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2/12

最初，寫作此文只是要回應崔衛平女士的大作〈有感於趙剛批評龍應台〉。但在提筆時，適逢龍應台女士發表了〈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對這篇文章，我既有複雜的感受，又有清楚的不同意，特別是關於現代化意識形態以及如何在區域間發言的看法，也就是所謂「區域批判知識份子」的問題。因此，透過回應此文，我進一步發展了我先前在〈和解的壁壘〉一文中曾表達過的一些想法，並作為回應崔衛平女士、林達先生，等批評者的平台。

一、龍應台與「胡錦濤」
2006年一月，就在農曆年前兩三天，我的電子信箱裡湧進來好幾封轉貼了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一文的郵件，嚴厲且憤怒地指責中國大陸近來明顯升高的言論緊縮現象。根據龍女士，北京《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在一月二十四日突然被大陸官方勒令停刊，理由是這份刊物登了一篇文章批評大陸歷史教科書關於近代史裡中外關係的書寫方式；官方並認為此文是在進行「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龍女士的憤怒直接傾注到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及其所代表之體制。怒上加怒的是，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近日又勉勵「國青團」的團員將來有出息，像當年的共青團一般，能出一個「胡錦濤」。對這個「最不及格的笑話」，龍女士要馬主席「深刻地細思」：「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麼意義？」龍女士自己公布的答案是：『「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裡，它嚴重的貧富不均。』對龍女士，「中國」代表的是一反現代、反文明的「逆流」，又豈是「落後」一詞所能了得。

龍女士似乎真的生氣了，針對媒體言論自由，下了「被割斷的喉嚨」副標，針對大陸歷史教科書書寫，下了「仇外的建國美學」副標。若說，之前龍女士在《冰點》這份刊物上所發表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所展現的韜略布置還有迂迴側進的興致和起伏蘊藉的講究，如今則皆被擱到一邊──對於「教育中國」，她似乎已經放棄了。在文章的結束部分，一句一段聲聲快，擊鼓罵曹般地起訴這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按理說，讀到這樣一篇文章，無遮攔地、現身說法地展示了我先前在〈和解的壁壘〉一文中所指出，但並沒有被大多數我的批評者所掌握的問題，我可能會沾沾自喜。但真讀到這麼一篇撕心裂肺的控訴文章，我的心情反而卻變得比較複雜起來。

首先，我其實是不懷疑龍女士關於中國大陸言論自由環境的基本事實陳述的。2005年下半我在北京住了半年，親身經歷了《南方週末》這份每逢週四出刊我一定去書報攤買一份的週刊的變化──從還經常不乏敏感的、獨到的社會直擊的八月，到乏善可陳可有可無的十二月。當然也耳聞了那個在論壇欄目上頗有銳意的《新京報》遭「整頓」的事。這份報我沒跟得緊，不好怎麼說，但我是寧肯信其有的，畢竟這不是孤證。這半年，我在大陸網吧上網的小小挫折經驗，很多人也都有體會，就不用多說了。總之，龍女士所指出的步步緊縮的媒體或言論大環境氛圍，以我的經驗來說，的確是可信的。我當然也不喜歡這個變化──這還用說嗎？！但我並沒有發展出龍女士的赫斯之怒。畢竟，一個還願意觀察環境且還保有些許批判性格的普通人，遑論一個批判知識份子，要在大陸找到類似的「事證」，並不困難，要在境外卓然高舉義憤填膺也算容易。

但是話還是得說回來，就《冰點》或《南方週末》或網路警察這些硬事實而言，中國大陸的國家機器限制了很多的政治自由是沒得爭辯的。雖說任何一個政權皆會以它的方式限制某些言論，也從來沒有言論自由百分百的國度，但畢竟中國大陸官方的作法是比較粗暴、任意。卓然高舉義憤填膺我固不取，但畢竟事有本末，有人要卓然高舉義憤填膺又其誰能責？這讓我心情複雜。

其次，龍女士的公開信或義憤、或不屑，但這裡頭我倒是讀不出一絲竊喜。有人看到中國的這些「事實」是會竊喜的，因為這坐實了他們一貫對中國的想像，以及「民主台灣」和「極權中國」是根本不能齊的一對是非。我讀龍女士的文章，並不覺得她是在這樣的竊喜心情下寫作的，我能感受到她揪心的憤怒，畢竟，她對中國大陸這個「血緣家國」的情感是「深切厚重的」，但是她覺得她似乎到了做選擇的時候了，因為這個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所有」可以理解是一個劇場修辭，惟其如此，她才能在一個蕭蕭斑馬鳴的蒼涼天地之間颯然獨立。天下之大哀莫過於舊邦失德，而新邦亦無德。對馬英九主席的警諫聽來有些像是說：莫肖爾祖。

雖然我並沒有分享龍女士的悲憤，也並沒有站在龍女士的道德高崗上，更不同意她的線性目的論現代化世界觀，但的確也分享了她對中國的若干情感，畢竟我看到作為一個有偉大傳統的中國，竟還得繼續這些授人以柄，以任何標準而言既不充實也無光輝的一些作法時，也沒有見獵心喜，發出「嘖，嘖，你看，你看看…」。在對中國懷抱情感的一個角落，我遇見了龍女士。這也讓我心情複雜。

此外，我也要說，龍女士這篇文章也並非是沒有洞見的。在她批評中國大陸的「仇外的建國美學」裡，她指出了中國國家自我意識的一個重要矛盾：一方面要和世界接軌，融入全球化的市場經濟，舉辦奧運、世博，參加各種全球的、區域的論壇，但另一方面卻又無節制地援引「中國特殊性」論述，大談全球範圍的文化多元，作為自我防衛的理據。

說到這一步，也就比較清楚為何我說讀這一篇文章我的心情反而是比較複雜的，這個複雜並不是因為如我的某些批評者所輕率確認的：我容不得別人批評中國。中國當然可以批評，而且在當代，她所暴露出來的可被批評的面向並不少──不管你是從「自由主義者」或是「社會主義者」或其他主義者的立場。所以，我們看到批評者為了要加碼中國之惡，常常一攬子囊括所有「善的」立場對中國進行批評，好像為了要中國好，他（或她）是所有的主義者，一如龍女士在這篇文章再度所為。我感覺複雜是因為，在無法反駁她對中國的某些具體指控、共有她的某些情感、同意她的某些分析之下，我仍然要對她進行原則性的批評，因為缺少了對這些原則的意識，將會使很多自以為正義或建設性的批判，更有可能脫離批判者的初衷，而產生意想不到的破壞性後果。

這個原則性的批評的要點是：對任何一個體制的價值批評所依賴的並不僅僅是批評者的信念而已，所謂雖千萬人吾往矣。信念本身也要經過嚴格的反身性與手段性的批評。不然，價值信念本身往往會壓制關於批評的價值前提以及現實延伸的討論；而後者是更複雜的，也是關心台灣、關心中國，或關心這個區域的人們所更需要努力廓清的。我們所看到的批評者卻似乎只關心他（她）們的實證主義蒐證與判決。這個方法與心態上的自我中心與非歷史，以及違反區域對話的基礎倫理預設，則是我期期以為不可的。

凡此，並非新意，我去年批評龍女士一文的基調即在此，但是龍女士或我的某些批評者也許並沒有看懂，或不願意公正地面對這一點，雖然它是那麼的清楚。

二、龍應台與現代化意識形態──再訪
2005年五月，連宋接連訪問大陸之後，龍女士寫了〈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一文。隨即，我在六月的《台社》第五十八期，以編輯室報告的形式發表了〈和解的壁壘：評龍應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的批評文字。在那篇文章裡，為了幫助讀者掌握我的批評重點，我特別強調（在《台社》的版本並特別以黑體字標出）它的「基本觀點」是：

冷戰時期美國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形塑了龍女士理解台灣（以及世界）的框
架，並傲慢地用此一框架衡量中國大陸，這使得「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
共和國」代表了兩種文明，之間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壘。這個冷戰的、現代
化意識形態的心態結構，無論對兩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灣社會內部的正義
發展都是有害的。

這個「現代化意識形態」，的確是美製的，是美國人文社會知識界，有意識或無意識，客觀上配合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對抗，幫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陣營」的自我確認與正當化的知識手段；因為明顯的政治效用，所以說它是意識形態。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裡頭（包括史學、社會學，尤其是政治學），這個意識形態其實就是以一種目的封閉的社會演化論，摩刻出一把文明之尺，尺的盡頭，就是歷史的終點，也就是美國，而人類的各種文化，都或遠或近的跟在後頭。現代
化就是文明，不現代化就是落後。那什麼是現代化呢？就是既存美國意象的一切：社會組織分化、自由市場、消費社會、民族國家、憲政民主、政黨政治、政治自由與文化上的個人主義。學者分列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種不同領域的現代化，並制訂出一些指標，以此丈量世界各個國家或文明體，看他們與美國有多少距離，而要擺脫落後或野蠻，只有走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現代化路徑。這是我在1970年代讀大學時，親身經歷的知識啟蒙與陶冶，到今天，我還記得一些那時候聽起來讓我仰之彌高的名字：Almond and Verba, Pie, C. E. Black, Parsons……，當然以及Huntington。之後，我把這段現代化意識形態「啟蒙」給反掉，也是在美國完成的。當然，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這個價值上的傲慢忠實地反映在知識的傲慢上，形成知識上的「我族中心主義」，拒絕歷史地、內在地理解另一個非我的文化與社會，因為這些「普世價值」已經迫使其他價值進入到從屬的、裝飾的、可有可無的位置。從而，所謂對他者的「認識」也不過是對他者的「非現代的」、「野蠻的」或「落後的」蒐證與判決，因為認識者所帶的衡量之尺就是那唯一的一把。在這種知識狀況下，認識他者失去了應有的謙卑、謹慎、開放與學習的態度，而經常是一種「我早就知道」的態度，求知的手段也不外乎是實證主義方法。

以這種態度為底，龍女士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中，雖然標誌了中國大陸的三個現狀特徵是：非或反自由主義、「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以及『「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但在這裡頭，龍女士一貫以來持續關心的其實是第一個──關於政治自由的問題。就在這裡，龍女士訴說了事實，因為「事實」可以經常是她的，她的批評於是也就有了一個真理的表層。但是我要重複我剛才說的：龍女士對中國的價值批評本身往往遮蓋了批評的價值前提以及現實延伸；而後者往往是更複雜的。試問：您的政治自由觀裡頭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為何？個人和集體之間是否有一非零和關係的可能？個體主義的政治自由觀之下，社會變遷的動力在哪裡？是否還有社會變遷的餘地？自由除了消極的免於專制還有什麼可能的理解？如何評價改變社會的社會運動？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中，龍女士說，『「野火集」因為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身上。』您反對「價值的絕對化」，但是「個人」或「自由」卻被您絕對化了。不是嗎？您的自由觀與個體觀和當今的新自由主義的相關談法有何距離？當市場自由和社會平等相抵觸時，您的價值選擇會是什麼？理由是什麼？我提出這些並沒有炫學的意思，而是說以龍女士目前這種縱恣信念，表列價值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麼大、這麼複雜的一個歷史對象時，你沒有留給人和妳一起討論價值的公共論述空間，而這是因為妳沒有花功夫交代信念與責任、價值與現實、認同與批判之間，所存在的複雜關連與深刻張力。

您拿這樣一種政治自由觀來介紹台灣，把這樣的「自由」等同於民主，視為台灣的成就，這是我作為一個台灣在地者的最深的不滿。雖然，這些「成就」，我並沒有如我的批評者所言，不被我承認。這些朋友未免讀得太急了，我明明在倒數第五段的最後這樣寫的：

龍女士所強調的消極個人自由並非沒有價值，它當然是台灣經驗的一個成
就，但顯然對批判的公共領域的開展並無助益。

我相信，不僅是這樣的政治自由觀對台灣今天要面對的迫切問題無益，就算是推銷給他人也是太過便宜行事。在區域中向他者介紹台灣，其實更有建設性的不是以台灣的「成就」驕人，而是對台灣從七０年代對日益野蠻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文化的與文學的反省、八０年代中期開始的社會運動的軌跡的自我惕勵與批判，以及對九０年代開始發飆的民粹主義進行自我批判。這是台灣所能提出的文化資產，不管是透過正面或是負面教材。但龍女士顯然無心於此，寧可畫起同樣的葫蘆，祭起同樣的法寶，點起同樣的一把老野火。龍女士在這樣做時，對「批評」事業能這樣輕易捷便地「放之四海而皆準」「置諸百代而不爽」，私心不曾暗自懷疑嗎？

以上是就批評的價值前提而言，若就批評的現實延伸而言，龍女士提出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政治觀，在現實上的核心引申，不必諱言，就是呼喚自由主義憲政體制、政黨政治與選舉政治在中國大陸的到來。這是您的信念，但您可曾考慮到這個信念的後果？韋伯提出了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區分，指出了傳統文人或政客放縱一己的價值堅持的危險，並呼籲人們（特別是從政者與論政者）要以手段與後果來批判目的。

舉一個例子。當今的中國大陸的確每天都在發生著權錢交易的官商勾結，以招商引資繁榮地方為名，強行對都市郊區的農地進行暴力徵用，也天天都可能在進行著犧牲工人階級的賤賣國有企業的陰謀或陽謀。但這些問題都能夠以政治自由主義教科書式的答案來解決嗎？要去面對這些問題，以我去年在中國大陸半年的淺薄經驗，我感受到中國大陸的某些知識份子與「運動人士」，對這些問題通常是較境外的人更焦慮更憂心，但是他們更深刻更在地理解到問題的繁複歷史肌理，以及行動方案的艱難，我覺得他們在困而勉之地、低調地尋找輕微的晃動、微小的縫隙，與些微的正當性，一點一滴地做與思考──這其實和台灣早期的黨外運動在尋求反抗既存體制的方式是類似的。我的一個朋友，就指出當前中國大陸的統治結構出的問題恰恰好是對某種先前相對較優的「集體領導」模式的放棄。在那種集體領導的模式下，有權者有一定的內部制衡，各種不同的「人民利益」也比較能夠被反映。但現在，在全國的各個層次的權力結構都看到了「第一把手」專斷的形成。是這樣的畸形權力結構的蔓延，支持了暴力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政治的黑箱化。於是，也許在既存的環境下，一種正當性較高、歷史經驗較完整的行動方案或許是「保守地」支持這仍在大眾集體經驗中的集體領導制度。但是這個「集體領導」的理念與實踐，又如何不會被境外的高高在上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所嘲笑呢？

普世性的理念與價值（例如公正、公平、民主…），常常是有力者宰制的藉口，但別忘了也是弱者的武器。我從來沒有教條地、抽空地否定過「自由」、「平等」這些理念，就像我不曾教條地、抽空地肯定過它們；而且在我的思維的最後那一層是在追求它們的。我不同意中國特殊性論者的過度防衛性姿態，把這些價值都視為（僅僅視為）帝國權力手段，雖然（或儘管）它們經常是──如我之前所論列的現代化意識形態。但如果滑到另一極端，把這些價值絕對化、去歷史化，使現代性成為現代價值的教會，那反而是現代性的自我矛盾，這一點我們在龍女士以及某些「自由主義者」身上似乎看得到一些徵候。他們成為了他們自身的價值與信念的使徒，並且宗教性地、絕對性地進行宣教。在無私的「奉獻」與「犧牲」中，掩蓋著壓不住的傲慢（不由得令人想起所謂的「白種人的負擔」）。這是現代性的黑暗之心。但現代性的另一面，歷史的與反思的那一面，恰恰是歷史化與脈絡化地對價值與思想進行考察的實踐，念茲在茲的是價值在不同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下有什麼內在轉換；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脫離「環境」與歷史抽空地談價值，對於價值的考察需要一種「歷史性」（historicity）的敏感，也需要有一種相互主體性的過程，要不然，缺少了歷史性與相互主體性，價值的使徒只給自己留下高高在上的、超越性的、自指性的「普世價值」，無法自我批評，無法與人為善。

以這樣的價值教會的立場，龍女士如何能和中國大陸內部的批判知識份子同其情共其心呢？龍女士給「胡錦濤」的公開信中，說這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僕使用，把奴才當──啊， 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裡。」我理解她這是在控訴國家機器，但就是在這樣的話語中，對於中國大陸的那些困勉而行的知識份子，您給了他們的鬥爭什麼樣的理解與尊重？您或許委屈地說，可是，我是在幫他們說話啊！我是在幫他們爭取尊嚴啊？我不是在批評他們而是幫他們批評「胡錦濤」啊？有一位我所尊重的知識份子告訴我，當初讀了您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時，所感受到的那種像吞了一隻蒼蠅般的感受：吞不下去又吐不出來。

我震驚於這樣的感受，總想嘗試體會它。不客氣的說，只要努力，我是有可能體會得到的，但是您的睥睨且自覺施恩的高寒姿態則根本地妨礙了您原來或許豐沛的體會理解能力。2005年下半我在北京訪問的那段時間，我感受到了一種中國知識份子的典型。如果可以，我願意稱他們為一個民族的有機知識份子，注意，不是民族主義知識份子，也不是我們在台灣一般所稱道標榜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她）們與葛蘭姆西所謂的那種屬於階級的「有機知識份子」的意涵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是要內在於一種群體，以一種內在性的位置與感受來批評與重建這個群體。傳統上，這類知識份子比較為我們所熟悉的，是傳統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民族獨立知識份子，他們有來自啟蒙左翼的反帝與啟蒙右翼的自決的正當化語言。但中國今天是處在一個更為複雜的環境中，社會主義的理想和語言面臨渙散淘空、自由主義的語言被新自由主義所鳩佔、現實上統合這個巨大群體的正當性論述缺乏、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潮正在積雲待時……，但這一切卻又是遮掩在一個弔詭的「中國的崛起」的強勢姿態下。作為一個「民族的有機知識份子」，他所承繼的負擔很重，所具有的語言卻很少。但對我而言，這種知識份子才可能是最嚴格意義下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在痛苦地尋找語言，拒絕不自省的縱的繼承，也拒絕套裝軟體的橫的移植──儘管以「文明」之名。這樣解釋，您是否能稍稍理解那種「吞不下去又吐不出來」的感覺了呢！他不能也不願意藉「中國特殊性」之名來否認您的「事實」甚至您的價值條目，但是您的價值與信念條目的前提與後果卻不是他能接受的，這無關尊嚴，而是一種內在於一個文化體的智慧，以及，更重要的，他有他更大的視野與抱負，儘管還只是冒出了一點點小芽而已。

現代性的價值教會所佔據的道德制高點就叫做「文明」。這是五０年代以來現代化意識形態及其機構的一貫姿態。想想看五０年代到七０年代台北南海路「美國新聞處」在對待台灣人的自我意態吧！想想看美國新聞處的機關刊物《今日世界》吧──「我們溫柔地文明地但嚴厲地對待你，就是希望你能開彰明化，脫掉野蠻進入文明」。龍女士在給「胡錦濤」的公開信的結尾說「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要求胡錦濤「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但是已經自許為文明，且系統啟動設定對方為野蠻（除非對方自身舉證為非），又如何「誠懇傾聽」呢？對方又為何要仰望高山般地對你誠懇傾訴呢！其實，我是懷疑價值使徒有「誠懇傾聽」的能力的，因為他們「總是已經」（always already）知道了。對於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歷程，我和龍女士一樣知之甚少，但我沒有信心與勇氣說：「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跖、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而這個權力美學，對龍女士而言，就是「仇外的建國美學」。我不敢這樣說，只不過我碰巧知道早先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實踐是有非常認真的第三世界觀與實踐的，而且並不那麼恰巧地我也知道中國（不只是中國共產黨）的近代史裡的與西方接觸的經驗是一個無法跳脫的話語脈絡，是每一個中國人身份中的有機構成，不是「仇外」或「義和團」所能簡單概括的。這裡頭有一種尋找摸索自身理清自身的傳統（包袱或是契機）與條件，走一條適合自己的路徑進入到世界之林的努力。我正在努力的感受它理解它，我並不想用「文明」或「野蠻」這些現代二分法符咒把這個大問題箍死。更何況「文明」也有很多的判準，透過對於價值的論述化與反身化，人們進行平等意見交往並回應批評，不也是「文明」嗎？

有一種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心靈狀態其實是我很佩服很欣賞也常想惕勵從之的，就是一種對自身的價值或信念有一抹揮之不去的自我懷疑的那種狀態。在這個狀態中，一個人可以反躬自省，可以在差異中學習，而不至於動輒「你為何不生氣！」我在寫完那篇批評龍女士的文章後，也曾想過龍女士為何不對其他「野蠻」地區或國度發怒並要求洗心革面呢？我想這當然和龍女士的認同有關：中國人論中國之事。但並不完全是因為這個身份因素，更重要的或許是她的一個假設：中國，我瞭解你，因為我中有你。作為一個境外中國人或「中華民國人」，龍女士血液中殘餘的對中國的「家國認同」使她生氣，因為她無法向獨派交代，這樣的家國妳還留戀什麼？因為她必須要向全世界廣大的「現代化人士」承擔一個原罪：我所從出的家國是這樣的一個國度。這是龍女士自身的存在焦慮，旁人無從置喙，但是我是否可以建議龍女士作這樣一個區分：「中國」作為一個血緣家國，以及「中國」作為一個歷史國家，而對前者的認同或感情並不保證對後者的理解。如果您認為我的建議可行，您就可以把作為歷史國家的中國當作一個他者，賦予他一個激進多元文化論（即，「在差異中學習」）的最惠國待遇：對這個有深厚歷史積累的文化/政治體制，我並不那麼理解，我得要多理解，入太廟每事問，延遲我的判斷，或許我可以學習到很多我以前並不知道的事情。

事實上，這個把作為歷史國家的中國當作他者的能力，在當今的台灣普遍缺乏，而弔詭地反而是以獨派尤烈。我們常常看到不少獨派人士，動輒對一切和中國有關之事，逕下判斷，因為什麼呢？「因為我太瞭解中國了！」龍女士比他們沈重痛苦，因為她有血緣中國的認同。這個認同，我命定地也分享，但我願以我的經驗與龍女士分享我的出路：把這兩個中國區分開來，把歷史中國當作一個值得理解的他者來對待。我在〈和解的壁壘〉一文，在文章的開始部分提出了這一點：要將對方視為一個需要理解的他者，和解才有可能，和解的壁壘首先在於理解的壁壘。這可惜沒有被任何的批評者所理解，當然我的寫作也要負一定責任。我是這麼說的：

冷戰以來，由於東西陣營的對抗，以及兩岸的對立隔閡，所形成的深度文化
與價值壁壘，在兩岸各據一方時無從展現，反而是當兩岸越要開始接觸時，
這個藏在水面下的壁壘往上浮現的驅力也就越大。這是我們為什麼要在此分
析龍女士關於兩岸關係言論的原因，因為它是一個足以彰顯這個壁壘的重要
個案。

三、「區域批判知識份子」的初步勾勒
在這種真實的狀況下，知識份子如何在這個區域之間論述，就成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我認為龍女士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本身的歷史貢獻或許也就是在現身說法地將此一問題「問題化」。而我在〈和解的壁壘〉一文的最末，暫時提出但無暇深入的「區域批判知識份子」或「區域左派」，其實就意在於此。我的文章是這樣結尾的：

我們認為知識份子首先應當反省自身的狹隘在地本位，至少要致力對區域發
言，以區域的批判知識份子自居。區域主義的左派(regionalist left)應是最起
碼的立場。我們不同意於龍女士的，最終還是在於她雖然在區域間說話，但
並沒有促進區域間的對話，反而以一種弔詭的修辭，增設了區域間的壁壘。

現在容我在先前的討論基礎上，把這個想法推前一步。首先，不管是叫做區域左派或是區域批判知識份子，他的知識操作都必須首先自覺有一個在地性，也就是說，他的批判論述最具有感情動力的、最具有知識背景深度的、從而也最有可能提出批判洞見的活動場域，最終而言，無可逃避的還是在一個在地尺度之中，無論是鄉梓社區、都會，或是國度內。而對在地的「自我批判」的研究或論述是任何區域批判知識份子的操作的第一步。這個自我理解與批判必須是非常嚴格甚或嚴苛的，但是這個批判論述的進行，卻又不僅僅是自顧自的，而是時時刻刻也將這個區域中其他批判知識份子的知識活動擺在相互視野內，體會他們的關心、敏感於他們的力量與困境。這個使區域的批判知識份子有別於純粹在地知識份子的向外的注意與傾聽，包含了兩個相關的企圖：一，向他者學習，以便更瞭解自己；二，更深入瞭解自己，以便更深入幫助他者瞭解他自己。因此，區域批判知識份子必需做出一種人己區分，這個區分不是民粹或民族主義性質的，恰恰好是因為他從來不是自我表揚的，而是自我批判的，是帶來暴風雨壞消息的；他是烏鴉。這個人己區分不能被「家國」或民族的情感所遮蔽；沒有這個情感固然了無掛礙，有這個情感的人也必須輕鬆釋然，因為你必須理解唯有透過這個人己區分，才能夠真正對這個區域有所貢獻，從而與你的「家國」感情最終而言並不矛盾。

這樣的批判實踐在牽涉到對兩方或多方的評價時，也勢必得採取多重的操作標準。這並不一定是說價值本身的多重，而是說在對價值論述時，必須有一個人己之分。古老的個人倫理箴言：「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仍然是一個有效的區域間互動的準則。嚴以律己的操作，一方面逼迫自身的社會進行反思與改革，另一方面也能夠藉此現身說法，間接地向區域他者說一個和他有關的故事。好比，我們激進地批判台灣在地的民粹主義或是「後威權」現象，只要我們的批判是深入的且真誠的，這個故事也一定能讓他者有所啟發，或讓他者偶而有此感受：「這個故事說的就是我」。

這樣的知識實踐一定是有價值導向的。但是對批判知識份子而言，這些價值不是拿來認同、消費、或自我恭賀的。如果有一些歷史成就，批判知識份子要含素抱樸默而守之，好比台灣解嚴後的確暫時不再有外在的警總夜半吉普車抓人的恐懼，這個成就，是不需要自我恭賀，留給要恭賀的人去做吧！區域批判知識份子要做烏鴉，就是不停的作為異議者與不滿者，指出體制所宣稱的價值和現實之間的反差，指出現存社會力量之所在，接收先行者的瓶中信，發掘歷史中的理念與信念力量。我們對價值的態度是批判而非珍玉在懷矯情示人。挖掘自身的限制與力量，並在這個過程中和區域間的他者平等地經驗交流，使區域不再是個文明與野蠻的國度分層，而是一個學習的領域。就目前而言，情況是比較不樂觀，台灣和大陸的知識份子都習慣於各自以他者為自身政治議程的拿來主義註腳，或根本不關心。我在北京半年，感受到不少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確對台灣缺少必要的好奇心，但卻也自以為知道。

但我認為區域批判知識界的建立是為了化解兩岸敵對的一個知識份子可以掌握可以努力的方向。要建立這個知識界，就台灣的批判知識份子而言，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我們必須一如學習者般的謙遜地認識到：中國大陸首先是一個需要被我們理解的一個對象。兩岸空間隔絕四十年，知識隔絕六、七十年，這些在兩岸知識份子的知識體質與構造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我自己而言，理解到我的知識形成的兩大力量是國共分裂下的國民黨史觀與美式思想（幸好是美國的左翼），也是不久前的事。而我不免擔心很多獨派的青中年知識份子，也是有同樣的譜系，但或許還在無自覺的狀態中，因為不自覺，也許還更糟，但我這樣說，一點幸災樂禍的心理也沒有，反而是深深擔心的。

四、回應龍應台女士的捍衛者與(或)我的批評者
〈和解的壁壘〉一文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與大陸的《讀書》雜誌發表之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第六十期刊登了崔衛平教授的回應文章〈有感於趙剛批評龍應台〉。這時間我人在北京，有朋友告訴我除了崔女士的回應，還有一位林達先生也有長文回應，但在大陸發不出來，我是知道林先生的著作的，他寫過一些紹介美國文明的書。我一月回台之後，上網搜尋林達先生的回應文章，順利找到了（發表於「世紀中國系列論壇──世紀學堂」www.ccforum.org.cn/）。順便一提，林先生和崔女士都是大陸或大陸出去的知識份子。我在網路搜尋過程中，也讀到了一些刊登於本地部落格的匿名（或代號）批評或詬罵。一般而言，感覺他們的年紀似乎比較輕，不少還是海外留學生。我很難負責地回應他們對我文章或對我的批評，因為部落格的書寫常常是很隨手即興，而且因為經常陷在一種朋伴相互話趕話的快感中，更是少了書寫文字本應有的對書寫者本身的對質作用以及從而產生的負責品相。我因此選擇暫不回應。相對而言，崔衛平女士和林達先生的回應則是誠懇與直率的，並且是有觀點而且也願意較完整地表述的，因此我盡量也以相應的直率與誠懇作出我的回應。

4.1 林達先生的〈心有壁壘，不見橋樑〉
林先生〈心有壁壘，不見橋樑〉一文，為龍應台辯護，指出龍女士並不是在推展現代化意識形態，而只是二十年來都在堅守一個價值而已。這一價值是什麼呢？林先生把龍女士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中所列舉的各種台灣的現代化成就（相對而言也就是大陸所缺的），例如文明、禮貌、平和、包容、多元、自由民主與均富，刪繁就簡，只留下言論自由。林先生引用南方朔先生的口語，進一步濃縮地詮釋台灣的言論自由是：「批評政府，它不會抓人」。對林先生而言，龍女士千言萬語，其實只是在捍衛要求政府尊重言論自由，對國家暴力嚴厲設限的最基本的「核心價值」。林先生認為這不是什麼「現代化意識形態」，而是一個類自然法的普世價值。

在這篇文章裡，林先生雖然也認為我對台灣社會的自我批評是中肯的，甚至可以是「華人社會萬分寶貴的經驗」，而且「現在的大陸，應該就可以討論」，可是，在做這些之前，必須要接受一個前提，那就是大陸目前還是在一個否定言論自由的專制狀態。台灣儘管有我所說的各種問題，但是林先生要我別忘了：台灣不抓人。龍女士在這個前提下，輸出台灣民主經驗，林先生認為這正是在架設橋樑，而非建立壁壘。林先生指責是我心中有壁壘，才看不到龍女士在架橋。

但是，橋有從天上架下來的嗎？橋樑的前提不是平等，作用不是溝通嗎？從天而降的似也只有危乎高哉的蜀道或是仙樂飄飄的天階。假如那篇可以讓台灣人自滿，讓大陸知識份子「吞不下去，吐不出來」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還不夠明顯地暴露龍女士的這種姿態，從而讓指出者反而背負「自己心中有壁壘」的指責的話，那麼今年初龍女士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的壁壘高築的姿態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但我還是願意和林先生就其所提出的問題繼續進行討論的。但這個討論是要假設林先生這篇文章的論點也是林先生自己的，而不是再現龍女士的。我要說，如果林先生，以一個大陸中國人知識份子身份，指出大陸缺乏言論或其他憲法所保障的政治自由，而且要努力改變這個狀況，我是尊敬的，並且願意嘗試體會理解您或類似的人在這個鬥爭過程中的經驗、困惑與希望。去年廣東番禹太石村的農民抵抗官商勾結暴力徵地的維權事件，抗爭居民合憲的維權行為竟然被地方政府黑白兩道合力鎮壓，使農民投訴無門，新聞記者、維權人士、甚至人民委託的律師的工作與生命都被威脅。這裡頭有沒有言論自由的問題？當然有。但是不是完全是甚或首先是言論自由的問題？我傾向懷疑。所以，以一個區域知識份子的立場，有機會的話，我會嘗試瞭解這個事件的歷史性與整體性，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可能將台灣的社運抗爭的經驗拿出來交流，而我相信，一個在台灣活動的區域批判知識份子對關心這個問題的大陸知識份子最可能有貢獻的所在，還是在於他是否能夠深刻地真實地剖析台灣的經驗。但同時，台灣的經驗要被照明，也弔詭地需要看到大陸的（或其他地區）經驗。這都是可能的、可欲的，但我不會主動的高高在上的推銷台灣民主自由的「文明」經驗。

對於林先生的這篇文章，我有一個好奇：「台灣」的存在，到底對您的意義是什麼？對很多大陸中國人，我的有限經驗是台灣是一個終要回「祖國懷抱」的對象。對很多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台灣是一個凸顯中國共產黨負面的正面（例如政黨輪替、政治自由）。對他們而言，台灣只有這樣的一個劇場價值，除了少數例外，少有真正下功夫認識台灣理解台灣的人。林先生似乎並不完全是這樣的一個自由主義者，因為雖說林先生堅持「台灣」的意義首先必須是言論自由的華人樣板，但林先生也難得的願意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台灣社會也是充滿了困惑、不確定、問題、與危機，這些值得大陸人對之理解並討論。就這點而言，我不覺得林先生分享龍女士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中所顯示的對台灣完全慶祝的姿態，但我不很確定我的感覺是否正確，也不確定林先生要大陸討論台灣經驗的意義到底為何？其中是否有一個區域的視野？

對於林先生的這篇文章，我還有一個聯想。我好奇於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林先生如何看待今天中國大陸的農民、農民工以及城市工人階級及下崗工人的維權運動？對於這些階級主體，林先生的期望為何？對於政治自由裡的集會、結社、與抗議活動中的積極自由與力量（power），林先生的期望為何？核心的問題：林先生對於社會變遷的主體的想法為何？個人和社會的關係為何？龍女士說她關心的向來只有「個人」，您是否也是一樣呢？

您在您這篇文章開頭的部分說「現代化是人類社會在自然發展中經歷的一個階段」，然後您說美國是先行者，當然會碰到很多問題，然後有人批評現代化，也有人捍衛現代化。您並說「這樣的爭論一直都在進行，公婆都有理。批評現代化永遠不會缺理由。」但說到這兒，您話鋒一轉，有些突兀地但更是情感真實地說：「順便說句也許和主題無關的話。先行者走到這一步，優劣不論，有它必然性的一面。後來者要阻止一個地區的現代化發生，或許先要找到扭轉這種必然性的力量。否則批判歸批判，去還是會去的。」

我一點也不覺得這句話和主題無關，因為這顯示了現代化論述裡的一種準宗教性格。這也就是先前我說的現代化意識形態代表了現代性中的一種保守的「價值教會」，非歷史、非社會。當今所有您心目中或心目外的文明成就，哪一種不是人們集體努力的結果？中產階級鬥爭王權而有了對王權的限制與代議政治；工人階級鬥爭中產階級而有了不再有財產歧視的普選；婦女運動鬥爭男性霸權才有了婦女投票權，而這只不過是一世紀之前的事；美國黑人對抗白人種族主義才有了黑人的真正的投票權與平等受教權與空間平等相處權，而這不過是不到五十年前的事──而這是發生在您所謂的「先行者」身上的。但我指出這些，更重要的不是這些事實，而是要指出一個歷史觀。我不得不質疑，您並沒有一個有歷史性的的歷史觀，「人性本然」、「自然法」、「人類社會自然發展」、「必然性」，這些詞彙其實洩露的是您對於任何集體主體與集體行動都抱持了虛無的甚至恐懼的心理。對於您所珍視的價值，您認為人們當然不能阻擋，似乎同理也無須社會運動促成，該來的還是會來的。這是很多自由主義者的共同狀態：呼籲很多價值，但是對於如何促成捍衛這些價值，卻缺少足夠關於手段的歷史性與社會性的構思。

4.2 崔衛平女士的〈有感於趙剛批評龍應台〉
最終而言，崔衛平女士和林先生的回應文章，殊途同歸，在一個意思上碰頭：中國確定落後，台灣確定進步（或現代）。殊途，則是因為林先生心儀於台灣的「進步」，崔女士則是切陳大陸的「落後」於文明世界。

崔女士這篇文章首先說明她對於龍女士和我的文章中關於台灣的種種情況，「實際上也瞭解不多」，因此她選擇避免涉及台灣，而只就我所論及的大陸種種提出她自己的意見。對於這篇文章，首先我要說，崔女士關於大陸的很多討論，讓我收穫良多，這不只是訊息上的，也更是對某一種立場和感覺藉此有比較深入一點的體會。這是必須要致意的。

對於崔女士的很多看法，我也相當同意，而且我也常以此自勉。好比崔女士說：「即使是最正確的、最沒有爭議的原則，也不見得能夠與所有時空條件下的歷史實踐直接掛得上鉤。」我同意，我認為有了這個體認，我們才能在認知與批評的道路上向他者學習。價值或信念必須要找到歷史的與現實的基礎，以後者為基礎對前者進行手段批判。

其次，我同意也尊敬崔女士所說的：「作為一名大陸知識份子，我也希望……不是停留於所處社會已經取得的成就，而是繼續指出它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危險。」崔女士對於大陸的貧窮與社會公正的討論，有憑有據，把這個問題以在地人的立場與熟悉，談得更進一步，至少有助於公共論述的開展。我雖然仍然認為相對於傳統中國災荒不斷輾轉溝壑的歷史，現今的中國大陸至少十幾億人都能揭開鍋吃上飯，這是境外的評論者如博格或我所必須首先承認的（不管我們之後還有什麼批評或期望），而崔女士指出這不夠，貧窮仍在，而且貧富懸殊加大，有些地方脫貧之後又返貧……，需要努力面對。對於崔女士的這些討論，我除了尊重與佩服，沒有其他。

此外，我也同意崔女士對於歷史遺留的一部份看法。我覺得這部分看法說得很好：「不斷地挖掘那些閃光的邊緣思想，是正義工作的一部份。問題是，如何驅散歷史的重重迷霧，將它們從某些不為人知的地方發掘出來，讓人們得以瞭解，將真相大白於天下。」她並說這樣的一種回到歷史的工作，是一個艱困的工作，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樣嚴肅面對過去的工作，可以幫助「形成一個開放的傳統」，而非「為了回到某個過去，或者為了維護目前的現狀。」這樣的一個對歷史的態度，特別是對邊緣戰鬥者、對失敗者的歷史的同感，我在閱讀時不由得聯想到我多年來一直心儀仰慕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湯普森！但我也注意到崔女士對歷史意識的「理想」態度和她自己實際上的歷史意識（容我武斷地就這篇文章而言）有一個很強的矛盾關係，這我稍後會討論。

儘管我對崔女士的文章有這些同感與尊重，但畢竟崔女士和我之間是有相互不同意之處的，而且我也在崔女士的文章中讀出了一些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而其中很多都不只是崔女士和我之間的問題而已，我相信是有更廣泛的意義的。我的回應分為兩點：1. 區域批判知識份子；2. 歷史。

4. 2. 1 區域批判知識份子
我從一句聽起來有一點瑣碎，甚至老實說，乍看有點肉麻的話開始。您說：『她 [指龍應台] 選擇站在大陸被侮辱者和被損害者一邊，承擔大陸遭遇不幸人們的命運，贏得了大陸讀者的深深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已經不把龍先生當作「外人」，而是一位親切的「自己人」。』

且不論龍女士在給胡錦濤的公開信中指出中國大陸是一個「踐踏她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之後，把她當作『親切的「自己人」』是否客觀上還能辦得到，我要說的是，就算大陸知識界或人民（您的「我們」？）不把她當外人，龍女士是否就真實地、合宜地、合理地能夠認為她真的是「自己人」。我在這裡談的不是認同問題，而是認知問題，也就是我在前面的區域批判知識份子討論裡所指出的，在區域發言的前提是抱持一「人我區分」，如此才能有第二序列的對他者的尊重，而這個尊重表現在我並不應該預設我對你「早已了然」，表現在我或許不應以我的尺來律你，我應該多學習，耐住逕下判斷的衝動，克制自己好為人師的慾望。我認為，龍女士並沒有自覺這個有嚴肅知識論意涵的人我分際，後果上則不免漂流於分際內外便宜行事。因此，龍女士的批評工作常常缺少一種原則性。同一個台灣，在2004年五月，龍女士可以為文痛批如下：

如果在「台灣主體性」的概念之中，被強調的是部落血緣，而民主社會的核
心價值──自由的心靈、人權的堅持、對異議的尊重、對法制[治?]的遵守、
對內部集權的反抗、對弱勢的照顧等等，反而被視為次要，我們究竟為什麼
要「台灣主體性」……如果在宣揚「台灣優先」的同時，外籍勞工被虐待、
大陸新娘被歧視、前線情治人員被背棄，政治不「正確」者被排擠，這個「台
灣優先」能被我們的良知接受嗎？……「台灣人」的定義如果是唯我獨尊、
排他的，那麼我恥為台灣人。（見龍應台〈超越台灣主體性：向核心價值邁
進〉《中國時報》2004/5/7，E7）

但是在一年後也是五月份的文章裡，台灣人卻又陡然變得「文明、幽雅、包容、平和、安靜、自然，多元……」，台灣社會也突然從撲天蓋地的「台灣人認同」魔咒中釋放出來，化為「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龍女士能這樣翻雲覆雨地論述，是否是因為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是「自己人」，或都「不是自己人」呢？我越來越相信後者似乎還更可能，這從她動輒要揮手自茲去的姿態可見一斑。她如何處理她的認同不關我事，但是我不贊成這樣的知識操作。因此我批評龍女士「為何選擇放棄知識份子的批判角色，寧可選擇對台灣霧裡看花呢？」

對我而言，一個區域的批判知識份子應該首先窮盡在地的批判的展演，以此作為區域對話與相互學習的基礎。這是我的原則，也是我自己下的任務。崔女士可能並沒有體會（不是您的責任）到我這個心情，因此也模仿我的口氣，質疑我：「為何放棄知識份子的角色，寧可選擇對大陸霧裡看花呢？」我瞭解您的意思，但是請您也理解，對大陸的批判不是我的直接的任務也不是我現有的能力可為的，這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而且我將來也會是把大陸當成應該要理解與學習的他者的。我的首要責任是對在地狀況的自我批判，愛之深責之切是人情之然，責己以嚴待人以寬，也是我信服的交往倫理科目。如果說，這讓您覺得我對大陸霧裡看花，這也好，畢竟我的待人以寬牽引出了您的責己以嚴。這，其實是我所期望的一種區域之間的對話方式。

雖然如此，我對大陸是有批評的。但批評是委婉的，是一種把自己也包括進來的批評。這就是我藉美國學者沃澤爾之口，批評了台灣對「外勞」的歧視與虐待政策，也同時批評了大陸的城鄉雙軌制及其所造成的不公。崔女士讀得出來，我在這裡把農民工類比為台灣「外勞」的批評。雖然她認為我說得不完全不透徹，但我一點也不介意，反而是感激她這種討論態度的。

但是崔女士要求我「拿出一套不同於龍先生的大陸表述」，否則就不應該批評龍，則是我不能同意的。我不同意有兩個理由，首先，崔女士應該清楚我對於龍應台的批評的首要並不是關於經驗或是歷史事實，甚至非關理論，而是關於龍女士在區域發言的前提、姿態、方式與後果。我要作這樣的批評，沒有理由要求我有義務要拿出自己的一套大陸表述，因為那不是我申論的重心。但有趣的是，崔女士一方面指責我沒有自己的一套大陸表述，卻還率爾操觚，但同時又小心翼翼地幫我推論出一套大陸表述，好讓她能發表一套她的大陸表述來反對「我那一套」。那我到底算是有還是沒有呢？但我從崔女士對我的要求中，我看到了一個反諷，她認為龍女士是有一套她佩服的大陸表述，而且對大陸有幫助，她也責成我對大陸應有一套表述，但是她自己卻不必對台灣有一套表述！在文章一開始，崔女士就把台灣撇開了，理由是對台灣的諸種情況所知不多，不宜涉及。這個理由當然有正當性，但是我也發覺有太多的大陸知識份子，其實對台灣的「諸種情況」的確也不掩毫不好奇之情，偶有關心，也不過是為他們各自的黨派性意見下個支持或反對的註腳。我必須說，崔女士的發言，雖然跨過台灣海峽，到了台灣，在《台社》發表，但並不是一個區域知識份子的發言。區域知識份子雖然首先要面對的是各自在地社會的自我批評，但是這個批評必須要突破冷戰以來的分離狀態，至少在出發的態度上將對方擺在自身的論述視野之內。

4. 2. 2歷史
崔女士的回應裡，最複雜也最令人深思，感觸良多的是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評價問題。說實在的，在這一部份我樂於傾聽的心情遠遠強於要回應的心情，遑論批駁。兩岸隔絕這麼多年，對於一個大陸知識份子的告白，我應該要體會與理解的地方太多了，更何況，如之前我所說的，我對於崔女士對歷史記憶之對一個社會的進步角色的期望，其實我也是有共鳴的。

我能在這裡和崔女士交流的，也許只是分享一點點台灣的經驗吧！台灣在九０年代李登輝大力開動的去中國化的民粹風潮，給社會帶來了一種價值上的政治正確風，凡是屬於過去國民黨時期的，都是落後的、封建的、黑暗的、專制的，任何事物只要把前頭加一個國民黨，就等於加上一個負號。相對於國民黨，民進黨則代表進步、開明、現代與民主。後來，這種對比乾脆就更以「中國」和「台灣」作為說明一切對立的兩大象徵，如黑與白。鄭鴻生先生最近的一篇大作〈重回1945──現代與落後在台灣的百年糾結〉（即將刊登於《思想》，2006年六月號），就非常準確地指出民進黨獲得政權的鬥爭最後能成功，其實是在一個最重要的意識形態鬥爭領域獲得零和勝利：民進黨成功地創造出一個論述氛圍，於其中，國民黨代表的是所有和中國這個古老帝國有關的落後，而民進黨則是接續著戰前就已經「相當現代」的日本遺產。回顧歷史，鄭鴻生認為龍應台的「野火」的歷史位置事實上是在國民黨最脆弱的時期，美國與之斷交，國府對內對外處處掣肘，又爆發江南案的天大醜聞之時，將國民黨鎖定為黑暗落後與野蠻的代表，重重一擊。鄭鴻生以其前資訊科技專家的經驗，親證了歷史並非如此簡單二分，他以過來人的親身經驗見證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某些部門內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在各種意義上都可說是開明、理性，或假如你願意，「現代化」的官僚專家系統。但是在當國民黨失去了整個意識形態（或形象）戰爭之後，當時陳水扁的台北市政府則全盤接收了所有的「現代化」光環。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在它十五週年〈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的基調論文裡，將當代台灣定位為後威權，指陳了它的很多問題，例如公共領域的壓縮、單一性認同的壓迫、戰爭的危機，以及社會公正的退縮。這些對當代的批評，縱有人不同意，但不見激發人們比較激烈的反應，反而是對這篇論文所指陳的，相對於今日，國民黨威權時期也並非沒有進步成就（例如公共衛生、平等主義的國民教育，以及國家對資本的相對自主性），而需要我們重新反省與挪用時，卻遭到情緒較激烈的反應：你們怎麼可以美化過去，美化國民黨？

但這的確無關美化舊政權、美化「舊時期」，或美化任何東西，而是有關人們怎麼看待自己的歷史。陰陽二分一刀切的歷史觀當然省事，在激烈的革命或反抗運動肇興之際，或許也有它的一時需要，能鼓舞人們的反抗意識與行動，但是這樣一種歷史觀畢竟是一種馬上得天下的歷史觀，而一個文明或一個社群，如果一直只懷抱著這樣一種因為依據著「新的」、「進步的」、甚或「普世的」價值，並對過去採完全否定的態度，這個文明或社群的自我意識一定不可能有基本的自適與怡然，因為對過去有恥感，對代表未來意象的他者有自卑，對落後於自己的他者傲慢。鄭鴻生這篇論文就指出了台灣無根世代的起源：

我父母那輩人[作者按，大約是李登輝的那一代]做為臺灣初次學到西方現代文明的第一代人，面對前清遺老的他們父母輩是充滿著文明現代人的幸福感與優越感的。然而這套西方文明卻是透過日本才學到的，是一種日本形式的西方，而且又是被強加的，而非基於自己的需求去學來的。更何況這一代人又被強迫與他們的父母即我祖父母輩自在自得的傳承斷絕，於是又有著不踏實的空虛感，成了臺灣無根世代的起源。他們處於一種心靈扭曲的情境，一方面對殖民者日本的「文明」充滿著自卑感，另一方面對自己長輩先人的「落後」則充滿著優越感，但他們的心靈深處卻是空虛而無根的，因為他們的自信心已經被強勢的日本殖民政權帶來的這個「現代文明初體驗」所徹底擊垮，而他們竟無能反抗。可以說這個壓抑著的、無能「做自己」的屈辱應該才是綿延至今的「悲情意識」的根源所在。

是在這個脈絡下，我批評台灣當今的歷史意識試圖把凡是和中國有關的過去都徹底地否定掉，否定的不只是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之前的整個左翼的文學、思想與政治（這是從國民黨統治下一脈相傳下來的），甚至連整個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第三世界的、左翼的那段過程都要抹殺。龍女士當然並沒有完全分享這樣的歷史意識，甚至還曾為文有道理地批判這樣子的偏執荒瘠的歷史意識，但是，她的確曾在書寫「野火」時，不全然缺乏正當性地，援用了這樣的善惡二分的歷史意識來否定她眼中的中國國民黨，以及，在去年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以及今年的〈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中，缺乏正當性地，再度援用這樣的善惡二元的簡單邏輯來定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段歷史。「不全然缺乏」是因為龍女士是在自己的社會進行自我批評，她至少有一個發言位置上的合理性，以及一定程度的反身性；「缺乏」是因為她在區域中發言，卻缺少對他者的歷史有足夠的尊重與謙遜（汝當脫野入文），以為有了血緣中國的身份證就可以立即無礙地理解歷史中國，並居高臨下地指責。

崔女士以中國大陸在地人的身份對中國大陸的現狀提出了很多批評，我是尊重的，而且說實話，有些話是相當有感覺的，例如您引薩伊德的話：「所有知識策略中最卑劣的就是自以為是的指責其他國家中的惡行，卻放過自己社會中的相同行徑」。您說您引用這句話，絲毫沒有針對我的意思，我是不疑的，而且我大約理解您所指為何。但我還是只說說自己好了，如果我的批判工作，不論是對於全球化或是多元文化的批判，只是在批評美國，而放掉自己（即，台灣的現狀），那我也是要深自批評的。只是在台灣，真正和您感覺的知識份子的分化邏輯有一對應的倒不是「批評美國讚揚中國」及其對反，而是「讚揚台灣否定中國」及其對反。我們（我與我敬愛的批判同仁）這些「反台灣的台灣人」被邊緣化，承擔了很多懷疑與不屑，但我們並沒有過度沈重，反是盡量努力不以己悲。偶而碰到大陸的知識份子頌揚台灣的「民主成就」，我們也沒有懊惱、遷怒，畢竟他們是「外人」，很多事情，如您所說，「外面的人看不出來，裡面的人說不出來。」

您是否給您自己背負了過多的沈重不是我所能置喙的，但您的沈重使得您對我批評龍應台的文章被過度壞心情地解讀，則是我不得不指出的。其一、我並沒有任何意思指在中國大陸進行任何和當權者鬥爭的行動是和「大風車」作戰；上下文裡，「大風車」指的是龍女士所單薄想像並與之戰鬥的中國。其二、我並沒有意思說中國境內的不平等一切要由美國負責？我怎地會讓您如此理解？的確讓我有些悶然。當代中國的社會不平等有一些大的、明顯的歷史原因，如城鄉分治戶籍制的傳統因素（如我在北京市民、上海市民、龍女士和我都是「公民─暴君體」一份子中所委婉指出的），有「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的晚近因素，我指出龍女士沒有把矛頭指向美國，當然是順此脈絡就此而言。其三、我說中國近現代史裡有很多和陳映真先生一般「散發著人性光輝的奮鬥與實驗」，這裡的「實驗」二字使您「倒抽一口涼氣」，但我想到的並不是那種科學實驗室裡或集中營裡的殘忍實驗，而是只想到中國的近現代史困難重重，很多的理想與行動都是沒有先例可循成路可依的，因此「實驗」（即，試錯過程）是一定不可免的。

您談到過去，馬上是那麼的沈重，這是我要尊重並體會的，其實並沒有立場說什麼，但是在讀到崔女士情緒強烈地咀嚼一種被歷史背叛的感覺後，說出「這些顧慮也許是一些大陸的朋友為什麼謹慎地繞道而行的原因，並不是他們要脫離歷史和自身傳統」時，我不由得不想起鄭鴻生從台灣的經驗所沈重指出的「無根世代」、『無能「做自己」的屈辱』，以及蕭蕭無邊的「悲情意識」或「傷痕意識」。

我希望大陸中國人不必也不會掉到歷史的這一個黑坑裡，一如我希望台灣人能早日從這個黑坑中躍出來一般。歷史不必一直重演，那正因為我們不迴避、不繞道，在面對自身的傳統中體善知惡，並獲得力量。

五、結語
作為一個回應式的文章，這篇文章是長了些。但千言萬語，我的希望是整理出一個想法：兩岸是迫切地需要和解，而和解當然是需要相互對話的。但是要能夠進入到一種真正的對話關係之前，是需要發展出相互對各自處境的理解，並找到適合各自的發言位置。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朝這個方向所做的一點努力。

台灣人認為他已足夠理解中國大陸，大陸中國人認為他已足夠理解台灣。對於認為兩岸之間的理解不是問題的朋友，這篇文章或許可以是指出國王並沒有穿新衣的那張嘴。

有些朋友，台灣的或大陸的，對於我之前批評龍應台女士的那篇文章所指出的對於兩岸理解與和解的意涵，很表鼓勵，這是我感受到的支持，我銘記在心，這篇文章也是我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的一個心意表現。有些朋友對於我拋出了「區域知識份子」，鼓勵我不要停在簡單的宣稱，這篇文章也是我重視朋友期望的一個展現。但此外，兩岸皆然，都有朋友，但特別是有些大陸的朋友，對我那篇文章的接受似乎主要（或僅僅）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出氣」或是「釋然」的感覺，則令我有點哭笑不得。對這些朋友，我必須說，雖然我在兩岸中說話，我還是在解決我所面對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例如兩岸的和平和解]最終也必然是您的問題──這是「區域」存在的理由），如果我的言說讓您感覺輕鬆釋然：「啊，台灣情況是這樣啊，那我們….」，而非一個區域批判知識界大家一起來承擔（而非卸下）的工作邀請，那我就必須深自反省那脫離於我所掌握的那個論述效果。而看來這的確是區域批判知識界的一個重要的、等待克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