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辭語犀利
陳映真綿密辯證

若要先問我的評論立場，我會說：龍應台與陳映真這兩篇文章，真的能激發出「有意義的」討論嗎？若不能，我就會覺得，又不過是兩篇文章罷了。

兩個理由之一，龍應台跟陳映真之間根本沒有交集，即使陳映真是回應文章，但看來卻像另自陳述一套價值、理念，可以預見，龍應台就算日後接招了，多半也是「闔各言爾志」，難有智慧火花。

兩個理由之二，儘管龍應台與陳映真沒有交集，兩人思路亦南轅北轍，但請注意，兩人的「論述模式」則驚人相似，都屬「二分法」思維，批判特定對象，固然招式精采，於真實世界的細緻理解，或試著提出務實的對策時，卻都一樣幫助不大。

所以我說，我們需要「有意義的」討論。

這並不意味，這兩篇文章，不值得讀。

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辭語犀利，出手簡明俐落，繼續擅長引發話題，當然是篇好文章。

陳映真跟龍應台「商榷」的〈文明和野蠻的辯證〉，同樣延續他的「陳氏風格」，一貫的綿密辯證，長篇敘述；不嫌繁瑣的剖析資本主義民主腐敗歷史，在文采吸引力指數上，不免遜色。

陳映真吃虧的是，龍應台的觀點，能巧妙獲得來自東西方自由主義者，以及反中國，或反中共陣營的聯合掌聲。亦即，龍應台的發聲，占有普世價值的道德制高點，擁有「政治正確性」優勢。反之，陳映真的觀點，雖可獲得華人世界造成《中國可以說不》這類書籍風行的部分支持，然而，畢竟因為「全球性左翼的退潮」，以及中國共產政權的「政治不正確性」，而難以獲致等價於龍應台得到的喝采。

在我看，無論贊同龍應台或陳映真，都不過是「再複製一場論戰熱」，於「中國問題」的思索，未必有意義。我的「有意義」是指，不再重複過往「理念之爭」，不再陷入「以個案推論全體」的粗糙論證，而是找出認識問題的新角度，然後定位「動態的中國」，提供新的改變它的方法。

藝術的歷史
是人類用來抵抗
簡化性歷史的復仇工具

由於龍應台教文學、評小說，陳映真寫小說也評小說，我想從兩人擅長的「小說家」角度，去看兩人「似乎對立」實則「幾乎相近」的思維困境。

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裡，曾費心討論「小說的道德」與「一般道德」的不同，分析「人類歷史」與「小說歷史」的差異。

不妨先引述一段文字。米蘭‧昆德拉說小說藝術最終極的境界，「是暫停所有道德評斷」。「暫停所有道德評斷並不表示小說就不道德。這個前提正是它的道德。遽下結論，妄作判斷，這是人類根深柢固的老毛病，而這道德正是反對這種作法，挑戰人類未理解就先仲裁的積習。以小說藝術智慧的觀點來看，這種愛下斷語的急切天性，正是最可惜的愚行，最危險的罪惡。」

為什麼「小說的道德」，應該不遽下結論，不妄作判斷？因為小說若輕易接受了世俗的善惡、對錯、是非等等二分法判斷，小說就不叫小說，而叫政治宣傳、倫理教條了。

好，那「人類歷史」與「小說歷史」又是怎麼一回事？

依米蘭‧昆德拉的意見，「人類歷史」總是簡化後的產物，然後強加於人類身上，讓人無從掌握；「小說歷史」呢，「則是誕生自人類自由，誕生自他們的選擇」，「某種藝術形式的歷史和簡單化的人類歷史是南轅北轍的。藝術的歷史因為具有個人特色，所以是人類用來抵抗簡化性歷史、非人性取向的復仇工具。」

說得再淺顯一點，「人類歷史」的詮釋，一如文化評論常指出的，會被「權力」所主導，這權力可以是政權，可以是意識形態，可以是主流價值，總之是集體的權力展現。而「小說歷史」相對自由多了，亦因為可以很個人化，而回過頭檢視「人類歷史」時，也就不必然要陷入二分法的陷阱。

我何以要先提米蘭‧昆德拉這段文字呢？

因為無論龍應台、陳映真，都應該能理解，米蘭‧昆德拉藉由這種思維，提醒了世人，「一般道德」與「人類歷史」之所以無趣、乏味，甚至沒人性，就出在它們必然以「簡單二分法」，解釋世界，定義世界，乃至於改變世界。瞭解小說魅力，理解小說具備顛覆能量的龍應台與陳映真，至少不該在自己解讀一個外在現象時，輕易掉到「簡單二分法」的泥淖，絲毫沒有警覺。

尤其是，這個議題還是既敏感，又一直在變動狀態的「中國形貌」。

放棄「簡單二分法」， 幫助我們理解 「當下的中國」

倘若，當下的中國，仍處於上世紀七○年代之前的「紅色中國」，那用上「簡化二分法」，無論是龍應台的「文明與野蠻」標準，或陳映真的「資本主義文明與資本主義野蠻」比較，尚不至於引起太多質疑，因為「鎖國狀態」的中國，是「很容易被定義的」。

但，二十一世紀當下的中國呢？龍應台可以舉二個野蠻例子，其他人必定可以再舉二十個，兩百個例子。「中國之野蠻」，例子絕不會少。可是，支持陳映真的，跟他一樣，在「同情理解」前提下，舉出中國並不野蠻，反倒是西方資本主義「野蠻不遑多讓」的例子不勝枚舉，想想看，這些人找到的證據，會比龍應台少嗎？

這樣討論下去，你來我往，沒有交集，沒有火花，更難有實質效果。

「簡單二分法」常常帶來僵局，對峙的僵局，溝通對話的僵局，理解認識人事物的僵局。

然而「簡單二分法」卻真好用。在真實世界，應用「簡單二分法」，馬上能獲得是非善惡黑白分明之效果，可是被過度簡化的分析，除了過癮、除了爽，又能發揮多少「準確認識」的作用呢？

拿美中關係當例子吧。美國在尼克森總統打開與中國交往的大門後，才發展出一條「超越冷戰格局」二分法的新思路。亦即在敵友，在好人壞人，在善惡之間，承認中國是一個「可敵可友」，「有好有壞」，「惡善兼具」的複雜實體。這念頭一改，幾十年來，美國對中國的策略，便頓時靈活起來。時而視之為戰略夥伴，時而當它競爭關係。支撐認識的主軸，則一直沒變，就是「透過交往，影響改變」。我讀過一本澳洲學者寫的書，他以「China images」為題，細數這些im-ages是如何經由外在環境的變化與中國內部的改變，彼此犬牙交錯，而構築出來。他也是放棄了「簡單二分法」，改採較為動態的視野，才能提供更寬闊的分析，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中國」，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簡單的崩潰論，簡單的野蠻論，固然可以博取注意，於真實事物的認真理解，進而提供改變的建議，非但無所助益，恐怕還會因辭害意，引發認識主體與被認識客體之間，無謂的情緒爭辯，浪費口水。

龍應台的文章，好看則好看矣，她的風險亦在「文勝於質」，過於簡化自己得到的資訊，亦過於簡化自己的推論、詮釋。陳映真的「商榷文章」，是想彌補這缺點，以「質勝於文」的論述，讓討論顯得豐富。但因他深入內在價值的反資本主義理念已形成多年，在批評龍應台時，直是「照本宣科」再說一遍而已，不會對我們理解兩人所要面對的議題酖酖「中國的形貌」，創造出任何「新的認識可能」。這無疑是我比較失望的。因為龍應台也罷，陳映真也好，可都是有分量的文化人啊。

怎麼辦？我不認為各打五十大板，折衷方案，就是答案。關鍵應該回到我們要討論、認識的客體對象上，不拘泥於一套既成的意識形態與信念體系。畢竟真實世界是變動的，誠如古希臘詭辯學派哲學家所說的，「人，不能涉身於同樣的水流兩次。」拘泥理念，來掌握世界變動，固然有享受知識的樂趣，卻未必有知識綜效的價值。

當下的中國，是否「野蠻或文明」？我們評斷的標準，是否該以西方價值為準則？同樣不該是「鐵板一塊」，黑白分明。

過去討論中國民主的論戰，常在「民主」的意涵，「人權」該普世適用或適應某些「特定條件」等爭辯上糾纏不休。這些爭辯不能說沒意義，但若忽略具體的條件，提不出具體可行的步驟，就很容易流於空泛意氣之爭。甚至，知識分子之間，彼此反而喪失了和氣，忘記了面對掌權者、執政者時，各自陣營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同陣線、同立場的。

要做到這一步，顯然過去「民主與不民主」、「資本主義與反資本主義」、以西方價值為基點的「文明或野蠻」等，簡單二分法的視野，是需要加入新的詞彙。

「政府治理」

我以三個概念，來加入龍應台與陳映真的「舊戰團」。

一是「政府治理」，二是「資本邏輯」，三是「國際連結」。

這些概念都不新，卻是討論、評價當代中國時，不該或缺的新要素。

「政府治理」，首重解決問題的效率，以及制訂決策的流程透明。單以民主為標準，常會以民眾有無參與，參與多少，當指標。這方面，中國當然不可能及格。但許多外資外商，經常肯定中國政府在解決基礎建設，處理發展議題時，果斷果決的勇氣。同時，國外政府與國際企業，之所以敢放手對中國投資，或進行合作，除了「唯利是圖」勇於冒險外，難道沒有對「政府治理」最基本的信賴嗎？要建立外界信賴感，一定程度的權力釋出，決策透明，難道不是獲取外資信賴，必然的後續嗎？

我無意為中共政權的專斷與獨裁辯護，就民主而言，中國絕不及格，亦絕不夠格現代化。但「治理面向」的提上檯面，能讓我們看到中共政權「可以轉化」的客觀機制，雖然距理想還有一大段距離。

龍應台只從「民主」、「人權」切入，當然咬牙切齒，可是這麼多西方價值信奉者，願意跟中國打交道，不放棄任何交往機會，他們何嘗是「背棄原則」了呢？合理的解釋是，「動態的中國」要以「動態的視野」，要以「促進民主化」與「提升治理力」，來交錯應用。這一點，陳映真看得比較真切，儘管他未必同意我的分析角度。

「資本邏輯」

「資本邏輯」，亦可說「市場邏輯」，當然很貪婪，很自私。不過，就算如陳映真描述的事實，在西方歷史中，資本的累積與擴大，是以弱勢者的犧牲為殺戮戰場，但陳映真豈能否認，「資本與市場」帶來的西方文明成就，不是牽動了全世界的進步嗎？

「資本邏輯」，亦可說「市場邏輯」，當然很貪婪，很自私。不過，就算如陳映真描述的事實，在西方歷史中，資本的累積與擴大，是以弱勢者的犧牲為殺戮戰場，但陳映真豈能否認，「資本與市場」帶來的西方文明成就，不是牽動了全世界的進步嗎？
資本與市場，不講情理的「唯利是圖」，卻合乎邏輯的促成一群中產階級，新興中產階級加上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的批判傳統，再加上「海歸派」人數漸漸茁壯，這些力量促成了《冰點》周刊，膽敢一步步升高觸碰禁忌的勇氣。從「政權保衛戰」的立場看，中共要禁，是必然的，但社會力量會不斷以各種形式挑戰禁忌，亦屬必然。尖銳批判中國政府，可以是一種姿態，有必要性，但其他不正面批判，卻積極鼓勵中國開放資本，厚植市場力量，創造更多中產階級投入「非經濟領域」之機會的努力，難道不也是另一種堅持嗎？龍應台「輕易」把對這議題的反思，置入「文明與野蠻」的對立，是無視於中產階級「雖不激進」卻「默默耕耘」的存在事實。而陳映真的觀點，則又可能在資本與市場尚未鞏固地盤之前，先因為對資本累積的過度憂慮，而產生不必要的「保守阻礙」。

「國際連結」

「國際連結」，尤其是超越「文明與野蠻」，或「中國可以說不」，乃至於「中國即將崩潰」等等，立場分歧，心態則同出於「簡單二分法」論述的一種憑靠。

「國際連結」既是承諾，亦是保證。陳映真這點倒說得很對，國際上一定程度對中國的肯定，確實來自中國對國際社會實踐了相當的承諾。這也是相互的一種保證，中國保證不走鎖國、閉關的回頭路，相應的，國際社會保證了對中國一方面寄予期待，另方面不忘鞭策其繼續前進。「國際連結」的效應，不會僅僅因為兩三件事的倒退，而打折扣；更不至於因重大的互惠利益，而讓西方國家退卻對中國的監督。其效果，也不是「文明或野蠻」，那麼素樸的二分法，所能推動的。

蘇聯與未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都以自身實際經驗，證實了未採取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之前，社會上的相對剝奪，並不見得少。而採取了西方資本模式後，雖然亦難避免強凌弱、資本剝削的弊病，可是「部分富起來」的驚人績效，已經讓中國令人刮目相看，這是陳映真的左翼史觀，不能看見或不願承認的盲點。

看「動態中國」，需要一個
新的「阿基米德支撐點」

龍應台的「文明說服論」，失之於簡化；陳映真的商榷回應，幽閉於意識形態的框架。於「真實中國」的動態發展，都有蔽於一己之見的風險。

以中國現代史上，類似的辯論來看，「社會史論戰」、「獨裁與民主論戰」、「新威權主義論戰」等，最終落得船過水無痕也就罷了，怕的是「要或不要」的爭執，不但促使掌權者「翻臉傷人」，造成知識菁英、社會菁英無謂的被消耗，也讓「國家轉化」的進程被耽擱。看「動態中國」，我們也許需要一個新的「阿基米德支撐點」。

我是以這心情，就教於我一向敬愛的龍應台與陳映真。

＞＞＞＞2006/3/2~3聯合報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