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怕两性平等教育？──性别教育与社会变迁 注1

教育部决定从一九九七年起全面推动两性平等教育，对不同的人而言，有很不同的意义。

有不少人对这个政策表示轻蔑。他们说：“男女本来就有根本的区别，老天把他／她们生成不一样，本来就应该各从其事。礼运大同篇不就说：男有分，女有归吗？而且人人都知道男女生理有别，有些事情就是只有男人适合做，另外一些事情就只有女人适合做，平什么等嘛？”

也有人觉得：“天下本无事，都是近年来女权高涨，许多女人愈来愈嚣张，大喊平等，每天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正义形象，占据媒体，吵到教育部答应把两性平等教育当成政策来推动，所以现在才有这个新的、学西方的玩意儿。”

有人暗暗叫苦：“糟糕！又多一件事情了。教育部的新点子还真多，搞了乡土教学、母语教学、常态教学、双语教学，现在还要性别教学，难道我们教书还不够累吗？我们不但要教原本就有的学术科目，还要美育、体育、德育、IQ、EQ、心理辅导，现在更要负责他／她们长成正确的性别角色，学会正确的性知识，真累啊！”

当然也有不少人满心安慰、满脸正义的说：“总算有人关心这个问题了。现在社会风气坏，青少年男女常常因为心智不成熟而偷尝禁果，或者因为一时冲动而骚扰侵犯他人的身体，有鉴于青少年各种怀孕堕胎强暴伤害的案件层出不穷，我们实在应该早早开始两性平等教育，教导他／她们尊重彼此。”

不过，不管是欢迎还是厌恶还是怀疑，具有某种性别意识的教育方针已经成为既定政策，而单单把两性平等教育当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捷径，或是当成教育改革的另一个新转折，恐怕都没有看到这个政策背后更广泛深刻的历史脉络。毕竟，两性平等教育在台湾的浮现并不是来自什么个别政客的先知先见，或是什么个别官僚的点子新招；相反的，这个政策有它浮现的历史社会文化脉络，认识了这些脉络，才会有助于大家理解并思考“性别”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那些希望借力使力进一步推动性别教育改革的人，彻底检验此刻被端出来的两性平等教育大菜倒底有些什么内涵。

工业升级需要（性别）教育升级

最近十年以来，我们愈来愈常听到所谓工业升级对台湾未来发展的急迫性，这个说法事实上绝对有其现实性，而且也和性别关系和角色的变迁脱不了关系。

我们现在常常诟病的制式填鸭教育，其实部分是为了配合台湾当年的加工生产模式而量身打造的。你想想，在加工生产的模式之内，订单、设计、顾问、监工、原料、技术都来自外国，本地的劳工只需要提供廉价的、不需技术和知识的劳动力，只需要能够忍受单一的、枯燥的拼装工作，或者只需要乖乖的听命于上级埋头苦干。配合这种需要，教育的功能自然也就是持续生产被动的、听命的学生，要是有学生还有一点桀傲不驯的创意，那么就一定要赶快加以惩罚或“辅导”，好磨去他过人的活力和创意，长大了才会是最合乎加工业所需的员工。

为了确保学生在这个历史阶段能够学会压抑自己的活力、动力、和欲望，驯服的接受管理和指示，当年的教育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排除学生（以及老师）可能的歪点子、个别性、自主性、或者任何的创意，学校之所以采用八股式的教学和考试方式，都是为了在不断的死背死记中达到这个塑造人格的目标。在这样的目标之下，不论哪个性别，在高度压抑的教育体制中都得变成被动的、无欲的、专心学业的，要是有学生胆敢穿喇叭裤、蓄长发、卷发、跳舞、穿短裙、约会、恋爱、抽烟、结党等等，学校一定要立刻严加处罚，而为了把可能的刺激和引诱压到最低，男女分班分校，禁绝交往，呆板制服和发式，都成为重要的教育措施。

这样的（性别）教育或许满足了加工工业生产模式对劳工的需要，但是在台湾经济成长到一定程度，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也就是工资提高）到一定程度，逐步被整合到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体系之内（也就是加入国际社会）以后，劳力密集的加工工业已经无法为台湾创造足够的利润和市场竞争力，于是台商带着资金到更有利可图的第三世界其他地区（如东南亚、大陆等等）去投资劳力密集的事业，政府则在本地开始推动所谓的工业升级，想用技术和资金比较密集、利润也比较可观的的高科技工业，来取代原来劳动密集的加工业。

工业升级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变成国家的政策，对教育而言影响深远。高科技工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的工业，要想有合乎所用的劳动人口，当然就需要提升教育的水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想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需要不断而且快速提出新产品、新技术、新品牌的工业，才能维持国际间的竞争力，这样一来，教育就必须做出相应的重大变革，以便创造新的劳动主体，满足并支撑生产模式的提升──这也就是眼下教育改革的历史意义。教育改革中所推动的各项基本原则，例如尊重学生的主体、鼓励学生创意、认定学生之间的差异、回归常态的教学等等，都推翻了过去威权式教学的一贯死板做法，目的就是要透过多元开放的教学环境，来培养不再被动而能自主创意的学生，以提升新劳动人口的水准。连政府官方都不得不放下身段，举办一连串的飙舞、飙歌、偶像联欢会，用各种欲望活动来提供学生身体能量的出口，一方面向未来的选民讨好诉求，显示本身的开明爱民形象，另方面也同时透过成人主导的有控制的欲望活动，来进行对青少年另一层次的身体规训。

（换个角度来看，此刻教师们如果觉得教改赋予学生的权力似乎愈来愈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生过去一点权力都没有，现在相较之下似乎有了长足的进展；可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要发展学生的创意就需要在校园中有最大的空间和自主，让学生觉得自在，觉得有动机努力，这么一来，教师的高压式权威多半成为阻力而非助力，因此他们在教改潮流中也常常被描绘成最需要长进和改革的一群人。）

至于性别教育方面，从单纯经济生产的角度来看，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先进国家可以容忍本国人民有一半人口缺乏就业和加入科技生产的动力，因此近年来我们看见政府大力推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鼓励女性拥抱就业并发展终生志业的远景，好提升整体劳动力的水准。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先进国家可以再让一半人口受制于人格结构上的区隔限制，以致于在学习和工作中自缚手脚，优柔寡断，在消费和活力上大打折扣，更在养育调教下一代的重责上赶不上时代的要求。为此，在通俗媒体和教育体制中也逐渐出现愈来愈多鼓励女性肯定自我的言论，校园中的性别角色培养也开始受到大量的关注。让许多女性主义者喜出望外的是，一时间台湾的教育似乎突然有了强烈的性别意识，在整体社会尚未摆脱性别偏见的时刻，学校校园似乎立志要做整个社会中最进步的性别空间。

新的经济局势显然需要新的性别局势，而教育正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为了完成工业升级，为了提升国力，许多人都有共识：性别教育的升级──也就是在教育领域中多鼓励女性学习技术知识、发展终身志业、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分享资源和责任──必须成为台湾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远景。性别教育升级于是成为工业升级不可或缺的一环。

政治解严需要性别解严

从另一个层次来看，台湾此刻政局的发展方向也需要一个崭新的性别教育来配合。

大概许多人都会同意，过去十余年间，台湾已经由一个政治戒严的威权体系逐步晋升至一个或多或少正在迈向政治民主化的社会。1979年美丽岛事件时施明德还是警、军、特三方围捕的政治要犯，此刻却已经翻身成为第一大反对党的前主席；连四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也在多方努力和政治生态变迁的过程中被平反，台湾史上的重大噤声事件在时空转换之下，变成了台北博爱特区公园中供人凭吊的纪念碑和国定假日；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更在人民愈来愈高的改革要求之下演变成今日众党并存、多党折冲的局面。不管这些政治上的重大变迁是否直接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处境，至少它们为原本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人们提供了舒缓的出路，因此我们也逐步在地下电台、街头游行、叩应节目、抗争请愿等等新生的社会运动形式中，看到愈来愈多样发展的人民主体性。

政治自由并不是台湾在这一段时期中唯一要求体制彻底松绑的力量；事实上，政治领域中的重大变革都驾驭在其他要求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力之上，易言之，社会不满喂养了反对政治，社会力则做了政治运动的后盾。中小企业对经济松绑的需求、工人对劳动权益的追求、弱势族群对基本人权的要求、中产阶级对社会安全和教育提升的要求，再再都掀起社会力的大量增长，并且在政治论述持续的发展串连之下，构筑成政治领域对决角力的历史契机。换句话说，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扩展，配搭了经济力量的扩展，形成了解严松绑的必要性，而政治上的解严也间接带动了其他领域解严的合法基础。

过去的戒严政策箝制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资讯、结社、媒体的自由，使许多异议人士和弱势团体在日常的生活中深深感受人权被剥夺，而在政治解严和政治布局的大幅变动之下，许多原来被人引以为当然的教育措施都开始遭到质疑。例如，学校中一语独大的国语开始被视为文化局限，教育被视为太过轻蔑学生的各种母语，于是教育部主动积极的推动母语教学，用制度的力量来扭转过去对方言母语的打压和惩罚。教改的多元理念也带动各校开始发掘乡土的文化，以这些看来比较厚实的教育，一方面消弭族群张力，另方面展现先进国家应有的多文化风貌。

如果说在族群方面、语言方面，我们都看见校园的体质改变，过去弱势的、被歧视的族群和语言都开始有机会发展平等的对话和关系，那么性别方面的平等当然也是必然的趋势。毕竟，作为最近才上升的先进国家，为了国际观瞻，台湾至少在表面上不能再容忍性别歧视，就像它不能容忍族群歧视或语言歧视一样。性别解严所带来的民主形象为新兴的台湾国家提供了合法性。

然而，性别平等的理想绝不是像现在许多人想像的那样，“教男生做男生，女生做女生，只是要学会一点尊重，多加一点和谐”──这种梦想就像在政治上一方面要求继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截然差别伦理，但是另方面又希望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两极之间可以达成“平等”一样，根本不可能成功。事实上，当男生一直被调教的太像“男生”，女生被调教的太像“女生”，他们在性别调教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气质差距、权力差距、人生差距，都常常还伴随着深刻的成见和歧视，就算心中有无限善意，也很难拉近多少距离，很难发展出自在的随和的互动。（任何人都知道，权力极端“不等”的双方是很难“平等”协商的。）

因此，此刻性别解严的起点当然要从性别角色的多样化开始。不再是单一的“男生冷静理性，女生柔弱感性，男生果敢刚强，女生贤淑温婉，男生女生各司其责，固定不变”；更不是简单的“男生多一点女生的气质，女生多一点男生的气质，大家都靠近中性一点”──毕竟，什么气质属于哪个性别，是一个被历史过程硬性分配的结果。

明确的说，性别解严所要求的，不是人人都变成面目模糊的无性别主体，反倒是人人都发展出特立独行的多性别流动主体。在个体的伸张和实验中，探测并突破文化的局限；在集体的文化运动实践和论述中，创造新的性别定义和可能。

这种多元性别角色的调教，其实可以从政治解严的例子延伸出来一条比较直接的道路。政治解严并不是一个言语教条上的空泛宣告，政治解严的第一步总是要先平反原本受到抹黑排挤甚至判刑放逐的主体（如政治犯、异议份子等），用正面的语言重新肯定他们的具体贡献，让他们的理念得以坦然呈现，以显示政治解严的具体诚意。同样的，性别解严的第一步当然也就是先平反那些原本在性别体制中受到孤立打压的主体（例如染发带耳环的男生、豪迈开放的女生、同性恋学生、所谓“破碎家庭”的学生、老早就在发展爱情和性生活的学生等等）。这表示老师过去所习惯的某些赏罚好恶标准，也需要被新的性别意识加以检讨和改变（例如不再把同性恋学生当成病态、不再特别批评单亲的家庭结构，反而积极肯定学生谈恋爱的权利、鼓励并调教学生的身体装扮等等），甚至老师自己的性别和情欲位置都需要重新思量和开发（例如老师需要自我反省一下，是否因为自己的情欲经验和期望，而特别僵滞、呆板、饥渴、忌妒、严厉、不爽等等，应该如何开拓自己的人生，才不至于成为学生人生道路的障碍）。

新的性别调教不需要什么标准的榜样和模式，它所需要的是空间和自由。只有当性别异议份子都得到平等对待，得到正面的描述时，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都有信心自在的发展并经营自己的性别身分，也才可能真正鼓励并培养出不同于以往那种充满歧视和恶意的新性别主体。

因此，两性平等教育绝不能像某些所谓两性专家说的那样，好像只要男生女生各守其性别的角色特质，然后在两方之间搭起平等尊重的桥梁，教导她／他们和谐相处的精神就行了。历史殷鉴已经显示，这种“新生活运动”或“心灵改革”，不但无力调教新的人格，更无效防止敌意和猜忌。真正的性别解严因此一定要比照政治解严，从呵护支援那些过去被孤立、被嘲弄的性别主体开始，从肯定那些不太像男生的男生，不太像女生的女生，爱男生的男生，爱女生的女生开始，才可以更进一步鼓励创造新的、善意的性别表现和性别互动关系。

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变革

经济和政治上的大环境变迁，造就了今日台湾引以自豪的局势，但是它也带来许多使某些人感到忧心的新社会现象，其中又以牵涉性别和性方面的问题最令人动容。许多人常常认为是社会变迁造成了社会问题；不过，任何一个有一点点历史观的人都知道，许多时候，所谓“社会问题”只是社会矛盾的渐次浮现，也正标记了我们急切需要更多更彻底的社会变革。

近年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校园中的性骚扰案、强暴案、怀孕堕胎案，也注意到有愈来愈多的青少年进入身体情欲的消费场所，或是作为消费者，或是作为服务者，这些事件和新事物的频繁常见，都使得许多成人开始觉得需要强调性别教育和性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遏止这些现象的进一步普及，另方面也为青少年日后的婚姻生活预作准备。

然而，过去在校园中不是没有性别教育和性教育，事实上，在校园中进行的是非常明确的“性别不平等的歧视教育”，以及非常清楚的“性压抑的管制教育”。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两种教育声气相通，紧密关连，正是联手制造许多校园问题的源头。换句话说，此刻我们需要的不是性别教育和性教育而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有平等意识、有多元理念的、开放进步的性别教育和性教育。
两性之间的互动问题一直是学校教育的重大关切，这又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校园中两性之间恶意敌意的传达，也就是各种骚扰、侵害、暴力事件；另一方面则是校园中两性或同性之间善意情意的表达，也就是学生发展出来的感情生活和活动。而这两方面似乎都在台湾社会的变迁过程中有愈来愈引人注目的发展。

过去考试教育的严谨性别区隔和性压抑，有赖一个颇为单薄枯燥的文化环境来勉强维系。换句话说，依着性别来分校分班的效果成功与否，还要看青少年在经济上是否持续弱势，是否持续依赖成人，也要看周遭文化环境是否持续不提供青少年太多自在互动的机会，以免扰乱军心。但是过去二十年，在资本主义商品文化的推波助澜之下，作为台湾经济生产和消费能力的表现方式之一，青少年的生活内容已经有了长足的变化发展，他们的生活中浮动着各种情欲讯息，他们的日常活动中有了愈来愈多的身体自信和关注，他们的经济实力更为他们开创了无数在日常消费活动中调教出来的品味欲望。

许多成人都认为前面所说的恶意和善意事件是来自这些新的文化发展，他们相信是青少年在流行的物欲和刺激中丧失了自己，因此才会有那么多问题出来。因此成人们相信，只要提供“正确的两性关系教学”，或者“正确的性教育”，一定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发生。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个四方密闭，但是已经五味杂陈充斥各种气味分子的房间里，不去努力改变产生气味的源头（例如打开密闭的窗户，流通空气），而只放上一小盒人工的空气芳香剂，恐怕根本于事无补，只是创造另一些奇怪的化学效应而已。

让我们仔细的来想一想：骚扰、侵害、暴力事件并不是今日才有，事实上，过去发生过的无数这类事件，往往是在学校的息事宁人、家长的家丑不外扬、受害人的隐忍不言中，透过金钱、婚约、自闭、转学来摆平。换句话说，恶意侵害的发生来源一直没有被处理；大家只是用轻易的解决方法把它们掩盖下去而已。而骚扰、侵害、暴力事件在此刻的“频繁”，恐怕并不是什么情况的特殊恶化，而正是因为人们在民主进程中累积了更多自信，渴求更公平公道的社会正义，因此不惜曝光控诉。正是因为人们在社会开放的过程中发现了身体的自主权，不希望再用隐忍来加深个人生命中的创伤，因此想要根本的去除那逼人隐忍的污名。

同样的，学生之间的善意情意表达一向就有。单恋、爱慕、凝望、尾随、情书、约会、送礼、接吻、争宠、情变、冷战、摊牌、分手，天天都在各级校园中上演。从过去到今日，学生之间的表意活动频率并没有大幅度增加，只是表达的方式比较明显，赠送的礼品比较名贵，对象比较多元，开始活动的年龄比较早，约会的地点比较有选择，约会时的活动比较多样而已──而这些发展也都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台湾经济奇迹的一部分表现。换句话说，这些善意情意的表达并不一定是什么了不得的社会问题，也不见得代表青少年已经发展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欲望。

事实上，座落在一个日益多元开放，欲望图像丰盛的社会中，不管是青少年之间恶意或善意的表达，它们极可能正是在抗议成人太过封闭保守的监控，它们极可能正是在呼求一个更为自在自由的交往文化。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说早一段时期的政治民主化，在抗争威权统治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乱象”和各种社会力的折冲协商，因而也模塑了今日稍具雏形的政治平等；如果说早一段时期经济层面中因过度戒急用忍而产生“偷跑”、“自力救济”和“地下三通”等等不合法，也因而模塑了今日“立足台湾，放眼世界”的开阔经贸观──那么，焉知此刻青少年人口群中因争取实现自我而出现的各式恶意骚扰或者善意示爱，不能成为他／她们模塑新的性别和情欲布局的努力呢？如果成人真的关心青少年，那么在这样的摸索和实验过程中，成人要以什么样的开阔和支援来帮助他／她们走出新的格局？或是成人要用更多的高压惩罚、冷语嘲讽、恐怖监控、忧伤哀叹，来为他／她们的混乱悸动增添恶意的利空？

我们此刻看到的是：媒体和专家们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和分析，在公众观点上描绘了一幅危机图像，使大家对青少年的恶意骚扰印象深刻，而对他／她们的善意示爱忧心忡忡。在这种氛围之内，官方的两性平等教育构想，当然只是希望能够消除恶意，冷却爱意，让青少年回归学习的课业，因此在执行上也催促老师们多“关心”青少年，多“注意”青少年。问题是，敌意宣泄或爱意表达之所以形成“事件”，恐怕正和成人对青少年的高度管理操纵脱不了关系，也和青少年生命在单一的课业关注下形成的净空状态紧密相关。

说白一点，不正面肯定支援青少年爱意的表达，就不可能消除他／她们敌意侵犯的动力；不接受多元的性别角色呈现，就无法消除性别焦虑所转化成的敌意。而这两方面的新实践都要求传统的性别体制和性文化彻底改变体质。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不管官方的本意如何，两性平等教育绝不能只是用更多的关注监控，来疏导／控制青少年似乎沛然莫之能御的身体能量，绝不能只是用一些抽象的、听来温暖的言语教导青少年自制自责──这样的做法“解决”不了所谓的社会问题，而只是掩盖现有性别布局的不公，更枉顾青少年身心的悸动煎熬，也只会创造更多的社会“问题”。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主流教育体制之所以常常支持一些重大的教育变革，往往都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太多“逾越体制”的实践，因此期望以教育来由根做起，建立新的身心规范，框定逾越的幅度和方向，防范逾越实践的流窜蔓延与失控。可是，也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逾越的活动恐怕正是在标示出原有界限的不合理，它们要求的正是体制和界限的改变和迁移，它们所追求的崭新的性别教育，正要消除这些限制以及体制压力所带来的痛苦。

结语

以上的分析显示，两性平等教育的政策化，并不是什么女权高涨的必然结果，也不是什么政客个人的特别设计，它事实上是颇为配合此刻台湾突破发展瓶颈之所需的政策，在经济上、政治上、甚至解决社会问题上都有无数的期望在下支撑。当然，作为解决各种问题的急就章做法，这样的教育也极有可能只是浮面的，不碰体制的，巩固原有结构的。

讽刺的是，若是台湾真的想在历史社会大环境的趋势之下生产有创意有动力的主体，以切实满足工业升级、侪身国际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那么就必须更积极的提供正面支援，让青少年能以自己的方式和速度，练习处理个人生命中的痛苦和混乱。这也意味着，新的性别教育必须由性别角色和关系的多元化以及自主化开始，必须由呵护性异议分子的生活生命开始。新的性别教育和性教育必须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革命。（何春蕤）

注1
就像工商业模式的变迁一样，正在进行中的教育方法和教程改革不但是变迁中的社会情况的产物，也是我们配合正在成形中的新社会的需求所作的努力。 --杜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