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死胡同

【本文完稿於1986年6月，刊登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87年3月24、25日。何春蕤寫這篇文字的時候還在美國讀研究所。當時在著名女性主義者蘇珊．顧芭（Susan Gubar）門下受教的經驗，讓她觀察到一些在女性主義學術化過程中浮現的問題，包括菁英化、去運動化、排他化、自由主義取向、白種中產取向等等現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女性主義研究學術熱烈慶幸本身成功的逐步正當化、專業化的同時，婦女解放運動卻持續在保守的反挫力量中艱苦奮戰。這種歷史時刻的並列是很諷刺的。沒多久，何就注意到台灣的外文研究學界開始熱衷引介學術化了的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而且是以與運動沒有明確連結的方式來推廣。這個發展使她頗為不安，因此在1986年夏天抽空寫了這篇文字，在文中明白的指出，與社會現實和激進婦女解放運動隔絕的女性主義批評，只會走向學術的死胡同／象牙塔。文中並挑戰研究女性主義批評的學者透過歷史的分析來認識本身學術發展的結構性原因，從而重建與運動之間的緊密關係。

有趣的是，這篇文字在1994年何春蕤提出女性情慾解放理論之後竟然被用來檢驗她的女性主義立場：抹黑她的人說，這篇文章顯示她「反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就是說她反對女性主義──因此也就證明了她不是女性主義者，證明了她的女性情慾解放理論不是女性主義的。巧的是，這樣的曲解在西方女性主義陣營中也屢見不鮮：1980年代女性主義性辯論（sex debate）時，一些與保守右派結合起來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也是這樣排擠那些開拓女性情慾空間的性激進派（sex radicals）女性主義者，說後者的女性情慾立場不是女性主義的因此後者不是女性主義者云云。現在回頭看來，這些排擠異己的言論已經充分暴露其主流及階級優勢的基本立場，也顯示了女性主義陣營內部的權力操作。

如今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之下，何春蕤考慮過是否重新用理論的語言來說明這篇文字中所蘊含對本質主義、對運動實踐、對結盟對象的說法；而且，事隔15年，女性文批也有了許多不一樣的發展面貌。不過，這些都要再花費太多的工夫。此刻，就讓當年為報紙寫的半通俗文字在小幅度的文字修改後呈現它自己吧。（2008年10月24日註記）】

自從1986年3月《中外文學》推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以下簡稱「女性文批」）的專號以來，探討女性主義文批的各種文章湧入市場，各方的反應也陸續在雜誌報紙副刊的方塊文章中出現。一時間，女性文批似乎成了繼「解構批評」之後，目前（1987年）台灣最新、最時髦（但不一定最受歡迎）的文學理論。

巧的是，這些引介或討論女性文批的文章幾乎都用類似的一句話來說明女性文批的重要性：「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自1970年代掘起後，影響廣大而且有力，目前確已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之氣候。」可惜的是，我還沒有看到有文章討論何以女性文批能在短短十年間形成氣候。

引介式的文章是臺灣知識界最常見的文章，這種文章在知識的初步吸收過程中是絕對有必要的。但是，一篇引介式的文章不應單單介紹一個思潮的內容，而應該也討論為何那個學說會在某個歷史時刻與時空條件下產生並且受人重視，並更進一步分析那個學說與其社會實踐有何關聯。否則，讀者接受的是真空包裝分解濃縮過的理論大要，是個只有骨幹軀殼而沒有歷史、沒有生命的抽象知識，這樣一來，引介的文章反而會造成被引介者不願見到的反效果，即：一般讀者雖能說出某學說的大要，甚至炫耀其術語，卻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這樣的結果就是使得引介進來的理論很難本土化，也因此很難幫助本土發展自己的人文社會理論。這種現象在「中心－邊陲」國家的學術分工關係中非常普遍。

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想把各方學者已經引介過的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重新放回它的歷史時空和客觀環境中，也只有在這樣一個廣大的背景中，我們才可以大致了解它形成的條件、發展的情況、及未來的展望，也才得以間接地分析其學說之內容及嬗變，以及它「移植」台灣的條件。

在沒有進入正題之前，我們得先粗略地談一下婦解運動及女性文批之關係。

美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最早是爭取婦女參與廢奴運動的權利，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又進一步為爭取普選投票權而奮鬥，這每一階段的努力都有它特殊的歷史條件，在此略過不提。1960年代，婦女面臨家庭與事業的兩難選擇，生產機械化與教育的普及給予了婦女某種程度的就業及發展自我的自由，但也製造了隨之而來的嚴重問題：一方面由於生活費用提高，婦女必須為家庭的需要而出外工作，另方面卻又在傳統性別角色的壓力之下必須同時繼續負擔小家庭中的各樣家事雜務，「女強人」生活中的壓力與尖銳的矛盾更加強化了女性對性別雙重標準的意識。在這個歷史時刻，隨著普遍的人權運動以及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女性開始意識到自己也是身為「二等公民」，於是各地紛紛成立了婦女組織，更於1966年由《女性神話》（The Feminine Mystique）一書的作者貝蒂．芙里丹（Betty Friedan）為首，成立了「全國婦女組織」（NOW）來推動婦女解放運動。她們所提出來的議題──小自托兒中心，大至國家政策，具體到同工同酬，抽象到女性意識──許多都反映了美國中產有職婦女當時關切的事項，也暴露出美國社會結構本身的一些基本問題。這個基本的組成性質對美國婦運（甚至女性文批）日後的發展方向極有影響。

一個社會運動不可能只是行動，它必須有團結行動、集中意志、並為行動辯護的理論意識，因此它也必須在文化思想界擁有相當的迴響：自1960年代的婦運興起後，美國的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史學、人類學、神學等等學科中都開始有女性主義角度的理論，表達並反應了婦女解放運動以及女性主義意識。在文學界，女性文批就是對婦解運動的迴響。

女性文批作為婦運在文學領域中的迴響，自然也反映了婦運所關切的類似問題。大致上來說，它所探索的問題範圍，由文學作品中的婦女形象、婦女在各階段中的寫作和閱讀活動、婦女文學作品的重新發掘與評估、婦女文學傳統的建立、到婦女文學語言的運用與特質，無一不在探索婦女所受的壓迫如何刻劃在文學作品中，從而期望因意識的提升而促進婦女爭取權益，反抗壓迫。在此要說明的是，婦女解放運動並不是一個宗旨明確、目標統一的組織，對女性主義理念也有不同的理解和闡述，從事女性文批的學者因其不同的假設、原則、立場與價值觀，往往擇取不同的角度、手段及最終的目標。本文中所討論的女性文批是指此中的主流派，重要的人物有伊蓮．蕭瓦特（Elaine Showalter）、安奈特．克拉德妮（Annette Kolodny）、珊度拉．基爾柏特（Sandra Gilbert）、蘇珊．顧芭（Susan Gubar）等人。

女性文批在1970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了高等學府。從1950年代開始，工業的精密化與複雜化迫使企業家需求教育水準較好的工人，再加上冷戰期間美蘇兩國之間的武力競爭促使美國政府大力投入高等教育，大學之門因此為之大開，各種學生貸款紛紛建立，一方面吸收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突增的失業人口，另方面培養未來一代的白領階級。在這個高等教育急速擴張、工業人口素質不斷提高的時刻，有不少婦女進入了大學或研究所，也使得她們將來在謀職愈來愈難的社會中有了競爭的本錢。

大批婦女進入大學進修當然是個劃時代的舉動。不過她們大部分選修的專業仍然和十九世紀中產婦女的傳統教育（語文、音樂、儀態）相銜接，多半進入人文或社會科學等「軟性」領域。在這些學科中，凡是逐漸脫離權力中心而被男性學生拋棄的非熱門科系便接納了女學生來補位，以維持各系的學生人數和預算補助，女學生因此逐漸成為人文系所人口的絕大多數。隨著時間的進展，女學生人數的增加也就對各系教師人口的新陳代謝發生直接影響。例如，英文系既然產生了大量畢業生送入就業市場，但是由於男畢業生的數目不大，女畢業生在累積了一定的高等教育資歷後，遲早會次第進入學院擔任教職而改變文學研究領域的人口性別分布。同時，由於婦女運動的發展與壓力，美國政府也設立了平等工作機會的法案以保障女性教職人口的比例，於是在婦運高峰期間，女性教授逐年增加（雖然佔教職總人口的比例仍然有限），這個就業的可能管道也反過來鼓勵女學生追求更高的學位，以滿足市場的需要。學院制度上的這些誘因，實在是女性文批及其它婦女研究科目得以在學院內生根的基本物質條件之一。

除了就學和研究的人口增加了大量女性之外，隨著婦運的發展，婦女意識的普遍覺省不但表現在追求政治、法律、經濟權利的平等上，同時也直接改變了女性對周遭世界的認知。文學系中的女性在積極參與各種民權、婦解、反戰運動的經驗中，也逐漸意識到出世而旁觀的「新批評」分析方式有其意識形態上的菁英主義，與現實中的不平等根本脫節，於是她們開始檢視文學與社會的關係，質疑經典傳統歷史的建立邏輯，挖掘新的女性寫作和聲音。她們很清楚的覺察到大批男作家作品中對女性形像有著平面與刻板的描繪，不是慈母聖女便是潑婦淫娃，與自身的經驗和觀察有極大的差距。受婦解運動影響的女性學人於是以「經驗」掛帥，肯定本身感受的真實性與有效性，向男性沙文主義提出挑戰，抗議男作家一貫扭曲婦女形像，也抗議學院中的文學分析故意忽略這種扭曲，而只談作品內在意象與主題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忽略了──也就維繫了──性別歧視。

女性文批早期這種富於挑戰力的分析方法為女性學人帶來莫大的好處。它不但揭露了文學內涵的歧視與扭曲，抖出了文學與文學批評的意識形態功能，提高了女性的自覺與認識，更明顯的是，它開闢了一個讓女性可以佔得先機的研究園地。

新批評的形式分析經歷了多年的實踐，本來已經逐漸竭盡了論文的可能題目與研究方向，從喬叟（Chaucer）到莎士比亞到艾略特（T. S. Eliot）等等重要經典作家的作品都被各級學生及教授分析了不下千萬遍，在新批評的閱讀框架中能說的話似乎也說盡了，此刻女性文批一出，立刻提供了重新閱讀並詮釋作品的視角，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從女性中心或婦解思想的角度重新加以分析和評價，另外，過去一些不為人所重視和籍籍無名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也都因為女性主義在學院中的立足而取得了合法地位，成為論文研究的正當對象。這一系列開闢新土的工作，給一向在學院中人數居多但總是居於次要地位的女性學人與學生提供了無窮盡的可能論文題目，她們的性別身分以及所謂「女性特有的認知方式」於是構成了在這片新土上耕耘、研究並發表著作的基礎。男性學人雖不屑於做女性文批研究，覺得女性文批是旁門左道，但又凜於婦解運動的擴張，受制於平權法案的規定，更不願失去自身多元主義的開明形象，因此多半會讓出一些空隙給女學人發表，女性文批便在這夾縫中逐漸壯大。

對美國的高等知識份子來說，有題目做論文，論文做好了以後有刊物發表，或甚至出書，是打知名度的唯一管道，也是保住飯碗和升遷的必要條件。女性學人與女性學生有此大好機會穩住自身在學院內的地位，且可能進一步建立理論，成為一家之長，當然都不會放過，於是各大學的女性學人及學生紛紛放棄新批評，轉向女性文批，採取與女性相關的研究角度來分析作品，出版與發表的成果源源不絕，過去十年中的出版量遠遠超過有史以來的婦女寫作量。在這一點上，美國學術界職務雇傭及升遷壓力不可謂沒有貢獻。

女性文批不但發表的論文聲勢驚人，壓過男性，連這方面的課也廣受學生歡迎，這當然有其特殊原因。前面提過，女生佔文學系的大多數，由於女學生本身的「先天優勢」──女性讀女性文批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再加上女性主義已成為流行的題目，要趕時髦，並顯示自己已是解放了的新女性，就必須知道女性文批在搞些甚麼，因此女學生爭相選修婦女研究與女性文批的課，造成人滿為患，一度連研究所的討論課也由最高限額12人延伸到25人，和其他男教授勉強湊足5個學生來開設的傳統文學課（如艾略特、喬艾思等主題）相比，馬上顯得女性文批的教授受到學生歡迎的印象，同時助長了女性文批的勢力，也因此增加了女性文批者的信心。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見女性主義蓬勃發展的現象有其歷史、社會及法律保障的原因；尤其是學術研究制度的結構性觸媒。換言之，女性文批的逐漸得勢，其基本動力當然來自風起雲湧的婦女解放運動，但是實際的操作也和美國學術界的官僚化以至於以論文發表掛帥的僱庸升等政策脫不了關係。對學院結構中的這種制度性力量及其影響，女性學者不能沒有反省。

了解了女性文批的過去，我們需要看看它現在的發展狀況及未來可能的方向。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女性文批的方向及目標顯然已經有了戲劇性的轉變。早期女性文批的抗議及批判在婦解運動的發展上扮演了呼應的角色，也與女性意識的推廣同步，是革命的隊伍。然而一旦女性學員在學術體制中的地位逐漸鞏固，名聲也已經建立，為了表現學術多元及開放的形象，保住自己在系中得來不易的「少數民族」優勢，更因為本身已然成為建制的一員，獲得了階級上的優勢，這麼一來，女性文批也就漸次走向制度化，由游擊戰改為正規學術發展了。原本火藥味很濃的抗議與批判路線隨著1970年代後期美國社會運動的退潮而減溫；學院內出現了文學理論抽象化、哲學化的傾向，但是常常在主流學者的手中進一步發展為淡化與現實的連結；再加上女權運動因中產婦女獲得了部分權益的妥協，不願喪失既得的成果，逐漸加入體制和主流──在這些發展中，原先大呼徹底革命的隊伍也就轉而尋求在建制中保有合法的一席地位了。晚近的女性文批因此偏重女性個別的文學傳統，找尋女性文學語言的特性，由抨擊性別壓迫轉為建立女性自主自立的文學世界，以確立女性文學的特殊性別氣質；蕭瓦特的《她們自己的文學》及基爾伯特與顧芭合編的《諾頓婦女文選》就是此中的佼佼者。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轉變，也可以這麼說：面對轟轟烈烈可能攪翻天的婦解運動，男性宰制的社會結構為了穩定局面，於是以權力分享為餌，容許特殊的少部分女性改善其地位及利益。一方面可藉此顯示女性的地位已有長足的進展（雖然獲得進展的只是原先便佔了某種階級優勢的少數女性），另一方面也可藉此化敵為友，使原先的宰制關係結構得以持續。試想，如果女性文批真的繼續有戰鬥性，有革命性，男性宰制的社會結構會待之以禮嗎？

由女性文批者發表文章的數量、女性文批在文學學術會議中的一定份量、及女性學人與女性學生的人數來看，女性文批可以說是蓬勃發展的。女性文批者也因此自命「革命已經成功」（蕭瓦特語）。但這是不是全部的真相呢？我們必須更進一步來分析。

女性文批看起來顯然是當下文學批評與理論領域中發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一支，但是這個現實仍然甩不掉性別歧視的包袱。女性文批──甚至其他婦女研究科目──是大學學術圈中所謂的邊疆區域（或稱「貧民窟」）。原先的正統學科雖然承認它們的存在，也默許其研究之有效性，但總是以半鄙夷、半開玩笑、半施恩的口吻說：「那些女性主義者如何如何」，而且批評女性文批太過狹窄，限制了詮釋的角度。當然每個有名氣的學校中都有少數幾個象徵性的女性學人做為點綴，但是就以英文系來說，女性教授的人數比例由1970年代的高峰指數（大約所有教授人口的百分之十或更低）到現在，並未增加，所以真正被女性文批者佔據的灘頭非常有限，她們所能產生的影響力也就很侷限了。

前面提到過女性文批的課很受學生歡迎，但這也只是表面的描述。選課的學生雖多，但幾乎清一色是女性，是「自家人關起門來說話」。有人或想，一間教室近三十個女性一起探討女性文批，應該有很好的成果囉？事實上，課中的討論常常不脫傳統的文學批評框架，還是只談文學作品的內容結構與字面詮釋，只不過現在用與女性有關的事物作為主題來發掘作品的一致性，既無與實際運動相連之處，也沒有眾志成城地制定衝撞父權體制的戰略。總之，女性文批成了另一門課而已，是女學生點綴性的學術活動；更有甚者，女性文批課變成了集體心理治療時間，大家高談闊論，慷慨激昂的談性別壓迫，但下了課便又成了普通學生，再也不思考女性主義及其實踐，這和有些基督徒只有在星期天在教堂內虔誠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行動與口號分離的結果。

但是為什麼這些學生不在教室中培養婦女運動的情緒，發展組織，彼此建立姐妹情誼，制定戰略呢？首先我們要知道，學校也是社會的一部份，當1980年代婦運明顯衰弱不振時（下詳），學校內的婦運也不會興旺，所以在客觀事實上，學生不會感覺到有什麼需要去詛織婦女學生運動，也覺得無能為力改變現況，於是只有獨善其身了。其次，女性文批慢慢走向抽像化、玄學化，脫離現實，根本不適何合在課堂上談甚麼運動戰略，要是有學生談這些東西，往往被人側目。另外，由於學習制度本身的競爭性，更不可能發展甚麼婦女組織和姐妹情誼了。

在教室之外，女性文批的論文發表年有增加，這是事實，但是發表在哪些刊物上以及由哪些出版社出版，也會造成不同的影響。女性文批的文字雖多，但多出現在1970代創刊的女性前進刊物上，或由專門出版女性主義的小型出版社發行，算是內部發表，由同行同路同情的人閱讀，偶爾能上別的非女性文學刊物，則言辭特別委婉，以介紹與自衛為主，求諒解多於挑戰，顯然在聲勢上仍是被歧視的少數，也是弱者。以最具代表性的1985年出版的《新女性主義批評文選》來說，大部分文章已不再以消除性別壓迫為宗旨，主將克拉德妮且言：「我們只要求輕鬆好玩的多元主義。」言下之意，女性文批只要能在學院內有棲身之地就滿足了，這和1970年代初期聲勢洶洶的以消除壓迫為唯一目標的婦解運動有天壤之別。

女性文批雖然實際上接觸面狹窄，影響力有限，並受到某一程度的歧視，但有些重要的理論刊物也會不時推出女性文批的專號，儼然將女性文批視為重要理論流派之一。但是他們之所以發行專號並非認同女性文批的目的和宗旨，而正是因為女性文批逐漸退去了本來戰鬥氣息濃厚的面貌，不再向男性的壓迫挑戰，只汲汲於自身的理論化、制度化，將女性革命提升到符號的、抽像的層面，在文學和理論空談上大作文章，成了沒有牙的老虎。既然沒有搶男性地盤、危及男性優勢、且有同化於男性理論的抽象化趨勢，或至少以低姿態求得一席之地，這些以男性為本的重要理論刊物當然樂意提供解甲招降的機會。

如果女性文批逐步解除武裝，由集體的運動轉為個人學術及出版事業的蓬勃發展，那麼，它所從出的美國婦女解放運動又如何呢？在這裡我們必須審視一下美國婦解運動最近20年來的發展及其歷史因素。

自1960年代末期第二波婦運開展以後，美國婦解運動的領導主力逐漸落入主張在現存體制內奮鬥改良的女性手中，「婦解」運動因而變成了極為狹礙的「平權」運動，所爭取的目標由建制解體、婦女解放，轉為爭取「平等權利」，美國婦運從此也走向必然衰退失敗的命運。為何會衰退失敗呢？這也有著一些結構性的原因。

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結構中存在著兩種分配社會報酬的價值觀，一個是追求效率的價值觀，另一個是追求平等的價值觀。這兩個價值觀雖然互相衝突，但是在實際上卻形成互補的關係，有著穩定市場結構的功能。在美國經濟的巔峰時期，追求平等的價值觀在富裕中大大抬頭，並落實為各種補貼政策（福利、救濟等等措施都是補貼）。這種補貼政策或平等政策是國家對市場機能的干預，主要著眼於強化國家本身的統治合法性，同職也為了保持市場需求不斷（因失業者或窮人都可因補貼而有錢可花），有防止經濟崩潰的作用。但是當美國經濟日漸走下坡時，補貼就被視為對自由市場的干預，而生產力下降、投資減少、利潤率下降等現象都被說成是補貼政策帶來的惡果，於是，讓市場自由運作的呼聲高漲，追求效率的分配價值觀與政策開始抬頭，而在前一時期中人們所爭取到的平等權利與福利就逐漸被撤回。這說明了何以美國婦運過去開創出的進展在美國1970年代後期惡化的經濟現實中逐一倒退的原因。限於篇幅，我不能在此詳論美國婦運衰退的種種事實，希望在另文中再談。

美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在經濟現實中普遍遭受打擊，但是女性文批卻在學院內蓬勃發展（至少表面上有此現象），此處的差距正顯示女性文批已經與實際的婦女解放運動產生了距離。從事女性文批的女學人是女權運動中的菁英份子（由教育程度來看），她們寄身學院之內進行理論研究，因其學術上的成就與地位來之不易，故多珍惜羽毛，不願太過囂張。一般的形態是這樣的：女性文批者剛出道時，多半駕馭著當時的婦運風潮，用十分激烈的平權語言和研究來進行奮鬥，在1970年代奠立名聲及基礎，但是一旦在學院內找到合意的工作，為某求終身職的考量，往往收斂鋒芒，在系中循規蹈矩，展現主流風範，絕不為後進女學生或謀職的女學人出頭說話，而只告訴別人：「我的工作來之不易，在此崗位上慢慢奮鬥中，總比流落大學外抗議示威來的有效。」對照少數還維持邊緣立場的女性學人流離失所，無法在學院中安身立命，實在是很諷刺的。

這樣的一個轉變正反映出許多女性文批者缺乏團隊精神與運動遠見，只考慮到個人事業而未考慮到女性全體作為一個團體所需要的互助與團結。這種個人主義也透露出女性文批者本身真正所認同的社會團體，不是大多數在社會結構中處於劣勢的女性同胞，而是學院中的菁英分子，是社會的上層。從這個角度來看，她們實在有負女性主義者之名。

美國女性文批者的認同選擇固然給她們帶來某種程度的事業成功（不管多麼的有限），她們所從事的文學批評也被同儕視為一具有一定的學術理論地位，但是她們與婦解運動整個脫節，只追求符號層面的抽象分析，而不打擊性別壓迫，這也帶來另一種困擾──那就是，男性學者的競爭。蕭瓦特在一篇文章中最明顯的表達了這種威脅的壓力。女性主義雖是女性為自身權益所做的自發式奮鬥，但蕭瓦特指出，目前有愈來愈多男性學者介入女性文批（例如在美國很紅的文學理論家Terry Eagleton與Jonathen Culler等），似乎有「讓大哥哥來教你們如何做好女性文批」的意味；有鑑於男性學者之經驗、思考、及訓練向來超越女性一等，蕭瓦特於是憂心忡忡的警告女性文批者留心男性接手她們的行業。

蕭瓦特的反應很值得分析。如果女性文批真的是以「為女性謀福利、求解放」為目標，那麼愈多人加入此一努力就應該愈好。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是為了女性的權益而戰，皆可視為同袍戰友，那也就談不上什麼威脅了。問題就在於，蕭瓦特似乎認為，只有女性才可以從事女性文批。這裏的假設是：女性的經驗是無法溝通給男性的，是徹底有別於男性的，因此只有女性才能為女性而戰，只有女性才有資格懂女性主義。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來，蕭瓦特擔心的，只是女性文批因此可能會被男性據為己有。這種心理充分反映出女性文批者雖口頭上喊「男人能，我們更能」，但骨子裏根本不夠自信；另外，男性學者的輕易插手，也反映出女性文批已成了另一個學術遊戲，任何人皆可插手，再也沒有任何政治鬥爭性。蕭瓦特的恐懼因此一再顯示出女性文批者真正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全體女性謀福利，而只是推進個人的成就與利益，打著女性主義的旗號發展自我的事業而已。

此外，由於為了排斥男人加入女性文批，為了防止自己被批判力較強的男性所批評，女性文批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著意發展出「女性經驗獨特」，「獨特女性語言」、「男人卻無法歸其堂奧」之類的理論，往往這類立論走向玄之又玄的境界，一點也不能連繫實際。孤立女性經驗，就是在政治上孤立，就是政治運動的自殺。婦解若要有成就，就必須「開大門，走大路」，團結社會上其他有被壓迫經驗的團體才行。女性生文批的閉關自守，說穿了無他，不過是為了保住飯碗，想長期壟斷女性文批而已。

婦女解放運動是個群眾運動，女性主義是女性群體覺醒到自身所受政治、法律、文化、語言、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歧視與壓迫後產生的集體意識與有組織的反抗行動。它既不是個人存在主義式的認定自身價值的單一行為，也不是個人孤立反抗壓迫的個別舉動。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代女性文批在抽象層面所做的個人努力，實在距離婦女解放運動的理想甚遠。

女性文批的脫離現實，除了和個人主義與認同對象有關以外，也和其研究及方法學的假設有關。許多女性文者是在新批評的調教下出師的（新批評在理論界的失勢是在1960年代的事，但是許多文學系的教學方法直到今日仍不完全脫出新批評的框架，這主要是因為師資的新陳代謝及理論在教學上發展運用，和理論界的步調相差數十年的緣故，因而許多女性文批者仍是在新批評的奶水中被調教出來的），在新批評的意識形態影響之下，對文學有一定程度的崇拜，看不出文學在社會結構中的邊陲角色，後來她們因女性意識及意識形態分析的啟發，雖然明白了文學所扮演的意識形態功能，卻仍習慣於使用「文學」觀點與方法來分析文學。也就是說，她們仍然走某一程度的形式主義路線，在文學作品本身的字面、意象、與主題之間的內在關係中找尋壓迫的痕跡，而很少實地探索文學作為一個社會建構是如何進行其意識形態的功能，基爾伯特與顧芭所寫的《閣樓瘋婦》式的分析便是此中的典型。

這種狹隘的研究方法固然和學術精密分工所造成的短視觀點有關，但也反映出女性文批沒有充分和其它女性主義研究的成果（如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史學等方面的女性主義研究）連手作戰，彼此聲援，以「歷史－社會」的角度來研究文學。要想分析文學在性別壓迫的社會中所扮演的意識形態功能，而不去了解那社會及其各方面運作的機制，或不研究社會結構與它所產生的文學之間有何回饋及互補功能，是絕對徒勞無功的。這也就是女性文批主流目前走進的死胡同了。

不過，在主流以外，美國仍有不少女性文批者與婦解運動保持緊密關聯，而且她們的研究也是以婦解運動的整體目標為大前提與指標。可惜她們多半不受中產的主流女性文批者所容納，也在學院內及出版上遭受各種挫折與阻撓。關鍵就在於這些非主流女性文批者（如左翼的Lillian Robinson, Rosalind Coward, Judith Lowder Newton，以及研究黑人女性文批的Babara Smith和研究女同性戀文學的Bonnie Zimmerman等）要求徹底改變社會結構，以消除性別與種族歧視和壓迫，她們認為跟本之道是必須取消男人宰治女人的建制，即父權家庭和一切支持父權家庭的建制；而主流女性文批者只希望寫些不關痛癢的理論文字，不但於建制無損且可促進建制的開明容忍形象吧！

看清了美國女性文批的蓬勃現象的真正內涵，我想我們可以看看女性文批在台灣有沒有橫的移植條件。如果說在婦解運動頗為先進的國家中，女性文批也只落得如今的地步，我們可以想見在此刻還沒有甚麼婦解運動風潮的台灣，它會如何的與現實生活隔絕了。

當然，如果我們只是為了要趕時髦，引進一個新的抽象理論而不管它的隱涵價值和與假設，也不管它的歷史意義與功能，那麼我們大可以為女性文批大張旗鼓，學學它的骨架，這種完全沒有婦解運動的女性文批是可以在學院的真空環境中孳生的。不過，就女性主義的立場來說，有沒有這個女性文批在學院中，不是個根本問題。重要的是，我們在台灣的社會現實中應該如何發展並積極推動婦解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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