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第一线教师的经验中，可能常常听到“教改”这两个字，但是，到底什么是教育改革？

有些老师感觉完全没有改，只是多了一些口号，多了一些研习活动，另外一些老师在实际的经验中则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他们从自己的关切和体认提出很多不同的说法，例如，教改可能是入学管道的多元化；可能是教材及老师聘任制度的改变精简；可能是师资培育的多元化和师培法的修正，以便更新老师的观念、态度、教学方法；可能是行政人员对基层教师的管理人性化；可能是藉着成立教师人权促进会来寻求一个合法合理合情正常的教育环境、教学环境。但是有些老师也观察到，教育改革可能是“教”别人“改”，也就是自己认为成熟的人去改革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老师；教改可能是在精神层面上强调教育改革的观念，即使有些人会诠释成全面都开放自由，但是教育改革还是要绑，是松松的绑；教改可能是拿掉铁饭碗，不适任的老师就不被续聘，还因此使得有些校长变成惊弓之鸟，觉得他们要被改掉了等等。

从这些第一线的经验来看，老师们都颇为熟悉教改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则，对教改相关的理念或者实践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期望和观察，显见教改已经在老师的印象中形成各式各样的沉淀。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会有教改时，老师们则说那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而且要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可是，教育出了问题也不是这几年才有的现象，各级教育一向都是有问题的，只不过有时候欲盖弥彰，有时候敷敷衍衍，因此有问题也没改成；另外，跟上时代潮流也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既定政策，常常在各种主题的宣导工作中听到这个口号。然而，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会有这么一股很大很急促的动力推着要教改，并且形成具体的政策，甚至民间的共识？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改革和台湾此刻所面对的工业升级瓶颈以及国际竞争压力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填鸭式、考试挂帅式、文凭取向式的教育已经行之多年，并且在过去三十年台湾加工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温驯劳动力，但是面对劳力密集工业的利润下降及外移到东南亚或大陆，台湾追求技术密集工业的目标愈来愈明显，需求也愈来愈迫切，这就意味着所需的新劳动力已经不再是被动的按照订单办事的工人；台湾的经济生产要有竞争力，就必须调教全新的、能创意思考求新求变、能自主自制精益求精、能独立作业开拓先机的生产者。唯有这样的生产者才可能让台湾经济奇迹（也就是商机和利润）继续下去。另外，在台湾经济奇迹中逐渐巩固自信的新中产阶级，为了彰显属于他们自己的阶级气质和品味，也开始需求与传统不同的文化标记、成长经验、教育调教，这些中产阶级在早几年已经透过人本教育的理念而形成对正规教育的批评和冲击，这几年则更清楚的提出教育改革的要求。也就是在这些迫切的需求之下，台湾的教育当局才让已经说了多年的教育松绑渐次成为正式的政府政策，而也是在这个务实的政策之下，台湾中产阶级对填鸭教育的不满才部份得到了纾解。

有人认为“政治的民主化”也和教育改革的动力相关。解严前由于政治原因而对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都有诸多限制，有些老师甚至因为“某种特别的不适任”而被去职，这里的不适任是什么？比方说：在课堂上谈到了与国家基本反共政策不合的言论，或者有具体对政府的质疑或批评言论，要是当时在学校里说出来，都会被当时所谓的“人二室”登记后不再续聘。甚至到今日，就在两年前彰化也有一位国中教师在考题中出了有关贺伯台风的题目，问了一些有关哪位官员应该为这样的灾害负责任之类的问题，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校方对她施加压力，几乎要把她免职。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当年，这位老师可能默默的就被去职了，但是现在年头不一样了，在过去二十年的政治自由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多元空间使得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终于可以开口发声而不至于遭到惩罚，这位女老师的事情见报后，得到全国民众的认同，她也因此就没事了。不但如此，很多民众在有关这个事件的投书中都提到现在是教改的年代，也是民主的年代，对这位老师的勇敢大大的激赏，并严厉要求校方不得秋后算帐。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民心的向背。政治改革带动着教育改革，也使得教改的基本理念得以透过围绕着这种事件的讨论来深入人心。

对教改脉络的历史探究带来下面这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大家此刻都那么急迫的要谈两性教育，好像这个课题非教不可、非讲不可，好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全国都需要上行下效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社会脉络使得两性教育突然变成了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而如果照教育部的构想，两性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基本环节之一，两性教育就是教育改革，那么以此来推想，在教改的精神之下，两性教育应该有着什么样的面貌？会以什么样的理念作为其基本精神？

两性教育的时代脉络

问到为什么会出现两性教育作为政策，许多老师都说是因为1996年底的彭婉如命案。但是为什么彭婉如命案会导致全国上下一心推动“两性教育”，而不是推动法治教育、人格教育、心灵教育这些看来更有直接关连的改革呢？

这中间的原因当然有很大一部份是和彭婉如的身分（而不仅仅是她的死亡）有关。作为一个知名的、特别是在反对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性主义者，彭婉如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第一，在政治运动方面，反对党近年来致力摆脱暴力政党的恶名，寻求建立开明进步的形象，而积极表现对妇女议题的关注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彭婉如的重要性可以说和这个新形象的建立息息相关；第二，在社会运动方面，作为女性主义者，彭婉如在妇女运动及其他进步运动圈内也因着过去各种议题和事件而建立起其实际的人际网络，她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因为它来自治安不佳而造成的不法横行──自然会牵动社运长久以来对体制不满而发出的澎湃动力。彭婉如在这两个圈子内的活跃运作，对照着她死亡时的孤独痛苦，在大众想像中刻划了惊人的对比，而彭婉如痛苦死亡的残暴方式更在这个社会安全早已亮起红灯的时刻，以最大的戏剧张力──男对女的性暴力──来凸显两性之间的紧张局势和女性的恶劣处境。由于这个残暴的事件发生在组织群众很有经验而且对街头运动一点也不陌生的政运和社运圈中，再加上1996年彭婉如去世之前的两年，台湾的大学女生女性主义社团已经动员了好一阵子，要求教育部重视并改革校园内的性别歧视和性别敌意（特别是在1994年师大及中正大学性骚扰案件之后），这股要求改革的力量因此立刻和彭婉如案所带动的女性恐惧及怨忿之气连结起来，很具体的要求政府提出因应的改革诚意，要求在两性教育上必须有积极的政策出来，以调教新的一代，彻底消除性别歧视和性暴力的源头。

这股对性别教育的呼求在1997年春天发生白晓燕命案后达到了最高峰。纯洁无辜少女在歹徒要犯手中的残暴受害，再度凝聚了大众的想像及不满，终于在人本教育基金会所串连的各种教改及社运组织的努力之下，形成十余万人走上台北街头，以无数斗大的“怨”字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这次的抗议不但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而且参与的人并不是从前常常看到的街头社运人士，而主要是台北市的中产阶级社会中坚，是那些从前从来不会上街头（说不定还抱怨上街头的人阻碍了交通）的民众，但是这一次，连这些中产阶级也携家带眷的走向总统府前广场，这种广泛的不满具体的造成了执政党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随着五月份相关白案的三次大型街头游行，民众的不满升高到政府不得不回应的程度，既有的社运诉求于是成为当局考量的主要方向，也因而使得妇女运动一直想要推动的两性教育一下子就在民怨的风潮顶上成为最耀眼的民间要求。毕竟，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不但可以让当局展现它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诚意和具体措施，同时也可以在日渐激烈的政党政治中赢得妇女选民的青睐。由这个脉络看来，其实两性教育在教育改革整个大风潮里面是因应了一些很特殊的状况而得到动力，也因而似乎在教育改革的整个领域之内脚步很快（虽然实质上投入的资源并不多），它快速的形成政策，快速的变成各级政府举办的各式各样研习会，而每一个学校所举办的所谓的教改研习会也都把两性教育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来谈。

这样一个历史分析显示，所谓“教育改革”，特别是其中的两性教育，其冲力和动力不见得来自于只是赶上世界潮流，追求流行的的动力通常是很薄弱的；它也不见得只是我们突然觉得学校里的问题很严重，毕竟学校里的问题一向就是蛮严重的。照上面所说，两性教育的动力主要来自几个在媒体上得到很大报导的案子所带动的民间焦虑（从彭婉如和白晓燕的命案，到层出不穷的国中校园骚扰案和女生怀孕堕胎案），而当这些焦虑竟然造成统治危机的时候，连统治当局都会产生很大的动力：要改！要改！要改！可是也由于这些改革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统治危机，因此松绑的结果就只能是松松的绑，要是全部都不绑的话，这个统治危机就会变成另一种危机，一种失去掌控能力的危机。在要改也要绑的两极之间，这些考量便筐定了此刻教育改革以至于两性教育的范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老师通常是教育改革中第一个要被改的对象，是所有新政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因此所有的研习会都是召集老师集训，从来没有把学生召集起来谈教改的理念，测试学生对自身教育改革的需求。这样一种做法事实上也把教改的重担完全放在教师身上，而没有尝试普及教改所包含的广泛社会意义，也因此常常使得热心推动教改的教师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必须以个人之力来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既有成见。另一方面，这几年推动各种教改所办理的研习会层出不穷，许多老师认为这些活动只是虚应事务而没有真正改变的力量；特别在两性教育的这个层次，不管在媒体的谈话性节目中，或是在专家的演讲中，两性关系和性关系都被说成是非常严重、有着深意的人生课题，因而老师的任何积极处理都很容易动辄得咎，再加上每个老师也在自身的人际亲密关系中面对各式各样冲突矛盾难解的情结，因此在这方面的教育工作上常常只能急怒攻心的数落学生、家长、媒体，而没有办法提出什么具有突破性的做法。

从制度的制定和个体的执行来看，推动两性教育的强大力量所配搭的，是踌躇不前瞻前顾后的心态，也因此使得两性教育先天就有局限。然而在这个急速变动的社会里，性别关系和性关系或许是最多变、最复杂的环节，性别教育和性教育也因此可能是教改所有领域中最有潜力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的变化都直接关系到人格的调教、情绪的培育、人际关系的期望，而这些才是任何改革活动最根本要努力的──毕竟，独立、自制、创意、多样主体的养成，正是此刻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因此，如何在教改的基本精神之下推动进步的两性教育就成了此刻的重要课题。

性别教育的改革蕴涵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两性教育，只是过去那种教男生要像男生、女生要像女生、各自谨守本位的性别教育已经证明失败，因此，此刻思考两性教育就需要从台湾近年已经在进行的各种重要改革来吸取其中的含意。

在政治层面上，可能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政治改革是什么。政治改革指的并不只是人民每隔几年就有机会做总统的头家，可以用选票来决定要谁进入国会。政治改革其实最重要的基本精神就是：不同的意见或不同的立场或不同的价值考量，都可以平实的、理性的、自由的、不受压抑的表达、交流并扩散，在民主的殿堂中激荡对话，也只有在这样的多元环境中我们才可能建立所谓的“共识”。过去在政治高压的年代，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是不能说的，说了之后就会在绿岛见，在火烧岛见，或者就不见了，或者见到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些事情在过去台湾史上不是没有过。换句话说，在政治高压之下，“异己”──也就是不一样的政治理念──根本就不能出来，如果讲出来就会有压力，有危险。更令人深思的是，这样的寒蝉效应基本上也构成了我们胆怯怕事退缩被动的人格情绪结构。

如今政治改革如果有了什么初步的成果，那就是各政党的势力竞争和媒体的解禁提供了一个还算开放的环境，让压抑多年的声音出来，于是大家开始有了各式各样的发言台，民众的自我定位和发言的胆量也随之壮大起来。早期在地下电台的对话中调教起来的言论表达气势总是讲得火气很大，很耸动，很气愤，好像要在有限的管道中尽情宣泄所有在真实政治中被压抑的异议，在周围管制很紧的条件下，这样的反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可是现在经过了开放言论管道所带来的“松松绑”效果，民众似乎也慢慢学会了发言要切中主题，言论有20秒钟限制，有话就要快说。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民众也经历了自我定位上的改变，我们可以上街头表达不同的意见而不感觉胆怯难为情，我们可以组织成各式各样的团体并且提出各式各样明确的要求，以便在选举的时候一较长短。换句话说，政治改革的成效正在深深的落实到个人的心理结构层次上。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教育改革或者两性教育的推动，其中的意义就非常清楚了。教育改革也需要有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多元”：入学管道要多元化，教学方式和教材要多元，选读的课程要多元，校内的权力关系要多元，希望在这种多元的环境中能够摆脱制式威权统一教育的僵化，培养出有自主判断能力，自足自制的个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到底性别教育会怎么进行？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所谓“两性教育”思考框架的局限。因为一旦在“两性”的架构之下思考社会角色和互动模式，那么无论怎么说，都好像脱不了原先对“两性”、对“男”“女”的许多假设。在实际操作上，原有的性别角色当然有可能被挑战，被修订，但是这个框架却已经先行设定了两性的分野及互动还是会以某种很明确的形式存在，而这个明确的分野则先行排除了“多元”的可能。这个基本层次上的局限性是任何进步的两性教育需要思考的。

其次，“多元”的先决条件就表示要有许多不同的理念和实践同时并存，否则哪能叫做“多元”呢？比方说，在政治立场上有人要统一，有人要台独，有人要维持现状，有人新中间路线，有各式各样说法，而各式各样说法都可以得到传播的管道，不受阻碍的交流，而且可以理性的对话辩论，这就是政治上的多元。在性别立场上又如何呢？目前在校园里以及更宽广的社会整体环境中，有关性别、有关性、有关生活方式的教育言论──相较于其他议题上的言论而言──是非常高度的被大家关注管理的。这也就是说，一到了教导学生应该在性别和身体上有何表现和活动，教导有关人生和人际关系的互动模式时，我们突然又回到了只有一套价值观可以被提出，只有某一类型的学生被我们奖赏鼓励，只有某种性别角色被我们教导的权威做法。大家总是担心性别角色的多元化会影响青少年的身分认同（就好像过去我们担心有关台湾前途的各种立场会混淆民众的国家认同一样）；大家总是担心媒体上活跃的身体讯息会误导并腐蚀青少年的心灵（就好像过去我们担心资讯的自由流通会影响政局的稳定一样）；大家总是希望教育只设立一种良好正确的榜样，只提供一种良好正确的讯息（就好像课本里只能有良好正确的榜样，考试制度只能有一个标准答案一样）──而这里所说的“良好正确”从来不是在多元观念并陈的条件之下所形成的共识，而是由传统威权所单向设立的标准规范。

这个工作坊之所以以互动讨论为基本运作方式，就是要提供一个机会，让老师们认识到彼此之间在观念和感受上的重大差异，认识到自己透过第一线的工作经验已经发展出各式各样的智慧、各式各样的观点，已经对抽象虚幻的道德宣示有了一些反省，已经认识到很多复杂的状况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样一个公开的论坛，可以让不同的老师的不同理念在这里互相的激荡，互相的影响，以便形成真正的共识。这样一个进步的教育，是符合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的，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性别教育的做法。

性别教育的一言堂

许多教师说：在他们两性教育岗位上有很多话是不能说的。有些非常开明的辅导室老师，用非常另类的、轻松的方式去处理学生所面对各式各样的身体情欲问题，但是辅导老师也说：我只能这样悄悄地处理，不能拿到学校台面上去讲，因为如果拿到台面上讲，全校的老师都不会同意我的处理方式。还有很多老师说，他们在学校里面很特立独行的和学生打成一片，他们和学生之间没有维持阶层的关系，他们非常非常了解学生的感情和性问题，结果，这也使得其他老师对他们看不顺眼，觉得怎么老师没有老师的样子。

什么是“老师的样子”？这个问题深究起来就会揭露我们对老师适任与否的双重标准。校园里一向有很多不长进的老师、从来都不读书的老师、吹牛拍马的老师、对学生颐指气使发脾气的老师、威权心态不讲理的老师。其实，要谈不适任，有很多不适任的老师在我们周围，可是我们往往会因为人情关系、长幼伦理、以及各式各样的原因，而不觉得有那个急迫性要质疑这些老师的继续留任。可是如果校园里出现一个同性恋老师、第三者老师、未婚生子老师、或者辣妹老师，大家就突然担心他们会不会误导青少年，觉得这种老师的存在对教育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我觉得像这一类型的讲法，这一类型的现象，其实让我们看到教育改革所谓的“多元”常常有着很多很多的限制。恐怕大家高举的“多元”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因为一旦有“某些”类型的差异出现时，大家的反应又都回到了一言独大的时代，对于异于己者心存着强烈的芥蒂。（这也显示，某些其他的所谓差异，其实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差异，因为大家竟然对它们视若无睹。）

正是因为这样的基本心态，因此老师们常常也不会容许同学们自由的发言，说出她们对各种争议性的问题的想法，而如果有同学胆敢讲出和一般常理不合的说法时，老师（或其他同学）都会立刻做出激烈的回应，扑灭这样的说法。面对性别议题的复杂化，面对性图像和性资讯的快速流通，同学心里面怎么想？同学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经验？老师其实都不太清楚，老师也没有兴趣要问，因为老师假设孩子们应该都是很单纯的、不成熟的，就算有什么看法也可能是错误的，最好不要鼓励她们说出来。另外，有些老师也是怕事的，宁可少一事也不愿意多一事。不过，这种怕事往往是在一个很长久被威吓的情形下形成的，因为老师要为教室中出现的任何不寻常的事情负责，因此威权的统治（扫除一切可能越轨的事物）就变成保障不出事的安全带。这些做法都是违背多元的原则的。

多元的理念和实践不是什么抽象的说法而已；它是可以在实际的层面上做出来的。最起码的就是，多元的说法都必须被容许，不受阻碍的在校园里流通。讲到这里，大家可以回头去想，请问：在你的教室里面有没有多元的理念？如果学生讲了一些不一样的言论时，你会马上义正辞严出面评论吗？如果有一个孩子举起手来告诉你：“其实我觉得做槟榔西施很好啊！”老师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有一些老师会说：因为孩子不太懂事嘛！他们不太可能讲出什么有道理的话来，所以与其让错误的观念流传，还不如不要讲。因为如果不要讲，不让各种讯息进入孩子的心灵，就不会有错误的观念流传，影响就会比较小，不说就没事了。

可是，争议的话题充斥在每天的媒体上，也流传在大人口中，性和性别的相关议题本来就占据了许多人的注意力，如果我们还是认为教室里不要谈，这些讯息不要在课堂上讨论，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要交流，那么我们一方面是把学生丢给万般百态的混乱讯息，没有和她们一起练习资讯管理和意见的评估，另方面则是在课堂中建立某种白色恐怖，不准某些议题资讯和讨论进入校园。大家没有意识到的是，性别的现象、性的讯息存在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槟榔西施也好，安琪与琳达二选一的广告也好，写真集漫画书也好，每一件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形成我们讨论性别这个议题的一个机会，每一个不同的说法和价值观都值得我们聆听、讨论、辩驳。换句话说，性别教育简直是无所不在。

教育部在推动两性教育的时候，想法是蛮简单的，就是告诉大家要“彼此尊重”，这是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可是什么叫“彼此尊重”？在性别或者两性教育的这个层次上面，如果真的要做到我们所谈到的教改基本理念，那么“尊重”会是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呢？

尊重到底是什么？

虽然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口号，但是尊重毕竟只是一个抽象字，它的意义和内容都需要进一步分析。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基本的测验可以试出来到底我们对别人有多尊重。比方说：面对校园里的同性恋教师或同性恋学生，有些人会说我们应该尊重同性恋的存在。可是，什么叫做“尊重”同性恋的存在？绝对不是只讲这句空话。

如果我说我尊重同性恋的存在，我就不能老是猜想他是不是因为曾经遭遇了什么样子人生的重创，以致变成了一个同性恋。

如果我说我尊重同性恋的存在，我就不能老是刻意和他保持距离以免被他“污染”，或者担心别人和她接触会被误导变成同性恋。

如果我说我尊重同性恋的存在，我就不能特别去关注同性恋老师或者学生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值得辅导的，随时提防她们“出事”。

“辅导”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字眼，很多人的理解就是“导正”，导向正途。老实说，“导正”就是说，你有问题，需要放弃现在在走的方向，让我引导你走我在走的方向。如果我说我尊重同性恋，可是我同时对同性恋的成因有特别的兴趣，对同性恋的行为有很大的关注，我处处要辅导他、导正他，有事没事给他介绍男朋友、女朋友，希望他能够因为接触到异性而认识到生命是很宽阔的，等等。我觉得这个热心的关怀其实是“不尊重”，是非常深刻的不尊重。这个关怀是在善意的表象之下积极的否认对方的存在和生活选择。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这里所说的“尊重”不是什么空泛的尊重，而是：看到了跟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人，听到了他说非常不一样的观点，看到他做了非常不一样的生活实践，而你能够撤手，你能够忍住不要跨过界线去“辅导他”、“帮助他”、“拯救他”。面对差异而能够冷静理性的不做成见式的判断，这就是“尊重”的第一步。就算你不同意他的选择，你也没有权力硬性使用自己的特权来抹煞别人的存在。

在这方面，大家要开始想另外一件校园里常做的事，那就是“搜书包”。很多人认为我们为了学校能够有比较好的管理，对学生携带的危险物品有所掌握，当然我们可以进行“安全检查”。我个人对于校园的安全当然是很关切的，但是我不能不同时想到，搜书包这个动作所代表的权威统治是会被个人内化到人格里面去的东西。换句话说，今日老师搜他的书包，家长搜他的信，这些都会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继续地沉淀下去，而这个沉淀通常会以两方面的形式存在：第一，他受到你怎样的尊重，日后也会以同样方式去“尊重”别人，也就是侵犯别人的隐私或主权；第二，他日后在面对即使是不合理的强权时，也很可能只能默默的承受而无力反抗。我觉得大家需要开始去想想安检所造成的比较长远的影响。

教育改革也好，政治民主改革也好，两性教育也好，它很重要的真正的落实，是落实在人对自己本身权力的概念上，落实在本身人格情绪上面，落实在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关系上面。这些方面才真正地看出整个社会的改变。在性别教育的教室里，我们要在这样的理念之下重新思考，学校里面规定学生不准染发是不是一个有问题的作法？对于学生有同性恋倾向加以特殊辅导，是不是有问题？老师特别监控学生之间谈恋爱，建立亲密关系，是不是一个有问题的做法？这些都考验着我们对于教改理念的体认，都考验了我们对于尊重到底认识多少，都考验我们重新思考什么叫做“做老师”。

我觉得我们校园里面其实处处都在考验我们对于实施自由化、民主化、多元化、开明化有多大的诚意。口头上，我们可以说，我多元，我开明，我尊重。可是只要出现一个异己，一个和你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就要接受严苛的考验，到底你有多大的诚意，来欢迎一个不一样的实践，或者不一样的说法、不一样的价值观？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面对到各式各样的现象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重新检验我们到底对于开明，对于多元，有多大的信念？有多大的热情去维护它的存在？

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没有胆量在学校里面大声说出和别人不太一样的立场，可是这也没关系，因为多元有积极的表现和消极的表现，积极的表现可以去捍卫异类的存在，去和别的立场对话辩论，而消极的表现则是在别人批评异类时不随波逐流，反而轻描淡写的说，没那么严重吧！这也没什么不好呀！只要不继续强化原有的歧视和成见，就能够削弱原有的共识，阻断歧视的扩张。

大家要开始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现代的青少年如何如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新一代的教师已经出现，而且新一代的教师都是从这样的青少年慢慢地长出来的。这些老师进入校园以后，最先出现的就是，老师和老师之间的价值观开始有了冲突，新的老师立刻就会受到各式各样的批评。从教育改革到性别教育，新的教育理念本来就需要新的承担者和实践者。因此如何在老师的层次呵护异己，让多元的意见存在，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任何想要在这样一个教育环境当中注入一些新的不一样东西的人，其实都应该把握目前稍微有一点松松绑的空间和时刻，推动一些不一样的说法和做法。

有一些老师或许会觉得在学校里很孤单，要是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就会遭到秋后算帐。不过，我们从来就不是孤单的。教育改革所带动的意见冲激，性别教育所引动的自我重塑，都会使得各种各样的意见明白化，因而也使得志同道合者有机会对话合作。在这个政治局势变迁、性别局势变动的时刻，当“多元”和“尊重”成为全民共识的时刻，我们可以透过对这两个理念的深刻认识来创造彻底改革的契机。

教师回应

A：我有一些感想。我们班上有个女生讲脏话和狠话的频率比男生高一倍，连音量也高一倍，班上要是有女生以前曾经倍受欺负，或者在她来了之后被别的班同学欺负，她一定找一堆女生去把他揍一顿，所以她在我们班上广受欢迎。后来班上有几个女生想去打工，她就带她们去，她自己觉得这些女孩子，叫她们做槟榔西施，她们于心不忍，因此就和她们一起去西餐厅打工，一直到毕业都这样。这个学生的父母离了婚，爸爸找了另一个女人，她因为不喜欢回家，所以就去打工养活自己。她非常的漂亮，所以在西餐厅收到很多花，很多男生找她说话。但是其他三个女生和她一起去打工其实并没有负面的效果，她们在西餐厅从下午四点开始打工到晚上十点，我自己观察其实并没有特别负面的效果。她虽然在毕业以前有一段时间逃家，和另外一个男生住在一起，她也曾经做过槟榔西施，但是在求学时并没有因为是槟榔西施而影响到求学，在同学之间应该做的事情她都做了，反而同学从她身上得到很大一股的力量，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力量。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对异类的学生好像也不必太有成见，总是把她们当成问题学生，说不定她们只是解决问题的学生。

何：我的思考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不是也要在这个教育改革之下被重新建构？在“安检”的议题上，可能为了校园里面的安全，我们必须做这样一个措施，可是安全问题只能够靠安检来达成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说，反省一下我们把哪些东西当成安检的对象，那些东西又为什么对学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也就是说，可能在学校里面，老师被赋予了这个责任跟义务，好像无形当中我们会把自己的权力扩张了，然后把安检的不尊重的事实合理化。这样说来，可能安检只不过是因为大人想要偷懒，不想再花力气去达到安全的问题时所设计出来的一个策略。

B：我也想讲一下，很多大人这样安检，说真的，没有用。你只会抓到第一次。我们自己做学生的时候都是这样，就是在安检的时候把东西放到别的地方而已。如果老师真正想要知道学生在干嘛，说真的，用沟通的方式比较有效。跟学生混熟了，他真的什么事都告诉你，真正去了解学生的生活，可能还会有点效果！

C：刚才两位我都非常认同，我举一个实例。我曾经带过一个班，我刚到那个学校时每个人都向我警告：这个班是全校最不好的。我进教室的第一天，起立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在座位的中间把一个最大的垃圾桶从空中丢到垃圾桶的位置去，我立刻冲过去问：是不是你？他说：不是。我就问旁边的人说：是不是他？他们当然就袒护他，就说：不知道，因为他们认识他，不认识我。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硬要去处理，一定会很不好。我就说：好，我相信你。我就回座位开始处理班务，以后他们就变得蛮好的，全校都觉得他们变了很多，怎么整洁秩序都是全校第一？毕业的时候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操行超过一百分。另外一个老师告诉我：有一次他在辅导室看到那一群以前他当导师的学生，就进去跟他们说：你们很不给我面子，以前我当导师的时候，你们就不好，现在为什么这么乖？结果那些学生就跟他说：没办法，每次我们讲到后来都讲输老师，我们只好听他的话。所以说，用理性讨论的方式，要比强制管理来得有效。至于安检的问题，我在班上就没有安检过，因为如果真的要带的话，藏在哪里都有可能，你就用你的各种方式让他真的懂得照顾自己，让他懂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他就自然而然不会带。能够达到这样是最好的。

D：我本身是实习老师，我觉得这一年的实习以来，有很多困惑和质疑的地方。刚刚老师一直在提醒我们，做一个新生代的老师可能是要具备多元理念的，我们在校园里可能希望让学生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可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90以年后国教政策改变，授课时数减少，师生互动的品质可以提高吗？像在实习的过程里，我们的导师时间虽然都是安排的，可是有多少像我们这样一群有爱心的老师，愿意这样花时间跟学生沟通？沟通是一段很长的历程，而且有些学生在这个过程里可能不理你，你也可能会受到各界的质疑、压力，我觉得长期的研习下来，我也在想到底研习有什么用？我觉得蛮怀疑的。我们这些人现在有积极的表现，但是怎么持续这个动力？我总觉得说：来研习完，那个动力很强，回去之后又沉寂下来了，这是我觉得比较无力的地方。

何：为什么会没有动力？那是因为你不在那个位置上。如果你是个同性恋老师，如果你是个辣妹老师，如果你是个不一样的老师，你就会有很大的动力要教改，因为那是你生活的全部，那是你所承受的压力的来源。另外，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创造充满爱心的老师，而是要让老师越来越有时间去提升自己，让学生发展自治的能力自我学习，那才是真正最深层的动力。我们如果只是想去调教一批充满热心，24小时守候，全年无休的老师，这只是把老师累死而已，学生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他们还是被当作baby一样来养。我们其实希望的是老师能够在教学上有些改变，生活上有些改变，互动方式有些改变，用这种小小的四两就能够拨千斤，让孩子们能够自立自发的掌管自己。老实说，他们通常也能够自立自发，掌管自己，问题是：他们自立自发掌管自己的时候常常被成人痛扁。成人一看到孩子自立自发掌管自己，就说青少年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倒常常觉得，成人的基本原则是：“只要我不喜欢，什么都不可以”。像这种独裁型的教室运作永远没有办法养出有自发性但是也有自制力的人。老话说：百年树人。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一点一滴的沉淀在这些孩子的心里面，形成他们日后过生活的方式。因此我其实有点希望大家不要太有爱心，太有爱心只是增加青少年的困扰；你要做的事情是，站在旁边，让他长大嘛！顶多提供一些养料就好了。所以，没关系啦！如果老师没有太大的动力创新，那就没有动力吧！只要你不继续做压迫者就好了。

E：我们回到学校后通常会遇到一些阻力。我刚到现在的这个学校一个月，也遇到类似的状况。我在辅导课时教导性教育，我跟学生说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曾手淫或自慰的同学，可以可以在隐密的地方自己学着试试看。隔了一天以后，同学就来跟我说：“老师，我们老师说不可以”。我说：什么事不可以？”同学说：“就是上次你说自己试试看的那个啊！”我只好说：“是这样喔！也许很多老师可能观念不太一样，所以你们自己看看好了。”我只能这样回答他。

F：我觉得没什么关系。这就是人生的现实，不同的人确实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学生也需要学会怎么样去处理不同的意见，做出他个人的抉择，要是老师都口径一致，那才是危机呢！

G：我觉得这样一个讨论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在做学生的时候，老师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有一个导师还拿一只原子笔当秤，对我说：“难道你有多重我会不知道吗？”那时候我比较叛逆，我跟他说得很直接，我说：“我自己有多重，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因为这样的一句话，我被记了一个大过。我到学校教书的第一年，有个英文老师上课时注意到我班上有一个学生头低低的，课本放着，没有表现很尊重或很专注的样子，结果那个老师就把他叫起来，说：“如果你不想听，就给我出去！”既然同意学生不想听就可以出去，学生当然有权力出去，那学生就很率性地走出去。那老师就说：“你还敢给我出去！”那学生就更坦白地说：“是你叫我出去的”。老师就说：“你不要脸！”然后就过去打他巴掌。当然其他同学也不太高兴，后来那老师就说：“既然大家都不想上，就全部都给我出去”，结果全部的同学就很率性地走出去。那老师就气极了，拿着藤条到办公室来找我，跟我说：“你看看你们班，你教的这是什么学生？”我听他暴跳如雷，就跟他说：“是怎么样的情形，因为我当初并没有看到，我会仔细跟我的学生谈一谈。”但是他坚持要我将学生记大过，我不愿意记大过，我说：“我会跟他沟通，如果他在行为上没有尊师重道，我同意可以记他旷课，因为他没有上这堂课；那至于他对你的不礼貌，在跟他沟通之后，如果他有必要跟你道歉的话，我会请他跟你道歉。但是至于记大过，在我导师这一关，我不太认同，我不太愿意去签这个过。”由于我是刚到这个学校，而他是资深的老师，我也蛮为难的，所以在训导会议时压力也蛮大的，最后的结果，我选择了离开日校，到夜校去教。我到夜校教了六年，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也蛮奇怪的，日校就是好学生，应该严一点，夜校的话就是半工半读，只要有念就好了，你要怎么管，随便你。在这整个过程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所定义的成年人各方面的价值观都蛮成熟了，讲出来的话却是表里不一的，当我们老师都不知道怎么叫做尊重的时候，学生做出这样的反应来，我觉得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常常在学校里面看到很多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很有问题，所以觉得我们这样的思辩过程其实非常好，它可以让我们厘清非常多的问题。

H：我这边有一个经验蛮特别的。我以前在学校辅导室待了四年，因为兼行政，以往都会办研习，就会请一些卫教系统的老师来讲一些让大家都觉得很温馨、很窝心的话，台下的老师都觉得心满意足的离开，但是事后就没有下文了。两年前我开始接触女性主义，也在我们学校办了一个“两性教育”的系列活动，其中有一项议题就是：观看“美丽少年”这部电影。我觉得同性恋的议题进入高中是比较特别的情况，所以我在学校的工作委员会提出来，询问这部影片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学生看。委员会的意见是觉得，先让老师看完之后再考虑要不要给学生看，我们就先播放给导师看，还邀请了导演陈俊志来做说明。当天看影片的时候其实都还好，老师也觉得接触到不一样的东西，导师们的反应也都还好，可是后来看完影片接着座谈，这个议题其实和老师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冲突，我们就看到很多老师坐立不安，站起来之后又很勉为其难地坐下来，有些老师提出问题就颇尖锐的，对陈导演的一些想法甚至牵扯到人身攻击。后来整个座谈会快结束时我们发便当，竟然有些老师很生气的把便当丢在门口，会后还有几个老师到辅导室跟我们说：“你们辅导室怎么可以办这样一个活动？”也就是怪我们没有提倡一些正确的性观念，甚至有点警告我们主任说：“你走着瞧！”意思就是说他会有后续的动作。可是那天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其实有这样保守意见的老师大概只有十几个，我们那天整个会场大概有六十个导师，就私底下我的了解，有三分之二左右的老师还蛮认同这样的活动。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这些肯定的老师的声音都没有出来，也没有给我们一些支持。换句话说，其实是有很多种声音的，但是通常只有某些声音有胆量出来。

I：我听到老师谈到的那些多元化的做法和声音，在我内心里面有蛮大的震撼，因为可能我在学校是一个异类。我想，我们这样的社会真的很少很少接纳不一样的声音或作法，大人是这样，以后那些小孩也会变成大人，就好像一种恶性的循环，不同的声音永远都很小，虽然是这样，我还是愿意发出我的声音，愿意在学校里面表现出来。刚才那位老师说没有动力，那种动力其实要自己去找。譬如说，我在刚带学生时，就开始不一样的班级经营，早自修的时候，我希望不是让孩子静静读书而是每周换不同的活动项目，比方说，我带着学生在学校操场做慢跑，在慢跑之前，我会先跟他们做热身，热身时我会告诉他们，这种运动会让我们健康，跑完以后我们就围在一起聊天。在这样的聊天中，孩子会告诉你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围在一起听一段故事，听完故事以后，我就会让孩子发表一些他们的想法或做法，或是让他们自己来讲，或者是听一段歌曲，让他们想如果他们来改的话，会怎么改。我们校长说他蛮同意我这种做法，但是后来换另一个校长，就开始在导师会报批判我这种做法，说：“怎么随便把学生在这种自修的时间、看书的时间，带到操场去，做什么？”还在广播上说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在整个操场上说我是一个不好的老师。但是在学生的心目中，我不至于啊！学生就问我：“老师，你听到校长这样说，你会怎样？”我说：“你觉得呢？”他们就讲：“这种校长很奇怪，是不是有点变态？”我觉得学生对我的做法已经有点肯定，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做我的，我不管校长怎么说，我还是做我的事情。我就先去探求另一个跟我坐得比较近的老师，跟他说：“我想把周记的形式做个改革，不要再写什么一周大事、生活检讨，我们来改变一下，我们把它变成一种联络簿，每六天有一篇是周记，然后周记写的是生活随想。”那个老师就说：我们再找另一个老师好不好？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一共有4个老师来做这个事情。我就把周记全部改掉，另外一个老师比较小心，他还在封面上写：“生活周记”。我没有，我完全让学生自己设计封面，我们班就有人写：“生活随想”或者是“我有话说”、“写真集”等等，反正孩子的创意很多，他们就写了很多他们想写的字眼，画的图案都很有创意。我心里就想：“会不会在抽查周记的时候，我又被批判？”可是我想：“没有关系，他要批判的话，反正我们有四个人，另外三个人也跟着我这样做，有伴被批判的话，也比较不孤单”，不像我第一次被批判时，我非常孤单。我现在就会想找另外一些老师，所以这就是动力，你可以去试探一下别的声音。我觉得这种声音一定要让它展现出来，不要一直深藏在内心，这样才能找到新的动力。

J：这位老师很有创意，我不敢说“标新立异”啦！我是觉得她很认真，很喜欢跟学生打成一片。可是校园还是有校园的伦常，要是把全部好的意见呈献给校长，我觉得校长也不是很固执的，他如果同意你去做这件事情，就会带动整个环境更好，学生也会肯定你，你尊重校长，学生也会尊重你。

何：教改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部份，就是教学的自主、教学的自由，老师有没有权力做自己要作的事情，老师可不可以有自己新创的教学的方式？还是凡事都要秉承上意？这一部份也是要大家开始想喔！

K：我想就这个话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刚才这位老师讲时，我很想说：这位老师，我很欢迎她来我的学校。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都能自制，老师也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教育改革的教师专业自主，就是在你课堂的时间跟空间都是你的，你可以变化教学，你可以给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校长应该是绝对尊重老师在这个时间、空间里的表现。老师的创意其实就是一个教学最好的动力。

L：我要说的可能不太一样。我之前有两年在军校教书，军校就是收一些社会上认为的“人渣”，可是在那两年的时间中，学校给我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可以说进了教室，我想怎么做，只要学生认为是好的就可以了。后来这一年中，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当实习教师，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教会学校，在那个学校中没有所谓的安全检查，我是来这里才知道什么是安全检查。可是那个学校从国一开始，安排一系列的宗教活动，每天告诉你主是怎么爱你的，每天告诉你我们要守住真爱，为了真爱，要守住最后一条防线。在进高中部之前，大概所谓的“不适任学生”都已经转学转走了。可能外面的老师会觉得我从一个地狱般的学校，到一个天堂般的学校，因为那是一个多漂亮、多美好的学校，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两个学校是非常不同的环境，关键就在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