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2001年為香港妓權團體紫藤的新書所寫的序）
許多人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性工作者，也不知道性工作者的具體生活和工作是什麼樣子，但是這些「外人」卻都能振振有辭的說得出性工作者是如何被迫從娼、如何受苦、如何渴望離開這個行業，政府和社會團體也往往得以振振有辭的大力推動掃黃廢娼，帶著道德光環來拯救（或者消滅）性工作者。
為什麼這些人有這樣的膽量來對自己不清楚的情況妄下斷語、對自己沒有接觸的人生道路做出決策，而且在面對性工作者挺身抗議時還能正義凜然的堅持掃黃廢娼呢？說穿了，這正是「社會歧視」操作的常見方式：「歧視」就是不需要理性思辨就引以為當然的下結論對方一定是如何如何，因此應該被如何如何處理。「歧視」的霸氣正在於它看起來那樣的「自然」，那樣的「合理」，那樣的無可辯駁。
1997年台北市的公娼走上街頭，抗爭市政府任意取消她們擁有的執照。這個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創造了世界妓權運動的一個里程碑，正是因為這些性工作者強力的抵抗「歧視」：她們在抗爭中公開表示肯定自己的工作，不願意失去這個工作，更拒絕讓市政府決定她們的人生道路。這些自主的立場都挑戰了主流意見的理直氣壯。
台北公娼們不但不斷的和政客們抗爭，也開始積極的教育這個社會：她們上各種傳播媒體，雖然有時必須蒙面，卻親身向市民宣導性工作以及身體自主的觀念；她們到學校和社區中去和學生及主婦們溝通，也和同台的學者及婦女運動者辯論性工作爭議中的各種觀點；她們用口述的方式說出自己的人生和工作，並且把這些記錄出版成性工作者的心聲以及妓權運動的史料。在這些活動中，她們提升了自我的意識，也提升了整體社會的眼界，她們述說自我的方式也開始豐富起來。
其實坊間並不是沒有人寫妓女故事的報導文學，可是很多作者都還是用最古老的腳本來寫性工作者，強調的是賣淫這個行業中的痛苦和剝削，結果這些作品反而常常被政客和保守團體用來當作廢娼的理由。面對這種局勢，性工作者自己發聲，自己來檢視自己的生命，自己來尋找更加認識社會、認識自己，就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對抗方式。
面對妓權運動的興起和努力，許多人或許還是懷疑性工作的除罪化和合法化有沒有辦法改變性產業中的痛苦和剝削。但是，性工作者們的親身經驗卻是：性工作的非法化以及各種掃黃廢娼的舉動，都絕對惡化了她們的處境。
過去的台北公娼擁有合法的執業權，做交易的時候有正當性，遇到不喜歡的客人、不願意提供的服務，都可以拒絕，有爭議時還可以理直氣壯的請求警方保護。然而，台北市熱心的、自以為義的婦女團體以及投機政客們，為了「拯救」這些妓女脫離「羞辱」的生活，為了不讓更多的女人進入這個行業，為了「潔淨」市容，好讓都市提升水平，竟然輕易的廢掉了公娼們的執照，拒絕傾聽公娼們的陳述，而把她們推入惡劣的私娼生涯。
所有大力主張掃黃廢娼以「保護」女性性工作者權益的人，都應該以台北公娼事件的先例作為鑒戒。唯有性工作的合法化或甚至除罪化，才能協助性工作逐步實現其現代的專業精神，消除性產業中那些前現代式的剝削和保守封閉的歧視。任何想要對性工作議題發言的人都需要坐下來傾聽性工作者的故事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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