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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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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的景象 1.兩個事件，一個話題 十幾年前讀小克萊.布萊爾的《麥克阿瑟》時，有一個情節深深打動了我。1889年,19歲的麥克阿瑟進入他夢寐以求的西點軍校，但進校不久就在訓練中遭高年級生殘忍作弄以至發生痙攣和昏厥。事後在接受法院對西點軍校這種不光彩做法的調查時，他道出了詳情。但當法院要他講出惡作劇的學生時，他猶豫了。然而如果拒絕服從命令，他可能被開除。這將意味著孩提時代全部夢想的破滅。這個時候，母親送他的一首小詩幫助他下了決心。詩表達的主要意思是，人們將以他來判斷母親的品行。如果陰影或羞恥抹黑他的名字，母親也將蒙受恥辱。有著良好家庭教養和高貴稟賦的麥克阿瑟具有維護個人和家庭榮譽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不允許他告發同學。於是麥克阿瑟不顧可能發生的前途危機而選擇了沈默。這個選擇使他贏得學員們的普遍尊敬。 在這場由惡作劇釀成的事件中，麥克阿瑟既是受害者又是見證人。在接受法院調查時說出真相是他的義務，而且有助於糾正軍校高年級生欺負新生的不良風氣。雖不情願，他還是配合了調查。但如果具體講出惡作劇學生的姓名，使他們受到懲罰，儘管行爲上無可指責，可是對一個尊奉榮譽原則的人來說，這是一種變相告密，而告密是人類有過的劣行中最不名譽的一種。 與麥克阿瑟面臨職業危機時作的哪怕犧牲前途也要維護榮譽的選擇相反，半個多世紀後，美國電影史上最重要的導演之一埃利亞.卡贊在五十年代作了另一種選擇。當時美國正處於麥卡錫主義陰影籠罩下。麥卡錫參議員借一個並無根據的所謂共產黨顛覆案煽起政治迫害的狂熱和恐怖氣氛。在聯邦機構和國會對人們的政治信仰和交際活動進行的調查中，許多與美共或其他激進組織有聯繫的人都受到了傳訊。卡贊是一個理想幻滅的美共黨員，在被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傳訊時爲保前途供出了幾名共產黨朋友和同事。他從此蒙上恥辱，被人們稱爲「告密者」。四十多年之後的1997年，執導電影曾兩度獲奧斯卡金像獎的卡贊已年屆87歲高齡。但好萊塢左翼自由派電影界人士沒有原諒卡贊的告密行爲，美國電影學會和洛杉磯影評人聯合會拒絕授予卡贊終身成就獎。 對於每個人來說，非常時刻是認識自己真實自我的一個機會，它使人在平常狀態下表現出來的個性、人格受到嚴峻考驗，從而使人有機會在最深層次上瞭解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上述兩個事例正是如此。而在這兩個事例中，當事人的不同選擇及其人們對他們的選擇作出的不同反應又殊途同歸地涉及到告密這一微妙話題，並表現了美國人對告密行爲的普遍態度。
無論何時何地，告密都是與陰暗、鬼祟、不名譽緊緊連在一起的。喜歡幹這行當的人與建設性活動無緣。他們熱衷於用遊移不定的目光八方窺探，用靈敏的鼻子四處搜尋，把思想、言論、行爲舉止異於某種標準的人一個個鎖定在他們的視線之內，把種種所謂「異象」點點滴滴記錄下來，拿到需要這些「情況」的地方去，或者等待時機以便拿它們派用場。這是一些心理陰暗、寡廉鮮恥、行爲方式鬼頭鬼腦的人。 告密現象古今皆有。然而不同時期、不同國別、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告密行當的盛衰狀況和告密者的際遇差異很大。當然，告密者之間也有很大差異。除那些天性卑劣而自願充當告密者的獻身邪惡的人之外，還有兩種告密者。一種是在前途或生命攸關之時由於人性的軟弱而屈服於壓力被迫成了告密者。另一種是受意識形態蠱惑和沈溺於偏狹的黨派立場，爲了某種政治信條而犧牲思想上的正直。這是由虛僞的理想引起的道德敗壞。比較而言，被迫的告密者多少有些值得同情之處。但卡贊的遭遇表明，在美國，哪怕情勢所逼而淪爲告密者，都將終身背負惡名，遭人唾駡。其人格污點，無論事業成就有多高，也難以抵消。但在中國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這裏幹這行當的很多，而且多的是自願者。不過，在我國「告密」一詞極少使用甚至避諱不談。熱衷此道的只幹不說，吃告密者苦頭的人則不能說（至少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說）當然更別想形成使告密者畏而卻步的社會輿論。至於誰要在情勢所逼時作出麥克阿瑟那樣的選擇，等待他的將是最嚴厲的懲罰。而且，由於我國長期有著對於這種特殊服務的巨大需要，爲鼓勵人們告密，曾賜予了這行當一個上得了臺面的說法，叫做「反映情況」，還慷慨地把諸如「警惕性高」、「......敏感性強」、「有......覺悟」等褒獎詞抛撒給告密者。於是藉助於語詞轉換術化腐朽爲神奇，使陰暗、卑劣、不名譽變得似乎光明正大起來。不僅如此，告密還在事實上被納入進正統觀念之中，一個人能否把良心交付國家機構去支配、能否跨越「迂腐」的道義標準而主動「反映情況」已經成了考驗人們「忠誠性」的尺度。這種尺度的普遍運用使得許多幹告密行當的人還硬是生出了一種「自家人」的榮耀感。而在長期扭曲的道德評判標準下，不涉足此道的人則大多喪失了對告密行爲作出正常反應的能力；再加上歷史上長期的皇權崇拜和現實中虛假意識形態對人的理解力的癱化，人們甚至普遍認可了至高無上的權力監控每個社會成員的合理性。所以，如果說這裏是，至少曾經是告密者的樂土，是算不得誇張之辭的。 當我國的改革開放在風風雨雨、跌跌撞撞中走過二十多年後，人們已不再像過去那樣避諱「告密」二字。在一些人對自五十年代初以來歷次整人運動的控訴和反省中，有關告密的問題雖說還未正式浮出水面，但已若隱若現；而且人們心照不宣：「告密」興盛，乃我國社會生活一大特色。對於關注這個問題的人來說，不僅必須正視告密對社會生活、人際關係尤其是對人們心性的影響，而且必須正視由我國與別國告密行當的盛衰狀況和告密者際遇的巨大差異給我們提出的不容迴避的問題：爲什麽會呈現如此巨大的差異？ 探尋後一個問題的答案，有必要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去回溯這一現象，從中去發現與這一現像有關的因素，而在作這種回溯中，前一問題的答案也會自然呈現。
歷史上，專業密探或業餘的告密者在東方或西方都曾普遍存在。印度早在吠陀神權政治時代，國王就豢養了大批密探作爲他控制臣民的工具。在古猶太國，希律王在人民中佈置密探，竊聽人們的談話，對每一句他認爲有敵意的話進行懲罰。古希臘是現代西方文明的發源地。但王政時期在秘密宮殿中行使著絕對統治權的神王與東方君主一樣有著對告密的需要。他依靠書吏來實現對全部社會生活的監控。而當時的書吏作爲唯一掌握著文字的階層，他們身兼二任，既在宮裏從事建立檔案的秘密工作，同時又充當神王的耳目，專門去發現和向神王密報人民中的「異象」。王權解體後，權力不受控制的神王消失了，希臘社會進入城邦時期，並逐漸形成以公衆集會廣場爲中心的社會空間。在這個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公開性使「耳目」這類人物在大多數城邦喪失了存在的制度性依據。各城邦仍然有告密者，但他們的活動程度視各城邦政治制度而異。沿襲了王政時期某些專制政治特徵的斯巴達寡頭政制建立了最早的秘密警察，他們權力很大，不僅監視民衆，而且可以殺戮奴隸，殺戮物件主要是被他們發現具有勇敢之類「危險」品格的奴隸。所以，斯巴達幾次在戰爭後對爲國勇敢作戰的奴隸進行集體屠殺。針對這種屠殺，馬克思曾憤怒譴責了斯巴達政權「駭人聽聞的忘恩負義」。民主制的雅典不可能有對內的專業密探，但政府鼓勵公民告發違法現象，如果違法者被定罪罰款，告發者可分得一份罰金。這一制度的前提是每個公民對公共秩序負有一定責任。但實施起來卻很易被一些人濫用於去監視和告發別人的思想、言論和信仰，從而蛻變成對告密的鼓勵。好在雅典人崇尚自由高貴的品質，對鼓勵告發違法事件可能引起隱蔽的但卻更嚴重的罪惡——告密心存戒備，而且無論詩人、哲學家筆下或民間自發的輿論，告密者都被視爲宵小之徒。哲學家蘇格拉底就認爲「告密者不配稱爲人」。詩人阿裏斯托芬更不客氣。他筆下的告密者總是躡手躡腳地穿街越巷，鬼鬼祟祟地到處偷聽。他的好幾部劇中，這些傢夥最後都落了個被抓起來逐出城邦並遭人切齒痛駡的下場。觀衆對這種場面則總是報以熱烈的喝彩。在這樣的輿情下，除非實在財迷心竅，要不然就是有窺探告發癖而存心想找不自在，是沒幾個人願充當告密角色的。所以，民主制的雅典雖然出現過因告密者控蘇格拉底瀆神而起的悲劇性事件，卻不是一個適合盛産告密者的地方。 至於古羅馬，它藉以立國的古道德是剛毅、勇敢、宗教虔誠、注重榮譽與責任。秉持這種道德的羅馬人構成了共和時期的羅馬這個無敵之國的基礎。這個時期也有告密者，但也不是他們活躍的好時機。帝國時期則不同了。當出現了終身擁有最高權力的元首後，這權力就成了最高統治者、尤其成了他們中間那些迷戀權力的人需要傾全力去維護的東西，於是便産生了控制人民、特別是控制其中優秀分子的需要，對告密者的需要也就由此而生。當元首進一步演變爲皇帝以後，帝王統治對告密者的依賴更爲嚴重。正如古羅馬史家蘇維托尼烏斯所說，告密者及其縱容者的恣意妄爲，已是帝國時代一大弊病。①在幾個暴君統治時期，這一弊端最爲嚴重。西元一世紀晚期，把自己的權力寄於禁衛軍刀尖上的圖密善天性多疑，他極端妒忌和仇恨優秀者而從人類最底層招募心腹，利用後者監視前者。憑著這些人的舉報對有名望的羅馬人特別是對元老院大開殺戒。他在位十五年間，稍有名望者無不隨時感到告密人的威脅。告密人在康茂德時期也極爲猖獗。康茂德由於自身荒淫殘暴而把任何出色表現都看成對他權力的挑戰。於是善於揣摩暴君心理和羅織他人罪名的告密人便盯上了那些廉潔奉公、有重大貢獻的人。按告密者的邏輯，廉潔奉公暗含著對康茂德不端行爲的無言斥責，重大貢獻意味著卓越才能。②這些恰恰是最不能見容於暴君的品質。就這樣，告密者依靠著主子的虛弱與墮落而發迹，主子則利用他們製造的口實殺人，特別是殺害那些有挑戰能力，會妨礙暴君胡作非爲的重要元老。然而儘管帝國時期出現了由元首演變爲皇帝的趨勢，甚至接連出現過好幾個暴君，但羅馬深厚的共和傳統卻從未完全喪失。共和傳統體現在元老院這一共和時期遺留下來的機構上，深藏在人民內心，甚至保留在一些皇帝身上，受到他們的尊重。共和傳統對告密這種寄生於秘密政治的醜惡現像是一種遏制力量。特別當皇帝本人還保留著對共和傳統及其當初支撐這一傳統的那些古老道德的尊重時，告密者的日子並不好過。例如圖密善之前在位的提圖斯治下便是如此。提圖斯是圖密善的兄長，在位僅兩年，但頗有政績，聲望卓著。他厭惡告密，常在廣場當衆用皮鞭、棍棒犒賞告密人，還把其中一些拍賣爲奴，一些流放荒島。而在圖密善與康茂德兩個暴君之間的將近九十年中，元老院否定了帝位的世襲，恢復了開國初期由元老院提名産生皇帝的做法，此間接連四代皇帝（其中有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學家馬可.奧勒留）都很尊重共和傳統，他們把自己看成元老院的元首，認可自己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選出的行政代表或國家第一公僕的身份，因而不把權力寄託在武力上，而是一直保持著文官政府形式。在這近一個世紀的準共和政制下告密者幾乎銷聲匿迹。 羅馬帝國滅亡後，作爲帝國遺産儲存下來的基督教及其教會以其對整個西方世界的精神領導取代了羅馬帝國對這個世界的世俗領導。在它身上，廣博的包容性與惟我獨尊的偏狹性並存；它的教廷在歷史上則既有著維持全球公正與和平的理想和努力，又有著維持其作爲上帝代言人的獨尊地位和充當一切人精神主宰的野心。基督教的包容性使它具有接納不同國家、民族、性別和人種的人而成爲普世信仰的品質，其教會的理想和努力則使它擔當了教化、撫慰、播種文明的使命；但把自己當真理化身和維持自己的觀念和信仰至尊地位的企圖則衍生了異端裁判所這種邪惡而血腥的恐怖機構。異端裁判所負有的消滅異端的使命使一大批專門監視別人、告發別人思想不端的告密者應運而生。在教會的權威不容質詢的時代，告密者把無數人告上了異端裁判所，而與異端裁判所沆瀣一氣的世俗法庭則執行殺人的任務，把被異端裁判所定罪的人送上火刑架。在好幾個世紀中，火刑堆的烈焰曾卷著濃煙在歐洲各地燃燒。 二十世紀，納粹德國以數量龐大、密佈全國的特務機構蓋世太保和告密制度來實行恐怖統治。二戰後東德建立了更爲龐大的同類機構斯塔齊和更爲有效的告密制度。據《斯塔齊》一書披露，在兩德合併前，這個靠機關槍和築牆來阻止居民流向西德的國度，人口僅一千七百萬，斯塔齊的特工人數竟高達十餘萬，再加上人數更多的告密者，幾乎每6.5個人中就有一個在爲斯塔齊服務，每當有十來人聚在一起時，其中就必有一人在爲斯塔齊豎起耳朵。人們的一舉一動全都記錄在斯塔齊浩繁的檔案中。④然而，通過對內使用特工和告密者來控制社會，並不是當時處於東西方對抗前沿的東德的獨特做法，而是整個蘇東國家的共同政治特徵。其中，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在對民衆的監視和高壓控制上決不亞於東德。 中國幾千年專制統治時期不僅從來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給了這類人最大的鼓勵和用武之地。早在西周，就有周曆王爲壓制人民的不滿而聘巫師用所謂「神術」對人民進行偵察和刺探，發現有誰批評他便立即處死。從當時「國民莫敢言，道路以目」，足見周曆王的密探效率之高。武則天時期開始大規模使用告密人，並發明瞭「銅匭投書」，號召和鼓勵告密，使告密具有了準制度形式。但告密者最猖獗、對這類人的使用最具制度性的是明朝。還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就爲了朱姓江山的穩固而設「檢校」，利用這機構去察聽官吏言行甚至生活瑣事，並密報他本人。「檢校」是明代龐大的特務機構的前身。後來朱元璋又設錦衣衛。錦衣衛由皇帝的親軍系統發展而來，權力遠大於過去的檢校，偵察監視的物件不僅是全體官吏，而且擴大到百姓。朱棣在位時又從太監中物色親信，設置了由宦官組成的東廠。東廠既偵察監視官民，還把錦衣衛也納入偵察監視範圍。錦衣衛和東廠合稱廠衛，它們作爲特務機構而橫行於整個明代，其淫威之大，令官民談廠衛而色變。明代皇帝很懂得對屬下的權力進行制約，設置了重重機構使之層層監控。錦衣衛監視官民，東廠監視錦衣衛；還曾設西廠監視錦衣衛和東廠，設內行廠監視錦衣衛和東西廠。而所有這些特務機構之間的制約，都服務於權力不受制約的皇帝一人。廠衛人數衆多，但要對全國官民進行監視而且還要彼此監視，僅憑廠衛，人手遠遠不夠。於是廠衛又以各地流氓爲耳目，出價向流氓買情報，給了流氓橫行作惡的天賜良機。在明代，告密者既寄生在廠衛特務機構上，又支撐廠衛有效運作。他們爲了賞錢或爲了挾隙報復，不僅窺人隱私，捕風捉影地拿捏別人把柄，還憑空捏造，羅織罪狀，製造了大量冤案，形成特務機構——告密者——冤案之間體制性的惡性循環。滿人滅明而建清朝，但在實行特務政治上與明朝一脈相承。告密活動的猖獗絲毫不亞于明朝，釀成的冤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論東方或西方，可以發現，告密者在民主政體公開化的社會條件下用武之地不大，但在專制體制的秘密政治下卻必不可少。歷史事實表明，專制體制提供了是告密現象賴以滋生的最根本條件。這種體制下存在著君臨全社會之上的個人或集團。他們人數極少，但卻憑藉其壟斷的社會權力而壟斷了對全部社會資源的支配，並對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進行統治。這雙重的不平衡使得對人民的戒備成爲這種體制的基本政治特徵。對於佔據統治地位的那些個人或集團來說，鞏固權力的最重要秘訣就在於保密和控制民衆。保密使權力在秘密狀態下運作，既增加人民對政治運作的神秘感，又阻斷人民瞭解權力真相的渠道。這樣，權力中心得以根據他們的需要只讓人民瞭解經嚴格篩選過濾的、甚至是僞造的資訊。控制人民則同時通過重大問題上對人民的保密和對人民動向的掌握來實現。所以秘密政治和告密制度是專制體制下相互依賴和補充的一對怪胎。除了政治上的專制，思想、信仰上的不寬容也是刺激告密者活躍的重要原因。任何思想或信仰如果被奉爲至尊，那麽與其形影相隨的必是不容異見的偏狹以及對人們思想信仰的偵察和對自由思想的懲罰。在這種思想信仰的專政下，專門去窺探和報告別人思想狀況的告密者也是不可少的角色。 總之，一切專政都有著對告密的需要，無論這專政是政治上的還是思想信仰上的，都概莫能外。即使有人抱著良好願望爲著整肅道德而實施「美德的專政」，其結果也必然是各種專業密探和業餘告密者群魔亂舞的局面。十五世紀末，修士薩伏那羅拉在佛羅倫薩實行的以純潔教會和道德爲目的的「美德的專政」便是如此。爲了確保佛羅倫薩人無論在公開場合或私下裏都不違揹他所推行的禁慾主義美德，他不惜採取恐怖措施。在他採取的所有措施中，最不得人心的是利用僕人和兒童充當風化特務。結果不僅使得鄰里彼此監視，還讓僕人監視主人，兒童監視父母。一時間，佛羅倫薩告密之風盛行，無處不有的監視使恐怖統治深入到社會每一角落和每個家庭內部，無所不在的告密使人與人之間甚至親人之間的關係被防範和不信任所毒化。可以說，告密是最醜惡的社會現象，尤其當告密成爲制度更是如此。制度化的告密總是與秘密警察的權力最大化相聯繫，就猶如一幣之兩面，二者都是國家權力不受控制的標誌。它們以一種無形但卻及其現實的暴虐力量使人民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懼之中。卑劣的告密者和無法無天的秘密警察相互勾結，布成一張針對著勇氣、獨立、遠見、對事物進行審視、懷疑、判斷的理性精神等人類最寶貴素質以及稟有這些素質的優秀個體的巨網。通過羅織罪狀、製造冤獄去消滅優秀個體，通過扼殺人的寶貴素質以取消公衆作出反應的能力。不僅如此，告密制度散佈猜忌與仇恨，調動起人們身上潛在的惡；防不勝防的告密和隨之而來的懲罰則扼殺一切誠實的思想和信仰，瓦解人與人之間必要的合作與信任，並且最大限度的腐蝕民族精神。可以說，對人民使用密探和鼓勵告密是一切暴政中最令人反感，也最具腐蝕性的，它對人類脆弱的道德是致命的打擊。
相似的政制有著相似的需要。這可以解釋某些政體是盛産告密者的合適土壤，但並不能解釋在相似政制下告密者的不同際遇。 雖說告密現象和告密人是一切形式的專制、極權的天然伴生物。只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存在，只要有控制人民運動人民的需要從而有對人民進行監視並對無論政治或思想信仰上的異己不斷進行清洗的需要，那麽，專靠窺探、監視別人，給人羅織罪名，打人秘密報告而謀取好處的角色就必不可少。然而有一個重要因素使得不同國度中同樣受到制度性鼓勵的告密者境況大不一樣。這就是文化的、精神傳統的因素。在歐美，且不說在告密者沒有多少伸展拳腳機會的民主政體下這類人名聲極壞，日子難過。就是在縱容告密的專制時期，甚至在暴政下，告密者都是不敢聲張自己所從事的行當的，一旦劣行敗露，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歐美的精神文化傳統中有許多因素促成了這樣的輿論傾向。其中有兩點很值得注意。 首先是作爲個人自由和尊嚴依據的希臘遺産。這就是希臘哲學以及雖然範圍有限但卻塑造了人類早期自由公民的民主。希臘哲學，尤其是斯多葛哲學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提出「按自然法，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並從自然法引申出人的良知高於任何法律。希臘詩人甚至早於斯多葛哲學幾百年就表達了這一觀念，悲劇《安提戈涅》就是人的良知高於法律最早最著名的藝術表達。這種觀念不僅當時受到希臘人信奉，還被融入後來的基督教基本教義並藉助教會的力量而轉播，成爲歐洲人普遍而持久的基本信念。這一信念確立和喚醒人的尊嚴意識，並爲國家的行爲和人的行爲都設置了一條底線：國家無權管束人的良知，無權要求公民（甚至君主制下的臣民）出賣道義；而個人——無論民主制下的公民還是專制王權下的臣民——都有權拒絕把出賣尊嚴和良知當成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標準來接受。這使絕大多數人得以具有遠離告密行爲和蔑視這類宵小之徒的精神底蘊。而希臘成功的民主實驗則使人相信，政府最重要的責任是把自由與和平這兩項福祉帶給人民，而對人民進行控制卻是政府擅權和政體蛻變的危險徵兆。 上述兩方面遺産，後來有許多被納入進羅馬法，使羅馬法具有保護個人對抗國家的內容。例如，在羅馬法史上影響巨大，其著述爲查士丁尼法典提供了三分之一內容的古羅馬著名法學家烏爾比安關於「正義」是「給每個人以穩定和永恒權利的意志」的定義以及「誠實生活，不欠他人，各得其所」的法的準則，便都蘊涵了這樣的因素。這些因素又使人們有了拒絕與國家權力作不體面合作的法律依據。羅馬法對整個歐美世界的深遠影響使得民間具有一種把來自國家對民衆的單向控制視爲暴政的傳統。即使在最專制的時代，這一傳統也未失落。中世紀王權強大的阿拉貢王國（位於今西班牙東北部），臣民對國王有如下效忠誓言：「我們這些並不比你卑賤的人，向你這位並不比我們高貴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們的自由並遵守法律，我們就接受你作爲我們的國王和最高統治者，否則，我們就不接受」。⑤這不卑不亢的效忠誓言就猶如人民的尊嚴與權利宣言。在最早形成專制體制的法國，1581年國會通過撤消對菲利普二世的效忠的「出亡法」時有如下聲明：「當一個國王不履行他作爲保護者的職責，當他壓迫他的臣民，踐踏他們自古遺留下來的自由......時，他就被認爲不是國王而是一個暴君。因此這個國土上的各個階級可以合法地、合理地廢黜他而另立一個國王。」⑥這兩個檔案以及歐洲歷史上其他許多同類檔案是珍愛自由和尊嚴的傳統在專制時期也不曾喪失的有力證明。正是法律所包含的保護人的自由和尊嚴的因素爲這一傳統提供了法的支撐。 二是與源自希臘遺産的個人自由和尊嚴密切聯繫的尊崇榮譽原則的道德傳統。榮譽原則崇尚光明磊落、忠直、守諾、勇敢、公正和責任感；要求人們以堅定的榮譽感堅決避免不名譽的行爲。珍惜榮譽是達到人性水準的一個重要標誌。早在古希臘，熱愛榮譽就被視爲一種基本德性。與對榮譽的熱愛相應的是對種種不名譽行爲的排斥、鄙夷和厭惡。這種情感構成一種基本的價值判斷和普遍的社會輿論，它使遠離不名譽的事成爲由人的內在觀念、情感和外在的社會輿論加諸個人的道德義務。而告密作爲最不名譽的陰闇劣行，遭到了人們最強烈的憎惡和普遍的唾棄。這種憎惡和唾棄，即使在制度使告密活動猖獗的時期也不例外。中世紀的騎士制度把古已有之的榮譽原則發揮到極致，形成一套雖然十分理想化但卻受到各國騎士普遍遵守的騎士準則。即：豪俠仗義、磊落行事、疾惡如仇、不畏強暴、同情弱者、扶危濟困、信守諾言。騎士準則還要求敵手之間公平競爭，在英勇和豪邁上競高下，而不靠欺騙和謀略取勝。騎士準則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騎士範圍，即使那些談不上有騎士制度，在中世紀就成爲商業城市的地方（例如佛羅倫薩）也同樣受到尊重。馬基亞維利在《佛羅倫薩史》中對這個城市在中世紀時期的作戰風習有如下記敍：佛羅倫薩人從事軍事活動時用一口名叫「晨鍾」的大鍾在部隊出城前一個月中天天敲打，以便敵人有時間準備他們的防務。他說：「當時人們中間存在著極其高尚的道德......。我們今天打仗時，出敵不意，攻其不備被認爲是英明果斷；但在那個時期，這樣的行爲卻被認爲很不光彩，而且只會招致很不利的後果。」⑦騎士制度後來無可挽回地衰落了，但是以尊崇榮譽爲核心的騎士道德和風尚在其盛行時曾經是一種道德和教育的力量；通過遊吟詩人和民歌對騎士道德理想的提煉和傳頌，它又得以在騎士制度和風尚受到致命打擊以後也依然作爲一種崇高道德理想對歐洲人的民族性格發生著長久影響。事實上，騎士道德的基本精神——榮譽的精神後來融入進紳士道德之中。儘管紳士道德也像騎士道德，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行爲準則，但對社會各階層具有道德示範和引導作用，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支配了道德評判和社會輿論。可以說，榮譽原則一直在歐洲人的主流道德意識中佔據突出地位。這一情況又被文學所強化。 在歐美文學中，榮譽是一個不亞於愛情、人性、戰爭的傳統主題。榮譽問題不僅貫通在希臘羅馬文學、中世紀騎士文學和貴族文學中，而且在文藝復興以後日趨平民化的近代文學中繼續受到重視。從古代的荷馬開始，到後來的莎士比亞、塞萬提斯、維加、顯克微支、歌德、席勒、雨果、博馬舍.......可以說，那些在歷史上影響過民族精神的詩人、作家，很難找出有誰漏掉了榮譽主題的。即使反諷性的，也主要著重於對騎士榮譽或貴族榮譽中過時的、或虛僞的和裝摸作樣的一面的諷刺、揭露和反思，而決不否定榮譽原則所蘊涵的自由、尊嚴的精神內核。歐美文學史上關於榮譽主題的名作非常多。其中，顯克微支的巨著《十字軍騎士》簡直就是一部關於騎士榮譽和騎士準則的百科全書。歌德和席勒連續在好幾部歷史劇中歌頌了勇敢正直、坦蕩率直、反抗暴政、追求主義的騎士。莎士比亞的作品到處透露著詩人對榮譽的真誠尊重。活動在16-17世紀的西班牙詩人維加更是視榮譽問題爲最心愛的主題，在許多詩和劇作中反復寫到。尤爲可貴的是，他在著名歷史劇《羊泉村》中表達了平民的榮譽，劇中受辱村民喊出「向暴君討還榮譽」的戰鬥口號。榮譽原則在法蘭西詩神雨果的作品中也得到生動而有力的體現。浪漫主義名劇《艾那尼》的主角是幾位把榮譽看得高於一切的騎士。劇中那位年老的公爵冒著生命危險和自己的城堡被夷爲平地的危險也要捍衛不受玷污的榮譽，拒絕向國王交出客人，儘管這客人是綠林大盜，而且與自己有奪愛之恨；落草爲寇的青年騎士艾那尼則爲了信守諾言付出了生命和愛情的代價。而在另一部名劇《國王尋歡作樂》中，一位父親爲著家族榮譽甘冒進巴士底獄的危險而怒駡弗朗索瓦一世，榮譽的精神使他底氣十足地面對國王：「我們兩人頭上都有冠冕，誰也不能目中無人，你頭上帶的是百合花徽的金冠，我頭上帶的是白髮蒼蒼的銀冠。」這種精神即使在地位卑微、供國王和大臣們取樂的弄臣畸形的身軀中也生氣勃勃的搏動著，並給了他懲罰國王的勇氣。當代著名存在主義哲學家和文學家卡繆則在取材於俄國社會革命黨一恐怖小組一次暗殺活動的劇本《正義者》中通過執行任務的主人公之口表示：如果爲了刺殺大公而使大公身邊的孩子也喪命，哪怕將來成爲世界的主人，「革命也將受到全人類的憎恨」。主人公認爲，人不僅僅靠正義活著，還需要良心的清白。所以他斬釘截鐵地宣佈：「屠殺孩子不光彩。假如有一天我還活在世上，革命要脫離榮譽，我就會脫離革命。」卡繆通過這部作品給了這位元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革命者以最高的敬意。 與文學中正面表現榮譽主題相輔相成的是對人類不名譽行徑的無情揭露和鞭撻。卑劣、詭秘的告密行徑當然逃不掉這種命運。前面提到過的古希臘詩人阿裏斯托芬大概是最早運用文學手段把告密者釘上恥辱柱的。此後在歐洲文學史上許多偉大作家筆下，例如在喬叟、維加、班揚、伏爾泰、雨果那裏都引人注目地出現過告密者陰暗可憎的形象。班揚筆下，告密者在最壞的人之列，他們邪惡卑鄙、貪婪下流。窺探熱情之高，不辭辛苦的夜間爬樹、白天四處偷聽打探和搜索秘密集會或別的什麽異象。他們搞出的整人材料詳盡充分、無懈可擊，警察無須再費周折就可憑這些材料抓人。但這些人最終都遭天罰而不得善終，不是被自己的狗突然咬死，就是在受到種種莫名其妙的折磨後悲慘而死。伏爾泰更是運用文學這一最自由的武器來對付告密者的高手。他一生中無數次因詩、文、言論被人告密並招致牢獄之災和流亡之苦。對告密者的認識入木三分的伏爾泰在幾部著名的哲理小說如《天真漢》、《老實人》中都描繪了他們的醜惡嘴臉，揭露了法國專制王權統治下告密者無處不在的恐怖現實。爲了懲罰向新聞出版總監密告狄德羅和整個百科全書派是「極危險的革新派」的無恥文人弗列隆，他還把此人作爲喜劇《蘇格蘭女人》的主人公，淋漓盡致地嘲笑了這個智慧低下卻自命純正思想捍衛者、自不量力地與百科全書派較量的文壇敗類，使這個中傷者、告密者的名字成爲生活、政治、文學中道德敗壞的同義詞。在歐洲，重視榮譽主題的文學傳統與現實生活中人們的道德觀念和情感既相互作用，同時又直接參與了民族精神的塑造。 美國立國不過兩百多年，但這個國家的精神資源主要來自歐洲文明，而且有著對個人自由和尊嚴的更強烈信仰。這裏雖然沒有舊大陸曾有過的騎士制度，但對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的信仰天然的就與尊崇榮譽是聯繫在一起的，天然的就使人對告密這一專制體制下秘密政治的伴生現像有極高戒心，因而有著否定告密者的道義傳統。大概是布林斯廷敍述過，美國立國之初爲控制和減少犯罪曾有過要求公民舉報違法行爲的立法，但遭到強烈民間反對。美國人擔心的正是這樣的法律可能導致對告密的鼓勵。他們寧可冒一些罪犯逍遙法外而帶來的種種風險，也要反對可能鼓勵告密的法律。這種態度基於一種信念：民主社會的公民應具有獨立、誠實的品質和自由、開放的心態（這一信念在美國的教育中也得到體現，從學前教育到大學都很注重獨立、誠實、自由、開放的公民品質和健康心態的培養）。告密卻是一種扭曲、毀滅、剝蝕一切健康的人類關係和人類美德的邪惡力量。它在美國社會受到強烈的排斥是不足爲怪的。至於文學上，對告密現象及其賴以滋生和橫行的社會條件揭露、鞭撻最力者，當數阿瑟.米勒。米勒在麥卡錫時代與前面提到的卡贊一樣經歷過調查。但在聯邦當局挑戰他的良心，要他告發別人並承認有反社會罪時，他發表了諷刺忠誠狂的文章予以回敬。爲此，聯邦大陪審團在1956年指控他犯了蔑視國會罪，並於次年被判刑。而他此前還創作了不朽之作《薩勒姆的女巫》。該劇取材於1692年清教徒神權政治下麻塞諸塞州的薩勒姆村女巫案。這個有19位受害者的歷史事件與現實中麥卡錫參議員對共產黨顛覆罪的調查一樣臭名昭著。可以認爲，以政治迫害爲主題的《薩勒姆的女巫》強烈針對著麥卡錫主義陰影籠罩下的美國現實。從劇中抱著陰暗動機給別人設置陷阱、羅織罪名、挑起搜尋和告發所謂女巫的狂熱並像瘋狗一樣狂咬無辜者的蕩婦身上，從那些想通過告發上帝的敵人而滌除自己罪過的女孩身上，從討論村裏誰的形迹可疑、誰可能表現了魔鬼附體迹象因而可能是女巫的村民們疑神疑鬼的精神狀態，從村民人心惶惶、不知什麽時候娼妓就會點到自己頭上的精神恐懼以及從法庭罔顧正義的判決中，不難看到對現實社會中同樣醜惡的人和事的無情揭露和鞭撻。而受難者在生死關頭找到人們在恐懼中失落了的「維護個人名譽的意識」，面對瘋狂的社會挑戰，寧死也不放棄對良心的信仰，這些在劇中作爲戰敗的英雄而挺立的人物則既是現實中與醜惡並存的另一面的反映，同時也透露出美國人在榮譽問題上與歐洲文明的血緣聯繫。關於這部作品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它于1953年麥卡錫主義最猖獗之時發表並上演，上演後引起轟動，並獲安托萬.佩裏獎。這從一個側面表明民間對麥卡錫主義及其附作於其上種種醜惡現象的反感。事實上，麥卡錫主義以保衛民主的神聖名義實施恐怖政治，從一開始就遭到激烈批評。有評論指出，「進行政治信仰和交際活動的調查是非美國式的」。米勒也曾尖銳批評麥卡錫參議員的活動是一種「人格化了的道德崩潰」。幾年後，美國歷史上這段插曲在聲名狼藉中結束了。但在以後幾十年一直爲人所詬病、反省、總結。而在這段插曲中活躍過的告密人或者失足下水的告密行爲則一直被譴責的輿論所追趕。 即使撇開制度方面的原因，單是鍾愛自由、尊崇榮譽這一歐美精神道德主流傳統也對告密現像是很有效的遏止力量，由此形成的主流輿論則是會淹沒形形色色告密者，使他們在社會上難以立足的汪洋大海。 回過頭來看我國，歐美遏制告密現象的上述因素，在這裏是不具備的。首先，一個最重要的歷史事實是，我國早在秦漢時期，以皇權至上爲特徵的專制政治形態就已定型。此後兩千餘年，只有皇權易姓的改朝換代卻沒有制度的更新；只有在防範動搖或挑戰皇權上更加嚴密的專制體制本身的完備卻沒有政治形態上的進化。而歐洲歷史上最專制時期也至少有教權與王權並存。這使得歐洲從未有過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而二權之間的爭鬥和牽制則既給了公民社會得以形成的空間，又使傳統的自由得以在二權之爭的縫隙中儲存下來。但中國的絕對皇權封閉了形成公民社會的空間，窒息了可能喚起人自由意識、使人獲得自由體驗的種種因素。如果說榮譽原則是從人的自由引申出來的，那麽以維護絕對皇權爲最高目標的中國專制社會最大限度的摧毀人的自尊和驕傲，無論公開標榜的原則多麽冠冕堂皇，實際上都不能不靠在基本精神上與榮譽原則相對立的規則來運作。我們可以把這些規則稱之爲「小人政治」，它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宵小者滋生繁衍的最佳制度條件。 至於精神文化傳統，縱然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但對民族精神影響最大最持久的主流文化，其基本精神是爲絕對皇權提供意識形態支撐的，很難從中找到給個人抵禦國家權力的控制和操縱的法律資源或精神道德資源。關於法，馬克思有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之說，也有法是「人民自由的聖經」之說。前者是對現存法律的實然判斷和批判，後者是法的理想。但法應成爲「自由聖經」這一理想性訴求在歐美並非毫無法律史上事實依據的法律烏托邦，而實存法律也並不就只有作爲統治意志表現的工具一面。始自古希臘立法中法律超越於各階級之上而協調衝突各方利益、保護公民自由的因素，爾後無論在現實的法律中還是人的觀念中都從未丟失，儘管它們在有的歷史階段被表現統治階級意志的法的現實和觀念所壓制。中國法律史上卻沒有證據可以支援我國歷史上的法律中存在著作爲人民自由聖經的因素。相反，倒是可以爲馬克思關於法的批判性實然判斷提供一個樣板。中國歷代的法就實質而言是統治工具，而最顯著特徵則是在控制臣民上的周詳。可以說，歷代的法是制度化的權力控制術的核心要素。這種現實影響人們之深，以至人們早已把「實然」當「應然」，認可法作爲統治意志的表達和作爲統治工具的合理性。直至當代，這還是國內法律教科書中的權威定義。在如此法的觀念下,人們對由單向控制産生的無論是密探制還是與之一藤兩瓜的告密制，不僅容忍，而且視爲正常。 再看精神道德資源。有學者指出，謀略的精神是傳統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徵。而謀略在本質上具陰謀性和算計性，「策劃於密室」是謀略運行的一個通行法則，所以，謀略精神排斥公開性、排斥公平競爭。⑧我國有一套相當發達的謀略文化與專制社會形態和作爲其運行規則的「小人政治」相配合。其間，榮譽的精神是沒有立足之地的，而誠實、坦白和講究公平規則就無異於愚蠢和迂腐。典出於春秋時期的成語「宋襄之仁」就表現了這樣一種評判傾向。「宋襄之仁」挖苦那位在與楚交戰中不願趁敵不備時發動進攻的宋襄公，譏諷他直到戰敗後還相信君子作戰不靠突然襲擊取勝。像這類把講究公平取勝貶爲愚行並提倡謀略精神的成語已經構成一種是非評判標準，儘管我國觀念形態的文化中也或多或少有與這種評判標準相異的內容，但在現實中真正發生作用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因爲，謀略的精神既藉助於像「宋襄之仁」之類成語提煉和教育體系而代代傳輸，同時也是社會現實給人們的教訓。近半個世紀中，謀略文化與把人民按階級劃分爲不同等級、劃分爲敵我陣營的階級鬥爭觀念天衣無縫地結合起來。繃緊階級鬥爭之弦的觀念使得對思想、言論和信仰的監控、干涉和懲罰合理化和常態化。謀略文化則一方面爲不擇手段的殘酷鬥爭提供了「陽謀」、「引蛇出洞」等十八般武藝（告密制當然在其中，而且是謀略武庫中最重要的一種），另一方面又通過服務於鬥爭觀念而給它們披上道德外衣。無情鬥爭的觀念和謀略的精神還灌注到教育中，使教育包含著一些歇斯底里的和不光明正大的內容。例如，「宋襄之仁」就長期納入中學語文課本，把公平競爭觀念當反面教材，對青年進行謀略教育。 至於中國文學，忠君是古今不易的傳統主題。圍繞它展開的是表現權謀精神、造反與招安、光宗耀祖等主題的。當然也有大量抒發豐富的個人情感的優秀作品，但那種在歐美參與了塑造民族精神的榮譽主題是沒有的。造成這種情況至少有兩大原因。其一，基於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榮譽跟精神匍匐於皇權的臣民社會的現實太不搭界，因而無由呈現。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這種精神表現意味著對皇權的動搖和冒犯，即使有人的思想和情感超越中國歷史現實而表達了源自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榮譽精神，但對思想和文字的嚴密監控也使作品無法傳播，而等待作者的則是滅門之禍。
中國成爲告密者樂土的條件是由傳統的專制體制以及與其高度耦合的法律和主流的思想文化、精神道德資源共同構成的。這些條件既使作爲精神墮落之屏障的榮譽原則對國人來說十分陌生，又攪亂了是非和道義評判標準，從而在根本上消滅了對告密這類體制性需要形成輿論壓力的可能。在這樣的條件下，無論告密對社會、對健康的人類關係、對人性有多麽嚴重的腐蝕，無論它坑害了多少人，高壓威脅和利益誘惑總是很容易使人跨越行爲底線去幹這種勾當，被攪亂了的評判標準還給這種勾當塗上一層光彩。難怪，告密者在我國可以像草一樣瘋狂蔓生，而且日子還過得挺安生。相應的是，獨立的、有尊嚴有榮譽感的人，其出現和生存都極爲艱難。 近年來，「弘揚傳統」的呼聲很高，但發出這呼聲的人少有對傳統進行反省的意思。而告密現象暴露出了我們的傳統中最陰暗最刺眼的一面，如果不反省傳統，不對傳統中與之有關的那些因素進行清理，恐怕有益的傳統未被弘揚，倒是把沈渣給揚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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