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劇戲說的危害——再談《康熙大帝》的誤導

作者︰劉寒      

發表時間：2002-2-14

文章出處︰士柏諮詢網(http://www.pen123.net)

現在有很多對《康熙王朝》等歷史劇的批評，我以爲編導們和批評者還在振振有辭喋喋不休不知悔改，在於他們根本沒有找到真正的「硬傷」在什麽地方。編導們的根本問題不在正劇和戲說不分，也不是對歷史真實的不恭敬不熟悉，更不是媚俗討巧，他們的致命傷是傳承、宣揚著一個反民主潮流、陳舊的歷史觀。

    戲說的正劇

    關於有意見說不少歷史劇用正史篡改歷史，比戲說更危險，劉大印說：「應該給我們一定的改編權吧？如果完全按歷史來，我們乾脆拍記錄片得了。」如果劉大印真能拍出康熙的記錄片，絕對是一件空前絕後的事情，賣片子的錢一定是不盡長江滾滾來，問題是製片人是否捨得把製片利潤分給歷史學專家一部分？退一步講，改編也就改編了，香港人戲說進大陸很長時間了，也沒把中國人都戲說成歷史盲。真正有害的還就是這些頂著一本正經演戲說的正劇。

    在歷史劇紛紛佔據各個電視臺黃金時段的時候，有關歷史劇創作開始出現不同的論述，我們發現很有分清楚正劇和戲說的必要：

    戲說是不用什麽歷史觀的，它的創作目的是「戲」，是爲了讓公衆娛樂、心情舒暢，歷史事件、人物在這裏只是用來當個招牌，是個幌子。就像給耍猴的給猴子身上穿的官衣，沒見過真有觀衆跑來要求猴子給斷案的。就因爲如此，戲說並沒有招來更多的評述。  

    議論集中在《康熙王朝》這樣的正劇上。正劇與戲說最大的區別就在，它的目的是要向歷史訴求現代社會問題的答案，而結論的準確必須依靠歷史的真實。文學作品總有一個藝術加工的問題，藝術形式表述的歷史和歷史本身確實存在也允許存在差別，完全的還原歷史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稱謂、年代甚至道具等等的細節上來對電視劇做批評，非常的教條，也很酸腐。作爲正劇的劇作者應該將「古老的觀念置回歷史，揭示其後果，並給予現代的評價」，並依照現代對歷史的研究成果，做到對歷史事件的真實性有一個把握，對事件中人物的作用和事件發生的背景以及事件順延的歷史脈絡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不能從中任意擷取，來爲自己的目的服務，太急功近利了，不真實的歷史得出的結論不難保證準確，也沒有說服力。就像股票的國有股減持方案中的一句話：「在全流通的預期下」，沒有這個「預期」背景，價格就會出現不同的定位。

    僅僅從對人物的塑造來看，《康》劇便沒有遵循這個原則。《康》劇的改編朱蘇進說：「我們可以把歷史的山脈打碎，做成麵團，浸軟了，重新塑造一群人物出來」。經過他的打碎和捏合，劇裏便有了一個「新」的康熙，一個區域性的，是平面的，單線的，是篩選刪節出來的一個理想化偶像化的皇帝，一個與歷史出現的不同的人物。

    康熙的文治武功的確是顯赫，收復臺灣，平定三藩，剿葛爾丹，國家空前統一。可是，復科舉、起八股、興文字獄，就是這些近乎殘忍的「文治」手段使獨裁達到高潮，使奴化教育登峰造極的。所以，僅僅描述康熙的雄才大略，即使再加上青樓尋歡，讓人物有血有肉了以後，卻仍不是真實的康熙。我們在電視劇裏康熙身上看不到獨裁者的狡詐、狠毒、多疑、猜忌、殘暴、愚昧，舉天下以奉一人的淫威。而恰恰有了這些內容，才成爲一個真正的康熙，一個真實的皇帝，一個極端人治的典範，一個獨裁者，一個文治武功的大家長。《康》劇與衆多的歷史劇無不例外的重複犯著同樣的弊病：對歷史人物的美化和簡單化，及至歌頌。以偏蓋全的詮釋使歷史人物定位模糊，歷史進程的真實脈絡扭曲，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錯位。

    頂著正劇的牌子，行戲說的套路，特別虛僞，還有害：觀衆不知道你哪一部分是史實的、可以以史爲鑒的東西，哪一部分又是戲說的，滿足人「那種很庸俗、很方便的需要」。連個起碼的立足點都找不準，還談什麽「解決歷史問題」，簡直就是白癡人說白日夢。戲說的歷史，能爲民族統一做什麽？

    別再來五百年了

    既然做爲正劇來創作，具備一個什麽樣的歷史觀就顯得很重要，有了正確的歷史觀，才可以掌握用「古」的什麽內容來「喻」今天什麽的現狀。《康》劇以及一系列以正劇面目出現的歷史劇，之所以會在正劇和戲說中間糾纏不清，就是沒有一個科學的唯物的歷史觀。

    創作者們至少應該明白一個事實：中國落後的原因，正是因爲封閉和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權。不知道皇權本質，就無從談事件的原委和歷史的脈絡。看過《康》劇，再看康爺的後代們畏畏縮縮丟人現眼的割地賠款，還都以爲是兒孫的不肖，而從歷史的眼光看，一邊是西方工業化民主化的進步，一邊是閉關鎖國妄自尊大窮兵黷武積重難反，外來的侵擾和掠奪最終就不可避免，即使康熙再當十個甲子的皇帝也仍然逃脫不了這個命運。

    把古代的皇帝當做英雄來推崇，這樣的英雄概念很有問題：英雄的概念是個人化的，是以個人的身份出現，與外界做鬥爭，以小搏大，以弱勝強。而皇帝是封建集權的掌門人，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全是他自己的私有。康熙崇尚武功，喜歡打仗，砍人家的腦袋，打到最後興起，硬是要湊數，什麽事情都是一個數位概念了，這個事情就到極至的，就像非常有錢的人會說：「錢對我只是個數位」，那是錢真的太多了。而打仗的代價是活的生命，是那些喪失土地的、窮苦的、被迫服役士兵的性命，用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命來滿足自己的好大喜功、來湊數，這樣的人怎麽算是英雄呢？

    這就是《康》劇和一批歷史劇非常反潮流的傾向，劇作者們把國家的昌盛寄託在某個皇帝的英明神武上，潛意識裏仍舊是舊中國知識份子「得君行道」的老路，所以他們才會裁裁減減編編造造，最終塑造出一個救世主式的康熙大帝。可這樣的認識與提倡法制治國的現代意識背離的太遠了。就以腐敗來說，今天康熙雷厲風行的懲治一番，效果顯著，腐敗就此杜絕了嗎，沒有，事實是在康熙末年，社會上已經是民生疾苦，腐敗猖獗，冤獄遍地。可見，腐敗靠一個人的手段高強是達不到斬草除根的。

    歷史劇好彩頭的大衆心理

    歷史劇出現這樣的狀況還包含著一個大衆文化的問題，中國的老百姓最爲崇拜的是兩種人：清官和俠客。清官的代表人物是包公和海瑞，他們的清廉和公正給予百姓很大的心理安慰，依靠清官的明斷，使自己脫離不公平的境地，變成爲百姓簡單卻有著悠久沈澱的心理情結。即使是怒叱「天呀，你錯勘賢愚妄爲天」也是同一個心理訴求。換句話說，這也是中國人奴性的顯現——清官戲、明君戲有這樣的收視率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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