／别与政治场域中“性工作”问题的盘根错节，正是我们思考阶序与含蓄的起点，并且不可能有终点。

八篇论文，不论是我们合写或各自完成，总是在一种对话的情境里，在不同的地方延展着我们以“罔两问景”为方法所作的种种不同层面、不同位置、不同策略的新探索。此外，我们书的英文副标题与马嘉兰的文章"Chen Xue's Queer Tactics"类近，同时也特别标记阅读的过程与实践。

最后我们想强调的，也是最珍贵的纪念，是这本论文集的合作过程。每一篇论文记录的，是我们带着笔记电脑或笔记本，在咖啡店、三温暖、一起出国开会的旅途及旅馆中，或者透过电子邮件，我们的对话、思索与书写过程。每一篇作品，也镶嵌在持续进行的团队研究计划里，当然，也印记着我们周遭亲爱朋友们的成果以及从未间断的对话。对于亲爱朋友们的感谢，我们分别纪录在每一篇论文结尾的谢志里。在此要致谢的是这几年国科会提供的研究计划补助，深深感谢几个计划的助理，给了我们最有智慧的协助，让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彼此学习：谢佩妏、陈佑祯、邓雅丹、张佳蓉、郑圣勋、陈慧文、陈采锳、叶德宣、涂懿美、金宜蓁、刘纯瑀、沈慧婷、徐国文。感谢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此书，何春蕤总是那么鼓舞着我们，细心的提醒，以及好几篇论文的校对，让我们惊讶地感谢她有那么多的精力照顾那么多的人与事。最让我们感动的，还有整个出版过程里编辑玉立付出的心力，她阅读了每一个字，和我们讨论每一个艰涩的词句，甚至复验引文，重新整理书目，感谢她一两年来催促我们交稿，催着我们做这做那，在她眼睛不好的时候，仍然挂记着叮嘱我们修改，催促着出版的时程。感谢暐鹏设计这么充满罔两感受的封面。当然，这书一定还有很多的疏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不论如何，在此告一段落，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而在继续走之前，我们又想到，还要饮水思源，感谢好几位对我们有启发性的学者，感谢钱新祖，是他当年讲解“罔两问景”的“另类主体性”，触动了我们对“罔两”的一再思索，此刻在酷儿的脉络里感谢他，我们猜想他会笑。感谢D.A. Miller多年来持续的启发，课堂上与书写中对于英文语境多重向度的含蓄（reticence）与沉默的精彩阅读和细致分析。感谢卡维波，虽然他可能因为在这个行列里像老人般地被感谢而不自在，但他好几篇罔两问景般的论文，的确让我们受益。感谢Lisa Lowe 和Judith Halberstam，因为他们才得以开始思考变态现代性（perverse modernities）的复数性质，还有开始了解queer和正典同性恋（homonormativity）的不同。

[性／别研究室∣出版讯息∣[性／别研究丛书]罔两问景∣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