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含蓄”、“宽容”与Queer
kiki
论到含蓄美学与酷儿政略，我对此说法极有兴味。首先它所提到的“含蓄”，我整理如下：“在这个观点下，含蓄的观念就可能不再是关于语言作为艺术表达工具是否适切的问题，而当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所有知识活动都被统摄到政治方案的社会中时，这就与‘自律’甚或是‘守己’的问题有关了。…个人自律或守己的助长或支持策略，使自律与守己长久成为维系既定秩序的机制。在这脉络下，“自律”与“守法”成为社会中不止要求自己、也要求他人的人际关系。”这点其实极像傅科的规训：“现代规训技术的权力运作是‘由下而上’的‘上升权力’(ascending of power)，是完全不同于古典权力是‘由上而下’的‘下降权力’(descending of power)。‘由下而上’的分析强调权力在局部、边缘、微观的毛细孔渗透作用，然后从最低层次逐渐向中心汇聚成全球机制，产生宏观权力。相反的，‘下降权力’则是从权力集中的高点向四面八方推进其全面影响与控制。这两种权力观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上升分析的权力不是一种可以被当权者拥有和独占的实质物体，而是以身体为媒介，作用于整体社会关系中。（Discipline and Punish－Foucault摘自《傅科和布尔迪厄身体观之比较》－吴秀瑾－国立中正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从身体上的自我约束形成一种习惯，一种道德观后，要求自己也要求他人，而成为社会的规训。所以含蓄用在酷儿身上，便会形成“只要你们不扰乱社会秩序（规训），我就对你宽容。”如果我没误解的话，我认为此“宽容”似乎仍是在“Queer“不正常”，该顺应社会”的预设下。
这让我想到上星期五的女性影展，其中一部纪录片是《我的父母是同志》。映后座谈上有个观众的问题着实让我冷汗直冒，她提到：“孩子是没办法选择父母的。那他们该怎么适应同志家庭关系？…台湾有对同志婚姻，当时两女（可能）找不到工作，因为经济问题而又离异，这对孩子是不是有影响？又，片中没有谈到关于两个母亲会不会有经济上的问题…”，然后整场讨论几乎陷于谈论那些孩子该如何面对、适应家庭，及该怎么向朋友启口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等等。我认为此提问方式是在“家庭中有两个母亲，缺少父亲是不正常”的预设之下。我不禁思考，什么叫做如何“适应”同志家庭？他们该解决和面对“什么”问题？到底是哪边有“问题”？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预设对方处于不正常的位置而去讨论（虽然很含蓄的没有用“不正常”字眼去指称对方），但最后也会归咎于“对方应该解决自身问题来顺应社会”。这不是很荒谬吗？片中有些孩子可是天生处在同志家庭里而不觉奇怪，直到后天知道别人有父母，学校要求写上父亲与母亲的名字才感到不安并疑惑父亲的存在，然后，开始质疑自己会不会也变成“同性恋”等等。重点是，“不同”是经过比较的，“不同”的意义与价值也是比较后多数人给的；不安感并不是来自于同志母亲本身，而是来自于社会大众强加的价值观上。因此“不同”不该被多数的“同”以含蓄手法列为问题而去讨论，相反的，正因为社会有太多的“排他性”“同”才是问题所在。总之，我认为“预设“对象本身”有问题（problem，例如不正常、变态…等）”的提问方式并不是一种好的讨论型式，尤其又是隐藏在含蓄美学中的文化脉络，更显不露痕迹的残酷力道与恐怖。所以，我们何不在“家庭不会只是一男一女组成”的前提下，由观察中讨论当代社会对同志家庭及其小孩可能有的的排斥感或其他心理状态，与社会为何以“同志家庭就会有同志小孩”这样的心态看待等等。
关于含蓄的精致力道于那场座谈，我些许的感受已陈述如前。最后，我发现人们若预设“Queer是不正常的问题（problem）”，但可能为了宽容或其他因素不便明显表示时，其在讨论问题及提出问题（question）的方式会显现出一种看不见的压迫感，那个应该就是课堂上所提到出现在中华文化的“含蓄”吧。它不会像外国显而易见的露骨词语，例如指着 Queer鼻子大骂“不正常、变态”，指称“同志家庭本来就不正常，小孩要怎么生活？要是变同性恋怎么办？”之类，但诸如“孩子是没办法选择父母的。那他们该怎么适应同志家庭关系？”的含蓄问法，其实却是一种最严厉而无形的指控。
写作日期：200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