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陳沖和旅美女作家嚴歌苓同行，到北京爲她獨立執導的第三部電影《扶桑》選演員。她讚歎「寧靜真漂亮」，也感歎周迅的靈氣和可愛。但誰是演《扶桑》最合適的人選，她還在考察之中。《扶桑》改編自嚴歌苓的小說，劇情發生在20世紀初的美國舊金山，表現的是五百年前華人赴美的血淚史：女主角扶桑是位可愛的中國妓女。她被一個白人少年克瑞斯暗戀，後與長大的克瑞斯發生了一段感人的愛情，但克瑞斯的家人卻強行將克瑞斯送到英國讀書。戰亂中，扶桑又被當地的華工頭包養。在華工頭因殺人而被處以絞刑時，扶桑在刑場上與華工頭舉辦了一場婚禮……半個世紀過後，已經八十多歲的扶桑和已經七十多歲的克瑞斯在一家中國餐館偶遇，但雙方並沒有相認。
在一同去見寧靜的路上，我和陳沖隨意聊起《扶桑》、聊起她在好萊塢當導演的甘苦。
拍《扶桑》我會有更多主動權」
問：聽說你和嚴歌苓爲改《扶桑》劇本改得很痛苦。你爲什麽如此鍾情這個題材？
答：在我的腦子裏，我總覺得那個華工頭就好像是《飄》裏面的那個白瑞德，其實他是很有魅力的，人們也希望他們兩個命中註定應該在一起。但因爲歷史、時代等各方面的原因把他們兩個給錯開了，從而引發了扶桑和克瑞斯之間的那一段戀情。西方讀者則認為，是命運的錯誤使克瑞斯和扶桑之間的愛情沒有結果。但這樣也沒什麽不好，不同的人對這個故事可以有自己的觀點。克瑞斯跟扶桑之間的吸引力就在於神秘和不理解所致。我們迷戀上的很多東西往往都是因爲我們不理解、不懂它，而他們之間的愛情也肯定是這個原因。
問：也就是說，你未來的電影不會給扶桑和克瑞斯續寫愛情？
答：其實現在的劇本跟小說是非常相像的，所有的時間、空間都差不多。
問：在《扶桑》的拍攝上，你的導演主動權將能發揮到什麽程度？
答：這次製作的主動權相對於我第一次當導演當然要大得多，但跟好萊塢的電影相比，還是屬於低成本的。
我可以拍好萊塢的大製作電影」
問：據說你在拍《紐約的秋天》時，也是過五關斬六將才獲得導演權的？
答：那部影片的製片人很多，有時候拍一個鏡頭，你得跟人解釋半天。有時候你是解釋不出來的。你什麽事都要跟他解釋，基本上很難有主動權，更沒有主宰權。對於接這樣的影片，我以後會很小心。後來我跟顧長衛又差點合作他們公司的另一個片子，但我說要再推一推，因爲現在就有很多方面的意見不統一。那段時間，影片各方面差不多都籌備好了，都快開機了，但如果從選演員到改劇本，我在觀點上跟製片都不是特別統一，那要是等到拍戲，可就更難了。拍《紐約的秋天》時，他們全都準備好了，我是臨時進去的，但要拍新的東西，我就希望多一點我的選擇。我跟製片的選擇經常有很大的衝突，在這種情況下，我就說：「算了，暫時讓我停一停，搞一下我自己的獨立製片吧。」
問：當時你接《紐約的秋天》的時候，我很爲你激動。因爲華人電影導演裏能拿5000萬美金拍一部電影的人還不多。你導第二部電影就拿了這麽多錢，這部電影對你有什麽樣的鍛煉？
答：跟美國人以這種方式合作，這是第一次。我能夠領導他們，然後跟製片溝通，這都是一種學習。通過這次實踐，我知道我可以拍好萊塢的大製作電影。當然，我最初拍《紐約的秋天》時有點慌，覺得紐約的班子肯定是比較大男子主義的，而且紐約的工會是最強的。後來工作完了覺得挺好的，各個部門都挺合作。在那個過程中，我除了跟製片有磨擦外（這種情況在導演和製片之間是經常有的），和其他人的合作都還行。
當導演是個體力活
問：以前你在好萊塢也演了很多電影，現在你自己去導演別人，你覺得這兩者之間有多大的差距？
答：當演員可舒服多了。當演員整天被人照顧著，該輪到你了把你叫出來，沒輪到你，你就休息、玩，所有的人都呵護著你。可你做導演了，你就要照顧別人，求爹爹、告奶奶地叫人爲你幹活。而且工作時間很長，一大早，你第一個就得到，晚上也是最後一個走，還得看樣片，連睡覺時間都沒有。攝製組只要有問題，人家全都找你，是夠辛苦的。弄到最後，我覺得導演就是個體力活。所以誰要當導演就得做好充分準備，每天必須鍛鍊身體。
問：像你這樣到好萊塢做導演，應該算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一是因爲你是華人，另外你是個女性。你以這樣的身份和那些演員、大明星相處的時候有過什麽障礙嗎
？
答：那倒沒有。都是明白人，所以沒什麽難的。
問：聽說好萊塢審片時有很多觀衆參與提意見，而且你還得照他們的意見改，那時候你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情？
答：反正就這樣做唄。他們有觀衆測試，然後各階層的製片要來看，發表意見。反正你自己想儘量保證原來完整的想法，可弄到最後，你都不知道原來完整的想法是什麼。就是說，你原來是一塊有棱有角的石頭，弄到最後卻變成了一個大石榴，給磨得圓圓的了。
問：那你現在怎麽處理你的事業和孩子的矛盾？比如說：你現在又要導戲，又要演戲……
答：是挺難的，離開孩子太難了，所以我有時候會想：「大概是不行了！別幹了！」有時候我又會想，離開她一下吧。然而，我需要有成人之間的交流。想到她需要你的時候你不在，挺心疼的。但是你真的讓我一輩子在家帶孩子，跟外界沒有聯繫，也會覺得空虛的。
「好萊塢有自己的框框」
問：在好萊塢那種體制下當導演是不是很痛苦？
答：主流製片和獨立製片是兩種不同的艱難。獨立製片，你要找到這筆錢也不容易，省吃儉用的，就希望把錢都花在銀幕上，但至少我犯我自己的錯誤，我沒犯別人的錯誤。而主流製片是什麽都好，但他逼著你犯他的錯誤。兩種方式都有難的地方，所以也沒什麼可抱怨的。聰明一點的人容易做得好一點。有時候處理不好關係，那就很難了。
問：對你來說，你的本性願意做什麽樣的選擇？
答：也很難說。好萊塢也拍很多很好的電影，如果我有這樣的機會也是可以拍的。獨立製片的電影，當然許多地方比較自我一點，拍的東西也許比較邊緣一些，但你拍戲總得需要觀衆，所以這裏面也有個矛盾。因爲我這個人天生不是個主流的人，那就很難得到主流的肯定，但我也不能說我將來不再去拍好萊塢的電影了。
問：你覺得在好萊塢目前這樣一種製片體制下，它是不是還會吸納很多異域感覺或異域文化的東西？
答：它能包容的就是它想像當中的東西。如果你的東西超出了這個範疇，它就不能接受了。對異國文化，它也有嚮往，也有幻想。但是你太超出了，給他真實的東西，它是不要的。
好萊塢有它自己的框框。你得符合那個框框。
問：你覺得《臥虎藏龍》的操作是成功的嗎？
答：他們挺聰明的。他們能找到一個中間地帶，能夠拍一部好的電影，同時也能讓西方人接受。這也挺不容易的。
問：你怎麽看李安這些年走的路線？
答：李安到好萊塢發展，幾乎沒走錯過一步。這也和他的合作者有關。他的合作者是一個特別棒的製片和劇作家。所以，他們兩個人的合作是很得到衆人羨慕的。
「其實我一點也不自信」
問：你現在如何平衡演戲和導戲之間的關係？
答：要演戲的話，我開心死了。前段時間我演了一部新加坡電影，我說：「原來演戲是這樣輕鬆，這樣開心。」
問：你會不會逐漸形成自己固定的攝製班子，然後一部一部導下去？
答：我希望有。如果能夠有一個固定的班子，互相瞭解，彼此的敏感程度、喜愛、憎惡都會特別瞭解，那是太好的一件事了。但問題就在於我拍戲不是那麽經常，我養不活那麽多人，所以不可能。我有時候特歉意。我有個挺好的朋友，是給我做剪輯的。她就好像老在等著我的下一部戲。我覺得不開戲好像對不起人家。我周圍要是有一個特別能幹的製片就好了，很多東西他先幫你解決了，可是我沒有。
問：你從演員轉到導演，也算是個非常成功的例子。不知《紐約的秋天》的市場如何？
答：前不久我才知道，《紐約的秋天》也賺了一億了。其實票房也挺成功的。
問：在有了這兩部成功的導演作品之後，你是不是在電影方面有了更大的信心？
答：我是永遠沒有信心的（笑）。你看我整天樂呵呵的，其實我一點也不自信。
問：這是因爲什麽？
答：性格就是如此。
問：你說的性格是指看事情一向很客觀還是別的？
答：也不是。就是特別敏感，也知道什麽東西好，也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裡，但是我天生就不覺得自己好，所以我從來就不是特別自信的一個人。
問：但是你是一個實幹的人。
答：還算勤勞，挺執著的。但我是思想特別複雜，行爲特別簡單。
問：現在的狀態還是這樣嗎？
答：對。行爲簡單，是因爲生活經歷告訴我：這樣是聰明的，而思想複雜是因爲控制不住。（作者:李爾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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