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由龍應台與陳映真引發的聯副思想交鋒，已持續近兩個月，參與論戰者，涵蓋台、港、中國大陸及海外知識菁英，議題層面不斷開展，是近幾年罕見的一場紙上論戰。

本文為美國Marygrove大學榮譽教授金寶瑜，從經濟學、社會學的觀點，分析中國大陸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民主政治的內涵、美國「協助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民主」的實質動機、立場等等，提供另一個思索的角度。（編者）

有關《冰點》被停刊和袁偉時文章的討論，在貴報的「差異與交鋒」專輯中已有很多。另外，在《批判與再造》雜誌（第二十九期，二○○六年三月）裡，也有大陸學者針對這事件發表的文章，這裡就不再多談。我在此文中從另一個角度來談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和其他有關民主的問題。

中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成長

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底的三中全會結束後，開始了一連串資本主義的改革。到了九十年代初，資本主義的改革已經基本完成。農村在一九八四年人民公社解體後，恢復了個體的小農的商品生產。八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將原有的國有企業改革成以營利為主的企業，隨後並進行私有化。從改革開始，中共中央就積極的以勞動體制改革來打破中國工人的鐵飯碗，把勞動力變為商品，使工人成為可以隨時被解雇的雇傭勞動者。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隨著經濟的改革，在媒體和學校教育中宣傳了起來。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來對抗中國「革命」後三十年建立起來的平等觀念。用「大鍋飯養懶漢」來侮蔑勤勞農民在人民公社下彼此合作的成績。我還記得《人民日報》為了配合勞動體制改革，在八十年代中有一篇稱讚工人失業的文章，文章主要的意思是說失業可以增加工人的危機感，工人為了怕失業，將會更勤奮的工作，因此是好事。

中國大學的各科系 完全能和美國高等教育接軌

為了配合改革，中共中央將大學裡的各個科系的教學課程作了大幅的更改，特別是對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各科系教材的編改。在我的本科經濟學方面，各大學將經濟系的課程基本上模仿了美國作了很大的變更。教科書也是直接從美國大學的教科書翻譯過來。除了經濟學本科外，各大專院校還加設了商學的各學科，包括企業管理、金融管理、保險學等等。這些新設的學科也是從美國照搬了過來。改革的結果使得中國大學的各科系完全能和美國高等教育接軌，美國著名的大學為中國的優秀學生設立了多項獎學金，歡迎這些學子前來受教。

除此之外，中國各大學還邀請了大批美歐的經濟學者來中國講學，來自美國的經濟學家中有最保守的芝加哥學派的祖師爺弗里德曼（Milton Freidman）。中國當政者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扶植的例子還很多，包括九十年代時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提供的公開討論的園地。

隨著這些改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也就輸入了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的頭腦中。因為今天美國為世界資本主義霸權之主，所以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一套意識形態在趙誠的〈言論權是社會公平公正的起碼條件〉（刊見九十五年三月七日聯合副刊）一文中充分的表達出來，根據趙誠的說法，今天哪還有什麼帝國主義，若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起來的話，都是因為這個國家自己不行。我不同意趙誠把帝國主義從地球上消失掉了的論點，也對中共黨校有這樣的教授感到吃驚；我也對袁偉時對義和團起義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這一段歷史的詮釋，感到荒謬得不可思議，但正是這樣的現實，正可以使我們認識到中國資本主義改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滋長，在中國整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中共當局對左派言論的 防範和限制要來得更加嚴厲

自許為左派的我們必須要支持民主運動，包括資產階級民主的範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工人罷工自由等等。

右派用批評中共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來表達中共對容納右派觀點的尺度不夠寬。他們在高唱的同時，卻完全不提中共中央對左派刊物和論點的封殺。事實上，這些年來，中共當局對左派言論的防範和限制要來得更加嚴厲。幾年前《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兩份雜誌被查禁。最近「中國工人網」以沒有繳一千萬人民幣的登記費為理由而被查封。對資本家來說，一千萬是個微不足道的小數目，要他們花這筆錢來支持一個網站或辦一份刊物不算回事。上「中國工人網」的讀者多數是工人（還有很多是失業的工人），這些網友如何從他們每月幾百人民幣的工資抽出來支持他們的網站？只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今天在中國要爭言論自由，先得拿出錢來 （這一個現實每個國家都一樣，但中國所設的門檻特別高），右派的錢多得堆了起來，為工人和農民說話的左派哪裡來的錢？

中國今天是一個 兩極分化貧富差異極大的社會

中國經過二十六年的資本主義改革，今天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中國今天是一個兩極分化貧富差異極大的社會。中國有幾千萬的失業大軍，在有工作的工人中，很大一部分因為工資太低，和缺乏福利，因此連勞動力再生產都不能維持。靠種地維生的農民的生活也同樣的困苦，一億農民都離開家鄉到城市裡打工。對今天中國的工農來說，看個病吃點藥都算是奢侈，更不要談生了大病需要住院開刀。小病沒錢醫變成大病，生了大病就只有在家等死。

在醫療改革中城市多數的工人失去了健康保險，農村的農民失去了合作醫療。在教育改革中，大陸跟台灣一樣，各大專院校擴大招生，所以只要付得起學費都可以上大學。一個大學生四年念下來要四、五萬人民幣，有多少勞動人民付得起那麼昂貴的學費呢？靠種田維生的農民就是要供子女上中學都是極為困難的。一九六○年代和七○年代普及農村教育和提高農村知識水平的努力再也不見蹤影，以前每一個生產大隊都有一間由國家出錢蓋的小學，今天這些小學的房子已經年久失修倒塌，老師的工資拖欠不付。除了富有的村子還有小學外，貧窮的村子已經沒有小學了。怪不得老百姓要說：「醫療改革讓我們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讓我們上不起學。改革有什麼好呢？」

外國的醫療業 已經開始在中國投資

醫療的商品化沒給中國一般老百姓帶來任何好處，卻創造出了個醫療業的市場。《華爾街日報》去年八月有一篇報導說，隨著中國少部分有錢人的增加，外國的醫療業已經開始在中國投資。香港的一家醫療公司（Chi-na Healthcare Holdings）在北京設立了一個分公司，並在北京開了一家診所。另外一家美國醫療公司（Chin-dex International Inc, Bethesda, Maryland）在北京和上海各開了一家醫院。報導更說，到這些外資私人診所看病的人不在乎花幾千美元，來享受一流的國際醫療水平。這篇文章還登了一張病房的照片，這間舒適的病房看起來更像高級旅館的房間。（《華爾街日報》，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外資的醫療業能夠進入中國市場，當然是因為中國參加WTO時，開放外資進入中國的服務業市場。

中國的資本主義傾向與美國的民主幌子內情

中國大多數的老百姓失去了醫療保險，但是他們卻要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工作，並承受環境污染給他們帶來的各種疾病。在沿海地區的加工工廠中，斷肢一類的工傷已經習已為常，因工傷而死亡的事件也不再稀罕。更有大批工人因為工作環境的污染而導致長期病痛。除了大批電子工業（包括台灣的）在大陸投資，對電子業工人（跟台灣工人一樣）身體上受到毒素的侵害外，中國更從美國進口電子廢料。工人從這些電子零件廢料中，取出少量有價值但含高毒素的金屬，因此而中毒。根據一篇報導，在廣東的一個小城貴榆（音譯）裡，有十萬個人（包括兒童）在沒有任何保護下拆除從美國進口的電子零件的廢物。（"American Electronic Waste Con-taminates China and India" by Ter-ence Chea, Associated Press, San Francisco, August 17, 2005）

有正義感的新聞工作人員 揭發社會現實

中國建國後不到十年就控制了瘧疾、血吸蟲、肺結核、性病各種傳染病。但是改革後中國的衛生保健政策與過去反其道而行，所有的傳染病也就重新出現。一九四九年前，中國很多的農村的人都患了血吸蟲病，到一九五五年黃河下游還有一千萬人染了這個病。但是經過幾年全力殲滅血吸蟲的努力，到了一九五八年時，就不再有新的病例出現。但是今天血吸蟲病不但重新出現，而且在擴張。據估計已有九十萬人染上了病，而且有三千萬人是染病的危險群。（參見《批判與再造》雜誌，第二十六期，二○○五年十二月）。不但舊的已被控制了的傳染病在中國復發，而且今天又多了愛滋病和因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各種疾病。

像今天這樣的社會現實，許多有正義感的新聞工作人員都希望能通過媒體的揭發，來找出原因並追究責任，以便能取得改善，但是中國政府就是不給他（她）們報導的自由。從凌卉在〈禁令〉（刊見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聯合副刊）一文中所舉的例子來看，中共對媒體報導的控制是非常嚴厲的。而且這樣的控制多半是要用掩藏事實的真相來為中共官員推卸責任。中共用各種方法來鉗制新聞的報導。陳桂棣與吳春桃寫了《中國農民調查》來揭露安徽農民的悲慘經歷和農村幹部的專橫。但是《中國農民調查》出版後就被禁止再印了。中國老百姓有權利知道這些現實，對媒體報導的禁制只是為了保護無能和失職的官員，這樣的做法只會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滿。

中國出口的廉價商品，使得富有國家可以維持低平穩的物價

陳映真在〈文明和野蠻的辯證〉一文中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這話沒錯。不但是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根據《經濟學人》的一篇報導，中國的GDP的成長對世界GDP的成長的貢獻很大，是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加起來的兩倍。因為中國出口的廉價商品，使得富有國家可以維持低平穩的物價。因此中國資本的出口，使富有國家可以維持低的利率。中國的低工資吸引了歐、美、日大企業將生產移到中國大陸。將生產移到中國，不但可以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而且可以抑制它們本國的工資上漲，因此提高了利潤。哈佛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Richard Freeman說，自從中國、印度和前蘇聯加入世界經濟後，世界的勞工供給增加了一倍（其中中國占了一半以上）。勞工供給量增加而資本量不變，是近幾年來利潤快速增長和工資停滯不前的原因。這位大師把這樣的發展稱為「有利的供給面的衝激」（positive supply-side shock），《經濟學人》這篇文章說，這樣的發展改變了各富有國家內在國民所得中利潤和工資所占的比例。二○○四年美國上稅後的利潤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達七十五年來的新高，同年歐盟國家和日本的利潤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則達二十五年來的最高。（《經濟學人》，二○○五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五日）。

中國對跨國資本的「有利的衝激」

中國對跨國資本的「有利的衝激」還不只於宏觀方面，在微觀方面也「有利的衝激」著各大跨國公司。斯丹福大學的一位教授（Robert Burgelman ）對他的學生（他的「商業策略」這門課的學生都是來自各大公司總裁）說：「一九九○年代時，對任何生意的經營上的問題，只要說Internet。今天企業面對任何問題，只要說中國。成本太高？搬到中國去生產。收益成長太慢？去中國擴張。中國成了解決經營問題的萬靈丹。」（《華爾街日報》，二○○五年十一月二日）

所以中國的經濟對世界經濟有很大影響和對國際資本有很大的貢獻，不是一個需要爭議的問題。問題是中國得到什麼，更應該問的是中國的一般人民得到什麼，上個月的《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個例子。據香港UBS的一位經濟學家Dong Tao的估計，從中國進口的芭比娃娃在美國一個要賣二十美元，但是中國只拿到三角五分美元。（《紐約時報》，二○○六年二月六日）這三角五分還是加工工廠的老闆拿到的，老闆要買材料、付房租、留下自己的利潤，做娃娃的女工能拿多少工資？她們每天要做多少個娃娃？若是認真的去計算，中國拿到的三角五分還不夠去清理因為生產這個娃娃所造成的污染，和補償工人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每日長時間工作在身心上所受到的損傷。中國實際得到的是負數。不僅如此，美國對中國貿易的大量逆差，連這三角五分還多半拿不到。中國與美國貿易的順差都是用買美國政府公債的形式，借給了美國來支付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因此越是「大面積」、「大體積」的生產，中國的勞工付出得越多，中國的資源枯竭得越快，中國的污染問題也就越嚴重。中國對美國出口順差越大，中國也就要把更多賺來的外匯借給美國。

怪不得中國當局在看到這樣的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惡果後，最近他們也不得不推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來。

在他們的「民主」體制內 找不到任何代表他們的聲音

右派一向都極力推崇美國的民主政治，即使美國出兵攻打占領伊拉克也是為了在那邊為阿拉伯國家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模範。但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是什麼呢？

一位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對資產階級民主提出來的一個詮釋：民主政治只不過是一個選擇候選人的程序，它沒有任何重要的內涵。因此選舉的結果並不能代表選民的真正利益，選舉的結果只是反映了由大眾媒體所製造出來的一種同意（manufactured con-sensus）。他認為大眾媒體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和它在市場中影響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廣告一樣。如果我們這樣來理解資產階級民主，它只不過是一種手段和一種合法的程序而已，除了虛假的形式外，並沒有真正的內涵。

美國布希政府為了進侵伊拉克而編出了伊拉克藏有大量毀滅性武器的謊言，而且故意用模糊的語言來使美國人民誤認伊拉克的恐怖分子與美國的九一一事件有關。許多有見識的美國人懷疑這個謊言，他們也反對美國去攻打一個有主權的國家。但是這些反戰人士除了上街參加反戰的示威遊行外，他們在體制內找不到他們的代表，因為民主黨也全力支持布希攻打伊拉克。因此就在媒體的炒作下，在大多數人民都被蒙蔽的情況下製造出來一個進侵伊拉克的「同意」。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布希的謊言早已經被揭穿，但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凱瑞還是不提出從伊拉克撤軍的主張。對美國人民（特別是貧窮的人）來說，這場戰爭除了死傷和多納稅外沒有任何好處。但是對美國的資產階級來說，要在世界稱霸和保障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這場戰爭就非打不行。雖然今天美國大多數人都反對這場戰爭，但是除了像過去反對越戰一樣去上街頭、去抗議，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在他們的「民主」體制內找不到任何代表他們的聲音。這就是被右派所推崇的美國民主的真相。

約翰‧袙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懺悔》

另外，美國要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民主也只不過是個幌子。我們只要看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用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支持了多少個獨裁政府：菲律賓的馬可仕，智利的Pinochet，當然也包括台灣的蔣家政權，和南韓的李承晚。美國中央情報局又殺了多少個由人民合法選出來的政府代表：伊朗的Moham-mad Mossadegh，智利的Allende，厄瓜多爾的Roldos，巴拿馬的Tor-riojos。這些還只是少數的幾個例子。美國要的只是一個聽話的政權來維護它的利益。它要的是一個給美國資本安定的投資環境。

直到去年之前，我還以為自己對美國二戰後在世界上的各種胡作非為都很清楚了。在二○○三年回台灣之前，我還在反戰的活動中公開演講，但是去年看到一本書，才讓我必須承認我所知道的其實微不足道。

約翰‧袙金斯（John Perkins）在《一個經濟殺手的懺悔》（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by John Perkins,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4）書中，坦誠地說出他作美國的經濟殺手的歷史。我從來都沒聽說過「經濟殺手」這個稱呼，讀了這本書才知道他們是在私人公司工作，但是為美國政府執行任務的一批人，他們的任務是：把世界銀行和美國國際發展總署（USAID）以及其他外「援」機構的錢，轉到美國的大型企業帳上和極少數控制世界自然資源的富有家族的口袋裡。他們以專家的身分用威脅利誘的各種手段，使落後國家的統治者用借來的錢請美國大公司包工，來建設遠超過他們國家需要的大工程，像工業園區、發電廠、飛機場、辦公大樓和現代公路等。

袙金斯在一家名為MAIN的公司工作了九年，在他剛上任時，他的主管說明了他的任務：「你的工作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去鼓勵世界各國的領袖，加入一個與美國商業利益相關聯的龐大體系，最後這些領袖會因為經不住誘惑而把他們的國家帶入債務的泥沼，這時我們就能保證他們對美國的忠心。」

袙金斯因為良心的懲罰，患了嚴重的憂鬱症，一九八○年辭去了工作。在過去二十年中曾經四次動筆想寫這本書，但是都停擱了下來。直到九一一發生後，他再也承受不了良心的懲責，無法再保持沉默，因為他非常清楚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人深深的痛恨美國。因此決定不顧一切將他替美國在世界各國幹的惡事公布於世。這本書在出版後成為暢銷書，袙金斯本人現今常在美國各地演講。

有什麼人對美國在世界推行民主還抱有幻想的話，不妨去讀讀這本書，也希望台灣的出版社能出它的中文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