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勞人權引起大量關注，相關首長聯袂探視，並承諾人道管理，如提供申訴管道、裝冷氣、代打官司。但關鍵在外勞被視為外人，以致身如奴隸工，居如集中營。可是如何讓外勞不外呢？昨日民意論壇「歐盟推動移工可參政，臺灣移工不能換僱主」一文，觸及核心，即移民參政權。這是釜底抽薪之道，只怕臺灣所謂人道主義者也未必支援，但開放外勞逐步入籍，並恢復其在民主社會中人皆享有之參政權，應是正途。

今天，外勞只是生產工具，因此政府與資方共同關心的，一是他們投入生產對經濟成長的效用，二是他們薪資匯出帶來的代價，三是他們在本地消費的回饋作用，四是異文化入侵的圍堵。要讓他們變成人，靠人道主義悲天憫人無濟於事，最多吃住條件臨時改善，一旦遭遇天災或政治變故，外勞最容易獲選為發洩焦慮的代罪羔羊。可記得，連靠人權口號起家的呂秀蓮，之前某次赴印尼不順心，之後不就是藉著停止進口印勞作為懲罰嗎？

要提升外勞成為人，必須他們自己覺得能像尋常人一樣生活，依照他們所熟悉的邏輯，進行飲食消費勞動投資。但外勞所處的制度環境，剝奪他們慾望的能力，並隨之改變他們生存的手段。結果，他們對所生活的社會難以培養認同，國人理所當然視之為外人。

是什麼樣的制度剝奪，讓外勞好像自外於社會？首先是固定期限的僱工規定，這就不斷提醒他們自己是外人，從而造成低消費、零投資的行為短期化，且愈近期滿，愈有法外報復心理，也愈可能逃離。假如沒有三年期限，甚且配合居住時間來安排入籍，便可培養他們選擇未來生涯的主體能動意識，做出長遠打算，不論是經濟性的消費投資，或教育性的守法觀念，都可能自動培養，並形成傳承，外勞於焉不外。

其次是參政權的剝奪，造成外勞不能主張人權，則本地不肖業者與官吏民代，肆無忌憚地恣意壓榨。這種由人道主義評論家偶爾代言的人權處境，最多隻能供給人道主義者良好的自我感覺，不能有效發揮人道與彰顯人權。相反地，外勞若能首先取得地方政府的參政權，則不論是鄉鎮縣市長或民意代表，都會為了贏取選票或營造形象，主動改善勞動環境。具有了能動性之後的勞工，在公共領域可以公平地現身，便會有尊嚴，於是自然回歸到長年受洗的信仰規範，厥為人。

然而，臺灣社會歧視外勞的心理根深柢固。十餘年來，一代代兒童在父母對外勞頤指氣使的氛圍中成長，早就自命為上人，他們聽到外勞不外，豈不毛骨悚然？即使號稱人道主義者（不信請教呂秀蓮），一樣會有各種充滿文化偏見的理由，或似是而非的國家利益主張，反對透過外勞入籍與恢復參政權來重建人權。再加上國內長期以來瀰漫身份悲情，促使政治領導人拚命建立區隔內外的疆域感，則上焉者對外勞遭遇視而不見，下焉者刻意運用來鞏固主權意識。

臺灣是移民社會，原本有高度開放與融合能力，在不斷加入與移出的全球潮流中，臺灣作為一塊和而不同的開放疆域，本有萬紫千紅的機會。過去幾年，我們總在如何封鎖疆域概念中自我定位，違背移民社會習性，硬把自己裝飾成強權眼中值得爭奪的明確對象，以至於講人權只講臺灣人權，講和平只講臺灣和平。開放外勞入籍並恢復參政權，是移民社會學習重新做自己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