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这个名词源自西方，它浮现的社会脉络是很清楚的：在“职场”中因为权力不平等而形成的骚扰要胁，并且实际影响到个人的工作和升迁，这样才能够被列入“性骚扰”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性骚扰是搅乱职场伦理的作为。如果是在公车上或在路上被人吃豆腐，没有人会把它当作“性骚扰”来控告；事实上，在西方，只要诉诸“公然猥亵”或“侵犯人权”，或者由被侵犯者痛打那个侵犯者两个巴掌，这事情就已经解决了。也因为这样，西方文化积极调教女性在被人侵犯人权的时候挺身相争，只有在职场中因为牵涉到这样的行为影响工作上的权力关系运作，因此才特别设立性骚扰的相关法令以规范职场人际互动。换到了台湾，大家对什么样的举动构成性骚扰还没有建立足够的共识，再加上人权不张，以致于性骚扰的指控常常因为定义、证据和控诉方式的纷扰而很难达成共识。
由于性骚扰和性侵害防治已经成为本地教育的既定政策，各级学校也已经成立各种申诉管道和专职的处理单位，对性骚扰多样复杂面向的深刻认识，就成了目前亟需加强的工作。为提升学员对这类案件的敏感度和缜密思考，以具体的情境来操练学员的推理和分析能力，工作坊撰写了五个不同的疑似性骚扰个案，分别交由各小组个别讨论处理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推理调查的程序，并且研讨如何同时关注到以下的几个层面，以协助了解真相，讨回公道，并且避免制造不必要的不良效应：
- 处理个别案件时应注意的事项：请注意个别案件的“特殊性”，例如牵涉到的人、其间的关系、之前的导火线、具体的行为、发生的情境、主体的感受、各方的说词及动机分析、本案可能的牵连、对广大脉络的意义等等。
- 处理个别案件时应有的态度：老师的身分态度主要是哪些？（法官、检察官、镇暴警察、福尔摩斯、包青天、慈济义工、朋友、辅导老师、公关主任、大哥哥大姊姊、新闻局长、狗仔队、复仇使者？）怎么知道什么情况什么时刻要用哪种态度？平常时如何调教这种态度？
- 进行细节事实调查的技巧：“Ｘ档案”的男女主角（或者超级任务的阿亮）如何进行调查？如何决定需要和谁谈话？谈话时需要问哪些问题？如何筛检哪些资讯是无关的？如何避免侵犯他人隐私？如何追寻线索发掘不为人自觉的观察？如何求证？如何调教这些能耐？
- 处理行政人员、家长、媒体及同学们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关注常常也牵涉到成见或偏见，如何公开说话、如何淡化而不徇私、如何安慰而不掩盖、如何教育而不恐吓，这些都需要更成熟圆润的技巧。
这个练习是判断力的练习，也是对人际关系更细致理解的练习。从学员们无休的争辩和细腻的讨论看来，性骚扰这个观念的复杂性还有待大家在更多的案例和更坦承的讨论中认识。
第一组
案例：
国中学生小华课后与同学小瑜到速食店吃东西，邻桌有个年龄相仿的学生一直看着小华。后来小瑜离开座位上厕所，邻桌的学生就坐到小华身边，先是夸奖小华可爱，说着说着就把头埋在小华胸前，说很喜欢小华身上的味道，说完就走开了。小华觉得很困惑，因为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而自己其实不至于会讨厌对方的行为，但还是觉得怪怪的，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性骚扰。等小瑜回座之后，小华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小瑜，并说出自己的疑惑。小瑜说其实也有相同的困扰，上个星期在扫除的时候，小瑜倒退着扫走廊，扫着扫着，手中的扫把柄正好戳到旁边同学的屁股中间，那位同学当场大叫起来，控诉小瑜“性骚扰”，在附近打扫的同学也都围过来看热闹。小瑜吓了一跳，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虽然是无心的，但自己的确有戳到人家的屁股呀！那几天小瑜就成了大家议论、嘲弄的对象，既尴尬又难过。像这样的案例是性骚扰吗？
第一组讨论时觉得这是两个非常模糊的、很难界定是不是性骚扰的案例。组员们首先觉得困惑的是，故事里那个把头埋在小华胸前说喜欢小华身上味道的邻座学生是男还是女，接着大家对小华是男是女也有猜测──显然大家对人物之间的性别异同非常敏感，觉得会影响大家对行为意义的判断。第二个困惑就是，故事中的小华觉得不至于讨厌但是觉得“怪怪的”，这个说法的含意不清，也使得组员们来回猜测：这个“怪怪的”感觉是来自于社会的价值观规范不应该有这种事情？还是小华本身真的觉得不太舒服？毕竟，身体感觉常常也是很模糊，很矛盾的；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的小华还不知道应该如何来理解和描述这个经验，也就只能用“怪怪的”的说法来笼统描述。
讲到这种意义不明的接触，组员们立刻联想到常常在两性教育中被视为重点观念的“尊重”一词，并且指出不同的人对这个名词的定义会不同。有位组员举了一个例子，她认为如果和同学很要好，喜欢靠在同学的胸前，这个同学也不反对，这就不是不尊重的举动，但是如果她打这位同学的头，而同学不喜欢人家打头，那就是不尊重。反过来说，有人会不喜欢别人靠在胸前，可是不介意别人打他的头，这个时候，如果你靠在他胸前，那就是不尊重，但是你打他的头，那倒是无所谓的。换句话说，当事人对什么才是尊重她的作为，可能会有很不一样的定义，旁人要是没搞清楚，当然就很容易被说成不尊重了。
学员们认为，当小华来问老师的时候，老师要先了解小华到底知道不知道她对自己的身体有多大的自主权，她到底对自己的身体感受有多大的掌握。如果她本身是因为社会的价值观说不可以这样子而感觉怪怪的，但是她本身可以接受这个动作而且觉得舒服，那么她就可以接受这个动作而不必管社会的价值观或别人对她的价值观怎么样。但是如果小华觉得这个动作让她很不舒服，她个人不愿意接受这个接触，那么这就构成了性骚扰。此时，有人提醒说话的学员，在这里小华好像已经被设定为女性，不过这位学员坚持，即使是男性，这样的判断也是有效的方法。
一位男老师提出一个案例来帮助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小华的经验。他说他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性朋友来找他谈，说她让男朋友碰触了她的胸部，但是心里觉得怪怪的。这位男老师就很直接了当的问她：“你男朋友碰触到你胸部的时候，你觉得舒不舒服？喜不喜欢？”她承认有。这位男老师于是直接的指出，她之所以会来询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喜欢的舒服感觉让她产生了罪恶感，后来女孩子也同意这个说法。这个老师因此认为，也许小华觉得怪怪的，是因为她喜欢那个碰触的感觉，因而产生了罪恶感，也许这种内在的罪恶感才是老师们需要去辅导的；毕竟，人总要学会肯定自我，才能够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做出判断。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小瑜不小心戳到同学屁股而被人控诉性骚扰。小组讨论的结果是，这个案子当然要加以辅导，而且对象不但是小瑜，也还要包括那个控诉性骚扰的同学。组员认为应该把两个同学都叫来，先确定小瑜是无心的，要让她知道那个部位是对方不希望被碰触的，以后不要再犯；然后帮助双方了解两个人彼此的界线在什么地方。如果真是无心，小瑜仍然需要道个歉，以获得对方的谅解。如果事情传到全班的话，老师就需要在全班面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让大家知道每个人自己身体的权力在什么地方，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因为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界线都是一样的，有些人是这里可以碰，有些人是那里不可以碰，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自己的界线在什么地方，要对自己的身体有绝对的了解。这一番讨论显示，学员们针对个人身体界线感受的个别差异有很高的敏锐度，不会随意就判定某些部位的碰触就一定是性骚扰，也很清楚知道个人的感觉和对身体部位的定位是很关键的考量。另外，遇到这种事情，与其让它在班上同学之间形成人言耳语，倒不如由老师好好的谨慎处理，消除敌意。
第一组的另外一位女老师提出一个她自己经历的案例作为参考。她说有一次一群男女生下课在聊天，有一个男生就开玩笑的要一个女生把衣服扒开，好让他们把她的胸部当成射飞镖的靶。这样的话别人听来虽然很突兀，但是那个女生不觉得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反应，倒是另外有一个男生听到，非常生气，就跑下楼去拿木棍打那个讲话的男生。老师们接到这个案子时都一头雾水，以为是打群架，后来才知道前因后果，就问这个女生是怎么一回事，那女生说她也莫名其妙，不晓得那男孩子为什么那么生气？老师们以第三者的立场，认为这个男生是替她打抱不平，因为觉得她受到了羞辱；当然这个打抱不平的男生可能也有情绪管理的问题，因此才会去拿木棒，老师们猜想他是不是私下喜欢那个女生。不过讲这个故事的老师说她自己的了解是，这个男生并不是喜欢那个女生，而是讨厌另外那个说要丢飞镖的男生，因为另外那个男生本来就是全校最坏的一个学生，校长都说就只差没杀人放火，什么坏事都做了，所以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线，敌意早就在那里了。
小组讨论这一连串的案例后产生了一些困惑。一件事情在外观上可能被视为性骚扰，但是如果当事人不觉得是的话，外人是不是要灌输她被侵犯的观念？像小华的案例，老师听说这个情况的时候好像会觉得那是性骚扰，可是如果小华觉得蛮舒服，而且还有点想知道对方的名字，或是想和对方交往，那么老师要把性骚扰的观念提出来吗？组员讨论了一阵也没有定论。至于小瑜的例子，外观上看起来根本就不是性骚扰，只是不小心戳到屁股，结果紧张的同学就说那是性骚扰。这两个例子其实显示了两种极端的情况，因此当动机和感受都不明的时候，要断定一件事情是不是性骚扰，实在是一件需要小心处理的事情，老师需要很仔细的了解情况，了解当事个人的的感受，再决定要不要做特殊的处理。
那个丢飞镖的案子引起了一位男老师的不安。他个人的经验也看过在某些班级会有几个男生结成一个帮派或是一个团体欺负他人，因此这位老师在想，当这群人是一个恶势力的时候，那个说自己不在乎的女生倒底是真的不在乎，还是不敢说或不敢声张甚至问她情况的时候她都不敢有所反应，遇到这种情况，老师也需要小心分辨。同组一位女老师提出补充，觉得那个个案的三位当事同学都要分开来辅导，特别要针对那个用木棒打人的同学，帮助他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另外也要做班级的辅导，因为这件事情闹到全班都知道的话，全班是应该集体讨论一下，让同学谈谈哪些处理方式不妥当，学习应该怎么样做会比较好，还要认识到开玩笑的程度是不是要有节制，这些讨论都可以激发同学们自己培养处理事件的能力。另外，组员觉得老师同时也要提醒同学自己身体的界限在哪里，自己要清楚，也要表达给别人知道。
这一组的老师们对自己的角色也有一些反省。他们觉得老师们遇到任何案例，第一个都是扮演检察官的角色，马上就去搜证，到处侦讯同学，然后就是扮演法官的角色，判定谁对谁错谁道歉，但是组员们也觉得老师们应该冷静下来，不要太快戴上这些角色。就像小华的例子，她个人不觉得受到骚扰，老师就应该陪着她，让她讲出她心里最深处真诚的感觉，诚实的面对她的感觉，帮助她澄清她到底是怎样；小华不觉得她有什么损失，这并不一定完全是无知，或是她害怕什么，而可能是很复杂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需要顺着学生的感觉，慢慢理解，反正并没有什么大害，不必急着一定要她有受害感。
写这个案例的工作人员也上场补充，小瑜这个案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的学生不小心捅到女同学的屁股，然后那个女同学就一直哭，说她是被性骚扰，这个女孩子平常就很乖，因此全班同学都觉得她一定是被骚扰了；而那个戳到人的学生刚好是一个坏学生，平日也骚扰过别人，所以大家很快就下了结论。可是质问他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坏学生什么都不讲，后来案子搞得有点大，甚至请专业的辅导老师出来辅导，大家都说那个女孩子多么可怜，等到专业的辅导之后才知道原来确实只是不小心而已，大家问那个所谓的骚扰者为什么不讲清楚，他说因为大家都说他是错的，因此他也就不想讲了。像这样的案例都提醒组员们重新检视自己，思考自己的成见是否会影响到判断。而且由于这两个案例都是处在灰色地带，所以组员们也认识到并不容易达成共识，反而在讨论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不同的思考。
听到那个男生差点被冤枉的故事，另外一个女学员提起数年前美国女星茱蒂福斯特主演的轰动电影“控诉”，片中也描述了一个在酒吧中自得起舞的女人被酒客轮暴，但是承办的检察官不分青红皂白，竟然先怀疑她是不是因为行为不检点或穿着暴露才招致伤害，可见得某些成见已经预先左右了大家判断是非的能力。这位组员认为即使是性工作者也应该有权利享受尊重，不能因为她的职业就被人轻看，甚至被人侵害。另外，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老师们也常常轻率的贴标签，总相信好孩子讲的话就是可信度比较高，而不是那么好的学生讲的话，老师对他的评估就会打个折扣，这种双重标准常常令青少年寒心，也使得一些原本游走在边缘中的青少年不愿意回到正途来，而那些所谓的好学生有时为了成绩反而还会偷改分数，实在蛮值得深思。一位男老师对小瑜的处境特别有所感，认为假如小瑜真是被冤枉的，不是色情狂，也不是变态的，那么老师应该加以辅导，让小瑜在班上能够站起来。至于全班的后续教育，学员建议可以让同班同学来角色扮演这个故事，然后设身处地的去想想意外是多么容易发生，而且也体会一下小瑜被冤枉的感受。
小华和小瑜这两个案例的判断都牵涉到当事人本身的感觉，组员们也都认为只要当事人不觉得有骚扰就不构成骚扰。问题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呢？在一般的骚扰案里，不舒服的感觉比较没有争议，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可是像小华那样仅仅觉得怪怪的，又没有什么讨厌的感觉，那就很难说了。可是，为什么她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感觉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这个问题在前面一位男老师提出的例子中有部份的答案：如果一个社会文化长年警告女人，说她身体的感觉是不可靠的，说别人的亲近都算是骚扰，说她如果不觉得那种亲近是不好的事情就是不知廉耻，那么，在当事人的身体有舒服的感觉时，她的文化调教就会立刻让她觉得有罪恶感，或者觉得矛盾困惑；而在小华的例子里，因为她个人也没有太多情感经验和身体经验作为参照点，以分辨舒服还是厌恶，这样一来，自然就无从判断自己有什么感觉了。
这一大段讨论使得学员们逐渐认识到性骚扰的复杂，以及个人和群体心理的矛盾微妙，也对太过简单的“男生是色情野狼，女生是纯真绵羊”有了比较不那么简单的接受。
第二组
案例：
巧美原本很排斥数学，但国三换了一位年轻幽默的夏老师教数学之后，巧美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甚至还被选为数学小老师，而巧美也因此藉着讨论功课、考试时间等机会，而能常与心仪的夏老师单独相处，甚至常常九点留校温书结束之后，仍继续讨论。但就在联考只剩60多天时，巧美却一连七天都没来上课，好不容易巧美来学校了，但却是由她父母带着巧美来找导师，说夏老师对巧美性侵犯。导师为了了解状况，再三询问，但巧美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而巧美的父母则在一旁表示校方若不严惩夏老师，就要报警，向媒体投书等等。身为导师或辅导老师的你，要怎么办呢？
第二组讨论后建议的处理原则就是，首先把他们分别带开，个别的听他们对事情经过的描述，免得几方当面说话的时候情绪太激动，反而说不清楚。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录音存证，免得日后翻供，死无对证，也免得转述的时候记错了细节。
小组的分析认为这个案例有各种可能的发展经过。第一个当然很有可能就是夏老师确实对巧美性侵犯，然后巧美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才会七天没有来上学。第二个也很有可能的是，巧美本身爱慕老师，但是和家长讲不清楚，然后家长禁止她来学校，最后家长决定来和夏老师算帐。当然，第三个也有可能的是，夏老师有时候无意间碰到那个女孩子的肩膀或者哪个部位，而造成了巧美的误会。不管怎么样，由气急败坏的家长来讯问事情真相，通常会因为家长的情绪而使得孩子说不出话来，所以在这种案件中录音存证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个比较安静安全的地方，好让当事人在比较没有压力的状况下说出实情，然后再让家长听听女儿到底讲了什么。接着也有人提到各说各话的问题，认为即使把当事人各带到一边去劝他们说实话，也不见得三方的说法会一致，学员们认为到这个时候就只有交给一个中立的调查委员会去处理了。
讲到第三个可能，组员岔道去谈到底身上哪些部位的碰触有可能造成误解，这也是一般性骚扰防治论述中很重要的话题。有人说，就像棒球赛投手投球的好球区一样，打击手的肩膀到膝盖之间算是好球，因此对性骚扰的断定来说，当事人的肩膀以下到膝盖都不可以摸，肩膀以上就比较没问题。可是，要是照前面第一组的讨论来看，有人会很宝贝自己的头，在那种情况之下，摸头也算性骚扰；要是这样也算性骚扰，学员们觉得就有点太过分了，师与生之间还能用什么方式来表现亲密的赞许呢？棒球“好球带”的说法引发了讨论。有学员诙谐的问，如果一个人的性感带是他的耳朵和嘴唇，那么是不是应该延伸好球带的区域？也有学员说，只要当事人不想被碰，哪里都不能碰。
针对师与生互动时到底要维持什么样的规范，这个小组还提出了另一个角度的观察。大家都注意到，通常男老师带女学生的时候，性骚扰的案例容易发生，也容易成立；那么，换了女老师带男学生呢？学员们同意比较不会连想到性骚扰的问题。原因据说有二：第一，女老师的形象像妈妈一样，大家比较无法想像女大男小的关系，而很容易想像男大女小的关系。（没有人想到举世闻名的恋母情结。）第二，大家承认男生比较容易被当成色狼，而大家想像不到女生也可能是色狼。
这时候一位年轻的男老师不平的说，女生当然也可能骚扰别人，他在课堂上就曾被女学生骚扰过：
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教女生班，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问了一个数学问题，有一个同学跟我说：“老师，你就问那个西瓜小姐吧！”我说：“谁是西瓜小姐？”然后她们就指某个方向，我就往那个方向看，就说：“谁啊？”就有一个女学生暧昧的说：“老师，就是你下面那个啦！”听了这句话，全班大笑，我想了一下才懂了，原来西瓜小姐就是坐在第一排我面前的一个女学生的外号，而当时她正是我“下面的那个”。
这个笑话可能有点隐讳，全场的老师也想了一下才懂了，哄堂大笑。不过，教室里面像这类的异色笑话显然也不少，有些女老师也说男生会以各种联想和笑话来测试女老师。至于肢体接触方面，一般来说，女老师对男学生的身体接触看来比较是关心，而如果是男老师触摸女学生的话，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带一种有色的眼光来看。一位男老师提到，如果男女朋友同居，后来分手，大家也常常会认为是这个男孩子始乱终弃，而不去探讨她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分手，这样的成见实在对男人不公平。毕竟，女学生骚扰男老师也时有所闻，一位女老师就说她学校有位新来的年轻帅哥老师，女学生就常常在下课的时候找问题去问他，还不时靠近他，用胸部去挤他，害得这位老师窘迫不堪。
师与生之间的肢体互动有时是出于个人习惯和别人不同，有时也可能制度化成为班上一般运作的方式。一位女老师说她有一位女同事，女儿都已经读大学了，但是班上有两个男学生就曾经来抱怨，说被这位女老师摸过手臂，觉得很不舒服，这也证明女老师有可能制造出在骚扰别人的感觉。还有一位女老师提到学校有位同事在课堂上告诉同学，只要考得好，老师会给一个吻作为奖赏，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结果有些学生不介意，有些学生就觉得不愿意这样。但是工作坊的学员中也有老师听了这个例子以后，觉得在台湾这个师生距离颇为冷淡的校园文化中，这样和学生表示亲切的方式也未尝不可。从这些个实际的案例来看，校园中的性别互动还真的是很频繁，很多样。
在这个时候一位男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第一，他强调，不是所有的骚扰都是性骚扰，不舒服的感觉未必是性骚扰，有些感觉可能和性完全无关，而如果我们习惯性的用“性骚扰”来套所有的不舒服感觉，那只会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泛性化”而已。第二，很多时候，一个举动构不构成性骚扰，要看有没有性骚扰这个说法可用。比如说一个女老师和女学生在一起，女老师有时会碰碰女学生，一般人可能不会认为这是性骚扰，因为在这种情形中，大家根本就不会想到性骚扰，即使女学生觉得不舒服也不见得会说那是性骚扰。但是，一旦这世界上出现一个名词叫“女同性恋”，那么大家可能就会开始猜疑女性师生之间的碰触是不是也是性骚扰。这种恐慌也可能发生在家庭中。过去父母常常帮子女洗澡，也一直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一个社会风传父母会性侵害子女，形成男性恐慌时，什么动作都会变得非常敏感。这也就是说，性骚扰不见得是特别碰到什么部位，而是和一个社会的文化共识有关。
谈到性恐慌，许多学员又开始联想各式各样的可能案例。一位男老师说，如果一个同性恋的老师拍男学生的肩膀，即使是无心的，也可能会形成学生的不安。一位女老师承认她看到国三的男生上衣扣子没扣好时，也曾动手替他们扣，学生因为和她很熟，还笑着说她在性骚扰，使得这个女老师悚然一惊，再也不敢碰触男学生。这些案例的述说使得一些学员觉得，有些人已经把性骚扰当作一种口头禅，如果是这样的话，老师在听到学生随口使用这个名词时倒大可不必太放在心上。
师与生之间的肢体接触实在是很多样。一位女老师很感性的说她有次带一个班，感情非常的好，毕业要离别了，老师就说要和每一个女生抱一下，然后和每个男生握握手，结果大家都眼眶含泪，拥抱或握手作别，到了最后，有一个男生排在队伍最后，要求要和老师抱一下，后来老师也和他抱了。这样的案例在讨论性骚扰的脉络中出现，为处处戒慎恐惧的心态带来一股清泉。别的老师也提到，在为单亲学生做团辅的时候，有一个主题就是“老师抱抱”，当男同学和女老师相互拥抱的时候，这些单亲学生都说感觉很好，好像母亲抱他一样。像这样的时刻，师生关系中有一些肢体接触反而是很有建设性的举动。
事实上，抱与不抱，常常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西方的文化是肢体接触很多的文化，所以父母和子女之间常常抱来抱去，亲来亲去，摸来摸去；对东方人来说会觉得好肉麻，因为我们的文化比较不讲究碰触，东方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几乎只有在喂奶的时候被抱过，之后父母就会觉得，你已经大了，还抱什么抱？因此东方人的身体的肌肤很少感受过另一个身体贴近的温暖。不过，这样的状态目前也在变迁中，慢慢有很多人教导父母亲应该多跟孩子接近，有事没事都抱一抱，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变动中的状态，有一些人会觉得抱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是有一些人还会把抱当成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因此，遇到这种感觉上的差异，大家还是要随机应变的去想，因为各个状况里面很多人会对身体有不一样的感觉。
另外，这一连串的现象报导也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很多时候，性骚扰的控诉是由旁观者提出的，也就是说，当事者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旁观者却坚持当事者是不知好歹，或者经验不足，心智未成熟，因此被性骚扰都不自觉。例如，有些人看见别人之间的亲密举动，觉得那个老师明明在骚扰学生或同事，就对这个景象做出断言，这个时候这个人完全不尊重当事人自己的说法。可是当自己家里有人控诉某人骚扰时，这个人又不见得会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很多人在面对别人的调情愉悦时，有非常强的道德光环，坚持那是性骚扰，可是在另外一些人真的控诉受害的时候，却没有同样的道德勇气支持别人讨回公道。这里的双重标准值得大家思考应该如何尊重当事人的感受，毕竟，实际接受那个身体碰触的是当事人，不是旁观者。
巧美的故事还是让有些学员觉得需要再多谈一些。在故事中巧美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如果老师也没有办法让她说清楚，学员建议可以去找巧美比较信任的老师或者同学来和巧美谈，可能比较讲得出来，也可以去找巧美的朋友，因为有时候学生会把她的心事跟她的好朋友说。另外，有学员觉得故事中的夏老师所做的事还是有一点非议的，因为夜自习留到九点之后，他还单独和女学生相处，这种行为也要检讨一下，免得招人非议。还有学员指出，当这种事情闹到家长都来学校兴师问罪，即使最后女孩子和夏老师都是无辜，他们还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所有的老师甚至同学都会知道这件事，也不容易从记忆中抹去，那么这个女孩子和这个老师可能最后都不得不转学，以避免人言。像这样轻易就喧闹搞大一件本来没有什么的事情，到头来似乎对所有人都不利。
讲到闹大的事情，一位老师说她要报告过去的一个经验。民国68年2月她接一所私立高中一年级的班级，3月底班上有个学生被抓到无照卖春，关了三天左右，后来父母领回去，报纸也有登出来。这个学生回来上学时，这位老师实在忍不住，就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学生说：“无聊嘛！”然后老师就问她：“你开价多少？”她说：“三百元。”这位老师听了勃然大怒，她觉得学生的第一次应该是连三万块都不止，结果只开了三百块！太离谱了！老师非常生气，把学生大骂一顿，后来同学也问东问西的，最后这个学生就转学了。
这个惊人的案子带动了另一轮的讨论。学员们都对这位老师的勃然大怒很有兴趣，怀疑她为什么对这第一次的价码那么介意，因为那是贞操情结的一种表现。有学员指出，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对女性的第一次另眼看待，看得很重，因此才有了雏妓的现象，许多人嫖妓都要找年轻的少女，以便拥有她的第一次，也因此使得很多青少女迷失自我，把自己的第一次拿来卖，或者以为自己一旦失去了第一次，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因此在失身之后往往跳入火坑。工作坊的学员们觉得，社会大众以为只要把第一次的关卡把持住就好了，就不会有事了，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许多女性的第一次是不小心而失去的，甚至有的是被强暴的；没有了第一次之后，这些女生在这个看重第一次的社会里要怎么过日子？所以学员认为如果不破除贞操观念，如果不把所谓的第一次看淡，女生还是会继续受贞操之害，而这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共犯。
谈到这里已经将近晚上九点半，才完成了两组的报告，工作坊决定第二天早上再继续讨论。
第三组
案例：
陈君凌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国三学生，父母于一年前离婚，与母亲相依为命，家里经营小吃店维生。君凌一放学便回家帮忙，打烊才有时间挑灯念书。某日君凌因体力不支在体育课上晕倒，由班长吴明青护送回家。明青了解君凌的家庭背景后，便经常陪同上下学，或送些小礼物表示关心及鼓励。后来君凌被选为副班长，常和明青讨论班务，或协助收作业，一起代表出席会议等等，二人接触的机会增加。
某天，明青请君凌留校协助整理同学成绩，结束时因时间已晚，便邀请君凌一起晚餐并陪同回家。二人沿途有说有笑，勾肩搭背，状甚亲昵。走至君凌家附近的暗巷，明青趁机拥吻君凌，一手顺势往君凌下体伸去。慌乱中君凌跌倒，擦伤了膝盖。君凌回家后，在母亲极力询问之下说出此事。隔日，母亲到学校找导师理论，说明青对君凌霸王硬上弓。班上同学表示，曾亲眼目睹明青和君凌独处时，曾有牵手、亲脸颊、互相按摩、在暗处并坐勾肩谈天等动作。如果你是导师，你会怎么办？
主持报告的组员坚持要先讲一个笑话让大家开心一下。她说，有一个妈妈告诉她的女儿，和男朋友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原则：“他摸你胸部的时候，你就说‘不要！’，如果他更过分，摸到你的下体的时候，你要大声的喊‘停！’”，女儿说听懂了，妈妈就很放心的让女儿出去了。结果那个男朋友果然开始上下其手，他摸到胸部的时候，那女儿就照妈妈的指示，说‘不要！’，摸到下体的时候，她就说‘停！’，结果男朋友的手上下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女儿的说法就变成‘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
这个笑话果然提神，全场大笑了半天才静了下来，让小组开始对手边的案例进行报告。小组认为，不管这个案例中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性别配对，最需要搞清楚的是，他／她们在做这个举动的时候知不知道这个动作可能代表什么样的意义？知不知道这个进一步摸下体的动作代表了什么样的多种可能含意？另外，光是了解这孩子的动机和辅导这孩子事后的心理状态并不足够，还要辅导那个带孩子来学校的母亲，因为孩子感到痛苦或压力的来源多半是他的母亲。
和前面两组一样，这一组也留下了很多困惑。事实的难以断定、个人心理的难以捉摸、矛盾情绪的难以肯定，这些都使得学员们在思考性骚扰时感到十分无力。而这也暴露了现阶段谈性侵害防治和性骚扰防治有一个很大的盲点，这个盲点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容许孩子自在探索身体、交友、表达自我的文化环境，孩子在遇到陌生的情境和举动时还是会因为没有经验的参照点，又因为完全没有经验，没有期待，所以会没有任何想法，不知如何理解，也不知如何回应。而如果说成人们想的，只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来处理问题，工作坊的学员们认为，这恐怕也不是教育应该做的事情；毕竟，教育是应该先提供一个比较丰厚的文化环境，让孩子们有各式各样的经验，好让她们在做自己的判断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的时候，有一点点过去本身的经验来作为基础。如果性骚扰的防治只是讲事情发生以后如何处理，那恐怕也太晚了一点。
谈到预防性骚扰，一位女老师说到她个人的带班经验以及其中的性别关系。她在学校中观察到，有些班级里的男女生通常会因为性别因素而形成完全的对抗，只要班长是女生，男生就要拱出一个副班长来抗衡，反过来也一样，男生女生的竞争力非常强。但是这个老师注意到有一个班里的学生，他们是良性竞争，常常女生会来告状男生哪一点做的不够好，甚至不合理，然后男同学也会指出很多理由，说女同学的不合理跟霸道，她／他们就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过了两年。也因为良性的竞争，无论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会很特别，例如，班上也有大哥，但是这个大哥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架的，他没有任何的恶习，可是他大哥的名声是从国小就被人家养成的，从国小就是大哥级了，但是老师觉得他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一班到了三年级的时候突然就不再吵了，因为男女生忽然发现他们对对方都很有吸引力，那两股对抗的力量就没有了，班会时他们都觉得一周一节不够，因为有太多东西要讨论，有任何不合理的事情，他们都要掀开来说，老师也让他们说，讲到后来达到一个共识就行了。结果三年级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会了和谐共处，虽然彼此吸引，但是也不会采取什么特别的表达。
这样的经验给了这个老师一个启示：性骚扰是在有一方不喜欢，觉得他是被骚扰的时候，才是骚扰。而男生会做那种无聊低级的动作去作弄女生，很多时候是因为要引起女生的回应，可是如果平常两性就已经有很多善意的互动，男生就不会需要再去做那种无聊的事情。另外，性骚扰也常常是一种利用性来作为手段的骚扰，其实是在发泄一种不公平。当学生觉得没有被老师公平的对待，又不知道要如何向老师表达时，就想要用这种无聊的手段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因此如果班级上有正常的管道，彼此在日常生活中也互相慢慢就了解，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敌意需要用性骚扰来发泄。
这里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时候人们本来可以用别的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发泄不满，骚扰别人，但是他们之所以选用“性”作为手段去骚扰别人，就是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性”是一个很容易达成羞辱的方式，和“性”连在一起的污名使得“性”永远和负面的情绪连在一块。很少听到有人用孝顺去污辱别人或者侵害别人，也很少有人用人道的悲天悯人精神来污辱别人或侵害别人。原因就是，像孝顺和人道那一类的情操都被当作很正面的东西，大家不会用它们来伤害别人。相较之下，“性”从来没有被养育成一个正面的东西，“性”很少被鼓励当成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很少被用来作为一种尊重别人的方式，很少被调教为一种需要遵循对方意见的方式；更常见的是，大家都把“性”当成一件很讨厌的、恶劣的、污秽的、残暴的事情。这么一来，也许原本人对人的敌意并没有性的意含，只是因为利益相冲而已，但是这样的敌意忌妒很轻易就可以利用“性”这个方便的武器来污蔑别人，以便发泄敌意。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大家对性的芥蒂，让性不再成为那么方便的武器，让性不再永远和负面的情绪相关。这也是防范性骚扰的一种方式。
一位学员提出了两个疑惑。第一，大家说当事人不舒服才叫性骚扰，可是很多性骚扰的案子是当时不觉得不舒服，事后才觉得不舒服，也就是说，之后才觉得好像被人利用了，或者被人占了便宜。这样说来，当事人有可能是因为之前不知道要怎么保护自己，所以事后才觉悟，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早就要告诉她一些观念，好让她能够更快认识到真相。第二，这位学员同意我们不应该对别人的调情欢愉有所压迫，但是她觉得看某些漫画时觉得很恶心，而很多孩子都喜欢看这类漫画，问题是，如果老师禁止学生看这类漫画，这样算不算剥夺学生的欢愉？
针对第一个问题，一位女老师说她有一个同学在读高中的时候，坐公车时旁边坐了一个男生，后来她偶而往他那边瞄的时候，赫然发现那个男生竟然暴露着他的下体，好像还拿出来把玩，然后露出那种很奸的笑声。这个女同学当时的反应是整个吓呆了，面无表情，下车之后她才反应过来，然后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她后来描述这个经验时觉得，是事后才感觉当时被侮辱了，因此有些时候当事人面无反应，可能是内心也很恐惧，不太敢反应，事后脱离了那个情境才说得出来。但是对于要不要事前就把这些可能遇到的情况告诉学生，学员们也没有共识，因为事前的警告并不见得就能免去惊吓，反而有可能会造成孩子的过度紧张恐惧。就这一点来看，让孩子早早就平实的认识两性的身体，倒可以削减一些焦虑；说不一定，连那个暴露狂都可能因此而早早就消除自己对本身器官的焦虑，而不必后来诉诸暴露。
一位男老师说他有一个朋友，爸爸很早就过世，所以家里从来都没有男性，因此她对男生也没有什么概念。读北一女的时候她有一次搭公车回去，旁边就有一个男生发出奇怪的声音来，然后把生殖器掏出来，这个女生还对他说：“先生，你那是什么东西啊！”可是她当时并不会觉得不舒服，因为她对那个东西一点概念都没有，后来懂事多一些之后一直埋怨学校里没有教育女生认识身体，到后来她结婚的时候才知道男生的一些构造。
公车暴露狂的故事萦绕在学员心头。一位女老师说出她早年被骚扰的经验，她认为自己反应比较慢，很理性，因此有时即使遇到这种情况也会沉着的不动声色，因为还没有想出来到底要要如何回应。她年轻时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因为视力2.0，因此都坐在最后一排，有时在黑暗中就会有手偷偷摸摸摸过来，但是因为她已经有心理准备，也不会轻易就觉得受到伤害，反而转头过去瞪那个伸手来的人，好像要把他看清楚是谁，这样，百分之九十的情况都会把那人看跑了，因此她也不觉得这种性骚扰对她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听到这里，另外一个女老师很纳闷为什么公车上那个女学生看到暴露狂之后会又哭又叫，事后还需要辅导。一个人应该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受到伤害，就好像别人讲你的坏话，你也可以决定要大哭大叫还是置之不理，因为，要是她讲得不实在，你又何必多费体力？因此这个女老师觉得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一个保护自己的心理盔甲，不要轻易受伤，这才叫做真正的自我保护。
一位男老师为这一段来来回回的讨论总结了三个要点。第一，性骚扰的经验常常可以在事后透过某种重建，某种新的建构，来引发一些对于当时经验的解释。例如，可能当时没有觉得什么，甚至觉得某种舒服或者说不出来的感觉，但是可能在日后的理解中变成一种觉得很羞耻的经验，甚至有罪恶感。这就是说，我们社会文化在谈论性骚扰之类的事情的时候，应该尽量不要在论述里面把女人变成受害者，否则她就只能永远在这个受害经验里面认识自己，也就永远跳不出那个痛苦的折磨。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些不一样的谈性骚扰的方式。
第二，在被“骚扰”的过程中，人当然有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感觉，有些甚至会有某种秘密的愉悦的，例如被男人吹口哨，目视，称赞身材，讲黄色笑话，拥挤推压时，都有可能有某种不必然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在批判骚扰者的时候，我们不必惧怕这些当时的感受（例如暗爽或不觉得不舒服）会使得那个骚扰的意图正当化、合理化。他的作为侵犯了我的人权，就是违法，就应该受到谴责。就好像有一个人被抢劫，他在被抢劫的当时可能也得到了某一些人生经验，有一些人生的体悟，但是这并不表示行抢者就做对了事情。所以，建立新的性骚扰“非受害心态”的说法很重要，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追讨加害者。
第三，从一个社会长远的角度来看，性骚扰毕竟不同于性侵害，不同于非常激烈的身体伤害，那么事实上我们应该尽量让这里可能的伤害尽量减低到最小，所以，任何有关性骚扰的说法都应该注意，不要加深受害者的自怜，也不要让一些原来不觉受害的人开始受害。
就第二个有关恶心漫画的问题而言，一位男老师表示，看不看漫画是个人的选择，即使别人觉得漫画的内容很恶劣，很讨厌，很不喜欢，可是这个读者并没有强迫那个人看，也没有在看完之后做出同样的动作，因此并不应该禁止他看漫画。一位女老师立刻提出疑虑：“的确，没有人强迫我看，但是我只是觉得如果让一个孩子继续看这样的东西，合适吗？”这位男老师的回应是，把漫画分级，让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只能接触某些类型的读物。另一位男老师的回应就更积极一些。他说他过去会禁止学生看第四台或是一些比较猥亵的漫画，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可是现在他觉得，学生确实可能有这种需求，譬如说正在进入青春期因而有这样的原始欲望；成人们觉得这些东西不好，但是又没有提供一些觉得可以给学生看而学生也可以接受的东西，这么一来，禁止反而无效，只会让学生转入地下，不让成人知道他们在偷看色情而已。
一位女老师提到，曾经看过一本漫画，画的是在日本电车上一位上下其手的骚扰者的日记。她对这本漫画最不满的就是画中的女性通常面部表情还很享受的样子，好像爽到了似的。这位老师认为这样的剧情描述会误导孩子以为骚扰别人，别人表面上没有反应，其实是很喜欢的。另一位老师指出，色情漫画的问题说实在的和性骚扰并不是那么相干，这里牵涉到的是影片书刊对于青少年小孩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很难判定。因为不同的人去看这些东西，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也会有不一样的意义。一个在学校里面很受欢迎的帅哥看漫画，对性的事情好奇，可能会让人觉得很可爱，但是一个很丑的少年看漫画，对性的东西很好奇，看起来就很猥亵的样子。有人看了漫画会喜欢，有人看了会觉得没什么，有人看了会恶心，个人的反应是很不同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漫画一定会导致什么结果，也因此言论检查制度的假设是有点问题的。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漫画其实很多时候有升华的作用，并不见得就会“导致”犯罪，反而可以纾解冲动。
报告了很久，组员们好像并没有对主题案例提出什么特别的处理建议，反而在报告中带出了很多和性教育相关的争议问题，也开拓了学员们的眼界，也是一种获得。
第四组
案例：
陈老师刚接任二年十三班导师时，对班上一个叫小淇的女孩就十分注意。小淇功课不怎么样，却很活泼，人缘很好。她身上常常有大钞，每周的二、四、六早上还会吃到她请的早点。问她，她总是说，我觉得开心呀！一个早餐才二十元，很便宜。后来，陈老师实在忍不住了，找来小淇的好友小茜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小茜老实回答，其实自从国小五年级起，小淇的爸爸就每周跟小淇“睡”三天，睡完一次给她一千元，隔天小淇就会免费请全班吃早点。小茜补充说，小淇说爸爸对她很好。陈老师该怎么处理这个案例呢？
这一组在讨论后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方式。首先，老师应该设法找这个学生来，然后跟她建立信任的关系，让她能够畅所欲言，然后尽量以明确的方式询问她跟她父亲的关系，了解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老师们必须按照程序，通报学校的有关单位，比如说辅导室，然后透过辅导室去连络社会局或者性侵害防治中心，对这个父亲也应该加以辅导或了解。
这个简单的流程看来清楚，但是在讨论中有许多细节跑出来。例如，事发后父亲会不会跑掉，不接受，或者连络不到？通报后如果专业人员判断这位学生有受到性侵犯的话，暂时要把她跟她父亲隔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小朋友可能还要回到家里，面对父亲，这又如何处理？如果父亲真的乱伦，可能需要透过一个法律程序来追诉，那么在法律处理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去保护这个小孩子，或者要怎么教导她能够自我保护？另外，循着前面讨论性骚扰时认为应该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感觉，小组组员也觉得需要发掘小淇和父亲睡觉时个人的感觉如何？也许她觉得完全不怎么样，或许觉得很好，很喜欢这种感觉，很喜欢她爸爸，很喜欢跟爸爸一起睡，很喜欢睡完之后父亲给她一千块，那么外人是不是应该尊重她的感觉，尊重她的想法？当然这里也还有真实性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小淇说得是不是实情？她的朋友们是不是按照真相完全告诉老师？或者有加油添醋？
一位还在实习的女老师补充了她的疑虑。她认为一般遇到这种案例时，老师的焦点都是放在拯救这个孩子，保护这个孩子上面，因此在了解真相时，多半倾向往负面的方向去想，用负面的诠释来听所有的情报，然后老师又必须考虑法律条文，要通报，要做这个那个，那种拯救的责任好像背负得太重了。而由于这个重担，也倾向于忽略孩子自己的感觉。大人可能已经决定亲子之间的身体亲密关系不妥当，但是很多法律条文都是人定的，也许在未来公元几千年以后，会有新的亲子关系的变化。因此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可能敏感度要更高一点，不要先入为主的决定一定要怎么处理，只要在孩子真的需要的时候支持她，以避免制造对她的伤害。就小淇来讲，现在她的状态并没有心理的创伤，但是处理的过程中就很难说会有什么深刻后果了。
乱伦的实例如何呢？一位从事辅导的老师说她总共经历过两个乱伦的案例。第一个发生在她刚从学校毕业没有多久，案中的父亲从孩子国小开始，就对两姊妹都强加侵害，国三时学生才来找辅导老师，但是像这种问题一般都不会让普通老师处理，一定会转介到家扶中心，也就是离开老师的处理范围了。第二个案例比较严重，个案是在国一的时候来找辅导老师，学生的大腿整个都打到黑青，每天都打，这个父亲是她的继父，母亲在工厂工作，每天要走半个小时去上班，爸爸都是在妈妈去上班的这一段时间进行这种乱伦的举动，而且蛮严重的，后来这个案子也转介到家扶中心去了。这两个个案当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老师告诉案主的母亲时，两个母亲都绝对不承认自己的丈夫有这种行为，这也暴露出处理乱伦问题时的障碍。
另一个女老师也碰过乱伦的案子。但是她说直到现在，她都无法断定这个故事的真假，因为这个乱伦的案子并不是学生自己上门来求助，而是因为旷课而被发掘出来的。那个学生很固定的每礼拜一旷课，所以级任老师就去追踪，但是怎么问都问不出来，只好把学生送到辅导室来，大概因为是专业，辅导老师很快就切入问题，断定是乱伦。但是这位说故事的女老师觉得，小孩子并不知道什么是乱伦，通常都是到了国二，上过健康教育以后，那种痛苦才会出来，就会开始逃避；因此她觉得这个已经到了二年级还一副幸福快乐样子的女孩的故事，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此，一位男老师指出，所谓“乱伦”的案例显出两种很不一样的面貌。好几位老师所讲的都是因为孩子本身就觉得不舒服，出面控诉，对错分明，处理起来也是比较容易。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并不觉得不舒服呢？如果孩子像小淇一样，本身并不觉得不愉快，并没不舒服，反而很喜欢，也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那么老师要不要介入呢？──当然，老师也已经看到介入的结果就是让这个孩子开始受害。另外，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孩子说她喜欢的时候，成人多半认为她是被迫说谎话，而不肯相信这是她真实的感受呢？撰写这个案例的作者在场回应，说她在国外的案例中曾经读到类似的难题，那个小女孩本身并没有觉得很痛苦，反而是一副幸福快乐的样子，一直到国中的时候，邻居的小女孩跟别人说，才被发现。而在此之前，她和父亲处得很好，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自从事发之后，她爸爸被关起来，她才开始很痛苦。
类似的案例在本地也是有的。一位女老师就说，她有一个学生，国一的时候转进来，导师发现她和父亲长期以来是以夫妻的方式生活，母亲已经和父亲离异，她就等于代替了本来母亲扮演的角色，而她自己非常的喜欢。但是导师发现之后就觉得好可怕，于是立刻采取了所有的动作，从转介到调查到警察司法单位，也通知她母亲把她接走。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由于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后续辅导，教导她认识这个关系在社会的眼中是什么意义，因此这个孩子觉得其实是被迫离开她心爱的亲人，所以她一有机会就回来跟她爸爸住在一起，学校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强制手段来对她做什么，只能把他们隔离。可是现在交通很发达，那女孩子只要手边有一点钱，就可以跑回来，然后和她心爱的情人住在一起，两个人觉得好像是亡命鸳鸯一样，也不顾别人的看法，在村落里面干脆公开化。像这样快活度日的“乱伦”要不要处理呢？
一位女老师说这类问题和那个孩子的年龄有关。父亲当然有可能利用女儿喜欢讨好父亲的心态来诱奸女儿，但是如果这个女孩子已经满二十岁，而她选择和父亲或其他亲人发生这种关系，那应该如何看待？如果今天她是十岁、五岁、六岁、七岁、八岁，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承认小孩子也有身体的自主权？孩子身体的自主权，我们真的可以完全交给她吗？从这个角度来说，设定法律上有效的自主年龄似乎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有学员提出一系列问题。当乱伦已经发生后，在处理时是不是一定要让当事人觉得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不是要这个女孩子认为她的一辈子已经完蛋了？是不是她经过乱伦之后还可以很愉快的享受未来的人生？如果说她不觉得痛苦，我们是不是要让她感觉到她已经受伤了？这种受害的感觉是不是一定要加给她？另外一位学员指出，在小淇的案例中，是老师自己去找小淇的朋友来谈的，并不是小淇主动求助，甚至小淇本身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因此这位老师提醒大家，也许老师真的把自己的责任揽的太重了，随时随地都在想找到一套很好的因应措施。或许也确实可以把事情料理得很好，可是事后呢？在长远的未来，当事者或其他人他们会怎么样？这些更为广泛的后果是老师们无法承担的。
一位老师把这个讨论综合起来，提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说法。首先，以历史的眼光看，乱伦并不一定会造成人的严重伤害。事实上，人类社会老早就有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是乱伦的状态。例如，犹太人的婚姻习惯是兄终弟及，如果兄死，弟是可以继承他的妻子的；匈奴也是父死子继，就是爸爸死后还可以儿子来继承他的妻子。这些社会都对我们眼中的乱伦习以为常。即使台湾，在几年前，表兄妹之间的婚姻也常常传为佳话，但是现在却说三等亲之内的婚姻叫乱伦。另外，现代社会事实上也在走向一个“乱伦”的社会，因为乱伦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生殖关系上，但是现在生殖科技和婚姻状态慢慢隔绝开来，可能以后孩子会和父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可能是几百年前别人留下来的冷冻精子卵子结合而成，他和此刻的“亲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还是被视为乱伦就很奇怪了。另外，多重的离婚和再婚也会使得原本不相识的人突然进入了某种亲属关系，因而在发展家庭内的亲密关系时被视为乱了伦。这个社会是个在变化中的社会，如果有一对亲子此刻可以抵挡得住四周的人对他们异样的眼光，发展他们的亲密身体关系，有可能在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人类会觉得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受到了打压而已。
报告到了最后，学员们的思考仍然停留在要如何帮助小淇之类的女孩，但是他们也开始反省自己是为什么那么热切的想要“拯救”小淇。有些人会说需要灌输一些所谓的羞耻的观念，好让小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对一个本来很有自信，觉得人生很好的孩子来说，接受一个想要她觉得无限羞愧、羞耻、自责、怨恨、罪恶感的救助或辅导，这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善恶观念一定要以她的全面自信破产为代价？
校园里的各种异常现象层出不穷，是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存在在变化纠葛中，个中的抉择当然是既复杂又难解的，但是学员们已经开始学习不再像过去那样自满于自己的道德光环，他们真正开始深刻的思考，什么样的细致处理才能避免造成更大的伤害，什么样的宽厚心肠可以对抗教学的要求和制度所带来的急切感。答案，不会是简单的，正如没有一个案例是简单的。
第五组
案例：
林老师在某国中担任英文科科任老师。个性非常认真严谨的她，不知道是讲话的方式不对，还是她对学生的期望太高，要求太多，她发现有很多学生喜欢在课堂上和她顶嘴。
有一次她在课堂上教ＫＫ音标，在教到[Ｏ]和[?]这两个音标的时候，学生在台下突然笑得非常暧昧，叫他们跟着念时，大家念的更暧昧，而且还听到几个学生说：“她好像叫得蛮爽的”，“她在那个时候可能都是那样叫的”，“她大概是没有男人让她叫，所以上课一次给他叫个爽”等等。老师当下听了非常不悦，立刻叫那些学生扛着椅子到教室后面去罚站。没想到有一个学生居然跟她说：“站就站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爸说啊，女人还不都一样，就只是多了那对奶子和那个洞而已嘛！”当场又惹的全班大笑。听到这句话，老师气的满脸通红，叫那个学生到台前来，叫他再讲一遍试试看。那个学生就真的又讲了一遍，她气得打了那个学生两巴掌。
从此以后，学生们更喜欢在课堂上开黄腔，等着看她要怎么样处理。还有不知名的人在她停放在学校的机车把手上套保险套。还有学生会故意在她背后说：“我打赌她今天穿的是红色的．．．”，让她真是不胜其扰。要是换了你，你会怎么办？
小组首先认为林老师可能是个有点过度认真严谨的老师，对学生有很多期望，基本上这种老师都会比较“龟毛”，任何小事她都会注意，有一点点看不顺眼就会去纠正，比较不能够放轻松，因此才会在长久的互动后造成师生之间的敌意情况。其次，如果这一连串的冲突是只发生在某位同学和林老师之间，那么有可能是这位同学有些特别的问题。
小组觉得像这样的情形，可以分开来谈。在念音标的时候被学生搞笑是很常见的，事实上，就连最古板的国文课也可能在学生的创意中变成色情语言，这种时候老师需要放轻松一点，不必把它想得太严重，轻松带过即可，学生的注意力很容易转移的。特别是刚出来教书的女老师，遇到这种言语性骚扰的学生时都会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然后最后通常就会恼羞成怒，赏学生两巴掌，或叫他去罚站，往往会造成不可开交的状况。小组建议老师一开始就要放松心情，先处理自己的心情之后，再来处理这件事情，或者先暂时离开这个教室，不要因为冲突而影响到其他的同学。也有老师建议干脆就来上一堂性教育，给学生一个正确教育的机会，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一个人如果在做一些快乐的事情的时候，本来就会有一些正常的反应，高兴的时候会大叫，会唱歌，没什么特别的。另外，如果这是个人的冲突，也可以找这个学生比较信任的老师从中了解这个学生为什么会对老师讲这些话，或做出这些行为，他的用意何在，事后的想法如何等等。有些学生不是恶意，只是好玩，或者是要故意引起老师的注意等等，老师尝试了解实际的情况，就比较不会错误的处置了。
这个案例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当老师严重反应，以致于后来发展到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对立的状态，那么以后这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对立状态要怎么样去处理？以后这个教室里面还要如何经营教学的品质、教学的互动关系？因此，就长远来说，老师都需要学习四两拨千斤，不要让一点点小小的玩笑发展成严重对立。老师在听到学生的捣乱之后，除了可以转化成性教育的课程之外，还可以轻松的带着学生去想像ＫＫ音标里面其他的母音子音可以被转化成什么样的文化意义。比方说长Ｅ音就可能变成台语电视节目“天天开心”的结尾语“咦～～～～～”，这样就会比较轻松好玩，学生也比较容易记得。事实上，每一个音都可以赋予一些新的文化脉络和故事，都可以变成好玩的东西，达成学习的效果。真正要避免的是把“性”弄成一件很大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以致于老师和学生之间完全对立起来。
至于后面那个更为敌意的对立，学员们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师生之间如果原来就对立，本来关系就已经很僵，学生当然会故意找碴的。所以小组建议平常在上课处理学生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弄到跟学生太过敌对的状态，像这种情形叫学生去罚站，还要他抬椅子，那就更尖锐化了，所以才会有后面那么难听的话。假设之前没有处理好，已经很尖锐，那么在学生讲出后面那个更难听的话时，老师需要警觉不要再讲下去。很激烈的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再继续上课，因为一直尖锐下去，通常对老师会很不利，那一班全班的气氛都可能变成反对这个老师了，如果再处罚或再怎么样，老师真的会下不了台。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再用老师的权威进行处罚。
老师们对这样的对立场面也有反省。一位女老师说她觉得老师的阶级观念太根深蒂固了，老师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权威的辅导者的立场，所以他／她们的权位跟身段永远放不下来。其实在课堂里面学生这样做是很普遍的，只要把他看作是个平常的事情就可以了，老师需要自己用智慧去转化这种尴尬的情况，而如果在平常时间老师就能够把学生看成平等地位，其实就比较不会生气，轻松的带过，这些事情都很好化解。关键还是在于老师和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是否友善，而这和老师的自我定位大有关连。
工作坊的学员们对案例中那个学生的爸爸在家里说的那种粗俗话也不以为然，觉得这个爸爸可能不太尊重女性，所以他儿子也不太尊重女性，因此当孩子不喜欢这个老师时，他就会有这样不太尊重的话出现。这恐怕也不只是针对这个英文老师，这个学生可能只要看到他不喜欢的女性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攻击，这里的问题就在于爸爸给他的观念。小组觉得也需要了解一下这个爸爸，进行一下辅导，免得爸爸继续残害孩子的心灵和态度。
别的女老师提起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学校里也有女老师感到非常困扰，但是把学生赶到训导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下一节还有，下下一节还有，长久之计还是要化解敌意，轻松看待玩笑。有时身材非常好的女老师走在校园里，后面就跟着一些男生，口里说着什么奶茶大杯小杯的；女老师要是想运动，打个篮球，很多男生都围在篮球场，甚至男老师也跟着起哄，说快要流鼻血之类的。后来事情愈来愈严重，有些有经验的女老师就私下找了一些男孩子，问他们到底是欣赏老师还是想羞辱她，并且告诉他们，老师很伤心，觉得被羞辱，提醒他们欣赏她身材好，也需要用有气质一点的方法来表达，比方说用赞叹的眼神。这样的沟通，学生还可以接受。另外，有些老师很容易受到伤害，也需要有人劝她们：学生是小男生，她不是小女生，不需要和他们一般见识，以致于自己觉得受到伤害。老师就应该坚强一点，有智慧一点，好好的活用技巧，经营教室里的气氛，而不要在一听到和“性”有关的话就勃然大怒。
一场有关性骚扰的讨论带动了许多深刻的思考，所有抽象的原则和高言大智都需要座落在文化历史社会的脉络中来实践，而这场绵延七个小时的讨论已经为性骚扰的议题添加了许多厚实。老师们在其中认识了己身的成见和畏惧，也认识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矛盾的互动和吸引，相信这个经验会为日后的教室气氛注入一股新的宽厚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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