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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原載於中國時報2004.10.30時論廣場，現略有修改）
根據日前報導，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會擬定「校園性侵害與騷擾防制準則」草案，條文中並明文建議校園師生情愛行為「應避免」。雖然說目前只是「道德勸說」階段，但是這項措施所隱含的性政治觀點與未來更進一步的可能侵權發展，卻不容我們輕忽。
首先，將師生戀置放於有關性侵害與性騷擾的準則之內，就已經有嚴重混淆「兩情相悅」和「單方面強迫」的企圖，這個混淆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對於「女學生」身份的母權保護主義、以及某類女性主義的「弱者無法自主」的性愛理論假設上。
許多女性主義懷疑在不平等權力的條件下弱勢者是否真的能夠自主，因此激進女性主義者認為在男女不平等的條件下，異性戀本身就是強迫性的。由這種「沒有平等，就沒有真正性自主」的核心思考出發，一般所謂兩情相悅的男女戀愛、性徇私、性賄絡，與賣淫和強姦根本相去不遠，因此自然就會把「防範性騷擾」延伸到「防範性自主」。
在上述思考中，大學是個權力階層的機構制度，師生處於不平等的地位，防範師生戀，是為了保護無法真正性自主的弱勢大學生、或防止性徇私。然而學生不是校園中唯一的階層弱勢，教授與助理教授、主管與職員、助教與學生、系主任與助理、校長與行政人員等等都處於權力階層的不平等地位，都可能有利益輸送的性徇私，那麼校園的性騷擾規範為何只針對師生戀呢？由此可見，防範師生戀主要還是假設了「學生」的脆弱。
然而，大學生均已成年，女學生若是仍然被當作天真無邪需要保護的對象，被假設為無法真正性自主，這就是剝奪她們的性自主，母權保護論述反而變成對年輕女性的壓迫。更有甚者，原本反對性騷擾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女性的性自主、是為了讓女性在性方面更有力量與主動性、是為了女效能有更大的情慾解放空間而不因惡意騷擾而限縮，但是顯然目前的反性騷擾卻反其道而行。
有人說，防範師生戀和防範女學生的性自主無關，只是單純為了防止性徇私，以免引發教學不公的爭議。其實這只是藉口而已，徇私幾乎是任何權力機構的日常現象，屬於人際網絡中的非正式交換，有其正面與負面的功能，性徇私只是眾多種徇私中較少見的一種。於今單單挑選性徇私來立法開刀，其實還是假設了「性徇私」可能是弱者因利益而被迫就範，也就是把兩情相悅與性強制偷偷劃上等號。
學校不是唯一的權力機構，醫院、企業、工廠、軍隊、公私機關等等，都存在著跨階層的性愛關係，以及由此跨階層性愛關係而衍生的性徇私。如果說將跨階層性愛暗示或污名為與「性騷擾性侵害」相去不遠，一方面模糊了「自主性愛」與「非自主性愛（如強姦）」的界限，等於否定了低階層者的自主能動，另方面，則是為了嚇阻跨階層性愛，而這其實是因為跨階層性愛不利於這些組織機構的階層秩序，因此，嚇阻跨階層性愛是為了組織機構的利益而服務的，它既是一種對性愛的社會控制、也是一種維護階層權力秩序的社會控制（就像很多專業倫理的制定其實是為了專業宰制的久遠利益）（註）。對低階層弱者而言，嚇阻跨階層性愛往往並非一種保護，因為跨階層性愛經常是對低階層弱者有利的（例如性徇私）。正如前述，防範師生戀其實並不是真的為了防範性徇私，因為只有光明正大的師生戀才能免於性徇私的流弊可能，將師生戀打入地下，又如何防範徇私？故而，我認為防範師生戀的立法功能主要還是為了嚇阻跨階層性愛，以維護權力階層的秩序與士氣。
目前從防範性騷擾演變為防範性自主，這樣的管理政策與社會控制手段若擴散到其他機構，勢必對人們的私生活帶來更多的監視與規訓，也將成為社會自由的威脅。回顧女性主義百多年來常常是社會控制的重要推手，我們不能不慎。
（註）專業宰制（professional dominance）是當代權力的新現象，專業權力不同於國家權力，但是與國家合作，擴展了規訓與監視的範圍和深度（M. Foucault）。同時也藉著專業主義、專業自主、專業倫理等等來免於外力制衡，形成對於其客戶的宰制（Eliot Freidson）。
新聞資料：規範師生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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