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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2.28
「近代日本與臺灣研討會」日前閉幕。會中最引起爭議者，即為皇民化文學與當時臺灣作家的角色。有部分作家認為，皇民文學是當時日本帝國皇民化政策下的產物，因而對皇民作家的定義不應無限擴大化。但另有一部分作家基於歷史之正義，認為該是什麼樣的歷史就應還其原本面貌，對皇民化作家的提倡，即可能形成歷史之扭曲。爭議中隱隱然浮現者，依然是臺灣作家應如何定位，皇民化歷史應如何看待，以及最後所應討論者，仍在於臺灣文化主體性何在。
事實上，臺灣殖民地歷史與所有第三世界一樣，是充滿著被扭曲、被侮辱、被改造過的心靈史。其中的傷痕已無法以簡單的二分法加以區別。最鮮明的例證即是成長於臺灣、就學於日本、光復後死於白色恐怖的知識分子葉盛吉。少年時代的葉盛吉赴日本求學，在日本與同學朋友建立深厚的友誼，對日本的教師學長，自有一份情感。這情感夾雜著青春啟蒙的愛戀、美好的記憶、友誼的甘甜、生命成長的壯懷，構成了美好的回憶。當二次大戰結束，葉盛吉準備束裝返鄉時，日記中寫著：「中國的前途、臺灣的建設，可能存在著不少困難。然而為了正氣，我要奮進到底。」他開始學唱中文歌曲「以親我們的祖國文化」。就在離開日本出發的前夕，他卻也在日記中以漢語寫著：「正午，出帆。日本可愛的山河！再見！離別日本的感情不能寫在紙上。」
是這樣一種心情，讓葉盛吉的日記中，充滿著難以言說的複雜感情，既有青春的追索，理想主義的熱情，又有中國人的民族情感，也有對成長過程的日本的懷念。就這樣他投入臺灣的建設，卻發現執政者與其理想不合，而走上左翼革命的道路，在白色恐怖時期遭到槍決。葉盛吉留下豐富的日記，最後由作家楊威理寫作為《雙鄉記》，意即在葉盛吉的心中，有兩個故鄉，一個是日本，一個是臺灣。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作家楊威理心中的《雙鄉記》，而非葉盛吉本人的想法，因葉的死亡，即已印證自己投身的道路。
我們想追索的不是葉盛吉或楊威理的想法，而是它所反映的複雜心理世界。它不僅存在於知識分子心中，成為如李登輝總統談日本時的某種心情，或老一輩作家在談日本時的複雜心境，更是臺灣年長的民眾在談日本統治時代的真實反映。應該正視的是，此種心境的普遍性，是與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當時的急遽社會轉變、腐敗的統治方式、無紀律的官僚機構、臺灣人適應上的困難，以及大陸與臺灣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而來的不適應有關。這種複雜心理所顯現的殖民地文化特性，是我們在探討所謂「後殖民文化」時，有必要加以釐清的課題。
皇民化亦然。日本殖民統治後期所展開的皇民化運動，是為因應其大東亞戰爭而開展的全民運動，包括了民間的改名、改宗教等，而作家則被迫寫作皇民化文學。原本即參加抗日社會運動（如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等）的作家不是被逮捕下獄，便是停筆，或只能轉以反諷手法，在假裝歌頌的外表下，卻隱含對現實的批判。作直接的控訴，已無發表之空間。即使強烈反日如作家呂赫若，也只能藉由對封建社會的批判，來控訴臺灣社會底層的貧困。但整個社會由上層社會到被奴隸的底層，卻已無法再發出任何異議的聲音，沉默已是唯一的可能。因此，若有作家直接向日本認同起來，而真正歌頌皇民化，成為其文學的一環，在當時情境下，實不足為奇。
然而，我們要如何看待這一段歷史呢？由今之研究角度看，相較於抗日作家之下獄與沉默，相較於底層貧困的生活，皇民化文學作家的媚俗、向當時政權認同起來的文學態度，不能不受到歷史的批判。然而再由另一角度來看，皇民化文學，其實反映的正是臺灣文學中被扭曲變形、被傷害、被侮辱的一環。它的不自覺的、非反省的、站在統治立場的寫作，如果未曾有任何批判，是對歷史正義的罔顧，但全面的否定其存在，亦等於否定了臺灣曾存在著這種被傷害的事實。而這樣的事實，不僅存在於知識分子中間，亦存在於一般民眾不自覺的意識形態之中，有如葉盛吉在日記中寫著的，當中國內戰轉劇，臺灣青年被徵召為士兵時，送他們出徵的家屬唱著的卻是早年學過的日本軍歌。這便是皇民化所遺留下來的傷痕。
以此來看，臺灣文化的主體性就更為清楚了。它不應是沒有歷史正義的一味認同於凡臺灣作家就必須被肯定，而是要在批判中，清楚界定歷史的真相，藉由對歷史真相與歷史正義的追尋，讓臺灣內在的精神浮現而出。否則，又如何對得起那些被槍決在刑場上的作家如呂赫若者？尋找臺灣生命的主體性，不是一味的歌頌，更不是毫無批判的認同，而是必須在歷史與現實中，藉由批判性的認知，才能看到殖民地時代的真相，從而自《雙鄉記》的悲劇中，超越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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