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法制化」的迷魅
All My Gay王顥中 2011年06月05日性權會募款餐會發言
說實話，我沒有特別預先準備要講什麼，本來想說今天會很簡單，王蘋跟我說不會有壓力，結果來了現場，壓力超大、很緊張。我只簡單講一些最近的心得就好。
我覺得台灣關於社會運動的論述其實過去空窗了一段時間，然後在最近兩三年才又有學者開始積極談關於社會運動的理論，比如說最近才出版一本，《文化研究月報》下個月也會刊他們的一個座談。台灣關於這種運動的論述，不管是環保運動、工會運動，專門寫「運動」的，比如說環繞著「資源動員理論」的分析等等，其實通常偏偏都是懂的人不寫、寫的人不懂。所以這裡一方面要鼓勵現場的老師們繼續加油，懂的老師真的要多寫，不要讓不懂的一直亂寫。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我看到2009年蕭新煌開始弄「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論壇、後來也出了本書，所謂「再出發」背後的潛台詞跟行動意識其實很清楚，時間點就是在選舉前，號招台灣各個範疇的社會運動，包含性／別運動、環保運動、工會運動、婦女運動，應該都要在這個時間點「再出發」。「再出發」的意思就是過去有一段時間是沉寂的，可是這個東西符不符合事實，我想今天在場的各位都知道，過去大家並沒有消失，不管是性權運動、性別運動、同志運動，不管什麼運動，在過去無論國民黨執政，或者民進黨執政的八年間，都不曾消失過。
但是，在這種「社會運動再出發」的話語底下，它暗示社會運動曾經是消失的，然後現在民進黨結束八年執政，國民黨重新上台時，社會運動就必須要「再出發」。有學者說，社會運動必須「再出發」，因為「社會運動的天職就是要挑一個我喜歡的、符合社會正義的政黨來主政，把國家機器交給他」。這個說法很荒謬，因為他甚至不是說要「挑選一個好的國家機器」，如果是「挑選好的國家機器」，那就還包括了國家機器的形式、屬性等等，他甚至不是這樣講。按照他的說法，社會運動變成只是在挑選好的國家機器「操作員」。特別是出自於一個研究社會運動的社會學學者，竟然能這樣貶抑、奴役化社會運動也還挺不容易的。
其實，我覺得剛好同志運動也在面對一些東西，而且在幾個不同的運動裡頭都有這種感覺，當然這種感覺可能還有點雜亂，就是我們在某種大的政治情勢底下被擠壓，因為大的政治情勢是非常割裂的、二元對立的，當然這當中有很大一部份就是丁乃非老師講的那種冷戰架構移植下來，轉化在我們台灣社會內部的一種分裂，而我們其實是被這種東西所壓迫的。
社會運動在政治上當然應該有清楚的立場，但不一定是藍綠政治議程底下的立場，現在很多人政治冷感，不再被主流政治的談論給號招，其實變成是運動的條件。如果我們有能力放棄過去這些大的政治對立的語言，而轉向到比如說社群內部，細緻地面對彼此之間的差異。
很多人說社會運動要超越藍綠，可是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覺，就是這個東西也是一個很假的口號。我們其實不用去超越藍綠，因為事實上，我們在回應多數問題的時候，通常根本不太需要去超越「藍」，因為我們跟「藍」的關係非常清楚，幾乎都是不友善的、對抗的，甚至可以說，國民黨反而經常是促使或激發了運動的政治化，例如吳敦義現在隨便說句話，大家就可以迅速開始動起來。因此，如果運動要能發展出自己的政治，我就會提出一個比較具體說法的是，可能反而環保運動要超越的是田秋堇、性別運動要超越的可能是黃淑英，我覺得這個是很具體的東西，就是說，有一些人在我們社群的對話還不夠充分的情況底下，就急著把這些東西帶到國家層次，希望把這些訴求，比如說它很快就被轉化成「性霸凌」的法條、變成一個法案，或者變成一個國家治理的方式。而我覺得我們這些邊緣運動，或者現場有很多比我付出了更多努力的人，必須要對抗、反對那些輕易把我們收編到國家治理方式的這種路徑。
我最後再補充幾個，是我自己最近看到的，其實這個狀況不只是在性別運動、或者我剛點到的環保運動裡面而已，其實它也反映在我們最近看到反菸的運動，或者最近那個live house要停業的事件。比如說反菸運動就很清楚，任何社群裡，比如說開開團開會的時候，都會有你抽菸、而我不抽菸的問題，所以我們之間要怎麼互處？其實有些地方是跟性別運動很類似的，就是我們必須去協商出一個好的方式，這其實是團體內部每個人的責任，我必須要丟出我想要的方式，比如說我想抽菸，你不想抽菸，但是你要兼顧我想抽菸的感受，我也兼顧你的，那我們怎麼彼此協商。就是在這個協商的過程，讓我們之間長出凝聚力，也讓我們之間長出一種有辦法溝通的能力的一個很重要的過程。但是有一些人卻急著想透過很簡單的途徑，企圖從國家力量主導來解決這件事情、省略這個過程。
我自己最近就有一個很真實的體驗，我有寫在臉書上，所以有些朋友應該已經看過了。我媽因為最近胃不太好，過去一年因為胃的關係，我帶她送醫急診兩次，雖然是一副好像是孝子的樣子，但我其實也會覺得煩，因為我媽非常愛吃垃圾食物，每天半夜還很愛吃油炸的宵夜、又愛抽菸，然後我有時就會生氣地跟她說：「妳再這麼愛每天抽菸吃垃圾食物，以後胃發炎我就不帶妳去醫院」。可是這件事情我就想到，像董氏基金會在講「反菸」的時候，它有一個很快速而且很有說服力的說法，就是「你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也是你家人的事情」，所以它用這個方法，來剝奪吸菸者的正當性。可是我會覺得，因為我媽胃不好，我希望她不要抽菸，但是我同時也覺得跟她溝通這件事情，是我的責任。這其實是作為一個家庭成員，我跟她之間的互相協商、互相溝通。因為她的抽菸，可能會帶來我的負擔、我的麻煩，或者說我可能擔心她，而這個正是我必須要負擔的責任，而不是透過國家去定一個法說「家庭、室內環境不得抽菸」，然後我跟我媽的那個溝通過程就消失了。
包含現在性工作合法化，未來性工作會不會造成當地居民的麻煩，我覺得這都是社區自己必須要去溝通、協商的，而不是透過國家層次去直接進行處理的，所以我覺得live house的問題其實也很像，現在大家開始在談論live house在生存上會不會造成麻煩、會不會造成困擾、防火、防災的這些問題。
有這種感覺希望提出來，因為今天現場大多是在性／別運動裡面奮鬥的朋友，可是其實我覺得很多不同的運動都在面臨很類似的狀況，就是大家都很快很急，例如說像live house的問題，也有很多人馬上就提出「把live house法制化」，但「法制化」是什麼意思呀？比如說現在夜店都有規定幾張椅子、幾張桌子，但其實很多地下經營的空間，或者很多的live house根本沒椅子的，它就是一個空間，大家站著聽團，怎麼法制化？還是你要規定我賣哪些東西嗎？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很危險，我覺得大家在面對這種，其實也不一定是政治人物，因為政治人物有時候不過是撿便宜，有好處就黏過來，而是我們自己身上或許都或有那種投機的心態，希望可以找一個方便、或者便宜的途徑。我覺得這是自己要挑戰自我的，就是說，面對了一件事情，不是急著希望要立法，或邁向國家層次快速地解決這些問題。其實需要緩一點，然後慢慢的梳理我們共同生活在一個社區、社群，或者「家園」，無論是否用地域作為劃分，我覺得都必須要慢慢梳理彼此之間的差異，然後很小心、很小心，在不粗魯地拋下任何一人的前提底下，才能謹慎地有計劃性地往前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