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好健康同志與愛滋的羞恥政治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黃道明 2011年06月05日性權會募款餐會發言
羞恥，與其說它是個我們欲除之而後快的長久負擔，不如說它是個執拗的物質印記── 一個[標誌污名]的記號。羞恥是個心理的和肉體的提醒物 (psychic and corporeal reminder)，提醒著我們需要做什麼改變以真正地讓羞恥顯得過時。 -- 海澀愛（Heather Love）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自己在研究愛滋的過程中看到一個新浮現、也是性別壞份子必須要介入的趨勢。這個趨勢就是，一個由國家主導、主流NGO仲介的健康同志文化，正在實體和虛擬空間中擴散。我將談談這個新治理的佈局，接著指出它所生產的新規訓效應，最後運用人民老大開開團的精神，來質疑這樣一個看似開明自主進步但實質上卻是威權管制的道德重整文化。
過去疾管局補助愛滋民間團體從事同志愛滋防治主要是藉外展到各種男同志空間進行篩檢衛教。而近幾年來，官方有鑑於網路作為淫媒的重要性，開始委託NGO經營同志網站（同志諮詢熱線在2008年得標設立「性致勃勃」，今年則被紅絲帶基金會標走接手經營）。去年，疾管局更在北中南成立3個實體同志健康中心（分別是風城部屋[紅絲帶]、彩虹天堂[露德協會]、以及陽光酷兒中心[愛之希望]）。這些NGO的性質與國家的關係有很大差異，有半官半民提倡性愛合一的紅絲帶，有和疾管局開會拍桌相罵的熱線，有公衛防治背景的愛之希望，也有多年務實服務感染者社群的露德協會。而最近後三者也針對官方擬強行推動的「愛滋醫療費用部分負擔」而組成「愛滋行動聯盟」進行抗爭。老實說，作為一個性別壞份子，今天我是要來挑撥離間的，目的是要藉以下的分析來擴大或挑起這些團體間的差異，以便我們在運動的戰場上找到戰友。
紅絲帶最近在「性致勃勃」網站推了一個口號──「同志有三性：正當性、愉悅性、責任性」，我覺得很徵候性地捕捉了主流同志防治的思維。值得注意的是，在愛滋防治的脈絡裡，「責任性」的必要，制約了同志的「正當性」和「愉悅」的可能性。從歷史來看，這個責任性的說法對同性戀來說向來是個義務，因為他們和性工作者一同在過往的愛滋病防治條例下當成被強制篩檢的人口群。有意思的是，在具有人權意識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裡，娼妓還是強制篩檢的對象，但同性戀則被「轟趴」的範疇取代了；也就是說，好同志現在可以免於國家檢查的暴力。然而這個篩檢政策也在近幾年有了重大的轉變，官方一方面維持強制篩檢的範疇，另一方面也強力推動全民匿名篩檢（熱線、露德、權促會曾就此抨擊國家粗糙錯誤的政策）。令人深思的是，作為疾管局推動擴大全民篩檢佈局的一環，健康中心在做的就是提高MSM族群的篩檢率。
我認為這些像同志主題樂園的健康中心正在幫助國家推行一種自我健康管理的技術來責任化同志個體，使同志在從強制篩檢的名單上除名之後，能在「享受健康性愛的歡愉」的同時，「幫助減少愛滋病與性傳染疾病的蔓延」、「致力追求身體健康、心理衛生、靈性成長，使成為名符其實的快樂人」（以上引言來自彩虹天堂的宣言）。
然而，這麼主動、上進、有勇氣面對自己健康而定期去同志文藝健康中心篩檢的優質快樂同志，為了要凸顯他積極營造自我身心健康的陽光形象，終究是要跟那些墮落的、不上進的、有病的、沒勇氣去篩檢的、縱慾的、「無法拒絕參加趴場」的（這是露德、熱線和權促會做的「跑趴指南」手冊所針對的人）、或因為用藥而喪失意志力的同志做區隔的。為自己健康負責的好同志（不管是否有HIV）要做的，當然就是遠離甚至淨化長久以來和HIV連在一起的性污名，而這正是紅絲帶這一兩年在推的「新MSM (Mitigate Stigma Myself) 運動」的真諦。同時，這套將同志責任化的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y）最主要的機制──也就是「安全性行為」──也在這個健康文化裡，漸漸被賦予一個一切以保險套為圭臬而不容忍任何性愛風險的新性道德（No condom, no sex）。例如，過往被視為低風險的口交，開始受到那些同志友善的公衛專家的關注（如執行「陽光酷兒中心」的柯乃熒、紅絲帶的副秘書長金家玉）而被問題化成為危險性行為。
這個新自由主義下的同志健康文化的最大問題，在於它一方面將健康自主和愉悅追求當做是自我實現的一種倫理籌劃，但另一方面卻又病理化某些特定的性愉悅實踐（轟趴、口交），而結果就是那些在特定情境下沒能或不願走健康大道的同志開始被視為不負責、沒道德正當性的人。易言之，這個負責的、健康的同志文化所預設的，是一個積極主動、有能動性的自我，然而醫療思維主導下形成清壁堅野的安全性行為卻大幅侷限了「愉悅」──作為性實踐──在各種不同親密關係與人際網絡裡的能動性。這種自主管理、負責任的個人化同志健康的文化邏輯便是：只要你遵從安全性行為的最高準則（照「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危險性行為指「未經隔絕器官黏膜或體液而直接接觸，醫學上評估可能造成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性行為」），讓自己成為有格有品、溫良恭儉讓的同志，或一旦成為感染者後就乖乖吃藥不要去跟人亂搞轟趴，否則就等著國家出馬透過強制篩檢機制在送你去吃最高12年的牢獄飯之前讓媒體、警察、公眾羞辱你。（還記得2004年的農安轟趴事件嗎？）只要你遵循著健康的康莊大道而行，你就自然會被導向被應許的彩虹天堂，在那個像Disneyland洋溢著歡笑、陽光、幸福、健康的Gisneyland（風城部屋的英文名）國度裡，同志洗滌了性的污名和原罪，終究在正常化裡找到了救贖。
那麼，作為性別壞份子的我們要問，酷兒政治在這般個人私密化的同志健康文化裡有何位置？面對這樣以健康為名的新性道德主義，我們可以有怎樣立基於愉悅的批判能動性的防治策略？
我認為，人民老大開開團精神可以提供一個實踐的起點。畢竟，我們兩腿、嘴巴、眼睛、心胸開開的目的正是在用一種愉悅、批判的酷兒能動性，去打造一個對羞恥友善的社群和社會環境。這樣的社群營造，不是遠離、更不是紅絲帶那種殲滅羞恥的New MSM自清運動，而是讓在不同位置上的我們看到座落在彼此身上的污名壓迫結構，進而去集體處理轉化而非摒棄那個和酷兒相依相隨的羞恥感。
面對性健康這樣的常規和自我規訓，我們需要培養一個草根的、從自己身上的慾望需求出發、由下到上、對自己也對自己的社群負責的倫理，而不是那種由上到下由國家／公衛專家／NGO治理的倫理。因此，我們要發揚從趴場文化發展出來男同志照顧倫理（我認為「跑趴指南」所持的「務實」減害立場需要被基進化，以正視而非否定、抹殺跑趴者的愉悅能動性），而這樣由下而上的負責絕對有別於NGO同志網路領袖培訓計畫那種上到下的潔淨取向。具體來說，我們在不同的情境和關係裡實踐不同的性愉悅，所有自主反思經過自我風險評估而協商的性都是具有自我實踐倫理意涵的性，而這個風險評估和性愛協商也應該置入新愛滋脈絡（雞尾酒療法的引介和感染者病毒量的檢測）。在沒有所謂絕對安全性愛的認知下，減低風險的自我評估──如感染者之間肛交帶不帶套（sero-sorting）、要不要冒低度風險口交等──都是男同志發展愉悅的自我美學／倫理實踐。這些實踐當然有其對自己負責也對社群負責的深刻倫理意涵（如澳洲同志學者Kane Race在他的酷兒用藥專著裡所指出的，這裡的社群當然包括了在用藥出神狀態時幻想出來的社群情感和認同），但這樣的自我負責實踐，與國家以嚴刑峻法強加的義務當然不同，後者只會製造更強大的性威權／法西斯體制管控而對真正的防治無所助益。
值得一提的是，安全性行為在西方同運裡發明出來，在當時的脈絡下，正是一個對自我社群負責的草根運動與倫理實踐，只是後來同運防治在與國家結合的歷史過程中，這種原本自發自保的政治組織行動被收編而成為國家將愛滋防治個人負責化的重要手段。這段歷史之所以值得借鏡，正是因為這樣的個人健康負責化的過程已經在台灣的同志圈如火如荼開展了。這個負責化的個人政治讓國家可以在此時翻轉「沈默等於死亡」這句話在美國愛滋運動脈絡下的基進意義，而對同志喊話要他們發揮同儕影響力去營造那個被國家欽定的健康文化。而當國家對你說，「國家的資源是有限的，也期待有更多同儕主動站出來，畢竟這是自身的健康，同志可以有不感染愛滋的權利」時，官方在做的，就是推卸國家自身提供近用（access）醫療的責任，因為他其實是在跟你說：你最好好自為之，因為作為一個同志公民，你其實根本沒有本錢與資格可以生性病或感染愛滋（現在性病患者也被疾管局列入有義務篩檢的人口群）。她說：沒錯，你感染了我還是會讓你活下去，不過條件是先把你列管，一輩子把你當嫌疑犯看待，然後餵你吃副作用大又貴的過時藥，叫你背負拖累國家財政的臭名。這就是現在當局所施展的HIV人口政治 (biopolitics)。
如果不是這樣，為何抗愛滋病毒藥物要從健保給付移除、改成看國家臉色來編的公務預算，卻同時又要感染者比照健保負擔藥價？如果不是新自由主義下的健康自主管理模式搭配國家殺雞儆猴式的公權力所造就的強大愛滋污名和規訓，那麼為什麼不論民間團體再怎麼呼籲，就是很少感染者願意出來發聲？如果我們不扛起自己的責任，從一個邊緣的位置來真正為自己和社群的健康負責，那麼仗著國家將感染者入罪化作為保護機制的我們，到頭來只會落得有種種沒實質協商內容、沒有彼此照顧的親密關係（這跟你的愛需要國家來見證是一樣可笑的）。如果愛滋只是一個自我健康管理的好同志公民的責任，納了稅繳了健保費卻被絕於健保資源外，那麼愛滋議題就永遠是國家威權管制下的個人道德問題而不能被公共化，而國家和那些同志友善專家該負的政治和倫理責任也就無法來被徹底檢視。希望這番觀察能夠激發一些社群內部的省思與對話，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