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

多年以前，十幾歲的時候，意外的機緣接觸到一本《政大青年》，政治大學的校刊，讀到一篇深撼我心的文章。文章寫的是義和團，不算是嚴格的歷史陳述，沒給什麼義和團拳亂的史實敘述，毋寧是對歷史的感懷發抒吧。作者申述：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義和團，不要習慣性地將義和團看成是「腐敗滿清」的劣行之一，或拿後來八國聯軍與辛丑條約的結果反推證明慈禧的昏庸與無知，改從中國與西方霸權交接的脈絡看，那麼義和團就不再是鬧劇，而是民族巨大而悲憤的史詩一環了。想想：一個民族被欺壓侮辱到寧願相信赤手空拳能夠打贏火砲，相信血肉之軀可以抵擋槍彈，這是何等的無奈！

年少時「悲劇」的感動

年少的我一次又一次閱讀那篇文章，眼睛貼著一個個方塊字，久久無法離開。多年之後，我可以確認，那是我成長期中華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起點。腦中挨了一記思想敲擊，被迫去想：我們從歷史課本裡學來，關於中國過去的種種，對嗎？不需要提供什麼新鮮的材料與事件，只是用了不同情感立場去對待，義和團就可以、也必須變成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而且我自己的心緒，毋寧比較接近文章裡的「悲劇」感動，完全無法反駁文章的論點。

換句話說，我只能選擇放棄，或至少是動搖原本視為天經地義的課本歷史知識，導致天經地義瓦解的力量，正是一種民族主義的信念，以及信念背後的強烈感情。

從那時開始，我追索閱讀大量中華民族主義史學的著作。錢穆、唐君毅、梁漱溟、牟宗三……尤其是錢穆的《國史大綱》，如此清楚揭示了看待「自己的」歷史的溫情原則，書前一篇〈閱讀此書應該具備之信念〉，曾經是我們少年友朋間彼此流傳背誦的文字。

也是這個時候，意識、觀察了當年浩浩湯湯席捲台灣的中華民族主義潮流。那個社會、那個時代，如果要選擇關鍵字來描述的話，一定是「我們的」、「中國的」、「中國人」。寫中國的詩（不是西洋詩的移植翻譯）、唱我們的歌（不是美國「熱門歌曲」的無意識翻唱）、尋找中國的社會科學以及中國的道路。

在如此時代氣氛下，我放棄外文系，進入歷史系就讀，胸中繼續燃燒著對於中國歷史、中國傳統的熱情。內中有一種天真的英雄主義情緒作用著，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多麼落難倒楣啊！被欺負被侮辱被踐踏還被輕視遺忘，正因為中國文化那麼苦澀，所以我們才要跟它不離不棄，要不然我們跟那些現實功利的人有什麼兩樣？站在富人、權力者旁邊的，永遠成不了英雄，只有選擇和倒楣可憐的人並肩共其痛苦的人，才有機會當英雄。我年少的心靈中一直有著這樣素樸的正義感為其基底啊！

轉化成一種點滴式 理解的知識態度

不過四年大學教育下來，我對中國歷史的態度大大改變了。大學四年級，自覺折磨卻又無法逃避地，在準備研究所考試而重讀《國史大綱》時，寫了長篇的閱讀札記。我必須對自己承認，錢穆的想法、錢穆的整個史學架構，不再能滿足我，不再能說服我了。《國史大綱》一開頭就談中國歷史的源遠流長，沒有別的文明曾經保留這麼久又這麼完整的史料，這是錢先生認定的中國史學最大的光榮、最深刻的價值。然而，我察覺了，「完整」這兩個字，正是錢穆史學，甚至整個民族主義史學最大的盲點。我在札記中掙扎地寫下：錢先生相信中國歷史都在那兩千多年的史書文字材料裡，讓他看不見兩樣東西，第一是看不到沒有被記錄在歷史書裡的，其他的中國歷史活動。第二是看不到中國史書傳統有其強烈的偏見，那基本是文人的紀錄，帶著文人的價值判斷，但中國歷史不應該只是文人的歷史，更不應將中國歷史化約成文人建構的「大傳統」，拒絕、否認了其他「小傳統」的存在。

我必須告別《國史大綱》、告別我曾經深情投注學習的中華民族主義史學，因為我想認識「真實的中國」，不只是文人大傳統裡呈現的那個中國，而是包括藏在考古、民俗、田野材料中，各式各樣「小傳統」交織而成的複雜中國圖像。我們過去說。「大傳統」中整理歸納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特色，往往不適用於眾多繁雜的「小傳統」事實，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就用「大傳統」概念否認「小傳統」的存在事實。

告別《國史大綱》的同時，我熱情地閱讀、吸納波普（Karl Popper）的哲學著作，在《歷史主義的困窮》裡我學到了波普主張的「點滴式改革」（piecemeal reform），並將之轉化成為一種「點滴式理解」的知識態度，尤其是看待中國歷史的態度。我努力說服自己，任何對於中國的全稱式理解，都不可能對。我們需要保持「拆解」的習慣，把中國拆開來一塊塊地理解、一塊塊地描述，或許有一天，「點滴式理解」累積夠久了，能有機會重新拼湊一個巨幅中國圖像；不過反正我們當下沒條件想到那裡去。現實當下，真實中國只存在於「點滴式理解」、碎片小圖像裡。

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

花那麼多篇幅敘述自己過往的轉折，為的是要說明：我看到龍應台和陳映真的論辯，發生在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上。

請循其本。事情的起源是中國大陸近來連續幾樁媒體言論緊縮的變化，以及為了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遭到停刊。

在一件事上，我完全同意龍應台，那就是用政治力量箝制言論，以及用政治力量傳播仇外的意識形態，是件錯誤的事，這樣的作法違背了兩三百年西方啟蒙理性主義，好不容易建構起來，並說服許多人信服的文明標準。而且，不管是什麼國家的什麼人（美國總統布希），為了什麼緣由（遂行攻打伊拉克的侵略意志）做同樣的事，都同樣該被反對、被譴責。

這是再清楚不過的是非價值與文明理性，對我而言，相信對龍應台也是一樣的。

可是另外一件事，龍應台雄辯行文中也顯得如此理直氣壯的，對我就沒那麼明白了。那就是：《冰點》事件等同於胡錦濤與胡錦濤路線，因此「『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

龍應台問：「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文章中的問句，是「修辭問句」（rhetorical question），問法本身也就預示了答案酖酖中國是虛偽的，中國做不到或不願做自己對外推銷的進步形象。

於是《冰點》事件先上綱成胡錦濤路線，又再度上綱成對中國的評斷了。那當然是嚴厲的評斷。作為一種書寫策略，我能體會龍應台的用心，上推到胡錦濤就可以把對《冰點》的評論，個人化感情化為對胡錦濤的喊話；嚴厲指責中共「虛偽」，可以刺激中國「假戲真做」，從假進步變真進步，假文明開放變真文明開放。

差異的背後 驚人的相似

不過，讓我不安，或許也同樣讓陳映真不安的是，這樣的策略就架空了、扭曲了非常核心的問題，龍應台自己問的：「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陳映真文章一開頭就不客氣明言，他認為龍應台「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而他接下來提出的是他自己認定的另一種中國面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換句話說，陳映真不滿龍應台批判、刻畫的中國圖像，而他表達不滿的方式，是提出另一個中國圖像對抗龍應台，說：「你為什麼看不到這樣的中國!」

反覆閱讀龍、陳兩篇文章，我確認了兩件事。第一件，龍、陳兩人的差異，其實不是據以評價中國的標準的差異，而是對現實中國描述上的差異。第二件事，藏在兩人差異的背後，是驚人的相似，兩人都用「整體」的眼光在看中國，試圖刻畫描述一個「整體」的中國。

因為有自己過去在中國知識上的掙扎歷程，我無法用這樣的「整體」理解中國、討論中國。中國，尤其是目下變動如此快速，卻又沈積眾多歷史弊病的這樣一個中國，不可能「非此即彼」。如果關鍵真正在「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那麼我只能有一種態度：中國，可能既是龍應台憂心的，也是陳映真歌頌的，更可能在他們憂心與歌頌的之外，還有更多不同、甚至矛盾衝突的面貌。

在最古老與最前衛之中，點滴聚攏複雜的中國圖像

這正是今天中國議題帶來的最大困擾，卻也是我們不能逃避的知識課題。和其他社會其他國家（包括台灣、美國）相比，今天的中國最缺乏一致的、可掌握的形象。我們可以同時在中國找到最古老與最前衛、最落後與最先進的現象。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正是這種多元多樣的複雜混亂，讓對中國的討論，常常雞同鴨講，對不上話頭。

怎麼辦？我能想到的畢竟還是只有回到耐心的「點滴式理解」路子上。我們必須學習壓抑用全稱、巨視角度談中國的衝動，必須學習犧牲部分透過全稱、巨視行文能夠達到的修辭效果，具體、明確地將要討論的中國現象定位清楚，不讓它漫散飛揚。一點一滴，讓我們累積對中國的區域知識（local knowledge），再看看未來這些區域知識會舖排成什麼樣的新拼圖。

如果不扯胡錦濤，不用單一事件規範中國社會個性，那麼我們需要怎樣的背景來瞭解「冰點事件」？把這些背景點滴聚攏了，會不會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有限但紮實的「冰點事件」區域觀點呢？

這是我希望從龍、陳對話中可以刺激出的中國討論風格。

【2006/02/23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