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遭停刊，新聞傳出後在台灣引發了一陣反應。相較於過去台灣傳媒對於類似事件的迴響，這次的輿情約略創了一點小的記錄。

這就是說，假使從龍應台在《中國時報》等海內外華文報紙同步發表的批評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起算（1月26日），至3月15日為止，台灣的四家主要報紙對這則消息的報導及相關評論，數量不少、呈現的意見光譜也相當多樣。

《自由時報》有6 篇，是外電編譯及外稿評論，沒有任何一篇是記者撰寫。《蘋果日報》是10篇，除了一篇內稿，其餘的作者身分與文稿性質與自由相同。以上兩家報紙對於冰點事件的再現，倒也符合它們過去的表現。相比之下，比較不尋常的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前者以最顯著的篇幅處理，甚至派遣資深記者前往北京，在查禁與壓制的負面事件中，帶入了正面訊息。中時對於冰點的當事記者、外界的奧援、傳媒自由度的有限增強、新技術強化傳媒人衝破言論封鎖的空間，大致抱持審慎的樂觀基調。中時總共刊出了27篇文稿，並且全部在第四版或兩岸（第十三）版，其中八、九成是中時記者的撰述。

聯合在新聞版面也投入了7 篇，其中6篇是記者評論或報導，1篇是外稿。但最特殊的地方是，《聯合副刊》另刊登了7篇評述文章（其中3篇文長，各刊兩日），起於陳映真發表在2月19與20日的長文，與「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最近一篇則是發表於3 月15日的文章，該文的討論架構不是言論與新聞自由、不是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不是中國內部的三農或貧富差距與環境生態等等問題、也不是反美與否，該文是作者路況馳騁其「無窮想像」的場域。路況以自己所熟悉的學術資源，有下列說法，『真的可以突破美國文化霸權的思想禁制與陳腔濫調，進行「非美式」觀點的自由獨立考... 大概只有法國的前衛思想家...』。接下來，路況表示，「但那畢竟...是書空咄咄的書齋玄想」，最後是路況心境的宣洩：『放眼今日世界形勢，似乎還是中國最具有走出一條「非美式」路線之潛能...開創新局。』

這是旁觀者清嗎？路況、或者更準確地說，憂心美國的主流經濟生產模式及其相應生活方式終將不利於人類、終將不利於所有生命現象之存在的人，是在以一種局外人的說法、用語或期許，對於局內人、也就是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提出了一種局內人難以承受之重，因此徒然暴露了局外人的非份之想與不識實務嗎？還是，局內人、局外人的分別，普世性與特殊性的差異，其實在時間這個最偉大的夷平者與創造者眼中，都只不過是一體的兩面，都透露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命題的曖昧魅力與明確困境？

在關注並閱讀了這段期間這些報紙的報導與評論後，台灣的讀者假使能夠進而閱讀何清漣女士這本書，必定會有莫大的領悟。作者曾經是局內人，但目前不得不是局外人，她以相類於其知名著作<<現代化的陷阱>>的筆調與豐富素材，通過了親身的經驗篩選，以更系統化及更具有歷史縱深的視野，導引我們認識中國的傳媒。

究竟什麼是中國傳媒？假使僅從表面觀之，存在著很多的局外人難以理解的地方。比如，中國大陸從黨、立法、司法與行政等部門，相繼以各自的宣稱或行動，乃至於立法，表明中國官方也在使用西方傳媒的語言，或說中國官方也很重視傳媒應有的重要職能：輿論監督。

又如，起自2001年的無錫市，至2005年的深圳市，中國已經有20餘個地方政府執行了預防職務犯罪的法規或行政命令，其中均明列輿論監督的地位。2004年2月，作為「反腐敗」的一個環節，《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出台了，它將「輿論監督」列入十種監督制度之一。2005年5月10日，廣電總局依據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和中宣部《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實施辦法》，對各下級單位發佈了《關於切實加強和改進廣播電視輿論監督工作的要求》。

但是，不爭的事實是，雖然有關藥品、食品、生態環境…等民生議題，以及對其他公共領域的人與事之監督，並不欠缺，惟如孫旭培教授所說，涉及「高層次」（對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輿論監督依然薄弱。再者，作為最權威的輿論監督節目，也就是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以及作為最知名的跨地區輿論監督平面傳媒《南方周末》本世紀以來的批評力道，是在減弱而不是因為有了這些法規而增強。中國的輿論監督至今多屬打蒼蠅、不打老虎、打死老虎…，以致於許多人說，只要政治體制沒有調整，輿論監督之說也就只是在說說之後，折損了這個概念應有的鼓舞與激勵作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使得有心之人，望輿論監督這個術語而卻步，不願提及，而不是選擇運用官方也得認可的概念，推進傳媒的進步空間。

大格局既然是如此的詭異，那麼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荒謬」事情，或是你鼓勵、我壓制的例子，也就見怪不怪。比如，2003年8月28日，「小小」的地方單位江西定南縣政府，因為《人民日報》報導了它違法拆遷私人房屋的行為，竟然敢於「太歲頭上」動土，將當日的中央一級刊物扣押，不准其在縣內發行，事隔兩天雖放行報紙，卻硬是將該則報導撕下。2005年7月下旬，浙江與江蘇這兩個經濟同樣發達的省份，幾乎同時對於輿論監督的要求，有所回應，只是方向剛好相反。江蘇要求媒體必須事先將稿件交給被批評對象審閱，如果被批評對象未簽署意見而傳媒逕自發稿，記者、編輯、值班主任，將受處罰。但浙江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及個人若以任何形式干擾輿論監督，就必須接受批評教育，也可能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到了9月中旬，另有新聞傳出，指廣東、河北等十七個省市聯名，要求中央發文，禁止傳媒異地監督，但新華網同時發表文章，應該是意圖為中央輿論監督，加油打氣。

若說中國的現況與趨勢，游動於陽奉陰違的、限縮的、膚淺的，以及合理的、擴張的、深入的輿論監督之間；那麼，中國傳媒的現狀與未來究竟如何定性，是個更大的問題。1949年之後，依其財政來源，我們或許可以說，中國傳媒經歷了三次大轉型。第一次止於1957年。其後至1979年1月28日上海《解放日報》刊登廣告之前，是第二次。目前這種將近定型但還沒有完全定型者，不妨稱之為第三個大的轉型。中國政府在這段期間投入於傳媒日常營運所需資金的比例日漸減少（這裡說的是日常營運，而不是整體資金構成，是因為中國廣電總局從1983至2003年間，投入於廣電基礎設施等項目的資金，估計約有電視所有廣告收入的2至4倍），這就使得傳媒的性格不得不產生變化。雖然行政力量還是發揮關鍵作用，但利潤競爭及其佔有的強化，特別是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個會員（2001年12月11日）以降，這種思維對於傳媒管理單位的滲透日深，也是實情。這些力量最後會將中國傳媒推向何方？環境如此險峻，浸淫其中的傳媒人員，是將臣服於逐利的邏輯、受制於行政權力當中的不當箝制、是共謀於這兩股力量，還是，官方仍有機會與能力，提出符合傳媒工作者需要的傳播政策，運用但也駕馭傳媒市場、使利潤競爭服膺於非利潤的競爭而出現一種「協調式競爭」的傳媒架構？

對於這組問題，本書提供了一些線索，但無法回答。曾經擔任1998至2001年的《南方周刊》常務主編、現任香港大學中國傳媒計畫主任與上海大學研究員，於2005年12月受邀至台北市擔任駐市作家的錢鋼，在來台之前曾於9月底在美國發表講演。他的講詞不啻是從另一個角度與這組問題，有所婉轉的對話。錢鋼提及，有人說當前的中國傳媒是「虛假偽造、枯燥無聊、備受檢查」（phony,boring and censored），他認為，「枯燥無聊」是言過其實，而「暴力、戲劇化、性訴求」也許抓住了部份圖像，但他自己寧可選取的三個字眼是「控制、變化與混亂」（control,change and chaos）。

這樣的「變化」會往哪個方向移動？「錢權的結合」、「能賣就是好新聞」，或「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屈膝於商業」？關注中國及其傳媒前景的人，仍然必須以各自認知的價值，通過穩健的態度，既有論述又有行動，為營造符合各自理念的情境，努力準備，使其提升而不是沉淪。2006-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