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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
對全球化的擔心、恐懼和批判，已經成爲一大批自以爲先鋒的知識份子群體中的一種時髦，他們擔心全球化、或者乾脆就是強勢西方文化，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美國的文化霸權將統治全世界人的精神生活和心靈。
這種擔心當然有其合理性，知識份子面對著全球化而激起批判的熱情，原也是其職業使命之一。然而全球化對於本土文化的影響是否全然是負面的，這還是一個有待釐清的問題。
國家是文化多樣性毀滅者
就我的理解，這些知識份子所捍衛的文化多樣性，其實準確地說應該是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比如要捍衛中國文化、捍衛俄羅斯文化之類，更有捍衛伊斯蘭文化或者印第安文化乃至非洲文化的說法，然而，問題就在於：政治（和國際政治）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本身，更不要說一個包含了數十個國家的地區和大洲是否能夠成爲一種文化共同體的單位，它們能否作爲多樣性中的一個樣兒而存在，是否構成了一個同質性並足以與外部世界劃出明晰界限的獨特的實體？絕大多數論者正是以民族國家為文化的基本單位的，因此他們所關心的也許是政治性國家而並非真正的文化。
現代民族國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儘管人們常常把現代國家稱之爲民族國家，然而仔細分析，國家跟文化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在地域上、在涵蓋的人群上、在推廣、擴展所使用的手段上，都不是重疊的。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內部都遠不是同質的，姑不論國家疆域內部不同種族、民族的文化的歧異性，就是單一民族構成的國家內部的文化也絕不是同質的。其中有各種各樣的亞群體，他們之間的觀念、價值、信仰、生活方式都是不同的、相互競爭，比如比較典型的單一民族國家（並非完全意義上的）日本，也有信奉神道與信奉佛教之間的區別。更不要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透過階級劃分而直截了當地指出民族文化乃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虛構。
而在現代民族國家（尤其是根據某種意識形態而建立國家）形成過程，似乎就是一個逐漸取消多樣性的過程，國家爲了維持團結和凝聚力而刻意地扶持、甚至只許存在一種意識形態，打壓其他與其不同的思想、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這可能屬於與少數民族相對應的少數民族、也可能是相對與多數主流的少數異議者），如果從那些被打壓的文化共同體或亞群體的角度來看，遠在全球化之前，它們的多樣性就已經面臨著威脅，或者簡直就是非法的，更有可能已經被摧毀或被迫轉入底下狀態和休眠狀態而不能以合法的形態公開地存在了。這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常態，而在有些國家尤甚。
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等諸種制度安排，對於文化多樣性的影響可能要大得多，而這些安排卻是跟全球化或西方帝國主義霸權沒有任何關係的。尤其是如果這些制度並非是因應社會之自然變遷而自發地形成，而是人爲地按照某種意識形態、服務於某個利益集團之目標而建立起來的，那麽它們必然是服務於此一集團及其意識形態，其對弱勢文化之影響乃是直接的和壓制性的，因此，當我們恐懼全球化危及本土文化的時候，其實似乎更應該反思在一個民族內部、一個文化共同體內部及其相應的政治結構之制度性安排是否妨礙著本土文化多樣性的發育成長，不僅是指多種族文化之共處繁榮，更包括同一種族內部不同群體的多樣性也獲得各群體彼此之間的相互認可及國家法律的切實保障。
與之相比較而言，全球化的影響則是比較緩慢的滲透，並且必然是經由文化共同體成員的自願接受才能産生影響。全球化進程對於民族國家職能的削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全球化下，某些普適性的國際慣例和制度的約束力越來越強、國際共同體的輿論壓力能夠迅速激發出來，市場化的衝擊導致意識形態型國家的逐漸放棄其強硬的意識形態而實現世俗化，所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輕國家對於弱勢文化的壓制力量，或者由於國家會放鬆其對於意識形態的依賴或者弱化其意識形態狂熱，凡此都可能爲受壓制的少數種族文化或同一種族內部亞集團文化之發育、復興和公開化而擠出一定的空間，從這一意義而言，全球化不啻是這些被壓抑文化的解放者，當然是無意之間的結果，而非其刻意致力的結果。
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少數種族或亞文化政治群體能夠有更多的可以繞過國家的控制來傳播自己理念的渠道，瞭解到曾經被刻意封鎖的外部世界的思想、價值、生活方式從而其選擇的空間空前地擴大，而國際性慣例與制度使國家更趨於文明化並約束其壓迫力使之不敢肆無忌憚，凡此種種喚醒了少數種族和亞群體的文化自覺意識，起而異議甚至反抗多數借國家力量強加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之間更多的體認、交流、溝通，尤其是各文化
共同體成員在本傳統內學習、模仿之外更多地學習、模仿其他文化的機會，將使諸文化趨於接近，然而也正是交流與學習，凸現了各種文化之特殊性、個性，從而全球化可能並不是取消文化的多樣性，相反倒可能使文化的多樣性更加繁榮昌盛 起碼在全球化的起步及此後一段時間是如此，至於隨著交流會不會出現某種融合從而使多樣性開始弱化，則是一個需要想像力的問題。簡單地說，全球化的作用機理在於通過限制國家對於其民衆的權力範圍和縱深度，釋放小群體和個人的自由空間，從而可能增加文化的多樣性。
下文我們將會探討如果沒有適當的國內、國際性制度約束，這種文化個性之過分張揚、會通過民族國家之間的暴力衝突（這就是歐洲大陸18、19世紀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初頻繁戰爭的原因）或是國內不同種族、不同群體之間的暴力衝突的方式表現出來。僅從冷戰結束後此起彼伏的民族衝突，我們就可以說，至少近些年的全球化進程似乎並沒有抹殺不同文化、民族之間的個性，相反，這種個性也許也被過分地強調，從而釀成了衆多人間悲劇。
舉例說明：傳統戲曲
當我們慨歎傳統戲曲的衰落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更多地反思嚴密國家控制的劇團演出體制是否阻礙了吸取的發展？在我的家鄉陝西，這些年來，國家控制的劇團可以說跟其他地方一樣非常蕭條，看了這一點你可能痛心疾首地得出結論說秦腔陷入了危機，然後就會開始義正詞嚴地批判西方文化的入侵；然而如果你到民間走走，會發現秦腔異乎尋常地繁榮，各地都有自樂班，每逢紅白喜事，他們都會演出，而且聽衆中除了老人，還有很多年輕人。他們是完全按市場化組織起來，他們帶給人們歡樂和藝術，也獲得應有的報酬，如果唱得不好，自然就會解散，而不會被原因歸罪於西方流行文化的入侵。或許你會說他們的演唱根本就沒有達到藝術的水平，我覺得這種說法不對，民間文化就是民間文化，一種藝術，是爲其受衆存在的。
很多傳統文化樣式的衰亡在很大程度是國家嚴密控制的結果。國家的控制幾乎窒息了傳統戲曲的發展。國家之所以控制本屬民間的戲曲，乃是因爲它要建立起對意識形態的全面管制，因爲要控制普通民衆的精神，因此國家控制的劇團的曲目逐漸地偏離了民間本土色彩，處於政治考慮嚴格控制純粹民間的曲目的演出而去排革命現代戲，儘管它也知道這種戲根本就沒有觀衆，所以就用暴力手段強制人們去觀賞（八個樣板戲）而真正民間的戲曲卻被有意地壓制。透過這種國家控制的體制，傳統戲曲逐漸地成爲一種博物館的東西，不是民衆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是政治思想控制的手段，成為一種死亡的傳統而非活的傳統。
秦腔的這種繁榮是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的，正是國家放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而市場體制逐步進入農村、而且人們具有了一定的溫飽保障之時。國家對意識形態和人身控制的放鬆，給了民間文化復甦的空間，儘管仍然是有限的，從而發育出跟國家體制內僞民間文化截然不同的真正的本土的文化，這種文化是民衆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是民眾自由選擇（個人選擇、集體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外部的強制。
當然，這種民間文化也有可能出現衰落，歷史上就有過明末和清初、中期非常繁榮的崑曲陷入衰落的事例，然而這是文化自行演進的正常的結果，任何文化樣式都不可能享有「萬歲」的特殊待遇，因爲此一文化樣式爲之服務的群體的偏好是一直在變化著的，他們可以抛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再喜歡的文化樣式，而創造出新的、能給他們帶來更多歡樂、更能表達他們的激情的文化樣式。這是正常的文化演進過程。只要不是政府刻意地壓制，那麽一種文化樣式之所以衰亡，可能是因爲人們找到了更好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此一群體的總收益會是正的，他們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改善；而當政府運用暴力壓制該群體原來喜聞樂見的文化樣式而強加給他們一種他們根本就不喜歡文化樣式，則他們的收益就是負的；同樣，在他們通過資源的用腳投票方式逐漸地放棄了一種文化樣式時，國家試圖藉助政府來挽救此一文化樣式，或許可以滿足某些人的文化獵奇心態，但對於曾秉承此一文化樣式的人們來說，沒有任何現實的意義，不會增加他們的總收益，因爲沒有市場需求的産品是沒有任何價值的，不管你爲生産它耗費了多少資源。
極端而言，如果一種文化樣式不能在激烈競爭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市場上獲得立足之地，那麽，它可能就真的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第二個例子：宗族
什麽是中國傳統文化，風雲一時的國學大師們始終沒有講清楚這一點，因為他們的目光始終在書本上和幾千年前的聖賢經典上，我們有點疑惑：這是傳統嗎？傳統就是書本嗎？
傳統應該是現實的，當我們談論把結合東西文化或者用中國文化拯救世界之時，此時的文化、傳統應該具有現實的品格，也就是說它實實在在地存在於中國人的生活，規範著中國人的生活，它不是書本的句子，而是種種現實的規範和制度安排，比如宗族制度、家譜制度、私學制度等等，正是這些制度約束著中國人的生活，這些制度就是中國人的生活，就是現實的中國特色。
然而這些制度卻因不符合所謂的現代化標準、不合乎民族國家官方的意識形態，而在20世紀遭到全力的掃蕩。當我們自己的文化早已死亡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卻憂心全球化的侵蝕，這真是一種諷刺。
當然，從純然客觀的角度、從歷史的角度，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看，這些制度可能是很不可欲的制度，然而，因此而由國家用暴力予以禁制甚至消滅是否就是正當的？反對全球化的人士對此又該如何面對？因此一個鐵的事實就是：如果說佔了這個地球1/5的人口的文化正在喪失其純潔性從而使全球文化更趨單一，也決不是始於今日，而是在二十世紀初、中期就開始了；而這並不是全球化的罪過。我們再重複一遍，民族國家的建立本身就伴隨著文化多樣
性的被消滅，而國內的制度安排才是能否保持文化多樣性的關鍵所在。
1980年代以來宗族組織的某些樣式在農村中有復蘇的迹象，然而對此主流意識形態持批判態度，並採取某些強硬措施予以壓制，因爲它被認爲削弱了農村基層政權組織的力量。那麽在若干年後，中國人獨特的社會組織方式徹底消亡之後，人們應該將其歸罪於現代化本身、西方文化的衝擊還是其他國內政治因素？
全球化力量的構成
與國家擁有暴力壟斷權從而可以用之追求其獨斷地認定的文化同質性相比，全球化過程可能也具有某種使諸文化趨於接近但一個顯著的優勢在於其非暴力的性質。當然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大衆文化「入侵」的過程，最起碼是一個非暴力的過程，我們的青少年熱烈地歡迎它、接受它，我們可能覺得這不對，但它起碼不是直接用國家暴力來強加於人，在習慣於用民族國家的暴力來建立同質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的世界上，僅此一點，就是難能可貴的美德了。這跟市場與計劃的區別有類似之處。市場有種種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然而相比於計劃之強制、相對於計劃體制之以個人爲實現某一目標的工具，則市場體制顯然要人道得多。
說全球化是西方文化、或者美國文化向全球化蔓延，可能是不準確的，因爲其他的文化也在向西方文化中滲透，比如《臥虎藏龍》的紅透好萊塢、《駭客帝國》中最吸引人的也是其中國的武功、非洲拉美的音樂元素成爲美國流行音樂創新的源泉等等，當然總的來說，西方文化處於強勢地位，雖然它的強勢的力量可能正是來自於其對於其他文化的開放性。
再仔細地分析這種西方文化，所謂帝國主義的說法也可能是不準確的。無論如何，曾經持續了幾百年的西方（還有東方的日本）殖民地活動始終是以民族國家爲單位展開的，即使是最初的地理大發現也是西班牙、葡萄牙皇家支援的；然而今天作爲向全世界滲透的、承載著的西方文化價值新聞媒體、影視娛樂樣式、流行文化、自由民主的觀念和制度，從最狹義的定義來看，也是民間的而非政府的，當然是屬於西方的民間。西方的政府可能默認或者從道義上予以支援，並且可能會巧妙地利用這種力量來追求其國家利益 不利用這種力量的政治家肯定是傻瓜，但這並不能改變一個基本的事實：這種文化擴張的力量絕非直接來自於其國家運用暴力，而更多地是一種通過接受者的配合而進行的市場行爲，如果從推動的主體來說，也就是很多人所深惡痛絕的國際資本的力量。
資本的力量在知識份子筆下從來就被描述爲一股邪惡的力量，在一般民衆心目中也寧願相信政府而不願相信資本，然而資本果真比國家的暴力，不管是用之與國家、民族內部、還是用之與國家、民族之間，更邪惡嗎？
當然我們無意於美化資本，不過，資本固然不是慈善家、不是文化多樣性的鼓吹者，它不會刻意地去儲存其所到之處的民間文化，但是反過來，資本似乎也不會刻意地去打壓、消滅本土的民間文化，因爲這對它來說並沒有什麽效益；即使它有這種意圖，它也不可能運用暴力機器實現它的意圖，因此就其對於國內少數文化或不合乎其同一標準的亞文化和民間文化的威脅性而言，國際資本比起要求所有人尊奉唯一正確的單一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的國家來說，可能更小一些。
資本的力量畢竟不是國家暴力，如果根據西方的現實觀察，它乃是強勢文化國家中民間文化的反映，也是一種民間的力量，是一種強大得多的民間的力量，這種強勢民間力量要發揮作用，首先需要衝破它將要進入的民族國家的封鎖和限制，這一點正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倍受批判之處，向來的民族國家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從民族國家爲了建立其合法性而進行了衆多的文化滅絕活動這樣的角度看，民族國家爲確立主權付出了極大的成本，僅從這一點看它還真有點神聖不可侵犯，而資本卻在侵蝕這種主權；然而，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卻似乎可以得出一個必然是有爭議性的結論：衝破民族國家的封鎖，對於此一民族國家內部的普通成員，更不要說那些曾經受到壓制的成員和群體及其價值、文化未必就是一件壞事，或者簡直就是一種解放。重複一遍：資本並沒有這種慈善的意圖，但可能的確收到了這樣的效果。
當然種種歷史事實已經證明，解放本身並不必然就帶來幸福，從一種牢籠中解放出來，很可能就立刻陷入另一個也許是更密閉的老籠。問題的關鍵在於解放之後的選擇。來自外部的此一強勢民間文化在侵蝕了國家的控制之後，給了人們更多的選擇，並把他們抛入到一個範圍大大擴展的、更多的文化、價值相互競爭的市場上，而也許正是選擇的多樣化從而也是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導致了以價值、文化符號爲生的許多知識份子（主要是人文知識份子）的焦慮。井底之蛙來到大海當然會不知所措，並使得他們進而抵制提供了更多選擇項的全球化本身。
在一個開放的世界上，不僅存在著正在形成中的全球統一的經濟的市場，也存在著政治制度的市場和文化、觀念、價值、與生活方式的市場，多種多樣、來自不同地方的不同的文化、觀念、價值、生活方式彼此競爭，這種競爭可能發生在一個小的高度同質群體的範圍內，也會發生在種族之間、國家內部不同民族之間、世界範圍內不同的文化之間，全球化擴展了這一市場的範圍，在一個給定的文化群體內部，其文化、價值市場上，原來是由單一的壟
斷的國家供給，其産品也許是強加的、根本沒有選擇餘地，而在一個更開放的世界上，這一群體有了多個競爭性的産品，也就是說群體內的成員有了更多的選擇，而這種更多的選擇機會，使原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可能處於不利的位置，但這並不等於說這個群體的成員也處於同樣的不利位置，相反他們經過新的選擇可能會處於比以前更有利的位置。我們不能因爲他們可能發現更好的東西從而抛棄他們原來的東西，而拒絕給他們見識更多選擇的機會，任何人都不能剝奪他們的這種知情的權利，儘管其導致的後果可能是令人傷感的。
而在多種選擇敞開之後，人們或者說群體作出什麽樣的選擇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而非思辯的問題，因爲這屬於人們固有的自由的範圍內的問題。而資本的力量正在於能恰當地利用人們的這種選擇的自由；資本逐利的本性使它致力於發現人們的需求並滿足人們的需求，因爲只有如此資本才能生利；資本不能依靠暴力而只能依靠取媚、靠嘩"
886;取寵、靠投其所好等等這些在高尚的人看來很不堪的方式，因此它所依賴的乃是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個人可以自由選擇的範圍有多大，資本的力量就有多大，而在一個個人沒有選擇權利的國度，資本是不可能片刻維持的。
因此，如果麥當勞侵入了神聖的法國美食文化的領地，那麽，怒髮衝冠的法國知識份子所應批判的就應該是法國人，一部分法國人的嘴和胃，而不是資本。除非他們能夠徹底地管制自己的同胞的嘴與胃，也就是剝奪他們自己決定吃什麽、不吃什麽的權利，否則麥當勞的資本就將繼續在神聖的美食文化中存在甚至擴展。另一方面，回首所有中國人曾經被強制集中到食堂的歷史，相比之下，麥當勞的各種商業促銷手法足以令我們受寵若驚，也許正是出於對嘴和胃曾經被管制的後怕心理，麥當勞才迅速在中國蔓延。而你不去麥當勞，麥當勞絕不會給你戴上可怕的政治帽子。
這就是說，在伴隨著全球化的某些文化（在大部分場合下是西方）逐漸地擴展傳播的過程中，不僅強勢一方傳播擴展的動力來自民間，來自非政府控制、由民間相對自由地積累創造的文化（從理論上說所有的文化、價值、生活方式都是民間創造積累形成的，但這個世界上的確存在著某種由國家強加於其成員和少數群體的文化），來自私人資本力量的推動，而且，相對弱勢一方的接受、學習、模仿過程，也主要發生在民間層面上，
舉例說明：媒體的全球化與封鎖
目前有很多人在批判媒體的全球化弊端，然而對於根本沒有資訊自由的人們來說，這根本就是一個僞問題；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能不能接觸全球化媒體的問題，而不是這些全球化媒體好或者壞的問題；好或者壞應該由自由的個人根據自己作出判斷，而不是由政府作出判斷，並運用暴力對它認爲不好的予以封鎖，這乃是剝奪了個人的基本權利；不管是好是壞，一個成年的公民都有權利接觸並自行決定是否繼續接觸，唯一的約束乃是道德和社會風俗，而非政府的暴力。至於它說的是對是錯乃是另一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首先他們擁有接觸的權利，只有在他們都可以自由地接觸之後，才可能作出選擇，在他們沒有接觸之前就作出選擇或作出批判，是根本不可能的。
對於那些被以文化多樣性或政治意識形態的名義爲封鎖起來的人們來說，面對媒體的全球化趨勢，問題的關鍵乃在於個人是否保有自由選擇的權利。而我們卻看到很多封閉的國家及其學者在批判媒體的全球化，背後的含義是他們可以代替民衆作出判斷和選擇，當李希光在批判美國媒體妖魔化中國的時候，他不啻是在論證政府封鎖資訊的正確性。
這些人士的一大論據就是全球化的媒體乃是受資本操縱的，然而，一個基本的事實卻是，資本乃是一種民間的力量，它並不擁有暴力的工具。它靠的是信譽、說服甚至是誘惑，而不是強制。當然在言論、資訊之自由已經成爲幾乎是神聖的現實的地方，有些人士會以爲這兩種手段之間並沒有區別，然而對於觀察世界的窗戶被封閉起來的人們來說，這兩種手段具有根本的區別。判斷一事物之利弊應是基於比較，把資本和暴力放在一起，哪一個更接近於帕累托最優，應該不是什麽難解的題目。
令那些批判全球化媒體的人士失望的是，被封閉在正確輿論環境中的人們似乎有強烈的意願接受資本的誘惑。這就是資本的過人之處。
一個反問
上面的討論中我們指出全球化要衝破的文化封鎖給接受文化一方更多選擇，顯然在這些論述的背後我們傾向於認爲：民族國家對於文化的多樣性本身就是一種威脅，而全球化說不定是更小的文化單位的一種解放力量；那麽，我們可能遇到這樣的詰問：正在全球範圍內蔓延的西方的強勢文化、價值、生活方式，在其國內難道不會是政府塑造出來用以壓制各種亞文化的意識形態霸權，從而本身生來就是壓制性文化體系？西方很多學人的批判性所指向的正是這個疑問。如果確實如此，則其蔓延毫無疑問將是人類文化的災難。
對此我們的論辯依然要回到國內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等各種制度的安排上，關鍵的問題在於，這些國家的自由憲政體制有可能使那種正在全球蔓延的強勢文化，在其國家內部不至於成爲類似於比較封閉國家的那種用暴力維繫的單一意識形態。
上文說到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等諸種制度安排對於文化多樣性的影響可能要大得多，而各個國家的這種國內制度的性質是可以作出比較明確的區分的，而不同性質的制度安排就決定了在各自國內各自的強勢文化（多數文化、主流文化）的不同的品性，而其對於弱勢文化（少數群體、非主流文化和各種亞文化）的影響的方式和力量之大小，也是大不相同的。比如同樣面臨著分離運動，伊拉克會動用數十萬軍隊殘酷鎮壓庫爾德人，而
加拿大政府不可能動用聯邦軍隊進行血腥屠殺；某些國家可能要求所有人遵循某一個人的思想，並將其充分地貫徹到全部的文化活動中從而統一所有人的思想，而在西方這種情況是不可想像的。這種區別，在西方學院派知識份子看來，可能沒有多大區別，只不過是霸權的表現方式不同而已，而在身臨其境的人們看來，這種區別就是生活的根本性區別，由此而塑造出的國家用以實現其精神的團結和國家凝聚力的強勢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此一論辯可能遇到所謂「民主奴隸制」的反駁，即西方國家對內維護民主制度（其實準確地說是自由憲政制度），而對外卻採取霸權戰略而企圖置整個世界處於奴隸地位。當然在現實國際政治舞臺中不能說沒有這種因素，然而，誠如上文所論述在自由憲政的制度安排下文化活動的主體基本上具有民間的性質並保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則其是否完全是政治可任意塑造並加以利用服務於自身狹隘的、暫時性目的工具，實是一大疑問。此一疑問如果成立，則資本是否會甘冒虧損的風險而在對內的文化之外另行炮製一套用以控制其他文化的價值、生活方式，揆諸現實，也令人充滿疑問。
可能所有國家都需要某種價值、精神紐帶把分散的公民聯結爲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可以共同應付某些問題尤其是在生死攸關之際仍然能維持群體存續之共同體，在單一民族國家裏，這種紐帶也許可以是文化，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用文化來作爲聯結紐帶也可能是危險的，因爲即使在一個文化內部也存在著異質性，也有文化上的異議者和反叛者，因而作爲一種聯結紐帶它並不是普適的，相反可能把某些少數排除在外而剝奪其應有的政治權利。至於本身就是多元民族構成之大國家，則試圖以文化來
唯一可以維持文化多樣性，給少數種族和亞群體以自由競爭的空間，而又不使之過分凸現個性從而陷入衝突的制度安排，可能就是自由憲政制度。這種制度能使民族國家內部的不同文化群體的價值、生活方式都獲取公正的發育成長空間。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公正的機會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文化價值都能夠長期維持不墜，相反，它所著力保障的文化群體成員的選擇權利使任何一個文化及其價值都必然處於變化適應之中，從而並不能排斥被抛棄的可能性，當然也具有擴展的可能性，如果它真的對其他文化群體的自由的成員具有吸引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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