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霸權---美國社會中的思想控制

在所有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通過暴力以及或者意識形態來維持其控制。如果能夠說服大多數人其統治是合法的，那麽維護這種統治需要的暴力就少些。實現這種功能的意識形態包括君權神授，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有這些都是要解釋特定社會中特殊精英統治的合法性並幫助他們維持其權力。有些階級分明的社會更多地依賴暴力，有些則更多地依賴意識形態。美國更多地依賴意識形態，雖然也使用一定程度的暴力。

在1905年以前的俄國，延續多個世紀的多次大規模農民起義本有可能威脅君主的權力。然而，所有這些起義都不反君主制。他們認爲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爛蘋果”而不是社會制度産生了問題。起義者相信朝廷的壓迫行爲是受狗頭軍師、貪官汙吏或其他惡勢力蠱惑的結果而不是君主制本身的結果。這種認爲君主制無辜只是需要改良的信念有助於防止它被推翻。絕大多數反抗君主的起義並沒有試圖推翻他。君主制只是在多數人不再相信問題是“爛蘋果”造成的而不是君主制固有的時候才垮臺的。

美國的意識形態霸權與此相似。有些根本的原則從來沒有被質疑過---資本主義，私有財産，國家，帝國主義等等。只要這些根本原則不受挑戰，辯論就可以激烈進行，任何不同的觀點都可以形成。辯論得越激烈，就越能穩住現狀因爲它會讓社會顯得比實際上更開放和多元。思想是有界限的，一邊爲自由主義，一邊爲保守主義，中間還有各色意識形態。（我把自由資本主義放到這個光譜上）私有財産，國家等的合法性總是不言自明的。

比如說，最近歷史上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干涉都被看作是仁慈的好意的。也許有人會說這些干涉並沒有産生支持者所希望的好結果，或者得不償失，但是認定美國是出於好意是毫無疑問的，雖然有時會犯錯誤。對資本主義和國家也有類似的假定。雖然有人會覺得需要改進的地方很多，但是大多數人並不懷疑它們的合法性。因此，只要多數美國人認爲美國的制度是牢固的，它就是牢固的，正如當大多數俄國人認爲君主制是合法的，君主制就安然無恙一般。那些對現狀不滿的人會被各式各樣的改革計劃所吸引、會投票支援不同的政客而不是支援推翻整個制度。

這些觀念不僅爲大多數美國人所共有還通過各種機制傳向全國。重要的是，霸權一旦建立就可以自我延續、不斷更新的。那些相信該觀念的人在不同程度上會向外人宣揚傳播，向下一代灌輸。還可以通過電影、小說、研究、娛樂活動等交流形式間接地讓更多的人瞭解，雖然這種傳播未必是有意的，直白的。

批評家在延續意識形態霸權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果那些最激烈反對現政權的人都認可這些基本觀念的話，這些觀念無疑會得到進一步鞏固、強化。因爲如果連他們都贊同這些觀念，就更少有人願意去挑戰它們除非願意被人當成瘋子。那些對現狀不滿的人會投入到接受基本觀念的活動或意識形態中去，對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並不構成多大的威脅。

在美國出現的意識形態霸權和極權國家維護其統治的機制是不一樣的。極權國家傾向於更多地依靠暴力控制人民，雖然他們常常也擁有一個支援現狀的意識形態。美國確實僅偶爾採用暴力對付持不同政見者，比如謝爾曼奧斯汀誣陷案造成100名左右的政治犯。[4] 然而，使用暴力對付持不同政見者的程度顯然無法和極權國家相比，那裏政敵是系統地遭到清洗的。美國的異議人士批評政府不大可能爲此坐牢。只要他們的觀點被邊緣化，只要絕大多數仍然相信該制度，異議人士就不會對現狀造成多大的威脅。而且，讓異議人士存在，排斥他們的觀點實際上鞏固了霸權，因爲這樣做讓這個機制顯得自由和開放。在極權制度下，異端存在的空間就狹窄多了，所有的異議人士都受到壓制。在美國，意識形態霸權不是鎮壓異端而是讓異議人士邊緣化以確保多數人繼續相信這個制度。

美國的意識形態霸權還是精英統治階層的出現都不是一個巨大的陰謀，而是美國社會建立方式和長期歷史演變的結果。霸權是媒體、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機構建立和演化的結果。這個機制的結構使得那些在自由保守光譜之外的人在爬上延續這個等級制度的位置如編輯、教師之前被剔除掉，這不是陰謀而是系統的運做方式的結果。沒有被剔除掉的則被邊緣化。任何一個社會只要有等級如有錢和無錢，有權和無權，在等級最上層的那些人就成爲精英階層。現在統治美國的就是一些位於中心的、多等級的機構包括大公司，軍方、以及官僚體系。這些機構最上層的人就是社會學家萊特米爾斯所說的權力精英，他們享有比下屬多得多的權力、財富、和名望。

霸權通過許多的機構和機制來運做。新聞媒體一方面對符合自由保守光譜的事實大肆報道，一方面對可能造成不良影響的事實輕描淡寫來強化霸權。教育體制則通過訓練人們服從權威，向孩子灌輸隱含霸權的基本觀念（在他們成人後將繼續認可）來鞏固霸權。這兩者基本上是排除異端觀點的。霸權體現在我們的語言結構中，體現在所謂的新話過程裏。當然霸權還有別的因素，本文只談上述三點。另外，有些機構除了間接強化霸權之外還有別的功能。比如，教育體制是一種凱恩斯主義（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媒體幫助産生人爲的緊缺等。這些功能我們在此不予探討，重點放在這些機構是如何産生和鞏固意識形態霸權的。

新聞媒體

新聞媒體的運行可以有很多模式解釋。其中之一是“客觀公正”模式認爲媒體大部分是公正客觀地報道當天發生的事件，對現實進行準確的描述，總體上報道覆蓋面均衡沒有意識形態偏見。這個模式的變體是媒體對當權者要嚴厲批評暴露政府和企業的濫權和舞弊。另一模式是“自由偏見”理論認爲媒體有喜歡自由主義的偏見。第三個模式是宣傳模式認爲媒體整體上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保守的而是爲企業、政治、軍事精英的利益服務的宣傳口舌。在媒體內部，“客觀公正”模式最受推崇。“自由偏見”模式媒體不是那麽推動，不過仍然有鼓動者。“宣傳”模式在媒體內部幾乎沒有被提及，偶爾爲之也是對這種模式的批評。但證據表明“宣傳”模式遠遠較其他符合事實，完全否定“客觀公正”模式。

在美國，媒體是要賺錢的企業，通常爲大公司所有。那些管理和控制這些公司的企業精英與其他商界人士和國家有共同的利益。媒體需要其他企業刊登廣告從中獲得利潤。他們的産品不是節目，而是受衆，他們賣給廣告商的受衆。廣告商更喜歡有錢的受衆而不是窮光蛋因爲有錢人才買得起廣告商的産品或才能買得更多。你不會看到有廣告是針對無家可歸者的。因此，媒體制作的東西是爲了吸引有錢人的，要迎合他們的偏見和觀念。媒體也大量地依靠政府作爲他們的資訊來源，這些因素規定了媒體報道的內容。報道就在自由保守光譜之內，在此範圍之外的被邊緣化。和極權國家百分之百清除不同，這些內容被邊緣化。

新聞媒體爲企業所有造成巨大的利益衝突。美國廣播公司（ABC）被迪斯尼收購之後不久，經常批評迪斯尼的由吉姆海陶爾主持的左派脫口秀節目就被取消了。[5]1998年ABC取消了 20/20故事。該故事調查迪斯尼不作背景調查就雇傭臭名昭著的猥褻兒童分子在迪斯尼世界工作。[6] 雖然事情並不都這麽露骨。只有那些有錢人才能辦起有廣泛發行量和主要新聞網的報紙，其他人則被排斥在外，所以新聞就很容易反映富有的老闆的觀點，不那麽有錢的人的觀點就被排除在外，即使沒有明確的審查政策。

依靠廣告獲取利潤也影響報道範圍。在1992年的美國編輯作家協會會議上對55名會員進行的調查發現80%認爲廣告商的壓力是個越來越大的問題，45%知道新聞報道在廣告商壓力下做出讓步的事例。[7] 2001年，全國廣播公司（NBC）答應在其部分節目里加上亞馬孫的廣告，包括在 NBC，CNBC 和MSNBC新聞節目如“今天”以換取由此産生的某個百分比的銷售額。加利福尼亞報業集團“河邊”在其2001年3月8日的報紙上有個方框裏面寫著：“超過125,000的該報讀者在過去的30天裏在墨西哥餐館吃飯。在‘河邊’和聖波那迪鬧上發佈您餐館的廣告只需不到250美圓還可得一免費餐館特寫。”[8] 當然，廣告商的影響並不總是這麽直接和露骨。

一家刊物上有批評企業權力和質疑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文章的話不可能指望從該公司拉來廣告，即使該類文章只占很小一個比例。因而它無法在市場上競爭，這樣一來親企業的文章就在媒體上佔據主導地位。

媒體依賴政府及大公司爲其提供“原材料”（資訊）。比如，指控布希總統在國民警衛隊服役期間擅離職守的新聞已有好幾年了，2000年大選中在左翼圈子裏流傳，但大部分媒體充耳不聞。到了2004年早些時候媒體開始關注此事，因爲一個強有力的民主黨人（約翰克裏）決定以此攻擊布希，所以就成了大問題。媒體常不加思考地站在政府的立場上，指政府的部隊爲“我們的”部隊，“我們的”戰士就好像媒體擁有他們似的。他們認同政府的行爲。對伊拉克的侵略又是一個例子。美國廣播公司晚間世界新聞（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CBS Evening News）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NBC Nightly News）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沃爾福布利茨報道 （CNN’s Wolf Blitzer Reports）福克斯電視臺的布裏特休姆特別報道 （Fox’s Special Report with Brit Hume）和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吉姆萊勒新聞時間 （PBS’s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在進攻的前三個星期中 63%的資訊來自政府官員或前任官員使得報道有強烈的支持戰爭的傾向。反對戰爭的人員只占所有人員的10%，只占特邀佳賓的3%。這時的調查顯示超過25%的美國人是反戰的。[9]

這些因素使得真相歪曲的例子還有很多。沒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引起很大爭議，但是在最近的記憶中證明總統發動戰爭的藉口是虛假的這已不是第一次了。克林頓轟炸南斯拉夫是在指控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名義下，但是後來北約調查發現所有各方包括軍人和平民在內總共不到3000具屍體。北約自己的資料顯示在轟炸之前的戰鬥中雙方死傷2000人。正如沒有證據表明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樣也沒有證據表明南斯拉夫在科索沃進行種族滅絕。[10] 沒有找到種族滅絕的證據並沒有給克林頓帶來麻煩，同樣的，戳穿老布什關於海灣戰爭的謊言也無損老布希一根毫毛。這是因爲在伊拉克發生的針對美國兵的遊擊戰爭並沒有在南斯拉夫或海灣戰爭期間出現。美國兵遇襲讓伊拉克總在新聞中出現同時也使得大部分精英（包括擁有媒體股份資助媒體的商界精英）得出入侵伊拉克是個錯誤或者是讓布希給搞糟了的結論。在野黨政客和對政府不滿的官員通過批評布希讓注意力集中在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有關戰爭的其他爭議。在南斯拉夫或別的事件上政客和政府官員並沒有批評總統戰爭藉口的欺騙性，所以戰爭之後媒體緊跟政府不再關注它們。政府官員或前任官員仍然佔據新聞報道的絕大部分，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美國廣播公司晚間世界新聞（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CBS Evening News）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NBC Nightly News）2003年10月關於伊拉克的新聞報道中76%是現任或前任政府官員或軍方將領。[11]

2003年夏天媒體開始提出布希在美國國情演說中的“16個字”指控伊拉克試圖從非洲一國家購買鈾。用來支援這個指控的文件後來證明是國際原子能機構三月份赤裸裸地僞造出來的。但是媒體直到夏天才關注此事。原因是民主黨人到夏天用此來攻擊布希的，媒體也就開始關注這件事。民主黨充當左翼共和黨充當右翼在媒體上辯論。如果兩黨在某件事上達成一致，通常就不會有什麽爭論。

西方媒體很少報道反對美軍佔領的遊擊隊戰爭的各類武裝的名稱。這有助於政府的宣傳稱他們爲“薩達姆殘餘分子”或“外國恐怖分子”。下面是參與遊擊戰的部分團體名單：[12] （略）

從這份名單上的名字可以看出從事遊擊戰的組織各種各樣，並非政府宣稱的“薩達姆殘餘分子”或“外國恐怖分子”。這些組織可分爲三類：忠實支持者（效忠薩達姆），伊斯蘭分子（希望在伊拉克建立穆斯林民主國家），民族主義者（非宗教人士反薩達姆但同時反對美國佔領）。（最後一句略）

即使你沒有多少資源可用，發現這些也根本不難，只要在網上搜索“伊拉克武裝”就可發現很多資訊。各大新聞媒體人員資源充足，如果願意，派人親赴伊拉克直接報道這些武裝都不成問題，他們不報道這些事實是因爲幾乎完全依賴政府提供這方面的資訊，而政府很少提及這些組織的名稱或意識形態。不能報道反抗組織更進一步說明媒體站在政府一面的傾向。

其實並不局限於伊拉克戰爭。一個經典的例子是柬埔寨和東帝汶的對比。兩者幾乎同時遭受種族滅絕然而媒體報道截然不同。在柬埔寨，紅色高棉在內戰中打敗美國支援的柬埔寨政府，承受美國大規模的轟炸造成幾十萬人傷亡。紅色高棉實行殘暴獨裁統治殺了很多柬埔寨人。1979 年越南入侵將紅色高棉趕下臺，終止了他們的屠殺。美國支援紅色高棉後來反對越南的遊擊戰爭以損害越南，但沒有能將紅色高棉重新上臺。

1975 年12月，印度尼西亞在美國支援下入侵並佔領了東帝汶。此後印尼在東帝汶屠殺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最殘暴的是在入侵後的前五年。美國支援入侵和屠殺，爲在東帝汶的屠殺提供了絕大部分的武器。屠殺越來越嚴重，美國的武器也就源源不斷湧來確保屠殺能繼續進行，印尼沒有短缺武器的顧慮。其實美國只需切斷武器供應就可阻止這一切。此時的印尼政府其實是在196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參與的政變中上臺的。這次政變造成五十萬到一百萬印尼人的死亡。

這兩次種族滅絕幾乎在同時進行，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但是媒體的報道大相徑庭。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是國家的敵人，對屠殺的報道不遺餘力，對聲稱的滔天罪行很少質疑。對在東帝汶的屠殺的報道就少多了只是機械地重復國務院和印尼的謊言而已。隨著東帝汶罪行日漸嚴重，媒體的報道反而越來越少，屠殺最猖獗的時候，媒體徹底失聲了。在1975年到1979年之間紐約時報有70欄的篇幅報道東帝汶屠殺，但是有1175欄的篇幅報道柬埔寨屠殺。紐約時報還是在自由主義光譜一邊和其他媒體相比更傾向於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到了今天，大多數美國人根本就沒有聽說在東帝汶的屠殺事件。當美國的敵人犯罪，媒體就大肆渲染，當美國本身犯罪，媒體就輕描淡寫。

這方面還有很多例子說明媒體對美國的罪惡輕描淡寫對敵人的罪惡大肆渲染。九十年代美國支援對土耳其庫爾德人的屠殺。在鎮壓庫爾德工人党爭取獨立的庫爾德國家的叛亂時，土耳其屠殺了數以萬計的庫爾德人，摧毀了3000個村莊，取締庫爾德語。美國支援了這一切，提供了 80%的武器。這場種族清洗幾乎就沒怎麽報道，就算報道也沒有把屠殺和美國支援聯繫起來。針對伊拉克的戰爭宣傳的標准說法是薩達姆使用毒氣殺害本國同胞。其實他用毒氣殺死的還有庫爾德人。1990年到1999年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使用 “種族滅絕”這個詞描述伊拉克殺害庫爾德人132次，但是在同樣的媒體上描述土耳其屠殺庫爾德人僅僅14次。敵人伊拉克屠殺庫爾德人，就大肆渲染，盟友土耳其做同樣的事，就輕描淡寫。

在土耳其進行種族滅絕的最後，以美國爲首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使用的藉口就是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土耳其就是北約成員國之一，在自己的成員進行種族滅絕的情況下，北約用南斯拉夫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爲藉口發動侵略是站不住腳的。媒體對所謂的科索沃屠殺連篇累牘的報道正好和對美國支援的土耳其的屠殺所做的輕描淡寫形成對比。1998-1999兩年間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使用“種族滅絕”來描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行動220次，來描述土耳其對庫爾德人的行動只有14次。[13] 難民逃離科索沃的大量報道又可以和幾年以後美國對塔裏班戰爭中對難民逃離阿富汗閉口不提形成對比。

這一手法不僅適用於種族滅絕而且適用於謀殺持不同政見者。1984年10月19日波蘭警察謀殺了牧師和異議人士傑西珀皮盧斯卡。美國媒體對此野蠻的謀殺進行詳盡的報道，大部分是完全應該的。謀殺發生後的18個月中，紐約時報花1183欄的篇幅，刊載78篇文章（10篇在頭版）進行報道。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用16篇文章，313欄的篇幅進行報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爲此做了46個新聞節目，23個晚間新聞節目。1980年的3月 18日薩爾瓦多的天主教領袖奧斯卡羅彌羅被美國支援的薩爾瓦多獨裁政權謀殺，因爲他對專制獨裁的毫無保留的批評。美國媒體的報道少得可憐。謀殺發生後的 18個月中，紐約時報花604.5欄的篇幅，刊載57篇（其中8篇爲頭版）文章進行報道。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用10篇文章，247.5欄的篇幅進行報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爲此做了13個新聞節目，4個晚間新聞節目。實際上，在1964-1985年間在拉丁美洲那些有美國支援的獨裁政權謀殺的宗教異己分子包括四名美國女宗教人士在內的所有報道加起來都趕不上對傑西珀皮盧斯卡謀殺案的報道。在所有100起謀殺事件中，謀殺發生後的18個月裏，紐約時報花219 欄的篇幅，刊載16篇文章進行報道。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用3篇文章，86.5欄的篇幅進行報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爲此做了37個新聞節目，16個晚間新聞節目。美國的敵人，這裏指蘇聯的一個衛星國謀殺了一名牧師得到的報道比在拉丁美洲由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謀殺100名宗教異己人士得到的報道的總和還多。 [14]

還有很多別的例子顯示媒體對美國支援的獨裁政權要麽粉飾掩蓋要麽充耳不聞。在推翻美國支援的尼加拉瓜獨裁者索摩查加西亞之前的 10年中，美國電視，媒體花一個小時報道尼加拉瓜，而且全部都是關於1972年的地震。在1960-1978年間，紐約時報共有3篇關於尼加拉瓜的社論。 [15] 在1979年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推翻索摩查加西亞時，報道開始增加，媒體開始妖魔化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桑地諾所謂的侵犯人權，殘暴獨裁遠遠沒有達到索摩查或者其周圍美國支援的獨裁政權（依賴極端的國家恐怖實施統治）的程度，但得到媒體格外的關注。 ...華嶽論壇 - "http://huayue.org"

除了美國支援的獨裁政權之外，很多讓美國政府丟面子的事實都會被媒體視而不見或輕描淡寫。沒有廣泛報道的荷蘭官方對1995年斯萊不雷尼卡大屠殺的調查結論是美國支援的波斯尼亞伊斯蘭恐怖分子在90年代早期從阿富汗攜帶武器和穆加黑底（穆斯林基本教義派恐怖分子）進入波斯尼亞。這只是美國和北約聯合要將南斯拉夫支解成幾個西方附屬國的計劃的一部分。美國支援的這一行動的成員有些就是幾年後美國所謂的“反恐戰爭”要對付的人。在歐洲的媒體上還有這樣的報道，[16] 但是在美國的媒體上我還沒有見到哪怕一篇。

波斯尼亞不是美國支援伊斯蘭恐怖分子的第一個地方，美國早在阿富汗用同樣的方式對付蘇聯。蘇聯入侵阿富汗和美國入侵越南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在阿富汗，蘇聯聲稱它沒有侵略，它是應阿富汗合法政府的邀請來抵抗由巴基斯坦和美國支持的恐怖分子攻擊的。當然，“邀請”蘇聯的碰巧是蘇聯的衛星國。每當阿富汗政府不願聽從莫斯科指令的時候，阿富汗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蘇維埃神話裏，蘇聯沒有入侵阿富汗，而是蘇聯保衛阿富汗。

在南部越南，美國聲稱它沒有侵略，它是應越南合法政府的邀請來抵抗由外部勢力支援的恐怖分子攻擊的。當然，“邀請”美國的碰巧是美國的衛星國。每當南越政府不願聽從華盛頓指令的時候，南越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美國神話裏，美國沒有入侵南越，而是美國保衛南越。

每個政府編造的故事就像侵略本身一樣非常相似。在阿富汗，美國媒體嘲弄蘇聯的宣傳和謊言，稱侵略就是侵略。蘇聯媒體堅持政府的立場。在對南越的侵略中，美國媒體從沒有說是侵略，相反堅持美國政府不是侵略的立場。媒體反戰的神話只不過是自吹自擂而已。（參見愛德華荷曼和喬姆斯基著《生産同意》第5，6章）實際上，媒體基本上站在政府立場上，認爲美國在保衛越南，在和由外部勢力支援的遊擊隊作戰。媒體上對戰爭的批評僅局限於它是一個“錯誤”，“保衛南越”得不償失，是基於錯誤的分析等等。這與和平運動的反戰立場是天壤之別。和平運動認爲侵略是完全不道德的是錯誤的，但這些觀點在媒體的辯論中大都被排除掉。

美國媒體在多數情況下稱蘇聯的衛星國爲衛星國是不錯的，但是美國的衛星國從沒有被提起。當蘇聯入侵別的國家，強迫他們服從命令，這些國家當然可以稱爲蘇聯的衛星國。但是當美國入侵別的國家，做同樣的事的時候，這些國家並沒有被稱爲衛星國，侵略常常也不叫侵略。

美國支援的在阿富汗反抗蘇聯入侵的武裝大部分是穆斯林基本教義派恐怖分子（穆加黑底），他們中的大部分後來開始反抗美國。本拉登就是其中之一，其他還有很多是聯邦調查局所說的基地組織成員。穆加黑底在反抗蘇聯人的鬥爭中，使用了很多的恐怖手段如襲擊平民，暗殺蘇聯官員，向不戴面紗的婦女臉上潑硫酸。當他們用這些手段對付蘇聯人的時候，美國媒體稱他們爲“自由戰士”，他們是蘭玻三號的好人。當他們對美國人做同樣的事時，這些人不再是“自由戰士”而是“恐怖分子”。使用同樣的手段，敵人被稱爲“恐怖分子”，盟友則爲“自由戰士。”

然而，人們不應該得到這樣的印象：美國的媒體就像極權國家一樣。這個機制基本上是自我審查。因爲沒有極權國家的報刊審查制度，偶爾會有漏網之魚出現在超越自由保守光譜之外的媒體上。比如，2003年11月26日華盛頓郵報網站舉行了在線討論，由喬姆斯基談他的新書《霸權與生存》。[17] 喬姆斯基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可能也是美國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在極權國家他的觀點可能遭到徹底封殺。但是在美國媒體將他邊緣化只有少數人才能接觸到而不是100%驅除。這樣實際上讓體制更加有效，因爲體制顯得比實際上更開放掩蓋其思想控制的功能。

與遭到邊緣化的持不同政見者相對照的是極度依賴權貴，反映權貴觀點的媒體。2001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一年內美國廣播公司晚間世界新聞（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CBS Evening News）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 （NBC Nightly News）裏引用的美國人講話中超過三分之一是華盛頓的政界人士。這些政界人士中75%的政黨背景爲共和黨，24%爲民主黨，只有1%爲其他党或獨立人士。中立派人士佛蒙特州原共和黨人詹姆斯傑弗茨投向民主黨在轉型中暫時作爲中立派占獨立派人士的83%。9-11襲擊增加了對共和黨人士的依賴。在此之前共和黨人68%，民主黨人31%，獨立人士1%，9-11 之後，共和黨人87%，民主黨人13%，獨立人士1%。對共和黨人的青睞是由於他們控制政府的行政部門，媒體傾向於依賴他們，引用總統、內閣成員的講話等。如果把那個因素計入的話，共和黨人51%，民主黨人 48%，獨立人士2%。喬治布希一人占引用話語的9%和政黨消息的33%。在“專家”作爲消息來源方面，公司代表和經濟學家最常見（各占7%），非政府組織和工會非常少（3%和2%）。大公司的代表被引用的是勞工的35倍之多。企業、經濟議題占總報道量的15%，只有1%是關於勞工問題的。而在勞工問題報道中被引用的企業代表26%，經濟學家19%，政界人士15% 遠遠超過勞工代表2%。而且這些新聞報道也傾向依賴男人和白人。[18]

新聞報道向有利於權貴者傾斜不僅發生在對外政策上而且發生在國內事物上，如針對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反全球化”抗議。是媒體而不是 “反全球化”積極分子發明了“反全球化”標簽。媒體一般喜歡關注有關抗議者暴力類的聳人聽聞的報道，或花邊新聞之類，而不是關注積極分子對這些機構的批評。要是沒有示威者暴力或財産破壞媒體基本上充耳不聞。（即使有很多警察暴力）但是一旦有示威者暴力和財産破壞媒體就大量報道，然而多數並不提及他們抗議的內容是什麽。普通的觀衆並不知道IMF, WTO 和World Bank是什麽，更不用說爲什麽很多人反對他們。4月16日華盛頓郵報頭版的一篇報道反映抗議IMF和World Bank的示威YX，討論示威者的“體臭”聲稱“狂熱因素不可否認”，並錯誤地聲稱抗議是個“沒有要求的示威”。其實抗議者的要求被華盛頓郵報以及所有別的媒體選擇性忽略，只留下抗議者的“體臭”、酗酒、和服裝款式。媒體常常指反對自由貿易的人是反對貿易，這是個誤解因爲多數人並不是反對貿易，只是反對現行的貿易做法。

紐約時報刊出針對4月16日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示威YX的5項觀點，沒有一項是正面的。華盛頓郵報上反對示威YX的觀點3780個字，支援YX的觀點1825個字。而且，出現在媒體上的反全球化的觀點往往來自其中的溫和派。比較激進的反全球化分子一般都不被理睬。無政府主義者在這些YX中起主要作用，但他們的觀點都沒有在媒體上準確地報道出來，不能上主要的報紙。相反，無政府主義者被描述成專門扔炸彈、搞搗亂的狂熱分子。

對暴力的關注也是片面的。對媒體來說，抗議者的暴力是大事，警察的暴力不是。警察攜帶盔甲，催淚彈，或別的武器，媒體什麽也不說，但是如果示威者帶同樣的東西，媒體就會視之爲洪水猛獸。警察即使對示威者或其他人使用暴力，媒體也不會說警察施暴，他們是合法的。警察的暴力一般不稱爲暴力，即使有也輕描淡寫，示威者的暴力則被大肆渲染和譴責。針對11月30日開始的在西雅圖發生的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示威YX，美國公民自由協會的報告是這樣的：“幾天以來，在西雅圖的市中心公開表達反對世界貿易組織是違法的。。。有報道說數十名市民被警察阻止不得參加在特定區域和平、合法的表達意見。警察命令他們摘掉扣子，交出小刀，沒收標語牌，傳單，封鎖進入市中心的路口。和警察、媒體的描述相反，世界貿易組織開會期間的示威YX並沒有成爲暴亂。示威者是很嘈雜，混亂，但總體上是和平的。警察就不一樣了，他們使用催淚彈，辣椒水，橡皮子彈，警棒打向和平的示威者，沒聽見或準備按警察命令做的示威者，旁觀者，去平息由警察自己引起的騷動。西雅圖警察局爲保護公共安全和官員安全在根本沒有必要的時候對群衆大量使用催淚氣體，對公共安全或官員安全不夠成任何威脅的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橡皮子彈，基層警官的野蠻毆打，胡亂抓人，不經審訊就拘留數天。在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示威YX時被抓的人遭受虐待，並親眼目睹監獄官對犯人的暴行。”[19]

這和媒體對警察對付暴亂抗議者的描述形成鮮明對比。媒體的報道顛倒了時間順序，先報道少數示威者毀壞公共財物，再報道警察使用辣椒水、催淚彈好像是對破壞行爲做出的反應。有很多的目擊者說是警察先襲擊示威者，在這之後才出現毀壞公物的。西雅圖的警官蘭迪胡斯裏克承認先對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之後才出現破壞公物的情況的。媒體盲目地炮製了一個有利於警察的故事。[20] 媒體對破壞公司財物描述爲“暴力”也暗示他們認可私有財産不可侵犯。

類似的情況存在於報道其他“反全球化”示威YX。有關在義大利的熱那亞舉行的工業8國集團會議的抗議活動，媒體基本上忽視示威者的立場，依然是過分地專注于示威者的暴力，對警察導致一名示威者殘死的野蠻暴行掩蓋和粉飾。媒體盲目地重復警察對自己行爲的辯護，等到真相大白顯示警察撒謊時，媒體置之不理。一名高級警官皮埃羅拖亦阿尼承認警方在示威者中間安置炸彈以便有藉口對示威者進行襲擊，但美國的媒體從沒有報道過這樣的事。[21]

比如，在國內公用無線電臺（NPR）1991年9月到12月間“全景分析”“上午版”的廣播節目有26%的來源是政府資訊。華盛頓新聞中有53%以行政官員或國會議員的講話開頭。27名新聞評論員中有26名爲白人，只有21%的記者爲婦女。[22] 公共廣播公司（PBS）在科索沃戰爭中的“新聞時間”報道明顯偏向政府。在從3月25日到4月8日期間，對北約轟炸的批評只占報道的10%。南斯拉夫政府官員，塞爾維亞人，或塞爾維亞裔美國人，及團體中最有可能批評北約轟炸的只占報道的6%。非塞爾維亞裔美國人反對轟炸的報道占4%。39%的記者和42%的現場受訪佳賓是現任或前任政府官員。阿爾巴尼亞難民和科索沃解放軍發言人占報道的17%。[23]

地方媒體和學生媒體總體上傾向于採取類似於商業媒體的路線，但是由於結構不同，並不總是完全一樣。有些情況下，大公司直接擁有媒體，這樣他們就合其他媒體沒什麽區別。有些情況下，他們歸小公司所有，並非精英控制。精英通常也不擁有學生自辦的新聞媒體。然而，地方媒體和學生媒體都跟隨大新聞媒體的焦點。如果紐約時報或其他大報頭版上報道了什麽，地方和學生媒體上也要刊登在頭版上。而且，他們傾向於依賴政府提供資訊，依賴廣告作爲收入來源，更容易受到地方企業，地方政府，學校當局的影響。這使得他們的報道面受到限制。但是資訊透漏也更容易，因爲他們不受大公司直接擁有。在大報上刊登讀者來信鼓吹共産主義是非常困難的，但地方、學生媒體有時候對發表不同意見往往更開通。

所有這些造成的結果就是讓人們對世界上發生的事按有利於精英的方式進行解讀。雖然不是完全有效，但是成功率是很高的。位於阿默斯特的麻塞諸塞大學傳播學中心進行的調查發現：

“看海灣戰爭電視最多的人對這個地區的基本生活事實是瞭解的最少的。在那些看電視最多的觀衆中，32%認爲科威特是個民主國家，只有23%的人意識到在中東除了伊拉克還有別的國家對他人的佔領，只有10%聽說過因提發塔（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巴勒斯坦解放軍--譯者注）現代中東歷史上持續最久的暴亂。當被問及哪三個國家否決最近聯合國召開國際和平會議的決議時（美國、以色列、多明尼加），14%的人正確地指出美國，另有12%的人認爲是伊拉克。該中心的調查顯示只有13%的電視觀衆知道在8月2日入侵之前美國官方對待伊拉克的政策是什麽。”[24]

國際政策態度專案（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在2003年10月的報告調查了在公衆中存在的三大錯誤認識：薩達姆候塞因與9-11襲擊有直接聯繫，已經在伊拉克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世界輿論支援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戰爭。大量的證據證明這些都是虛假的，甚至連布希政府都承認這不是真的。它還發現這三大認識與支援戰爭有正相關關係。而這些錯誤認識正是布希政府2002年夏末發動大規模宣傳攻勢的副産品，這些宣傳試圖利用9-11來獲得戰爭的正義性，成功說服美國人薩達姆支援恐怖主義、要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攻擊美國人是美國的嚴重威脅等。它還搭克林頓和老布希政府先前戰爭宣傳對伊拉克的負面印象的便車。（當美國支援薩達姆時，政府沒有反伊拉克宣傳，但在美國和伊拉克的薩達姆交惡後，薩達姆就被妖魔化爲第二個希特勒）政府的宣傳攻勢被媒體盲目的機械複製。媒體幾乎沒有什麽例外的在侵略完成之前對政府沒有任何懷疑。到2003年9月，70%的美國人開始相信薩達姆直接與9-11襲擊有關。國際政策態度專案（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還發現對大多數媒體而言，看更多的新聞不會減少對這些錯誤觀念的認識，相反，新聞看得越多，這種錯誤認識就越進一步加強，再次說明媒體作爲錯誤觀念傳播者的作用是有利於當權者的。對這些錯誤觀念的信任程度隨著這個人的新聞來源的不同而有所區別。福克斯電視臺最糟糕有80%的觀衆相信一個或多個錯誤認識。國內公用無線電臺（NPR）和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最好，但是他們也有23%的觀衆相信一個或多個錯誤認識。[25]

國內公用無線電臺（NPR）和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這些讓人産生最少錯誤認識的媒體碰巧是最經常被保守的批評家挑出來指責其帶有自由主義偏見的。大部分的用以支援自由主義偏見的證據都是有缺陷的。自由主義偏見模式背後的基本理論是大部分記者都是自由主義者，在他們的報道中自然要反映出來。調查發現多數記者是溫和派，不是自由主義者，[26] 然而即使我們不理會這個模式是錯誤的，因爲它沒有考慮權力在哪里。普通的記者沒有多少控制媒體的作用；權力集中在少數大公司即媒體所有者手裏。

另外，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一樣贊同資本主義，國家權力，私有財産不可侵犯，美國有權干涉別國。自由主義者贊同現行制度的主要特徵，只是希望有些改進而已。因爲自由派、保守派、中間派都贊同資本主義等，相信這些的記者要遠遠超過不相信者。按照他們的邏輯，媒體應該具備極端自由主義或國家主義的偏見以便超過所謂的自由主義偏見。

自由主義偏見，或表面上的自由主義偏見實際上有助於支援這個制度，因爲它進一步確定可以接受的思想的界限。如果媒體在攻擊當權者時被認爲過分自由主義，過於引起爭議，那麽，那些質疑基本價值如私有財産不可侵犯等將被看作不配在這個世界呆著。指責媒體帶有自由主義偏見有助於將媒體區別開來，確保它繼續增強其霸權。一旦有媒體偏離自由保守光譜，對自由媒體的批評就會迫使它回歸基本架構。

其中一個例子是紐約時報第一暢銷書，由波拿德勾德伯葛寫的《偏見》鼓吹自由主義偏見理論。這本書不是認真研究的結果，甚至沒有註腳、章節附註、參考書目、和索引。他的好多觀點沒有證據支撐，只是籠統的感想。“不是資料或帶有偏見的報道的具體事例，勾德伯葛更喜歡一般的概括。”[27] 有些說法實際上支援宣傳模式而不是自由主義偏見模式，比如聲稱新聞機構主要關注利潤和以白人爲中心。許多引用沒有註腳或章節附註，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進行研究。

他的很多主張是針對媒體的中間或自由主義一邊。誠然部分媒體是自由主義的（紐約時報，國內公共無線電臺等）但這並不等於所有的媒體都是自由主義的。《偏見》的附錄包括他在華爾街雜誌上發表的指責媒體帶有自由主義偏見的社論。華爾街雜誌有沒有自由主義偏見？談話電臺和福克斯新聞有沒有偏見？他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支援他的說法。顯示即使比較保守的部分媒體是自由主義的對證明他的說法非常重要---如果他們是自由主義的，那剩下的當然也是自由主義的了。反過來本文所持的模式也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媒體是當權者的附庸。如果那樣的話，即使對當權者批評的報道如紐約時報也很容易爲當權者歪曲真相。前文提到的東帝汶和柬埔寨的對比就是證據。勾德伯葛卻沒有提供證據顯示媒體中保守一邊的（華爾街雜誌，福克斯新聞/談話電臺）有對保守派的偏見。

或許有人會說商業媒體爲人們提供了所需的東西，新聞媒體的現狀不管有沒有偏見都滿足了人們的需要。這是基於一種神話即只要與市場搭界就是反映人民的需要就是某種民主。難怪在市場上被買賣的奴隸要反對這個觀點。市場常常對有錢人有利，因爲通過滿足他們的願望和需求就能賺取更多的利潤。這是“一美圓，一票”美圓多的人自然影響就大。對媒體來說，顧客不是普通大衆而是廣告商。廣告商關注的是更有錢的顧客，因爲他們有可能購買更多的産品。沒有多少廣告是針對無家可歸者的。因而媒體就要反映廣告商的意見和偏見，重點服務有錢者以及控制媒體的企業精英。

此外，好幾個例子說明媒體的偏見並不是反映了廣大民衆的觀點。在對伊拉克的入侵上，只有10%報道是來自反戰陣營的，而實際上超過25%的民衆是反對戰爭的（參見上文）在90年代早期的醫療衛生辯論中，媒體主要報道克林頓的建議和保守派的反對。大部分民衆贊同單個支付方案，但除了個別例外，媒體基本上都避而不談。辯論的內容大大壓縮，大部分民衆的主張被排除在外。[28] 這顯示媒體並不是簡單地反映民意。儘管媒體在凝聚民意方面常常很有效，但是從醫療衛生辯論這件事看出並非總是如此。美國人並非不想知道在伊拉克和美軍打遊擊戰的各類武裝的名稱和主張，並非不想知道美國支援的在東帝汶進行的種族滅絕。他們不能知道----因爲媒體沒有報道。

這種媒體的機制並非一下子突然出現的，而是經過很長時間才形成的。19世紀後期，隨著工業資本逐漸贏得控制地位形成少數掌握行業命運的寡頭，媒體也變得更集中。大公司開始收購報紙或者抽走那些批評公司權力的媒體的廣告。這並非大公司老闆們協商勾結的巨大陰謀，而是針對相似的處境採用的相似手法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造成我們今天這樣的媒體機制邁出了巨大的一步。威爾遜政府“建立了政府宣傳機構叫做魚籠委員會（Creel Commission）要在6個月之內成功地將主張和平的民衆變成歇斯底里的戰爭狂熱分子，要摧毀德國的任何東西，徹底消滅德國人，要參加戰爭拯救世界。”[29] 魚籠委員會首次採用公共關係技巧操縱公衆輿論利用商業媒體煽動戰爭熱情。它發現向媒體大量提供“事實”（官方消息）使他們能夠控制新聞報道。戰爭期間政府加大審查力度，積極壓制反戰的媒體和團體，其中多數爲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原先迅速壯大的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USA）被解散，再也沒有恢復，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世界産業工人組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變得緘默不語。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壓制在戰爭結束之後仍然持續，類似的宣傳技巧被用來製造紅色恐怖。通過打擊異己組織和媒體，加速了媒體進一步集中在少數大公司手中的進程。

新媒體出現時，政府的干預在使媒體置於公司控制之下和效忠政府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世紀20年代後期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前身主要向公司、企業發放開辦無線電臺的許可證，基本上排除了非商業電臺。而在此之前對電臺很少有什麽限制，非商業團體，尤其是教育機構往往在電臺占主導地位。此後幾年有場很多人參加的運動企圖改變這個決定但沒有成功。[30]後來電視臺許可證的發放採取類似的對公司有利對非贏利機構不利的做法。大公司主導新聞媒體是因爲政府選擇要讓大公司這樣。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如1996年的電信法，加上形形色色的補貼，包括免費乘坐國營航空公司飛機，都對媒體的結構産生持續至今的影響。

産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媒體和社會的構成方式。媒體的負責人並非湊在煙霧繚繞的大房間密謀如何愚弄美國人。偏見的産生是媒體結構性矛盾所致，而不是巨大陰謀。有些團體確實有意識地試圖操縱媒體，有時候以密謀的方式進行。（一夥人秘密聚在一起要達到一個目標）比如，人們知道中央情報局（CIA）滲入媒體機構擁有他們的在職記者名單，它“還在全世界擁有數十家的報紙和雜誌”。[31] 中央情報局（CIA）改變了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和《動物農莊》兩部電影版本將其中“詛咒兩座房子”的資訊輕描淡寫，讓他們看起來是反共産主義的而非反資本主義的。[32] １９９９年有線新聞電視網（CNN）允許部隊心理戰軍官，政府宣傳專家在其亞特蘭大總部的新聞部工作。[33] 有線新聞電視網（CNN）最終承認了這一點，[34] 但大部分媒體對此不予報道。然而這是異於常規的特例。多數媒體偏見是結構性矛盾的結果。同樣的結構也使得它更容易讓當權者通過密謀或別的方式操縱媒體，擴大他們的影響。

教育制度

霸權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有兩大功能。其一是培養和教導民衆馴服、聽話好讓政治、經濟精英在很少抵抗的情況下統治。其二是培養發展經濟所需的技術工人和未來的統治階級成員。

鮑伯佈雷克所說的“青年集中營”的公共教育體制的首要功能不是要鼓勵獨立思考或者別的什麽而是要讓學生變得愚蠢和服從。公立學校的全部結構這樣設計就是要培養學生服從權威。學校是個等級森嚴的組織，廣大學生要有少數的教師和管理者支配。培養他們從小就服從命令，一排排整齊坐好，排隊等候等等。孩子們是原材料要經過挑選，分類，加工成爲不會對現行社會經濟制度提出質疑，不會給精英集團製造多少麻煩的“受人尊敬的公民”。孩子們從小就在衙門似的公立學校學會服從權威很容易在成人後繼續服從權威。這個制度並非百分之百有效，不能保證所有的人到長大成人後完全馴服，但是足以維持現行制度長存。一個讓許多學生服從少數老師和管理者的意志的學校制度非常適合要求許多工人服從少數老闆和資本家的意志的社會經濟秩序。

學校的結構鼓勵學生在感情和智慧上對學校的依賴。學生依賴教師決定學習什麽，什麽時候學習，以及如何學習。他們不是自己調查研究，不是自己控制智慧成長進程，反而依賴老師決定學習的進度。學生們這樣學會了由別人替自己思考。而這一點正好適合由少數人對多數人統治的社會。

學校再製造出階級的結構。人們認爲教育有好有壞，與財富的分配線一致，財富多的人得到更好的教育。一個人受到的教育爲他打開或關閉機會之門。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得到好的工作，好的機會和其他特權。優雅的（統治階級）語言和舉止通過學校和其他機構傳給統治階級的子弟，而不那麽優雅的語言和舉止則傳給下層子弟。那些有不那麽優雅的語言和舉止的人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視。考試在許多方面向來自美國上層社會的子弟傾斜，包括引用有錢人子弟比較熟悉的事例。即使出題者並不是有意這樣做，這些人很可能來自上層社會，很容易從自己的經驗中舉例，而不是窮人的經驗。有錢人上的學校更容易有充裕的資金。雷立斯特等的研究表明老師容易優待有錢人的孩子，而且經常是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或者有意這樣做。[35]

公立學校授課的內容也反映出它作爲教化中心的作用。這尤其體現在影響社會哲學的領域如歷史，經濟和公民學。教材中應包含什麽，採用什麽樣的指導原則等不是由老師決定，也不是基於學術問題本身。公立學校是州政府的實體，實際的權力在州政府。在有些地方，當地學校董事會有相當的權力，有些地方州政府權力很大，但是不管怎樣，權力在州政府。畢竟是州政府擁有，經營，資助這些學校的。另外，有些政府部門雖然和學校沒有直接聯繫包括法院和聯邦機構如教育部對學校也有影響。還有一些非政府機構也對學校有影響，一些由富人資助的私人機構如洛克非勒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對學校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在形成現代公立學校機制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在發揮影響。大公司通過爲學校提供所需材料和對政府決策施加相當程度的影響影響學校。通常是這些公司依靠企業圓桌會議等機構施加其影響。

權力在幾個不同的層級體系間分配，這些體系都是由相互間有共同利益的精英控制，充當篩檢程式的作用確保學校總體上傳授自由保守光譜之內的觀點、忽視或貶低超越這個界限之外的觀點。多種團體都可以動員起來對學校採用什麽教材，教什麽內容施加影響，但是體系的結構模式使得最終結果反映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態（自由保守光譜之內）。掌握更多資源的人更容易對學校的決定施加壓力和影響，因而擁有最多資源的那些有錢者和有權者最有優勢。對學校有影響的就大體上局限在精英階層或者得到精英階層支援的人。精英圈子之外的人，自由保守光譜之外的人，沒有像精英階層那樣的資源還受到他們的排斥，因而對學校的影響就小。所以學校裏教什麽大體上反映了精英階層的利益，局限在狹窄的光譜之內，而在此之外的觀點被邊緣化。

這一點可以從公立學校如何教歷史清楚地看出來。歷史被歪曲用以強化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秩序，而與此相反的歷史研究被忽視。種族主義（和奴隸制不同）和反種族主義都不見了。[36] 種族主義的起源、産生原因及演變很少得到分析。奴隸制中的白人串通、舞弊被最小化，注意力都集中在奴隸身上。談及愛因斯坦、海倫凱勒或者馬丁路德金時，他們的社會主義信念常常被掩蓋起來，正如威爾遜、邱吉爾、林肯或別的歷史人物身上的白人至上信念被掩蓋一樣。美國外交政策犯下的許多罪行如中央情報局在扎伊爾，危地馬拉，伊朗，智利等地的政變常常被忽視或者被描述成“錯誤”。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因素常常被忽略以便於塑造美國是國際社會的優秀成員，總是以人權，民主和理性的人道主義爲最高道德力量爲自己的行爲標準。美國被描述成總是有慈善心腸的，如果結果出了問題那是由於誤解造成的錯誤。尤其是當我們看最近的歷史，政府的鎮壓政策像反諜計劃被輕描淡寫或完全忽視以便塑造美國的“自由之邦”的形象。政府的正面信息被大肆渲染而負面資訊則輕描淡寫。美國的所謂“中產階級”常常被強化，樹立美國精英領導階級。幾乎整個國家都是中產階級（荒唐透頂）對階級結構根本不作真正的分析。勞工歷史常常被降級和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件相關好像階級差別已經消失。總之，它描述的歷史是一幅美好的圖畫，一幅偉大的國家不斷克服障礙走向繁榮的場面。專業歷史學家的觀點被抛在一邊，通過篡改歷史以便塑造社會對政府和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忠誠。如果想深入瞭解公立學校歷史課的軌迹可參閱詹姆斯勞溫的“我的老師告訴我”。

公立學校作爲思想灌輸中心的功能也能從許多州通過的教學和教材指導原則中看出來。德克薩斯教育法規定“教材內容要有助於提升公民意識，加強對自由企業制度本質和優越性的認識，加強愛國主義和對公認權威的尊重，增強對個人權力的尊重。”教材不能“鼓勵偏離公認的社會標準的生活方式，”也不能“包含損害權威的內容”或者“引起尷尬或干擾教室裏學習氣氛。”因此，德克薩斯教材法明確規定教材不能教學生自己思考，形成自己的觀點而是相信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多數州都有類似的規定，儘管不是所有的都這麽直言不諱，也有比較大的變化。[37]

德克薩斯和加利弗尼亞傾向於主導教材市場是因爲他們人口多（因而訂教材也多）同時也由於其挑選教材的方式。有些州完全由地方學校當局挑選教材，而德州、加州或有些州集中管理應該採用什麽教材，擬訂可在教室裏使用的教材清單。因而也使他們有更大權力對教材生産者有更大影響。結果他們的教材使用原則對其他州的教材也有相當的影響。

加州的教材原則比德州的更自由但是仍然在自由保守光譜之內，仍然以思想灌輸爲中心而不是讓學生瞭解各色理論由學生自己得出結論。加州的教材法規定“指導委員會應該只包含他們認定準確，反映該社會的文化和種族多樣性的內容，無論男女的貢獻，各個種族的角色和貢獻，勞資雙方在加州和美國的發展中的作用與貢獻。”最後一部分歪曲了所謂‘勞工做了全部的貢獻，資本家只是寄生蟲 ’的觀點也歪曲了相反的觀點。它還說“學校使用的教學資料應該只包括準確反映人類在生態環境中的地位和環境保護必要性的內容。”[38] 這顯然向自由傾向的環保主義者傾斜。

加州公立學校內容標準上說學生應該“解釋經濟權利是如何獲得的，經濟權利對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性（比如財産的獲得權，使用權，轉讓權，支配權，自由挑選工作的權利，加入或拒絕加入工會的權利，版權，專利權）。。討論個人的法律義務如遵守法律，充當陪審員，納稅。。瞭解公民意識包含的義務如投票，市政問題知情權，擔任志願者，擔任公職，服兵役或非傳統服務”。

學生還需“至少描述兩個國家在某個時期造成專制獨裁政權的條件和後果。（如義大利，日本，海地，尼日利亞，柬埔寨）”美國從沒有被貼上暴政專制的標簽。此外還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學生要瞭解美國革命的特點，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傳播，對其他國家持久的影響。”標準還支援美國的外交政策：“學生要能夠分析自由主義陣營和蘇聯附屬國陣營冷戰的原因，雙方在埃及，剛果，越南和智利進行的控制權的爭奪，”要認定一邊爲美國宣傳術語所說的 “自由世界”，明顯暗示學校要教給美國一邊爲好的一邊。它還要求不顧事實，徹底重新爲自由下定義，因爲在冷戰時期的美國陣營裏有許多的殘暴獨裁政權（智利的皮諾切特，巴西的新納粹，法西斯主義的西班牙等）它還認定 “蘇聯附屬國”，但從來沒有說過美國附屬國。那些認爲蘇維埃主義者是好人，或者兩邊都是壞傢夥的觀點是排除在外的。相反認爲美國是國際社會優秀成員則是個標準的觀點。因而，儘管加州在自由保守光譜的自由一邊，它仍然嚴格守在此範圍以內向學生灌輸霸權賴以生存的財産權，政府權力和其他基本原則。

其他許多州也是如此。科羅拉多州的學術標準規定：“小學四年級學生知道和能做的事包括說明政府的功能，描述沒有法律和秩序生活將成什麽樣子，解釋爲什麽政府的權力應受到限制，解釋尊重個人，尊重財産，依法行政和公民責任的重要性，指出重要的個人經濟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權利（比如宗教，言論自由和私人財産不可侵犯等）”。

5-8年級的學生“他們知道和能做的包括：能解釋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如促進共同利益，保護個人權利，維護安全和秩序等）解釋美國憲法是如何確保自由，同時又允許有變化的空間，解釋法律是如何保護個人權利又促進共同利益，能指出和使用挑選地方，州和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的標準。”

9-12 年級的學生知道和能做的包括“權利的範圍和界限（如任何權利都是有界限的）”關於政府的目的有很多種觀點。馬克思主義者認爲政府的功能就是維護階級統治，是統治階級壓迫別的階級的工具。無政府主義者認爲它是少數人對多數人控制的工具。但是，這些觀點是在自由保守光譜之外的，一般不會被講授。相反，講授的是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它促進共同利益，保護個人權利，保障安全和維護秩序等。不是讓學生瞭解多種不同的理論，鼓勵他們獨立思考，而是只講授那些有助于增加對國家的支援和順從的信念，排除不利於增強順從的信念（如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本節開頭關於經濟學的邏輯依據公開承認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向學生灌輸資本主義信念：“學生需要瞭解基本經濟概念以便成爲勞動大軍的生産者，自由企業制度的鼓吹者。”[40]

偶爾，有老師可能偏離標準講授一些自由保守光譜之外的觀點，但總體趨勢是確保觀點在國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霸權範圍內。有不少的機構性限制使得公立學校教師很難偏離自由保守光譜。學校董事會和州政府而不是老師挑選教材。因而教材總能在自由保守光譜之內，與個別持不同意見的教師企圖打破這個光譜的努力相抵觸。標準化的考試也有助於強化對自由保守光譜的遵從。如果老師開始教意識形態霸權之外的東西，可以動用龐大的學校官僚機構向他施加壓力和處罰。多數老師本身都持有這樣的觀點，根本就不會考慮要講授一些異端邪說。允許少數持不同意見的老師存在，偶爾在教室裏散佈些異端觀點並不會對整個體制構成真正的威脅，除非他們迅速增長和過於強大。

私立學校也在自由保守光譜之內運行。這些學校通常是由大公司擁有，以賺取利潤爲目的，因而由維護現行經濟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控制。他們的主要客戶多來自高收入階層（低收入者根本上不起）自然支援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政府法規同樣對私立學校施加影響以再生産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霸權。

大學的情況有點不一樣。從學生的角度看，他們的功能是培養有技術的生産者，未來的管理者和統治階級新成員。他們仍然充當思想灌輸中心，但是已不再是像12年級那樣的主要功能了。對老師和對教學內容的控制也不像12年級那樣嚴格。教授和12年級老師不一樣，可以挑選使用的教材，在選擇講授的內容上有更大的控制權。大學教授的終身職位使他們可以採取自由保守光譜之外的立場也不至於有過多的負面後果。因而大學講授的觀點有更大的多樣性，異端的觀點不像12年級那樣嚴格的壓制，雖然自由保守光譜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在大學內部的些許自由空間仍是小的可憐根本不足以對制度産生真正的威脅。一旦異端觀點過於強大，就要展開清洗行動，正如麥卡錫時期臭名昭著的黑名單。

大學的另外一個功能區別于它和學生的關係。他們産生意識形態和理論以幫助維持現狀。這些意識形態的大部分最終滲透到整個社會並被用來證明社會經濟制度的正當性。那些偏離自由保守界限的知識份子通常很難將他們的觀點傳達給廣大民衆，因爲媒體，教育制度等會過濾這些觀點，只有那些自由保守光譜內的觀點才能傳向民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發現如果他們能說服受過教育者他們的戰爭宣傳是真實的，則能夠更進一步將宣傳傳向國家的任何地方使全國民衆站在政府的立場上。直到今天，知識份子充當著類似的角色。如果他們不斷得到新思想，就可以擴大意識形態霸權的影響。

正如媒體一樣，有些保守派指責大學被自由主義者把持，歧視保守主義者，維持對保守主義者的“敵視環境”。大衛合羅威茨和他的“學生的學術自由”（非常恰當的奧威爾式的名字）可能是這種觀點的最知名保守主義者。他們呼籲爲學校和國家雇傭更多的保守派老師以加強防止對保守派歧視的規定。但是他們用來顯示自由派多於保守派的資料是有問題的，就算不管這些錯誤，他們的資料也削弱他們的觀點。他們自己的資料顯示自由派、保守派和中間派占教授的絕大多數。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間派一樣相信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因而資本主義者占絕大多數，按照合羅威茨的邏輯，大學應該有強烈的傾向資本主義偏見，而不是自由主義偏見。然而他們中沒有一個有這個問題。

合羅威茨們的真正目的是壓制自由派的觀點使大學更靠近新保守主義路線。他們對大學裏的史達林和毛澤東支持者面臨的“敵視環境”不置一詞。“自由言論區”及其他至少被用來對付極端左傾和保守一樣多，但是他們什麽也不說。他們也不抱怨比大學裏嚴重得多的資本主義者向12年級灌輸思想。保守派的教授數目遠遠超過無政府主義教授，本著思想多樣化宗旨呼籲聘請更多保守派的這幫人對不利於無政府主義者的現狀視而不見。經濟學課堂上絕大部分在講市場資本主義是最好的制度，忽視或貶低新古典經濟之外的經濟模式。政治課堂上絕大部分在講對國家的支援，包括美國是個民主國家，忽視或貶低反對這些的觀點。合羅威茨們對所有這些都閉口不談。他們不反對少數派意識形態面臨的“敵視環境”只要不是保守派被當作攻擊的靶子。

他們常常將比他們左傾的人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爲自由主義者，雖然自由主義者和這些極端左傾團體有根本的區別。德克薩斯青年保守主義者德克薩斯大學分會是許多在校園中反對所謂的“自由主義偏見”的團體之一。他們編輯了一個監控人員名單羅列了利用教室達到政治目的的教授。[41] 該名單包括自主論者馬克思主義者比列寧還左傾的哈裏克裏弗。[42] 2003年德克薩斯青年保守主義者德克薩斯大學分會主席是奧斯汀金赫恩，他投訴教他的一位教授聲稱美國是“比9-11恐怖分子還可怕的恐怖威脅”。他以此爲“自由主義偏見”的例子抱怨說“沒有任何反對意見提出來。” [43] 不管這個觀點是對還是錯，它只不過是在媒體上很少聽到甚至多數老師都不講的小小異端觀點而已。奧斯汀金赫恩沒有投訴相反的觀點即美國不是恐怖主義國家，當這個觀點出現在媒體，學校或其他任何地方，從來沒有反對意見提出來。只有那些左傾觀點讓這些新保守主義者感到討厭。如果他們真的看重“智慧的多樣性”他們就會推動被邊緣化的左派團體迅速發展而不是壓制，因爲這樣才能增強“智慧的多樣性”。他們沒有這樣做的事實本身表明“智慧的多樣性”並不是他們的真正目標。其背後隱藏的是新保守主義者壓制、限制左派團體的伎倆。通過將位於邊緣的持不同政見者歸爲自由派並要求限制雙方的影響，他們成功地壓制了異己分子並壓縮他們的生存空間。

這種手法並非總能奏效。從前的階級社會有不同的思想控制系統，但是美國現代的公立教育制度只是在19世紀後期才出現。儘管有缺陷，獲得獨立後頭70年中成長起來的學校制度能夠教會讀寫能力和基本技能。“存在的大量資料表明到了1840年，美國國民（非奴隸人口）的識字發生率不管在哪里都在93%和100%之間。”[44]孩子們不像現代美國人認爲的那樣是天生就無資格的人。美國海軍的第一位上將大衛法拉古在12歲時就首次指揮軍隊作戰。這樣的事並不罕見。200年前的成人標准年齡比現在的要小。青春期是個相對新近的說法，是現代公立學校制度的産物。

公立學校制度出現並不是因爲老的制度在講授基本知識和技能方面效率低下而是因爲需要有新型的控制。美國內戰後，前資本主義的最後殘餘被清除，工業資本主義産生。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出現，資產階級和迅速壯大和貧窮的工人階級的鬥爭日益加劇。罷工浪潮席捲全國，帶有武裝的工會團體如勞工騎士和世界産業工人組織出現，強大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迅速蔓延。1888年參議院教育委員會寫道“我們認爲教育是導致勞工階級近年來出現不滿情緒的罪魁禍首。”[45] 隨後設立了若干機構來控制工人階級，其中一個就是當今強制性的、嚴厲的、隱含破壞性的教育制度的出現，用以培養工人的無知和盲從。上學成爲強制性的（每個人都要得到思想灌輸），學生被塑造成爲龐大學校機器的單元。教學的內容發生了巨大變化。（包括歷史課由社會學取代），“科學管理”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被用在學校裏，就像基於巴埔洛夫的條件反射和泰勒系統的觀點用在學校一樣。老師和學生由一個龐大的學校官僚機器來控制。右傾和極端左傾，包括自由主義者和費邊社在這個系統的産生和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公立學校建立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杜威 1897年說過“每個老師都應該認識到他是個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社會雇員。”[46] 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在對企業家的一次演說中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我們希望一個階級受到自由主義的教育，我們希望另一數目龐大而又必須的階級放棄自由主義教育的特權爲即將從事的艱苦、具體的手工勞動做準備。”[47] 1889-1906年間的美國教育部長威廉托裏哈裏斯在他的著作《教育的哲學》中說“百分之九十九的學生是自動操作，小心翼翼地沿著規定好的道路走，認認真真地遵從規定好的習慣做。這不是意外事件而是大衆教育的結果，因爲科學地來講大衆教育是對個人的吸納。”[48] 在同一本書中他寫道 “學校的重大目的在黑暗、閉塞、醜陋的地方更容易實現。教育要使學生做自己身體的主人，要超越美麗的大自然。學校應該培養學生從外部世界撤退的能力。” [49] 大公司，形形色色的行業協會和公司提供資金的基金會如全國製造商協會，全國公民基金會，農業發展理事會，企業圓桌會議，卡耐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都在現代公立學校制度過程中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1933-1953年間的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布萊恩科南特寫道向現代公立學校制度的轉變是因爲“工業家和企圖改變工業生産過程本質的革新者”要求的結果。[50]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教育董事會指明的目標是：“在我們的夢想裏，人們完全臣服於我們的魔手。現行的教育規範（智慧和性格教育）從我們的頭腦中消失，不受傳統的約束我們將我們的善意傳達給充滿感激和富有同情心的群衆。我們並不試圖讓這些人或他們的孩子成爲哲學家，科學家或大學者。我們不需要從他們中間培養出作家，教育家，詩人，文學家。我們不會從他們中尋找未來的藝術家，畫家，音樂家，律師，醫生，牧師，政治家，這些我們自己有的是。我們定的任務非常簡單：我們要將孩子組織起來，教給他們如何完美地做他們的父母做的不是很好的事情。”[51]

經過了一年的調查取證，1913年國會對企業基金會在教育中的作用的研究發現：“那些手握一大部分美國工業的最終控制權的少數人已經不再僅僅控制他們的員工，現在已經迅速擴展到對教育和國家社會服務的控制。龐大的基金會通過直接的基金使用，不受任何法律的糾纏直接指向情形的杠杆，然而，這個權力隨著附屬聯盟的形成使得它免受批評和監督而大幅度增強。”[52]

1954年國會開始就同一個問題又進行了一次調查，但是來自大公司和敵對媒體宣傳的壓力迫使它提前草草結束了事。在結束之前得出的初步結論是：“個別大基金會的權力是巨大的。伴隨著各色贊助形式的是思想控制的元素。它對教育者，教育過程，教育機構施加巨大的影響。它能夠施加無形的壓力，它可以實質上事先決定社會政治概念，學術觀點，思想領導，公衆輿論的發展。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迅速擴大，如果它們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這種相互連結具有知識卡特爾的某些特徵。它在教育的幾乎每個階段都有其分支機搆，因而對社會科學和教育施加巨大的實際控制。大基金會和知識卡特爾對報刊、電臺、電視、甚至政府的影響之大使得對任何知識卡特爾贊同的事情的客觀批評如果不首先被嘲弄，歪曲和誹謗就很難見諸各色媒體。這些基金會和他們的中間人不是以直接支援某個候選人或某個政黨的形式很深的參與政治而是有意識地鼓吹經過精心打造的政治概念實現其目標。”[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