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來發﹕如果情色版事件在港大發生    
       

 

【2007/05/13 出處:明報】

作者:趙來發

又來了,又是發生在中文大學的故事,上一次是桑拿浴,今次是玩「情色Vs風月」的文化通識。

已經出版了三十七年的《中大學生報》,因為出版了個「情色版」,在最近一期中,有幾條另人不舒服的問題,闖了禍。

本來,學生刊從來都是「未夠成熟」,「青澀生硬」,「眼高手低」,「閘前脫腳」,「少不更事」,「稜角摻雜」,「意氣用事」,眼界立場手法品味飄忽,游離徘徊迷途於少年與成人的世界之間,在狹縫中鬥爭,在矛盾中成長,等待少年世界的認同,成人世界的認可。

然而,在殘酷的現實中,往往事與願違,如果不是給冷淡的對待,便是給狠狠的痛罵。今次輿論對《中大學生報》的「圍毆」,儼如成年人與青少年的道德戰爭。

明報》編輯來問:如果中文大學的「情色版事件」,發生在香港大學會怎樣?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

如果你是港大校長?

如果發生在香港大學,記者會去找校長徐立之教授,他也可能會走出來表態,說:「我不會回答假性問題。」實際上,這亦無可厚非,事件的確不是在港大發生,這只是假設。

記者下一步理應會去找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博士

博士一向形象開明,他可能會說:「我會留意學生出版刊物的內容,但只要不違法,大學沒有理由干預。對幾個本來是同學開點玩笑的題目,我們毋須過份緊張。」

答案雖然是公關口吻,但卻得體,也維護了現代大學應有開明與寬容的形象。

記者下一步,大抵還會找教務長、學生會會長、校內校外的著名畢業生...,但人們最想問的應是:「情色事件」如果在港大發生,哪份刊物是它最可能的載體?

我嘗試不循何謂「情色」,何謂「淫賤」,何謂「大學生應有品味」的角度,去討論事件中誰對誰錯的濫調,而嘗試從學生刊物的生存空間,去觀看與插咀。

大家很自然想到──《學苑》,斷估不會是校方多得叫人眼花撩亂的官方刊物。雖然沉寂多時,這卻是《學苑》的宿命角色。

學生刊物的自治傳統?

學苑》比起《中大學生報》歷史更悠久,它的「校園/市場定位」是「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刊物」,這是它的優勢,也是它的包袱。它一直奉行編輯自主政策,沒有老師捉手仔,或最後拍板。跟對家的《中大學生報》一樣,經費主要來自學生會,但學生會的經費主要來自學生,所以它們不是單純的免費報紙,因為在繳交會費時,學生已付了費用,它們並非真正免費刊物。

學苑》於1952年創刊,原名《Undergrad》。

五十年前的港大跟今天迥異,是全英語的世界,除了晚上在宿舍的圍爐夜話時講華語外,基本上是英語的世界,沒有人想到港大學生會的「官方刊物」的語言不會是英語,但到了1959年,它還是改為中文刊物,但接受同學的英文投稿。出版語文的選擇,曾引起當年學生的激烈討論。

自1968年起,編委會獨立於學生會之外,又於1973年經學生全民選出,當時中國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而香港則仍在1967年左派暴動的餘波中顫抖。

在校園內體現一人一票式民主,於當時,甚至是現在的香港,仍是相當前衛的做法。因此,我同議中大學生不如搞一次公投──儘管暑假快到,但可讓《中大學生報》完成今次的歷史使命。

在所謂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火紅年代」,《中大學生報》和《學苑》放棄原來擁護建制的傳統,加入新左派(或新毛派)的出版潮流,蛻變為年青人反叛的出版物,在較長時間中,它們是社會派學生的陣地,跟佔據學生會的國粹派學生對著幹。

薄扶林的出版的《學苑》,與落戶在遙遠馬料水的《中大學生報》,皆人材輩出,曾是香港學生運動兩面鮮明的旗幟。

到了七十年末期,經歷了多年高度政治化,愈來愈多學生對學生刊物的內容取向看法分歧──其實是不滿,在1979年在吳俊雄當總編輯的一年,常有學生把新出版的刊物擲回編輯部辦公室,以示對艱深的政治文章的抗議。

「壞品味」由來已久

在當時學生刊物亦試圖用「壞品味」與Cliche來表達對殖民地與資本主義的不滿,例如1980年的《學苑》,有一期把當時港督麥理浩的頭部,剪拼到筋肉墳起的大隻女人身上。

本來無心插柳的插圖,卻引起黃麗松校長的注意,召見總編輯呂大樂(現職中大社會系教授),在沏泡頂級龍井香茶之餘,黃麗松提醒呂大樂麥理浩是大學校監,理應尊重,不宜拿之開玩笑。呂大樂今天難忘黃麗松當年的齒頰留香,也對黃的循循善誘歷歷在目。

呂大樂領導的編輯部,正式把在1979年轉為月刊的《學苑》帶上雜誌化的路向,這個路向一直沿用自今。雜誌化可令刊物提高趣味,但也增加了編寫內容的難度,容易流於眼高手低與任性出位。

然而,在五十年的《學苑》歷史,超過大半時候是平淡而欠缺戲劇性,在《學苑》官方網站上「學苑大事年表」中,整個八十與九十年代的記錄中,只有1982年的「血書事件」與1990年的「中東戰爭封面事件」,跟著是漫長的低潮歲月,對需要依靠與製造話題的後現代傳播世界中,這是致命的缺點。

接下來,便是2001年的「我表你(宣傳口號)事件」。有份構思這句引起粗口疑惑的「我表你」口號的同學,後來據說被特區政府聘任為政務主任。之後《學苑》不斷重覆「缺莊」(沒有同學肯參加編委會)、「脫期」與「摺埋」(停刊)的命運。

從那句富爭議──「幾搞?」的口號,也看出《學苑》與《中大學生報》這些有同學認為是「歷史文物」的「老牌學生刊物」如何在後現代的世界中爭扎求存。

其實,豈止《學苑》與《中大學生報》如是,港大其他相對受歡迎的學生辦刊物,像同是免費派發的《校園雙週》,也於2004年停刊。

Soft-Porn

在世紀之交的前幾年,校園與傳媒流行一種笑話,大學生的最受歡迎是《一本便利》或《便利》之類的商業印度媒體,以《便利》為品味軸心與標準,去評價其他刊物的可讀性與品味素質。

當然,這種說法可能只是傳媒為促銷宣傳散佈的錯覺,又或不過部分傳人的自我膨脹,以訛傳訛,習非勝是。

我為了釋疑,曾問過一些「同學仔」是否屬實,得到的答案是:「不會自己購買,但不抗拒閱讀。就算要閱讀的話,也只會在宿舍,上課時給同學看到你的揹包中有這些Soft-Porn(軟性色情刊物)式本地刊物,會『?死』。」

坦白講,《便利》這一類本地Soft-Porn今天亦已Out。大學生究竟對什麼才會感興趣?

這是散亂──多元化無焦點時代,以港大學生為例,校園生活太忙碌,上課、功課、考試、導修、上網、拍拖、兼職、Mentorship(師友計劃)、舍堂活動、Exchange Programme(海外交換生計劃)...,對這類已淪為「垃圾物品」的學生刊物興趣愈來愈低。或者,他們根本沒有時間。

面對這種後現代的世界,連大型商業媒體也要艱苦經營,何況是這些小型學生刊物──雖然它們沒有經費壓力,但缺乏讀者,刊物淪為自說自話,始終令舉辦者「冇癮」。

然而,另方面,由於經費與管理權皆學生自治,大學官方要「控制」這些經常在出位內容上擦邊的學生刊物,並不容易。就算是學生會,也對「意見不同」的夥伴,除非事事訴諸公投(學生全民投票),亦無能為力。

唯一對付方法,似乎是要負責的學身「上身」,要他們負刑責之餘,更要面對被趕出校的風險。

對學生而言,這未免有嫌陰濕。到了今天,當曾當學生會幹事或學苑編輯的「履歷」,無助於他們畢業搵工升學,當這些刊物編輯還要承擔這些風險,還有哪些同學會有興趣?

面對這種環境局面,並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也欠缺經驗的學生,如何重建學生刊物的傳統與支撐其愈來愈狹窄生存空間。

有人問:為何今次「情色版事件」會在中大發生?最直接答案,因為《中大學生報》是在各大院校中,碩果僅存稍具規模的學生刊物。

事件也令人聯想起幾年前的「新亞桑拿事件」與各大院校的「淫賤迎新」,對保守的大學校方一直有潛在的威脅(擔心有損校譽),人們都愛在大學生道德雞蛋中挑骨頭。大學生道德淪亡的新聞能讓早已妖媚墮落的大眾文化,能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心理補償,「淫賤迎新」則滿足大眾的偷窺慾望。

有人戲謔地說:香港大學是「殖民地大學」,中文大學是「封建大學」,科技大學是「帝國主義大學」,諸如此類。要「維護校譽」,不如說是要延續大學「品牌效應」,是在競爭愈來愈激烈的大學市場中生存的關鍵,有適當品牌,大學才能吸引到最多捐款,取錄成績最好的學生,這正是大學要努力維持某種校譽的動力所在。

校譽的政治正確性

當然,你會質問:究竟所謂校譽,是為了提高捐款者的捐款興趣而營造,還是為了學生的利益作考慮?兩者是銀圓的兩面,還是當水遇上油的關係?

我們可以這樣說:當一個人或一個團體自信不足之時,也是最計較形象的時刻;當一所大學最緊張其校譽的時候,也是管理層心理最為脆弱的日子。

近年本地大學面對的危機管理,說來說去,玩來玩去,都是在政治正確性的層次上糾纏,不願讓一粒老鼠屎弄髒一窩粥。所謂政治正確性,其實不外乎是指循規蹈矩的角色扮演,模稜兩可、左右逢源的形象。誰嘗試出位,便要被槍打出頭鳥。

在幾年前的港大鍾庭耀事件」後,各大學的管理層都凡事先求自保,事事如履薄冰,在找尋捐款上進取,但在校風管理上保守。

不管是大如「教院風波」(其實是由抗拒政府行政干預變成人事糾紛),還是小至「情色版事件」,都是在這種大學文化的背景下發生。對當權者的提示,是:小心駱駝背給最後一根稻草弄塌,毋須為幾個大學生的情色戲言,而撕破建制的道德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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