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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我應邀在一次小型學術座談會上作了發言，後經友人整理，發表在《中國文化》第七期上，標題爲《走出疑古時代》。最近遼寧大學出版社印行我的小書，書名便移用了這個題目。對於有關問題，我本已沒有新的話可說，只是發言中引到馮友蘭先生的一個提法，未能詳細說明，有些遺憾。正好《原道》創刊（原道：http://www.yuandao.org），要我就這個問題寫些東西，於是想略談幾點，作爲那次發言的補充。
我所引馮蘭先生的話，見於三十年代後期他爲《古史辨》第六冊撰的序，近年已收入《三松堂學術文集》。馮先生說：
"我曾說過，中國現在之史學界有三種趨勢，即信古、疑古、及釋古。就中信古一派，與其說是一種趨勢，毋寧說是一種抱殘守缺的人的殘餘勢力，大概不久就要消滅；即不消滅，對於中國將來的史學也是沒有什麽影響的。真正的史學家，對於史料，沒有不加以審查而即直信其票面價值。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審查史料。釋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將史料融會貫通。就整個的史學說，一個歷史的完成，必須經過審查史料及融會貫通兩階段，而且必須到融會貫通的階段，歷史方能完成。但就一個歷史家的工作說，他盡可作此兩階段中之任何階段，或任何階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種的學問，對於一個人，都是太大了。一個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須如此。由此觀點看，無論疑古釋古，都是中國史學所需要的，這期間無所謂熟輕熟重。"
馮先生的這段話，由於《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第1期作爲補白的"語林"摘錄了（註1），已經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好多年來，學者們談起馮先生的"信古、疑古、釋古"之說，總是當作三個階段來理解的，甚至認爲三者的關係是辯證法的正、反、合。重看上面引的有的原話，馮先生只講了三種趨勢，沒有說三個階段。他提到的"階段"，是說審查史料和融會貫通爲歷史研究工作的兩階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釋古"爲三階段。不過，細心均爲歷史研究所必須，但融會貫通究竟應居審查史料之後。因此，馮先生所說的三種趨勢，在一定意義上還是帶有三個階段的意味。不少人將之理解作三階段說，不能認爲出於無因。
"信古、疑古、釋古"之說，涉及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一名之生，是由於疑古思潮的興起，在疑古出現以前並無其說；而"釋古"一名的提出，又是爲了與疑古有所區別。所以，"信古、疑古、釋古"一說的出現，關鍵仍在疑古思潮的盛行。疑古思潮最盛的時期，正是在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馮友蘭先生"信古、疑古、釋古"之說，是針對當時業已充分展開的這一思潮及其影響提出來的。
疑古有著相當久遠的根源，疑古思潮中的不少著作，已經把這一點反復說明瞭。需要指出的是，歷史上有好幾次流行疑古的風氣，各有代表的學者和作品，就其成果的承襲來說，確有一貫的脈絡。但是，各個時期的疑古之風，其歷史、文化的背景互不相同，絕不可一概而論。
疑古之風的首次流行，是在宋代。北宋慶曆以後，學風丕變，如王應麟《困學紀聞》所雲："自漢儒至慶曆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新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士梗。"宋儒之學的一般特點，是以義理之學取代漢唐的註疏之學（註2），從而能擺脫註疏的約束，直接考察作爲經典的古書，自行裁斷。集宋學大成的朱子，便是富於這種精神的，其流風遺韻直至明代。
疑古之風的第二次流行，是在清初。清儒力反宋學，而於辨僞書方面則繼續了宋人的統緒。他們所辨古書，每每同反對宋學有關。例如閻若璩等指摘古文《尚書》，宋儒津津樂道的《大禹謨》十六字心傳便失了依據；胡渭等批評圖洛書，也是針對周敦頤以至朱子的學說。清人崇尚門戶，先以漢學反對宋學，接著以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劉逢祿作《左氏春秋疏證》等例子，是大家熟知的。
到了晚清，今文經學與變法維新的進步思想結合起來，這一趨向，在龔自珍學說中已見其端倪。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說："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然今文學派之開拓，實自龔氏"（註3） 這一學派魏源著《詩古微》、《書古微》，邵懿辰著《禮經通論》，等等，都主張辨僞，梁氏書中已有詳述。至於其最典型的人物著作，自推康有爲及其《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梁書指出康有爲的今文經學受廖平影響，"有爲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註4） 我們卻不能說廖氏也有像康有爲那樣的變法維新立場。由此可見，不可以把當時的今文學派同變法維新完全等同起來。
康有爲的著作對二十年代以來的疑古思潮有頗大影響，可是兩者的思想性質實有根本的不同。康區和其他今文經學家一樣，把孔子推崇到神的地位，後來力倡建立孔教，二十年代的疑古思潮則與此相反。顧頡剛先生1924年在一則筆記中說："我們今日所以能徹底的辯論古史，完全是沒有崇拜聖人觀念之故。這崇拜聖人的觀念須到今日倫理觀念改變時才可打消"（註5）， 這與康有爲的孔教剛好對立，有很不同的歷史背景。無論如何，龔自珍到康有爲的今文經學，和二十年代興起的疑古思潮，都起過重要的進步作用。我曾說"今文學派作爲思想史上的思潮，其進步意義應予以充分肯定"（註6），即指此而言。
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確實把信古打倒了。凡細讀過七冊《古史辨》的人，都會看到這一思潮的成績。疑古的學者不僅總結了宋、清以來這方面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僞的方法和理論。這一思潮的基本學說，如顧頡剛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至今仍影響著海內外的學術界。
《古史辨》肇端於1923年在《讀書雜誌》上進行的長達九個月的古史討論，隨之一個階段的論爭主要是環繞古史問題。後來討論的範圍漸趨擴大，涉及古代的很多方面，特別是古書的真僞問題更是突出。現在看來，疑古思潮的影響表現最顯著的，正是在古書的辨僞問題上。馮友蘭先生專門提出的史料審查，也即這個問題。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說："無論做那門學問，總須以別僞求真爲基本工作。因爲所憑藉的資料若屬虛僞，則研究出來的結果當然也隨而虛僞，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費了。中國舊學，十有九是書本上學問，而中國僞書又極多，所以辨僞書爲整理舊學裏頭很重要的一件事。"（註7） 自宋以來，學者疑古，首在辨古書之僞，其成效昭著，爲人所共見。但是他們的辨僞，每每議論紛紜，難於折衷，並且擴大化，以至如梁氏所說僞書極多，漢以前古書幾乎無不可疑，所謂"東周以前無史"的觀點於是産生。
疑古一派的辨僞，其根本缺點在於以古書論古書，不能跳出書本上學問的圈子。限制在這樣的圈子裏，無法進行古史的重建。我不很清楚馮友蘭先生所講融會貫通釋古究竟是指什麽，不過在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實際已在開始了。我們看中國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主要是由於有了新理論觀點和考古發現，而這兩者都可溯源到二十年代。這裏當然要提到王國維先生。
王國維先生早年治哲學、文學，1911年冬東渡日本後始轉攻經史小學。他研究經學，既不是康有爲那樣的今文家，也不是章太炎那樣的古文家。實際上，他對於清代以來的今古文之爭並非漠視，而是做了很多切實重要的研究工作。例如他在1916年開始研究漢魏石經，尤其注意魏石經的古文，這一工作隨著石經陸續出土而逐步深入，一直到1925年還在繼續（註8）。也是在1916年，王國維在研究石經中，"頗怪漢石經諸經全用今文，而魏時全用古文，因思官學今古文之代謝實以三國爲樞紐，乃考自漢以來諸經立學之沿革，爲《漢魏博士考》"，書共三卷（註9）。他從古文字學角度，專門研究古文，1916年著《漢代古文考》（註10），1918年校唐寫《本尚書孔傳》和薛季宣《書古文訓》（註11），到1926年還作有名文《桐鄉徐氏印譜序》（註12）。此外，1917和1920年，王氏又校勘過與古文經學有關的《孔子家語》。至於他對《尚書》研究的貢獻，是用不著在這裏多說的。
1927年3月，王國維先生的學生姚名達給顧頡剛先生寫信，講到："'王靜安（國維）先生批評先生，謂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與其打倒什麽，不如建立什麽。'"（註13）這體現了王氏對疑古一派的態度。王氏是努力於古史的建立的，他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就是建立古史的方法。
大家知道，1924年冬，顧頡剛寫信給胡適，薦王國維到正在籌辦的清革學校研究院，胡適遂向清華推薦（註14）。次年初，王氏就聘，4月遷入清華。7月，應學生會邀請，向暑期留校學生講演，題爲《最近二三十年代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發表於《清華週刊》（註15）。文中列舉近期古器物圖籍的發現，強調其對學術發展的影響。9月，清華國學研究院開學，王氏講課題爲《古史新證》，其總論說：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於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爲之。"（註16）
對他7月講演的觀點，作了理論的提高和引申。王氏的研究與疑古的差別，在上述一段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還要提到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撰《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開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古史的先聲。他有自序中稱："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爲嚮導，而於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註17）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序裏特別講到"在前兩年跳水死了的王國維"，"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然而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産品，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1930年，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追論及補遺"中，郭沫若先生肯定"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卓識"（註18），並就顧氏提出的夏禹的問題，依據"準實物的材料（齊侯及鍾、秦公簋等），提出自己的見解。這仍然是以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爲出發點的。
把古書的記載與考古的成果結合起來，再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郭沫若先生開拓的這條道路，決定了此後很多年中國古史研究的走向。應該說這已經超出疑古，而進入新的時代了。馮友蘭先生肯定疑古一派的史料審查，是很正確的。有些朋友（包括外國學者）擔心我們不重視史料審查了，也不無道理。現在確有些論作忽略了史料審查，他們的結論自然是不可信的。在史料審查上，我們主張要以"二重證據法"來補充糾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外。疑古的史料審查，由於限於紙上的材料，客觀的標準的不足，而"二重證據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證明紙上之材料，這本身便是對古書記載的深入審查。
最近這些年，學術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書籍。大量發現的這種真正的"珍本秘笈"，使我們有可能對過去古書辨的成果進行客觀的檢驗。事實證明，辨僞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錯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過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夠進一步瞭解古書在歷史上是怎樣形成的。我們還體會到，漢晉時期的學者整理、傳流先秦古書，會碰到怎樣複雜的問題，作出多麽艱辛的努力，後人所不滿意的種種缺點和失誤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經說過，"疑古思潮是對古書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們應該擺脫疑古的若干侷限，對古書進行第二次大反思。"（註19）
這就是我大膽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原因。
注釋；
1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第1期，第48頁。
2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第497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
3 朱維錚校註：《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4 朱維錚校註：《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5 顧潮：《顧頡剛年譜》第10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6 李學勤：《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人文雜誌》，增刊《先秦史論文集》，1982年
7 朱維錚校註：《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1頁，第383頁。
8 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57、120、122、124、133、138、150等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
9 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62頁
10 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63頁
11 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78頁
12 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162頁
13 顧潮：《顧頡剛年譜》，第139頁。
14 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第136頁；同顧潮：《顧頡剛年譜》，第101頁，兩書所紀月分稍有不合，似應以顧書爲準。
15 同上，第143-144頁。此文後收入《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五，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
16 同上，第146頁。
17 《郭沫若全集》歷史編1，第9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
18 同上，第304頁。19 李學勤：《對古書的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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