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不是簡單地反美而更是複雜地反自己
文/ 趙剛（東海社會系教授）
善良的臺灣人有一個可愛的通病，那就是要在複雜的世局中辨識出騎兵隊與「 紅番 」、好人與壞人、恩人與仇人…。童年的我就是一個標準的善良臺灣人，那時候和家人看電視西部片，總是期待騎兵隊最後出現，殺掉或趕跑那可怕的印地安人。那時後，你若問我，為什麼支援騎兵隊呢？我一定回答：難道還支援紅番麼？
伴隨成長所得到的痛苦與智慧就是瞭解到這個世界不再是西部片。我當然還是會懷念童年的那種把正義與邪惡擬人化的簡單快樂，但我會非常不能原諒自己，如果我現在還是那樣地受簡單善惡是非範疇的支配，用情緒取代知識與分析。閱事既多，慢慢地，我懷疑一切用簡單二元對立的方式來鋪陳世界人生的說法，也懷疑習於這樣說話的人，總覺得他們都在用一種二選一的邏輯讓聽者盡入其彀。
我小時候會說：難道還支援紅番嗎？這當然是純潔的兒童已入人彀──大人之彀。但陳水扁總統說：「不支援美國，難道還支援伊拉克嗎？」就讓人很困惑了。不知道他這樣說是要讓人入彀，還是已入人彀？我寧願信是前者，至少他也許不信他所說且知道他在說什麼。但如果他果真是犯了善良的臺灣人的一個可愛的通病的話，那就糟了，大家就要開始擔心，這樣的一種政治「單純」的演出是否真的是在「愛臺灣」。
長期的反共教育使臺灣人民異常嫻熟於作簡單的敵我二分，幾乎成了第二天性，這促成了政客的好分人己以及嗜血好權，但卻也讓他們在各個層次的政治論述幾近於童言童語。對美國的孺慕之情和被拋棄的恐懼，結合起來使得美國成為了實質的父國，影響所及是幾世代的政客與知識份子無法理性地考察我們和美國之間的關係。相較而言，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雖也懍於美國的地緣政治霸權而時有「識時務」的表態，但從來都是從他自己的利益出發，步步為營、如履薄冰。為什麼？因為他們有一種因深知歷史而來的現實智慧，讓他們不易輕信 、不願託身 、更不會 「報恩」。這回，和伊拉克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伊北庫德族人，並沒有接受美方的唆使，並公開宣佈不願和海珊政權作戰，原因就是美國作為一個帝國從來殊少施恩倒常背信。力小者不進入地緣政治的大賭局，這是基本生存智慧。
臺灣長期以來依美而立，幸運地依賴著冷戰結構而得以倖存且繁榮。這是歷史偶然，而非必然。這十年來冷戰結構既破，而布希上臺以來，更是要破壞前任政府的多邊主義，冀求建立它的一極獨霸，而發動這個戰爭就是要獲得這個獨霸。但一如有識者（例如華勒斯坦）所指出，這個戰爭是場豪賭，而不論是否能速戰速決，將來的世局都將有大變動。果如此，臺灣在變幻莫測的未來世局中、在地緣政治的板塊劇烈震盪的時候，依然故我地按照冷戰時期的處世之道，擁抱布希政權這一超級賭徒的大腿，縱然有可能換得數年安定繁華，但風險其實巨大無比；包括五角大廈、中情局，沒人知道戰爭的結局將如何牽動極為複雜微妙的國際局勢。臺灣的主政者，從吳釗燮、石瑞琦到陳總統，請給我們一個說法，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加入這個賭局，而且是以一種完全不雅的姿態與美國鷹派共舞地緣政治狂想曲。我們要提出公民的質問：臺灣人民為什麼要被裹脅加入這個賭局？誰有資格如此巨幅地增加我們的風險係數？如果回答依舊是那些反戰等於反美等於反臺，以及反哺報恩之類的愚誣之言，則大可以休矣！
三月22日的反戰遊行在寒風中結束了。好像臺灣社會初次看到了一些對話的生機，因為我們看到原來可能因為某一政治魔咒而老死不相往來的團體或個人也都擺開歧異，逗陣來抗議。看來這個戰爭對臺灣而言還是有些正面意義的。但是否能把握住這個以伊拉克人的鮮血所灌溉出的機會之芽，繼續深入相關的討論，使人們能夠相互教育，從童騃的簡單的二選一的對立或依附的邏輯中解放，成為剽悍的、不易信的、但又能傾聽的政治主體，冷眼熱心看自身與世變，恐怕才是反戰運動在臺灣的終極訴求。從這個觀點看，這個遊行是有個小瑕，那就是雖然做到了同步與世界接軌，反戰全球化，但多少輕忽了在地的實質目標。一位記者朋友說：「除了抗議美國和英國代表處，更應該抗議外交部」。這是對的，反戰最後應該反的是自己；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媒體、還有自己的各種積習頑性。
如果反戰能夠成為一種激進教育，使人們能夠對自己的習慣的世界觀、自我認同、安危利害能夠產生超越政治魔咒的民主論述，而以一種公民的不服從的責任為出發點，不再相信政府，進而對政府的公共政策、國際政策提出質疑與挑戰，那就是這個運動的最大成就了。如果人們連自己的政府都不易信了，當然也更不會輕信美國這個靠不住的靠山了。這麼說，還需要再強調一次嗎？──並不是反美，當然更不是反臺，甚至還超越了僅有否定意義的反戰，是要將反思性與民主實踐結合起來。這個講法聽似激進，但其實只不過是近來學界人士所說的「審議民主」、「公民社會」、「風險社會」的基本精神而已。這並沒有陳義過高的問題。而所有的進步的、時髦的理論術語，如果不是隨時準備拿來與現實相牴牾的話，那麼永遠都會給人陳義過高、了不相干、甚或葉公好龍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