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們常說，中醫武術、京劇昆曲、唐詩宋詞、麻將圍棋是中華民族國粹，但那些國粹往往受到地域、時間、愛好等諸多局限。其實，唯有磕頭下跪才是中華民族頭號國粹。帝王君主將其立之為法規，定之為制度。使國人受教於文化，銘記於思想，融化於血液，落實於行動。在皇權所及的神州大地，億萬國人從生到死磕頭下跪不止，綿延傳承了近三千年，直到今天依然延續——頭號國粹名份恐怕非磕頭下跪莫屬。
一
若論中華文明，最令國人自豪的就是「禮儀之邦」四個字。說到禮儀，恐怕沒有什麼比磕頭下跪更具典型中國特色。近年來，國人熱衷於申辦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建議有關部門抓緊申請，萬萬不能讓老祖宗的傳家寶被他人搶佔。
時近春節，有關磕頭下跪的話題非常火爆，先是吾友亦忱先生撰文《當秦檜跪在地下，中華民族就沒有資格屹立在現代世界》；接著有侯耀華下跪給殘疾教師頒獎；前不久，某高校研究生在湖南環境生物職業技術學院求職時當場向院長下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先生寫了題為《三跪九叩的健身操》一文，他從故紙堆裡找出了重大發現——練好磕頭有利於健康；鄭州大學旅遊管理學院給學生佈置寒假作業，內容之一是給父母磕一個頭；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長劉道興認為，「磕頭拜年是中國傳統習俗的一部分，應該保留下來，這是對傳統文化的肯定」。
其實，就在我們身邊，磕頭下跪情景並不少見。紅白喜事，哪個少得了磕頭下跪。政府機關門口，磕頭下跪喊冤乃是四季不絕的景觀。只要打開電視，隨時都能看到身著不同時代服飾的黃皮膚黑頭髮國人磕頭下跪。再過幾天就是春節，春節的最重要儀式之一就是拜年。恐怕十三億國人中，磕頭下跪的人不在少數。我姐夫退休後在老家河北磁縣開診所，去年在村裡過春節，居然有近百人給他磕頭拜年。我認識一位大學教授，他對子女有一個要求，就是過年必須給他磕頭，其子女們無不恭敬從命。
二
磕頭下跪禮儀始作俑者是周公旦，他主張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涯網友關教授考證說，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紂王，周公輔佐周成王執政，制訂了詳細的九種跪拜禮儀規程。（注1）從那時起磕頭下跪就成了法定交際禮儀。王公大臣們要跪拜皇帝；下官要跪拜王公大臣；百姓得跪拜官員。家長們必須跪族長；晚輩得跪拜長輩；子孫們要跪拜祖宗；活人要跪拜死人，天、地、君、親、師」都需跪拜，即使被判死刑也要跪著受刑。更有甚者，秦檜夫婦雖然死去近千年，還被鑄成雕像袒胸露腹跪在岳飛墓前。跪拜不僅是國人生活內容，而且成為必不可少的生存方式。
余秋雨說，「磕頭不僅僅是雙膝彎曲頭點地的運動，其帶來的心理影響是不可估量的，試想一個人連最昂貴的頭顱都拜倒在對方腳下，還有什麼不能付出」。磕頭下跪表示屈辱臣服，這種屈辱成為國家禮儀，成為國人習慣，就意味著整個社會失去了起碼的人性尊嚴。周公就是用這樣的禮儀法規剝奪了國人尊嚴，實現了一人為主，天下為奴的君主統治。
追求尊嚴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願望，如何讓天下人磕頭下跪呢？周公明白，人要尊嚴，須有體面。人要體面地生活，就得有自己的財產。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人沒有體面可言，尊嚴無從談起。於是周公設計了天下資源歸帝王所有，由帝王統一分配的制度：每個人的生存需求只能得自於帝王——世人必然磕頭下跪。
周公把這種體制定為尊卑關係。他用酒壺和酒杯來比喻：酒壺又稱為樽（尊），酒杯與「卑」諧音。意思是掌握酒壺享有分配權的人為尊，端著酒杯等待施與的人為卑。天下老百姓創造的財富通過稅賦徭役被帝王收歸已有，裝入自己酒壺，由帝王分配給奴才，再由奴才管理天下奴隸，由此形成上尊下卑關係。
要保證這一尊卑秩序，關鍵在於不能讓世人從其它地方得到酒，這就是所謂「利出一孔」。由帝王把持天下人生命之源，就能操「生、殺、富、貧、貴、賤」之權柄（《管子.任法》），「 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網友關教授說，「管子的這一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最高統治者壟斷一切政治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等於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代皇帝可以得心應手地實施殘酷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帝王想維持尊卑有序的統治，必須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壟斷天下物質財富的同時，嚴格控制文化思想。用焚書坑儒、文字獄等手段恐嚇威脅天下文人，嚴禁其它價值觀念滲透。同時吸收文人加入奴才思想傳播隊伍，鼓勵他們著書立說講學辦私塾，用儒教精神鴉片忽悠世人，給全社會洗腦。使國人把上尊下卑磕頭下跪當成天經地義的立身之本，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從而心無旁鶩地甘當統治者奴隸。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稱霸，出現了難得一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周公創立的跪拜禮儀並未得到各國遵從。孔子「獨具慧眼」。他認定，帝王要想長治久安，必須恢復周公之禮，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制度。靠著層層依附的尊卑體制，建成超穩定的社會金字塔架構。
孔丘生前推銷自己的思想，並沒有得到多少認可，他自己也在多年遊歷飄泊後鬱鬱而終。然而後來的皇帝終於發現，統治天下除了要有周公禮制，國家機器，還要有儒家文化。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見董仲舒，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來的帝王們深感儒家文化為鞏固皇權居功至偉，於是孔夫子被歷代皇帝不斷加封，直至得到「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謚號。在全國建廟安享尊榮，接受後世乃至今人的磕頭下跪。
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決定了中國文化沒有平等，只有尊卑。即使貴為高官大臣，被當眾罰跪也是家常便飯。若惹得龍顏動怒，輕則被脫掉褲子露出屁股當庭打板子，重則罰沒充軍，甚至滿門抄斬。余秋雨說，「 跪拜剝奪了人的尊嚴，中國文化是沒有尊嚴的文化（因為有尊嚴的人幾乎被獨裁者殺光了）！沒有尊嚴的文化是文化災難中最大的災難，沒有尊嚴的文化也算不上文化」。
中國皇帝能佔有天下，獨享天下，可謂至尊至貴。因此歷朝歷代，不管本民族起義還是外民族入侵，無論誰登上皇帝寶座，無論新朝廢除前朝多少規矩，唯獨三拜九叩大禮不但照單全收，還要發揚光大。
上天賦予了人類直立行走的本能，然而在帝王專制，儒家思想的荼毒下，近三千年來，中國人一直匍匐在地，沒有尊嚴，沒有人格。華夏神州只有主子、奴隸和奴才三種人。
帝王們為推行磕頭下跪禮教，用四書五經作為科舉考試標準，使天下人自幼就把學習儒教，奉行儒教當成實現人生理想的唯一出路。一旦金榜題名，就能得到高官厚祿，光宗耀祖。帝王以此手段將天下精英收為自己的鷹犬，他們能穩坐江山，全靠奴才效力。
相對於奴才而言，奴隸佔人口絕大多數。他們毫無權利可言，卻負擔了沉重的義務。在幾千年漫漫長夜，他們要麼奴顏婢膝受盡痛苦屈辱當草民，要麼鋌而走險殺人放火成為無法無天的暴民。豐衣足食平平安安過一輩子，成了普通人難以實現的夢想。
社會存在的基本法則是適者生存。由於國人利害主要源自皇權，無數順昌逆亡的教訓使大家明白，最佳處世哲學就是多磕頭、少說話，循規蹈矩當順民。因此，孩子自幼便接受家長的磕頭下跪教誨，往往沒有學會走路，先學會了磕頭，以後這樣的奴化文化熏陶陪伴國人終生。由於磕頭下跪不是發自內心的崇敬、懺悔和信服，而是出於被迫、無奈和盲從。獲得尊嚴的渴望與不得不屈辱地磕頭下跪，形成了國人的扭曲人格。經過一代代人汰優擇劣的複製遺傳，國人缺少公共精神之程度天下少有，這樣的民情也為專制獨裁在中國發展提供了最佳土壤。
帝王和權勢者儘管能從他人跪拜中得到心理滿足，但蒙受屈辱的民眾從來不與他們保持一致。每當政權更迭，帝王將相途窮末路，民眾們不是隔岸觀火就是趁火打劫，絕不會施予援手。鴉片戰爭時，英國軍艦順珠江而上，英軍士兵們見到兩岸觀者如堵十分恐慌，沒想到卻是虛驚一場。英軍驚訝地發現，老百姓都是來看熱鬧的，他們並不關心大清朝興亡。 其中道理也很簡單：從制度設計上就不尊重國民的政權，怎能指望國民在關鍵時為他們賣命？
三
同樣經歷了農耕文明的歐洲大陸為什麼沒有出現皇權至上的磕頭下跪文化呢？
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幾點：
一是教會勢力與皇權分庭抗禮。個人和家庭都無力與專制政府抗衡，基督教會依靠神權和信眾，抵抗了專制王權對個人權益的侵犯。教會指出，國王如果欺負老百姓、迫害反對派，死了要下地獄。上帝反對人們拜人、拜物， 反對給領袖下跪，諸侯貴族和市民都打著聖經的旗幟反抗王權。
意大利米蘭聖安布羅斯大主教（340-397）在給皇帝瓦倫蒂尼恩的信中說：「主教是基督徒皇帝的法官，皇帝不是主教的法官」。在道德問題上譴責世俗官員不僅是牧師的權利，而且是他的義務。他拒絕皇帝把教堂交給他人使用的命令，並說：「宮殿屬於皇帝，教堂屬於主教。」
公元390年，皇帝西奧多希厄斯屠殺了許多無辜的人，聖安布羅斯主教決定將皇帝開除教籍。他在給皇帝的信中寫到：「你要求別人做到的，你自己也要做到。皇帝制定了法律，他就應成為第一個遵守法律的人。為此，皇帝不得不脫下皇袍向他懺悔。歐洲的皇帝要向大主教下跪懺悔，而中國的儒家只會給皇帝下跪。這就是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別。
教會法中有「世界本身服從法律」的神學信條，雖然「國王可以不服從任何人，但必須服從上帝和法律」，因為每個人都是法律的臣民。 中世紀歐洲國民晉見國王，只是單膝下跪，教徒的雙膝只跪神而不跪人。（1970年1月25日,在波蘭訪問的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死難者紀念碑前雙膝跪地,向慘遭納粹殺害的猶太人表示沉痛哀悼。此舉震驚了全世界，他也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為了榮譽和尊嚴，歐洲人寧可決鬥而死也不跪地而生。神權的巨大影響力，使皇權統治難以走向極端。
二是各國人民通過鬥爭立法維護人權。公元1100年，在英國貴族的鬥爭下，國王亨利一世頒布了英國大憲章。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人權宣言：它在人類歷史上首次確立了人權的基本原則，提出了保護個人的尊嚴、反對國王濫權的基本精神。
1776年7月4日美國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提出了一切人生而平等，具有追求幸福與自由的天賦權利，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
1789年8月法國通過了著名的人權宣言(注2)，其中不少條款至今依然充滿生命活力。
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後，在拿破侖主持下，法國以自由和平等、所有權、契約自治三原則，制定了《拿破侖法典》，詳細地規範了國民權利。1804年公佈施行後，成為歐洲乃至世界許多國家的立法基礎。
人權首先是財產權，沒有財產不可能有個人尊嚴。個人財產能得到法律保護，大家才可能積極創造財富。個人財富增長，稅收必然增長，國家實力就會增強。個人財產受到國家保護，一旦國家有難，國民就會挺身而出。因此，歐洲各國很早就從法律上確認個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十八世紀中葉英國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講中曾這樣形容過財產權對窮苦人的重要性和神聖性：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裡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房子甚至會在風雨中飄搖，但是英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不敢闖進這間門檻已經破損了的房子。享有一國之尊的國王尚且不能隨意進入私人領地，對私有財產權的承認和保護程度可見一斑。而同樣的事根本不可能發生在中國，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上到來是燒香磕頭都難求的好事，草民們不但要磕頭跪迎，有心者恐怕還要奉上妻女以沐龍恩。
三是封建諸侯王國競爭促進了文明發展。沒有哪個國家能統一歐洲大陸，更沒有哪個人能用一種思想控制所有歐洲國家。各國思想界「百家爭鳴」，促成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出現。隨著人權、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促使各國建立更加人性化的社會制度。如果歐洲是個大一統的帝國，馬克思不可能到英國避難，也不可能寫出影響世界的學術著作。
四是工商文明有利於平等規則的建立。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是等價交換，公平貿易，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商品流通交流的頻繁，經濟運行規則必然會影響到各國政治生活。
從歐洲的酒文化中也能看出中西差別：歐洲人飲酒很少用酒壺，大都直接用酒瓶往酒杯中倒。酒瓶直接斟酒，一般沒有尊者掌握酒壺的二次分配，使用高腳透明酒杯顯示了平等公正。
達官貴人出行差異更為明顯：歐洲人乘坐馬車，地位級別體現在馬匹的多少上。中國人坐的是轎子，地位級別體現在轎夫的多少上（歷史上中國官吏也曾坐過馬車）。
兩種文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響著兩個大陸，雙方很快拉大了差距。保護民眾尊嚴的國度，努力開發民智，不斷改進社會的不合理制度，上下同心求發展，迎來了工業文明的曙光。踐踏民眾尊嚴的國度，靠愚民政策和暴力專制維持皇權統治，千年不變地在黑暗中徘徊。孟德思鳩說，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中，連一點標誌自由精神的痕跡都找不到，人們只能見到奴役的壯舉。
到了十八世紀，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工商文明，與以中國為代表的農耕文明終於發生了歷史性碰撞。以中央帝國自居的中國皇帝沒有意識到兩大文明的懸殊差距的後果，卻斤斤計較磕頭下跪禮儀，試圖把毫無人性尊嚴的三跪九叩大禮強加給習慣於人權平等的外國使者。
史書記載，1792年9月英國的馬戛爾尼率團第一次出使中國，他們乘五艘大型艦船，從樸茨茅斯港起錨，繞好望角經10個月的航行，700餘人使團於1793年7月抵達天津大沽口。英人攜帶了天文望遠鏡、地理測繪儀、樂器、鐘錶、車輛、武器、圖冊、航模等禮品欲與中國政府進行正式外交。
清廷以前曾有過外使不願下跪導致訪問失敗的先例，但皇帝大臣們絕不肯在跪拜禮儀上讓步。爭執了很長時間，直到進入承德避暑山莊才才達成協議，馬戛爾尼以單膝跪地禮朝見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對此頗為不悅，英方提出的通商、建立外交機構、通商等要求均未同意。時有迂儒撰文說，洋人身上少了幾塊骨頭，腿不會彎曲，因而不會磕頭下跪，他們是半畜半人。言外之意是，只有會磕頭下跪才能算人。當朝文人無羞無恥無知到如此程度，真可謂斯文掃地，顏面全無。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中國信徒也開始不磕頭。如此作法以及其它有悖中國傳統的習俗的行為，激怒了地方士紳和民眾。在他們看來，這將是中華文明禮崩樂壞的前兆，如不制止，則國將不國。他們的想法與官方不謀而合，於是官方縱容暴民，挑起了一次次教會案件。
在這場東西方文明的碰撞中，面對內憂外患重重危機，僵化保守的滿清政府為了維護尊卑分明的皇權統治，拒不順應國際發展潮流變法圖強，反而屠殺主張變法的仁人志士，提拔重用那些堅持「天不變，道亦不變」理念的「愛國賊」，鼓動並縱容義和團愚民暴民尋釁滋事，挑起國際爭端。如此倒行逆施且一意孤行，最終落得生靈塗炭，江山易主。
四
歷史上日本唯中國馬首是瞻，處處向中國學習，磕頭下跪禮儀也被原封搬到了日本。然而1868年1月3日，日本的明治天皇頒布「五政復古」詔書，開始了著名的明治維新運動。師傅不僅被徒弟遠遠甩在後面，而且成了被徒弟凌辱掠奪的對象。
1853年，美國炮艦侵入長崎，迫使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日美和親條約》。此後英、俄、法等國接踵而來，強迫日本簽訂類似條約，其遭遇與中國非常相似。這時，日本的大思想家福澤諭吉（1834--1901）1885年發表了《脫亞論》，他指出，中國和朝鮮對西洋文明採取被動的抗拒態度，想把自己置身於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獨特文明，這樣做是不可能成功的。對西洋文明抗拒的結果就是亡國，國土被西洋列強瓜分。 福澤諭吉認為西洋文明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試圖阻擋或者躲避是愚蠢的，積極搭乘這股潮流才是明智之策。
著名作家林思雲先生在《讀脫亞論有感》一文中說，「中國對於西洋文明的潮流，一直採取對抗的姿態， 試圖把外國人趕走，或把外國人拒之門外。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儘管一直在學習西方，但中國學西方的方式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目的是『師夷技長以制夷』，用西方文明的槍炮來把西方人抗拒在國門之外。而日本選擇了『全盤西化』，改變原有制度，加入西方文明圈」。對此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一書中說（1893年）：「西人立國，育才於學堂，論證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以足恃歟？」
伍國先生在《福澤諭吉給予我們的啟示》一文中說，福澤諭吉遊歷美國歐洲後，經過大量比較，發現了中國長期落後的重要原因：缺少大量有獨立人格公共精神的文人、士大夫。他認為中國文人太虛偽。「他們宣講忠，孝，仁，義，然而一旦危機來臨，就變成了膽小鬼。他們中有的人過著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詩，熱衷於書法。」總是本能地在政權之間選擇和歸附，急於效力，自覺不自覺地捲入政治的漩渦，而又每每在迅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落伍。福澤喻吉認為一個國家的獨立源於公民個體的獨立。而中國知識分子將集體、國家、民族等概念無條件地凌架在個體獨立之上，並以此為榮，結果一再地幫助了假國家之名以行的專制力量。福澤尖銳地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這一基本立場決定了儒家知識分子不可能有獨立人格，也就不可能為公共利益站出來說話。
由此可見，中日兩國站在時代前沿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與深度，思維方式乃至人格個性的確都存在著極大差距，他們的思想對本國政治走向產生了很大影響。
由於出發點截然不同，學習結果迥然而異。風雨飄搖中的滿清王朝，雖然大敵當前，國勢危若累卵，慈禧卻把撥給北洋水師買軍艦的銀子用來建頤和園，甚至造了一條不能動的漢白玉石舫。日本明治維新後，革除了彰顯尊卑的磕頭下跪禮儀，改為體現平等的彼此鞠躬禮。政府把提高國民素質當成頭等要務，動員全國之力，在短短幾年內全面普及小學義務教育。為此，天皇帶頭捐出了家中的黃金手飾。
甲午海戰一役驗證了雙方的學習成果。裝備上大大強於對手的北洋水師不堪一擊，差點全軍覆滅。滿清王朝大傷元氣，從此一蹶不振。而日本則蒸蒸日上，迅速成為亞洲乃至世界屈指可數的強國。
五
當年中國沉迷於康乾盛世(1661--1796)，閉關鎖國，拒不接受西方文明。銳意改革的彼得（1682--1725）1696年當上沙皇，1697年即隨同俄國使團化名出國，考察西歐，先後在荷蘭、英國等國學習造炮、造船和航海，歷時將近一年。回國後便開始進行全面改革。他打開國門，鼓勵本國商人和外國商人投資發展工業，建設通商口岸，發展商業。彼得非常重視文化教育，先後開辦了工程技術學校、航海學校、造船學校、海軍學校等專門學校，派遣留學生到西歐學習。他還創建了博物館、圖書館和劇院，創辦了俄國第一份報紙《新聞報》，由他親任主編。使俄國迎頭趕上了當時歐洲的文明進步，脫離了黑暗時代。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彼得大帝主動改革跪拜禮儀，甚至採取強制性手段，迫使俄國貴族接受西方習俗。彼得在接見貴族時，當場剪掉他們的長鬍子，禁止他們下跪，禁止穿俄羅斯長袍，社會風氣為之一新。
1917年，蘇聯革命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沒收個人全部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支配，所有產品由國家統一定價，嚴格按計劃生產，按計劃分配。蘇共秉承了管子的「一孔之利」原則，牢牢掌握象徵財富分配的「酒樽」，給國民的「酒杯」斟多少酒都由蘇共一手控制。
蘇共現任領導人久加諾夫說：蘇共垮臺的真實原因是它的三個壟斷，即：
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認為自己想的說的都是對的；
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認為自己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
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認為自己有權享有一切福祉。
靠著三個壟斷，蘇共實行一黨專政，權力高度集中，不受任何監督，使憲法、法律成為一紙空文。斯大林（1879年──1953年）建立了龐大的克格勃特務組織，靠血腥屠殺實行個人獨裁。1954年2月，蘇總檢察長魯登科等人向蘇共中央主席團聯名遞交了相關報告。報告中說，從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數是三百七十七萬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被處死刑的有六十四萬兩千九百八十人，被判勞改和監禁的有二百三十六萬九千二百二十人，被判流放和強制遷居的有七十六萬五千一百人。如此之多重刑，大都沒有履行起碼的司法程序。
當年的東歐各國儘管沒有復辟帝制，沒有磕頭下跪禮儀。但是那裡的國民沒有思想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批評政府權利，沒有選舉官員權利。在高壓政治和特務組織的恐怖陰影中，大家提心吊膽小心翼翼，一本正經地說違心話、辦違心事，毫無尊嚴可講。以下兩個笑話頗能說明當時蘇聯的境況：
其一：兩個人站在公共汽車內，一個人問另一個人，你是克格勃嗎？對方說，不是。那麼，你家親屬是克格勃嗎？對方說，不是。那麼你的熟人朋友是克格勃嗎？對方說都不是。於是這個人說，你踩著我的腳了，請抬一下。
其二：有人向赫魯曉夫匯報說：「現在大劇院正演戲，裡面有您的角色出現，每當您一出場，下面就熱烈鼓掌。」赫魯曉夫聽後非常得意。有一天他買了一張普通票進去，他邊看邊想，沒有鼓掌。這時旁邊有人推了他一把，緊張地說：「哎！你為什麼不鼓掌？不要命啦？！」
東歐各國統治者都是既當婊子又立牌坊的高手。他們一方面厚顏無恥地享受特權，不擇手段地攫取不義之財，一方面利用自己控制的媒體，為自己塗脂抹粉歌功頌德。他們不僅侮辱公民良知尊嚴，而且侮辱公眾的智商。如此行徑，不僅引起公眾極大反感，也令體制內大多數人所不屑。
這些既得利益者以為只要控制著國家機器和媒體就可以高枕無憂。孰不知，他們早已被國人唾棄，是不堪一擊的泥足巨人。一旦時機到來，幾乎所有人（包括黨干軍警）都會背棄統治者而去。當年在金字塔頂端風光無限黨魁首腦，頓時成為四面楚歌的孤家寡人，作惡多端者則成了階下囚。
當年的蘇聯和東歐，經過幾十年工業化建設發展，積累了較雄厚了物質財富。老百姓也有了不錯的社會福利，受到良好教育，過上了比較體面的生活。但人之所以稱之為人，是因為人有思想，有尊嚴，希望公正，認可公理。1989年東歐劇變興起，絕大多數國民在關鍵時刻站到了當局對立面，就是因為一黨獨裁的特權者剝奪了公民權利，踐踏了公民尊嚴。無視國民尊嚴的極權統治是導致東歐劇變的根源，公民尊嚴的覺醒是促成東歐劇變的最強大動力。
正因為如此，東歐各國人民在劇變之後無一例外地選擇了符合聯合國憲章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度。由於積重難返，百廢待興，在實行經濟「休克療法」時，獨聯體各國都遇到了相當嚴重的困難。儘管如此，沒有一個國家選擇走回頭路。經過十多年努力，如今這些國家實現了健康和諧發展，大踏步地跨入世界文明先進行列。
六
為什麼專制會導致社會長期停滯呢？原因就在於奴才和奴隸的共同特點是唯上是尊，惟命是從，國家命運前途寄托於帝王一人，而帝王的最高使命就是保住皇權不朽。
官員們的權力來自帝王，可他們的利益來自貪贓枉法，帝王們為了裝點門面,需要制定冠冕堂皇的法律，可他們壓根就沒打算兌現。共同違法使官員階層結成利益共同體。他們要保住既得利益，必然千方百計破壞和阻撓變法改革。這個階層除了各級官吏還有皇親國戚，以及依靠他們發財的壟斷集團和富商豪強，在如此強大的戰略同盟面前，別說官員（如商鞅、王安石）改革會招來橫禍，即使是皇帝變法（如光緒）也難逃厄運。
腐朽專制政權發展到極致必然引發暴力革命，來一次社會重新洗牌，這樣的動亂局面對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來說都不是好事。然而，歷史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大家不願看到的，往往是最後只能得到的。
1911年10月10日，在孫中山（1866-1925）民主革命思想旗幟下，革命黨人在武漢發動辛亥革命，成立了中華民國，推翻了統治中國二千餘年之久的帝國專制，邁出了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共和國政府成立後即明令規定社交活動以握手或鞠躬為禮，不必磕頭。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1859-1916）發動復辟帝制政變，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華宮接受百官跪拜。如此倒行逆施，激發了國人的強烈憤慨，各地迅速組成討袁大軍，袁世凱眾叛親離，被迫於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其後不久在絕望中死去。
1916年6月，帝國遺孽們不甘心帝制綱常名教退出歷史舞台。以張勳為代表的頑固分子仍一再電請總統、議院將孔教定為國教。張勳等人的電文中說「若棄孔教，是棄國魂」，應將孔教「編入憲法，永不得再議」。康有為致電政府，提出要「立飭各省祀孔，仍行跪拜禮」，甚至說，「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1917年7月張勳率三千辮子軍，一手策劃清廢帝溥儀在北京復辟，然而僅僅十二天，就被趕下台。
面對保守勢力的尊孔復辟現象，陳獨秀（1878-1942）發表大量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陳獨秀說，「孔教之精華曰禮教」，「三綱五常」是「孔教之根本教義」，而「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制度者也」。所以，以孔教為代表的封建舊道德，是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是中國人的「帝制根本思想」，與現代民主政治是不可兩立的。
1918年5月，魯迅（1881-1936）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他在文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號稱「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吳虞先生進一步指出，「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一部歷史裡面，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的都會吃起人肉來」。「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開始於1915年，以《新青年》雜誌為主要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對「孔教」發起了激烈的批判，磕頭下跪儀式才漸漸從公共生活中淡去。但是在民間民俗中，磕頭下跪仍然是重要禮儀。
沒有了形式上的磕頭下跪，不等於有了人格的尊嚴；沒有了加冕皇帝，不加冕的帝王依然存在，他們做夢都想復辟君主制。而屈膝下跪了三千年，在儒家文化中浸泡熏陶了三千年的國人，想挺直身軀站起來談何容易。由唯唯諾諾的草民，成長為當家作主的合格公民——中國人注定還要走漫漫長路。
七
1949年毛澤東創建了新中國，在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中成為大救星，登上了至高無上的神壇。
深諳帝王之術的毛澤東，對「一孔之利」顯然有更深的理解和創新。在掌握政權之後，便開始付諸實施：
——把土改中分給農民的土地收歸國有；
——把農民編成半軍事化的人民公社組織；
——把所有生產資料收歸國家和集體所有；
——所有流通渠道都由國家控制；
——用城鄉戶口本把每個人牢牢固定；
——用購糧本管住每個人的肚子；
——將媒體變成喉舌；
——將其它政黨改造成參政黨……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領導一切。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聽命於毛澤東，由此實現了一言九鼎的家長制。從此，中國大陸老百姓的一切都要由組織決定、上級安排——成了沒有選擇權的人。
毛澤東深知，嚴格的計劃經濟，徹底的公有制，是一元化領導體制的根本保證。於是他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定性為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政治路線鬥爭，並且在鬥爭中不斷走向極端。包產到戶、種自留地、搞多種經營、發展集市貿易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社員養幾隻雞，用雞蛋換油鹽醬醋也成了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堅決割掉。以至發展到「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也不難理解，如果嘗了「資本主義的苗」，誰還吃「社會主義的草」？
當年在國企工作二三十年，許多人月工資只有三十多元。這工資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是「做了所有必要扣除留給大家的生活費」，被扣除的錢由國家統一分配。可是國家總是搞運動經濟不能正常發展，沒錢給職工蓋房子，建國三十多年，城鎮人口平均住房不到十平方米，一間房子住三代人比比皆是。由於工資極低，大家只能處處精打細算，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花。邯鄲有位商業部門的科長，工資都由夫人把持，大家都說他太摳門。他說不摳由人，昨天向老婆請示『火柴已用完，申請二分錢』（當時火柴二分錢一盒），老婆批示『少點多對，避免浪費』（意思是多找其它吸煙的人對火）。我家當年住在中學，有幾位年輕教師煙癮很大，連最劣質的煙都憑票供應，他們幾個人經常到停在站台的車廂內倒煙灰盒，把煙頭積攢重新捲煙抽。掌握了每個人生存權，毛澤東就有了呼風喚雨的資本，他才能夠一次次發動億萬民眾，掀起一場場政治風暴。
現在的年輕人對大躍進期間媒體吹牛皮、幹部吹牛皮、社員吹牛皮現象難以理解，認為那時的人都是發神經。其實，當年的人並不傻，他們那麼做，大都是趨利避害——出於無奈。大家的命運都掌握在領袖手裡，吹牛者名利雙收，說真話者大禍臨頭，幾十萬右派分子的下場就是前車之鑒，大家怎能不按照領袖的意願順竿爬。試想，實行土地聯產承包後，哪個農民會扔下莊稼不管，去跟著幹部們瞎吹？如今產權屬於個人的企業，誰會停止生產經營去搞政治運動？
在「一大二公」的旗幟下，所有人離開體制都無法生存，於是大家把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歸功於毛澤東的偉大，對毛澤東的崇拜日益升溫。靠著一邊倒的宣傳造勢，文革時期國人對毛澤東的崇拜達到頂峰：人手一本毛主席語錄，到處是毛澤東畫像和塑像。國人每天早請示晚匯報，手舞語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被定性為黑五類、走資派、臭老九的人們，被抄家、戴高帽遊街、掛著黑牌子挨批鬥，每天還要跪在毛澤東像前磕頭請罪。對領袖的崇拜，必然導致法律失靈。民眾失去了法律保護，必然會有大難臨頭。極左路線橫行多年，造成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冤假錯案竟達三千多萬起，受株連者超過一億人。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老百姓一貧如洗，連起碼的體面都難維持。鬥爭哲學使和平建設時期的國度人人自危，「窩裡鬥」也達到了空前絕後的水平：從國家主席到平民百姓，從最親密戰友到政治對手，從中南海內到海域邊疆，包括那些「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整人者誰都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有大禍臨頭——問蒼茫大地，誰有尊嚴？
毛澤東一生反儒，但他不是在法律框架內批判儒家思想，而是借群眾運動攪得天下大亂。孔夫子鼓吹周公禮教，主張尊卑有序。毛澤東鬥來鬥去，卻是立自己為尊，使天下無序。從這個意義上說，鬥爭哲學還不如儒家思想，尊卑有序還有社會穩定，尊卑無序只能造成動亂災難。歷史和今天的實踐證明，這兩條路都行不通，只有實現民主法治，讓所有公民享受尊嚴才是走向世界文明的康莊大道。
八
新時期改革開放，實行依法治國，發展市場經濟，越來越多的人擁有了生產資料，個人財富日益增多。隨著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如今的國人大都過上了體面的生活，有些人生活已經達到了豪華程度。但是也應當看到，在發展過程中兩極分化嚴重。久加諾夫所言的「三個壟斷」不同程度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典型表現是批發官帽氾濫成災，暗箱操作濫用權力有增無減。由此引起的群體上訪、群體暴力事件頻繁。
為什麼時時發生的不公平、不公正問題，不能通過媒體、輿論、行政、司法等手段正常解決，民眾不得不以上訪、示威等激烈方式呢？（還有更多人選擇了沉默和忍耐）。原因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還不能行使憲法賦予自己的權利。因此我們的社會常見權力肆虐，鮮有公民尊嚴。
亦忱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網易在2006年9月初，曾以《如果有來生，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為題，在網上搞了一次讀者調查。自9月4到9月10日晚上11點，共有10234人次參與了調查，其中，居然有64%的參與調查者表示：「來生不願再做中國人」。選擇「因為做一個中國人缺乏人的尊嚴」，成為網民首選，佔了總票數的37.5% 。
我曾聽到幾位富豪老闆激憤地說，我可以給子女幾百萬財產，可我無法保證讓他們得到公民尊嚴。已經富裕起來的國民，眾多受到高等教育的國民，已經走出國門看到世界有了比較的國民，包括絕大多數體制內的公職人員（他們只能屈尊於上司才有陞官發財機會）都認識到：中國社會要想跟上世界文明潮流，唯一出路就是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早日將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落實到位，讓每個人都能享受到法律嚴格保護的公民尊嚴。
有鑒於此，筆者建議向聯合國提出申請，請早日批准磕頭下跪為中國特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項工作意義重大：
1、能夠使國人懂得什麼是恥辱；
2、可以使國人永遠銘記恥辱的歷史；
3、使國人從此保持警惕，永遠不要讓歷史重演。
古人云，知恥近乎勇。只有勇敢地承認恥辱，才可能洗刷恥辱。才能夠劃清恥辱與尊嚴的界限，才能夠區別什麼是奴才、奴隸，什麼是草民、順民、老百姓（老敗興），什麼是共和國公民。
當國人真正明白，人的生命不只是表現為肉體的社會存在，其終極價值在於體現生命尊嚴時，我們才有勇氣，有信心爭取公民權利，成為合格公民。
近年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通過實行民主法治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方針，這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進步，因而受到了社會各界高度評價廣泛讚譽，也為中國大陸民眾成為合格公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為了我們及我們子子孫孫的尊嚴，為了中華民族永遠不再磕頭下跪，讓我們從現在開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民權利爭取到手，逐條逐款付諸實踐。
2007年2月11日
注1：《周禮.春官宗伯第三》一曰稽首（行稽首禮時，拜者必須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撐在地上，然後，緩緩叩首到地，稽留多時，手在膝前，頭在手後，這是「九拜」中最重的禮節），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拜（兩手相擊，振動其身而拜），五曰吉拜（先拜而後稽首，將額頭觸地），六曰凶拜（先稽首而後再拜，頭觸地時表情嚴肅），七曰奇拜（屈一膝而拜），八曰褒拜（為回報他人的拜禮的再拜），九曰肅拜（拱手禮，不下跪，推手為揖）。臣拜君，子拜父，學生拜老師，新婚夫婦拜天地，都要行最重的稽首禮。平輩同級之間，拜迎拜送，拜望，拜謁，行頓首禮。對於卑者的稽首禮，尊者以最輕的空首禮答拜」。
注2：人權宣言(節錄)（1789年8月20—26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