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08年6月25日一位研究生寫論文過程中對我進行的訪談，來來回回的提問，給了我機會整理自己的經驗和理解）
1994 年老師提出的性高潮論述普遍被視為是台灣近代婦運發展的轉折點。很多文章也將1997 反廢公娼中爭取娼妓工作權連結到1994的論述做為起源。所以想從1994這個特殊的事件開始，探討台灣當時的社會狀態和老師如何和當時的歷史發展有交集。也許有些問題看起來是由您個人做出發點，因為畢竟是您開啟了這個浪潮。但是同時，我想要知道的不僅是個人的因素，而是由人做出發，勾喚出其所涉足的社會網絡和結構，並由此開始看到不同的人如何被號召，被動員，組織如何成型，進而有策略並成為一股社會力量。
- 1994 當時是一個反性騷擾的遊行，想請問老師怎麼會參加這個活動? 在那之前，老師是在那裡受到性慾主義的啟蒙? 如何認同此說法，並評估台灣在1994年需要自己來推動性慾這樣的一個理念? 當時考量的因素為何? 老師如何定義當時自己的位置? 選擇用喊口號的方式來推動性慾的理念，這個想法從何而出? 您覺得當時是要和誰對話? 之後看到有什麼效應? 這些問題也就是要說，強調(女性?)性慾自主在西方女性主義裡面有其特定意義和它必然的衝突性。 選擇在當時的台灣強調這個面向，想是可以預期看到一些爭論。因為老師的發言自成一脈(脫離當時台灣婦女學界普遍有的論述)，姑且不論這個發展是不是歷史的偶然性，我們都會想要尋找其中特定的社會條件，所以會問當年如何發展出性慾的關懷? 有無團體的支撐/ 個人的理念/ 學術的傳承/ 切割讓您可以選擇在婦女團體中提新意，做抗衡。和所謂新社會運動思潮，文化新左翼運動有任何銜接之處？
何：你說「性慾主義的啟蒙」，我是完全不懂你在問什麼，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性慾主義。我只知道，我們在後解嚴的台灣社會現實中，不斷遭逢新的現象、主體和議題，也在積極生產論述介入的過程中不斷撞到「唯性別觀點」論述的盲點和侷限，因此促使我們不斷擴大思考另外一些層面和角度，在摸索中找尋社會可能的抗爭力道，這也是過去15年來我和「唯性別觀點」的衝突所在。這其中的偶然性恐怕不小於結構性或脈絡性。
我1988年回到台灣後一直在自立早報和中國時報寫雜文，對於台灣的性別和社會現象提出我的分析看法，因為寫的東西很多是和性別議題相關，因此也就和性別線上朋友們與女性主義者有些接觸和合作，對於新興現象以及如何用語言改變現實的認知有很大的興趣，遇到有議題時都會共同寫文章打開社會空間。1994年師大女學生被國文系七匹狼教授之一性騷擾事件初初浮現時，我們有些朋友就在一起討論如何回應，當時台灣其實還沒有性騷擾的論述，因此如何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提出一個有理論基礎、反映台灣父權社會現實的論述是個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在此同時卻也發生了胡瓜疑似性騷擾／侵害酒店小姐李璇的案子，婦女團體對於大學女生被騷擾反應激烈，對酒店小姐被騷擾卻表現了不尋常的遲疑，這是讓我們一些朋友覺得很稀奇的事情，也對此曾經進行討論，覺得不應有此區別待遇。這件事情也使我們第一次注意到女人有區別，好女人和壞女人的社會形象竟然也會在女性主義圈子裡面形成差別待遇。（稍後女同志的性議題也會同樣的浮上台面，迫使女性主義圈子討論姊妹鬩牆的問題，我也有寫文章。這兩個議題都關乎女「性」，也都在1994-5就已經浮現差異。）
1994年春天其實是台灣女性主義者集結且頗為活躍的歷史時刻。3月8日的女性主義講座震動了大學校園，引起很多人的關注，4月發生師大性騷擾事件，由於大部分女性主義者座落在大學校園中，對這個議題感同身受，因此反應熱烈。反性騷擾遊行的構想其實是我們一些朋友（包括後來被婦女新知開除的王蘋）當時覺得可以藉著一次組織遊行讓女性的力量出來，也凸顯性騷擾的社會文化意義。更重要的則是在遊行前推動校園巡迴講座，讓更多女學生認識女性主義，能夠出來支持這個遊行。我個人就被派了兩場，去了文化大學和中央大學。在討論和座談中逐漸開始認識到當時有些女性主義者的反性騷擾論述好像侷限在性別論述的恐懼憤怒框架內，而且因為只講性別的角度，結論就傾向於反性、反男人、反校園情慾，也帶出某些保守的結論（例如提出讓校園裡師生間更為緊張和拘謹的措施），而不到這些論述和建議中的性層面（這也是李璇被差別待遇的根基）。這是我當時感受到的危機，因此我在座談會上就很清楚的宣示：反性騷擾不是反性而是反騷擾，不是反男人而是反騷擾女性的男人。這後來也成了遊行前夕張小虹在台大校門口說性騷擾時的主軸。
至於台灣當時的整體社會脈絡和我們的感受及介入動機，請參看《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裡面收錄了卡維波的〈一場性革命正在發生〉。還有可以參考1994年的許多書或文章（《不同國女人》，《豪爽女人》等都有講到當年的一些事情，後來的《性政治入門》也是一樣，都有解釋我們對性騷擾以致於倡妓問題的看法）。如果你沒有看過我放在網上的這幾本書，請自己多看看，有很多當時的脈絡蛛絲馬跡和具體的辯論。
我的思考並沒有團體的支撐，也不是純然個人理念，而是面對社會變化時，全力尋找並動員可用的論述資源來打仗，在邊打邊學邊用的過程中發展出你所謂自成路數的說法，也在過程中好像形成了某種團隊。我們在理論上的師承很廣，從佛洛伊德、馬克思到泛新左翼到賴希到傅柯到紀登思，我們都批判性地使用。我不覺得思考是從一個有整體性的、想得透透徹徹的架構出發，我們其實是在面對不斷冒出來的社會現實被催逼著走，催逼著生產新的觀點、語言、論述。我們是面對現實的，介入現實的，現實也會逼著我們不斷擴大我們的關懷和思考，給予我們能力去看到現成西方理論的盲點與重點。（又：卡維波曾寫過〈政客的性道德與國家的理性化〉，你看過嗎？好像和你對國家與倡妓政策的關懷有點關係）
- 1994 五月遊行後，性/別研究室在1995年成立。雖然性/別研究室的成果很多，相對於對於其它婦運組織 (如新知等) ，學界組織 (台大婦女研究室，清大性別研究社，女學會) ，現有討論比較少談性/別研究室的成立與台灣的意義。 請問您怎麼界定性/別研究室在台灣，在婦運和在學界的角色與意義? 當初如何成立這個研究室? 它的成員基礎來自那裡? 在運動與學術(或其他)的選擇之下，為何選擇在學院這個方式? 如何在中央大學取得正當性?
何：性／別研究室的成立和其他學界單位截然不同，我們是在被女性主義運動組織排除了發言位置的條件下集結成立另一個發言台的。要理解這個中的原委，就請追蹤女學會（1994年我和許多朋友共同發起的組織）在那一兩年中對於性解放的說法和態度。這也是你需要研究的。當我被公開指稱不是女性主義者，我的立場不是女性主義立場時，這種噤聲的效應是很具體的。運動上已經被宣佈沒有正當性，唯有用學術的正當性發言了。
性／別的成員來自中央大學的性解放戰線成員，有著地緣和研究領域的相近性，也有著長久專業和運動的合作關係。我們在校內本來就是優秀的教師和研究人員，決定在台灣學術專業化的潮流上成立集體的研究單位也正是其時，而多年來持續的學術研究和生產，使得性／別研究室雖然經歷無數危機（援助交際網頁、動物戀網頁），卻仍然不減其運動的投入和立場的鮮明。我們是基進運動的學術左翼，為運動而存在，以學術作為實力和介入的形式。
- 性／別研究室的人員有助於1997年開始長期的反廢娼抗爭嗎? 想要請問老師在1997廢公娼整個過程中什麼時候注意到此議題? 廢娼時老師如何，為什麼會想要加入反廢娼這個行列? 當時如何跟其他團體組成公娼自救會? 公娼自救會當時被公認為是有很有戰鬥力的團體，自救會如何被組織起來 (人力，經費，策略，效力)? 如何串聯議員，與公部門對話? 除了參與的是部份公娼外，都是什麼人在支援抗爭? 如何動員工作人員持續這個長久戰? 公娼阿姨們如何能夠放下多年來的污名出來發聲? 是誰和何時認知到公娼阿姨們發言的重要性?
何：太可怕了，你做這個題目，竟然還問後半截這種起碼的問題。從台北公娼自救會抗爭到日日春關懷協會成立，後面是怎樣的組織和人員，你不知道？沒查過網路？不用問我吧。要問，也應該去問日日春啊。她們出了幾本書了。
為什麼要加入反廢娼？因為在1997年9月3日的座談會上首度遇見了公娼，這次就是一些社運者與女性主義者首次和公娼面對面，一方面看到了菁英良婦的嘴臉，一方面看到官秀琴痛斥沈美真，看見了女人的力量，特別是底層女性不畏污名的力量。當階級和性工作以肉身的方式出現在你眼前，當壓迫以國家暴力的方式排山倒海時，在女性主義的立場上，百分百應該支援公娼，這不是最基本的姊妹情誼嗎？更不用提爭取階級正義呢！（你問是哪個座談會？發揮做研究的本事吧。）當時王芳萍非常感動，就決定從工運開始投入性／別運動，會後我們一群人包括綠黨的彭渰文在內就要籌組一個聯合陣線（但是綠黨後來退出了），從那一天起，性／別就投入了性工作除罪化的陣營了。在性工作議題上我有很多發言，每次發言都有脈絡，都有針對性（我從來不在universal的立場上講事情），請自己看我網路上的議題論述吧。（剛才提到的9月3日那次的座談我也有一個發言，http://sex.ncu.edu.tw/members/ho/Mlist_01.htm。這個座談是婦女新知所組織的座談，當時秘書長是王蘋，後來這一連串的事件和王蘋被解聘的新知家變都有關）
性／別的成員一直在性工作的戰線上，1998年我們出版了第一本公開宣示妓權的書，直接而積極的介入公娼的抗爭，從學術和論述的角度提供正當性和運動支援。2003年我們又出了《性工作研究》，你也沒看過？啊，功課要做。
- 雖然有多位學者將1997 反廢娼直接放置於1994追求性高潮的脈絡當中，但是1994 的性高潮口號似乎是一個普性的宣稱 (因為是在女性反性騷擾的遊行中，所以是對女人而言或對那些看女人的人而言) ，而反廢娼爭取的則是針對少數的，底層的女性做實質的轉換。在您看來，這兩者(宣稱和實質的要求)有差異嗎? 您又如何用一個少數群體(公娼) 做為女性，或做為整體人類性慾的表徵與串聯? 這又需要什麼樣子的轉換?
何：我必須說，這裡問的問題很混亂。1994年我談的議題是女性情慾（female sexuality），這是女性主義的核心議題之一。性高潮只是其中的一個小節點（female sexuality包括了女性高潮的議題，早年是陰核高潮，後來轉向其他如audre lorde之類的論述），但是因為語言不凡而受到關注而已。對我而言，性高潮不重要，使得女人不能談性、無力抵抗爛性、無力營造並擁抱高潮的文化，這才是問題，這也是「我要性高潮」整個論述的重點所在。
女性情慾是性（研究）整個領域中的一小塊，性工作也是其中一塊，同志（研究）、跨性別（研究）、SM、青少年情慾、愛滋、隱私（public sex）、性騷擾、性的（國家）管制等等都是其中的議題。這裡的關鍵根本不是你說的「性高潮是普性口號（啥意思啊？），性工作是少數群體的議題」，我完全不是用這樣的架構來想事情。這不是人多人少、普遍特殊的問題，一方面它們都是當代性研究逐漸在歷史過程的抗爭中浮現的鬥爭熱點，而一旦浮出，就是打仗的機會，就有介入的需求。二方面，性工作怎麼會是少數人的議題？當然是普世的重要議題，否則女性主義不會這麼關切。性工作一個方面是和女「性」的公共化（走出私領域），家務勞動的商品化直接相關，二方面則是涉及現代性的一些核心議題（現代自我與勞動過程等等），也許你不熟習我們關於性工作的寫作。
感覺上，你是否對於性領域不太熟習？這些議題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非常相關的，所以才有酷兒研究的出現。你如果沒有熟習這些或至少部份的性議題，那你對性工作的理解會漠視這些議題的相關，脫離具體現實的基礎，變成在抽象的層次亂飛，把空洞的概念做任意連結或套用。國家對於性工作的管制，是和整體社會的性管制連結的，而這又是在性的社會控制與社會建構的脈絡裡進行的，在不同層次上進行著相互呼應的管制，有法律／犯罪，也有道德／污名；有人口／生命，也有兩性／家庭。（前者是國家管制的操作，斜線後是社會控制的操作）
- 在抗爭過程中，對陳水扁堅持廢娼，老師提到這是違背先進國家的風範。但老師如何看性解放與台灣做為一個進步國家的關聯? 在您所認為的先進國家中，政府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不是要質疑這個角度，畢竟這也是我想要做的題目。只是想弄清楚祝老師如何釐清其中的關聯。
何：「違背先進國家的風範」這種修辭，在台灣這個主體性一向脆弱的脈絡裡有它一定的效用，但是我是從來不把雞蛋都放在國家這個籃子裡的。更何況所謂先進國家往往也是一些非常不平衡的發展狀態，從美國的禁娼到北歐的罰嫖不罰娼，沒有一個是完美的範例。台灣進步不進步，還有待商榷，畢竟在政治上的解嚴並不等同於社會解嚴，事實上，在近年我們看到了台灣政府和保守基督教NGO之間的攜手打造嚴厲規訓的社會（請看我寫的＜從反對人口販賣到全面社會規訓＞，網站上有），而在這個大興（性）文字獄的節骨眼上，還真的只有性解放從未放鬆抗爭極權的努力，甚至可以說是當代人權自由的重要指標。我其實不太關心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我和主流的良婦女性主義者的差別正在於我不是state-oriented的；但是我知道性解放此刻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在一個政治異議已經失去意義和力道的年代，社會異議（此刻的熱點則是情慾異議）才是真正的戰場。
- 之後日日春的成立，老師有參與嗎? 在反廢娼的社會基礎退掉後，如何繼續推動除罪化? 日日春的目標很大(要有社會基礎的除罪化)，但是這也意味著跟官方的互動保持著該有的距離，在短時間內無法消抹。選擇這種策略的原因?
何：我們性／別研究室是性運（當然包含妓運）的基進理論生產單位，與日日春這個妓運戰鬥單位保持密切結盟，因此街頭抗爭、室內座談，我們也是每役必與。而除罪化（更積極的說是自主化）一向就是我們的立場，性工作的高度現代化和徹底解放，則是我們的終極立場。這方面請看我們網站上的〈性解放ABC〉。
在公娼抗爭年代，我們的性運立場就很清楚，即使勵馨提出青少女援交來妖魔化性工作，反對除罪化，我們仍然不打折扣的肯定所有性工作，因此當年與王芳萍她們的緩廢訴求還有些緊張。不過在抗爭場域中一向合作，相互支援。
- 對於張毓芬/ 張茂桂等將您的反廢娼路線重置於國族政治思考層次，您的看法? 如果當年反廢娼論述沒有國族/族群的考量，為什麼不考慮從這個版面著手呢? 反對的原因?
何：這個問題一部份可以參考石之瑜和卡維波的論戰（在《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一書）。可以給你一些啟發。
另方面，由於你說的這兩張基本上是statist，和我們這些左翼份子講的激進民主（人民民主）可說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觀，所以兩張會有那樣的一種詮釋，因為她們陷在那裡面，看什麼都會從單一的國族角度出發。不過激進民主的出發點則是多元差異，反對唯性別、唯階級、唯國族、唯政治、唯xx，但是所有抗爭必須連結或串謰起來，這才是現代解放的真意。我們講性解放，也是在現代解放下，聯繫著性別解放、階級解放、族群解放等一起講的。包括獨立在內，我們也是提出台灣地方獨立（台灣邦聯化），人民獨立與人民統一的連結，以及「微國家」（現在有人把這個想法寫成一本書了），目的則是反對一元的統攝論述，即，用國族或階級把其他社運都收編於其下。這個「以獨運來統攝社運」的想法，現在連獨派都接受了（她們在執政前說社運只有靠新的獨立國家才有出路，但是掌握政權後反而和社運切割，要社運自己去奮鬥，不要仰賴國家），但是當年所謂後現代思想剛起步，我們當時其實是被敵意的對待的。
我不記得兩張寫了什麼，好像是用一兩句報紙文章的話來佐證她們的論點，但是這會忽略我們當時發言的脈絡與用意可能是想用公娼運動來形成統一戰線，串連各方等等。就好像當時反對公娼的都是民進黨議員，國民黨議員則是只有打折的支持度（而不是全力支持，這連當事人都這樣聲稱來跟我們劃清界線，表明自己不是贊成倡妓），但是公娼仍然需要那一半的支持才能在市議會開會等等。公娼運動需要各方的支持，包括其他社運的支持以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王芳萍她們當時甚至比較希望和擁扁的女性主義及婦幼團體對話以減少阻力，她們這個態度到今天大概還沒變，因為她們覺得除罪化必須得到這些人的支持才可能成功。我們則是在另一個層次操作，比較是論述上的串謰，希望能把公娼運動的影響在思想與政治論述上盡量擴大，所以會連結到激進民主、人民民主等等。
台灣公娼抗爭的意義對某些人來講就是打擊了她們政治上的領導人（以及跟隨者）的政治前途與聲望，但是當然絕非如此。從國族政治看公娼運動，這個角度不但狹隘，而且真的關係不大。公娼運動是一場台灣的酷兒運動，影響深遠，幫助了同性戀運動的政治化，也影響新一代女性主義，新知家變後也促成性權組織的出現，台灣的性／別學術研究也從這裡開始大幅成長。如果你有更深入的了解運動背後的人際關係，那你就知道公娼運動影響的一些人後來會在不同的戰線繼續打拼，而彼此又能夠通聲氣，形成台灣的性運團結基礎。把公娼運動和統獨拉上關係，主要還是一些對於陳水扁市長落選耿耿於懷的人的少數說法，從客觀上來看，我不認為台北市民投票給馬英九是因為陳水扁廢娼，而公娼運動的意義與影響也根本不在這裡。
二次提問
你好，你的上封信就像你說的，寫的急了點，感覺有點籠統粗糙，讓我誤解你的準備不足，這第二封來信把你的中心問題說得比較清楚。不過你這封信裡問到的問題，也就是運動中不同角色分工的張力的問題，我覺得不是台灣的這個妓權運動的主要問題，它其實是個普遍性的問題，可能發生在任何運動與許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台灣妓權運動中卻沒有很突出或尖銳。
我講的這個運動內部分工問題可以這樣看：一個社會運動，不管哪種，裡面都包括很多參與者，外面看來有主角配角和龍套等等，這之中當然有其politics政治－－比如說，龍套真的只是龍套？一點都不重要嗎？其實，辦活動時的義工或者來捧人場、人氣的學生固然是龍套，但是沒有這些人，根本就無法成就一個事件或行動。我自己過去辦過很多活動，也很了解其中的狀態。我自己也常常當龍套，由於我家住中壢，加上日常就有很多工作與事務，通常只有週末假日可以去台北或其他外地參與抗爭，這使我了解到：龍套雖然付出有限，但是也是她所能付出的很大一份。在動物戀官司時，很多人特別跑來法院支持我，我都覺得在場雖然只是拼個人氣，大家還是都很有充分的誠意，所以對所謂龍套我是很有感覺的。
在反廢娼運動中，我基本上扮演兩個角色，一個是提供學術研究的武器。在運動開始初期，1997年9月初接觸到公娼，1998年3月我們就推出一本厚達336頁的妓權專書，同時安排東海大學紀慧文的《十二個上班小姐的故事》出版，雙管齊下，挑戰那些既存的、問題化倡妓的研究，建立這個議題的知識霸權，來改變年輕人和知識份子的觀念；另外我們還持續舉辦學術會議和座談會、申請國科會計畫等等來推動性工作研究，以期把這個妓權的正當性建立起來。組織這些論述的寫作出版和活動都很花時間精力，除了我，恐怕也沒有別人能做，因此基本上我把時間都花在這方面。另方面的工作就是以學者身分來替運動背書，只要台北有集會或抗爭，我都會跋涉去參加，很多時候也會受邀在現場發言，說些高亢的話激勵人心，爭取媒體版面。因此，確實可以總括我的角色是寫文章和發言，這後面當然也包含一些組織工作（籌辦會議和動員學生去幫忙），但是基本上我不像公娼自救會（也就是後來的日日春）的人對公娼做具體的組織工作。如何找議員連署，如何組織公娼，如何規劃行動等等問題，都不能問我，因為我沒有參與這部份。
我認為這些分工的問題是普遍的問題，不是哪個運動的問題。有時分工不清，反而容易導致運動分裂或內鬥。日日春（最早介入時其實還是叫做工委會或女工團結生產線）有個機制來防止這種內鬥，那就是比較強力的內部整合：所有要扮演組織動員的運動角色的人，都必須被整合到其組織中去，故而那些不願或無法和他們有密切組織關係的人就自然不會進入那個核心。有人批評他們是山頭主義，但是其實他們的做法（必須加入我們組織，否則就被排斥在外）有其內在的道理邏輯，如果一個運動有兩個團體在做同一件事（例如動員組織公娼或決定運動方向或策略），衝突就很容易發生。這個道理也適用於其他角色，例如當時全力做學術研究與知識意識形態生產的團體，大概也只有我們性／別研究室，我們自己很團結，所以這方面並沒有內鬥。對我來說，我沒有什麼選擇，因為我位處中壢，有固定的教學工作，又很早就投入論述生產，不可能還有時間精力去做組織公娼的工作，或者天天開會，隨時因應情勢變化的不斷溝通，所以我當然把對妓權觀念與學術的發揚作為我的投入形式。至於其他人（如綠黨或其他個別的社運者）究竟如何投入，我不清楚。另外，我和工委會合作是更早的1990年代初工運時期，我對他們很有了解。我深知只要扮演我自己的角色，完全不參與也不過問他們的組織動員和決定運動方向策略事情，全力配合他們就好；雖然會被他們當作「外人」（外部支援者），但是我知道這會是最好的分工關係，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我也沒時間處理的衝突。反正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改變社會。我覺得分工的張力問題在台北公娼運動中不是主要問題。至於工委會和別人有沒有因為同一個角色而有衝突，我想應該還是有零星的，但是正因為日日春這些人當時是公娼運動中主導的力量，沒有第二個團體或個人還在真正主導組織工作，所以那種因角色分工而導致不同路線的內鬥應該是不存在的。我可以理解有些團體或個人有時會比較防衛性，可能會本位的看事情，就像我自己選擇觀念學術的角色也可以算是一種本位。我自己在2000年以後還組織了跨性別團體，但是因為團體小，同時我又身兼跨性別運動的學術知識工作，所以自己的不同角色之間不會有大衝突，但是我因此對運動角色分工有多一層的領悟。
關於緩廢訴求有緊張關係的事情，上封信我只是一句提到，把一些時間點都濃縮在一起，既然你已經從其他的訪談得到一些觀點，或許我也應該說得更清楚些。由於我們性／別的立場一向就是徹底的除罪化，在公娼運動剛開始提出緩廢的妥協訴求時，反對公娼的婦女團體還高亢的指責，我們都一直講除罪化，那自救會講緩廢就是講假的。這當然是因為反娼派不但想藉此徹底消音除罪化的說法，也試圖間接用這種方法來分化擁娼的陣線，在其中製造緊張關係。事實上，我們作為運動的學術支援者，當然不會反對運動主體本身的訴求，更何況緩廢的訴求和除罪化的理念並沒有衝突（後來日日春成立後的主線也是除罪化）。尤其是，我和個別公娼主體（從自救會時的官秀琴到現在日日春的麗君）的關係也不錯，很清楚緩衝是現實的決定，而公娼最清楚她們的現實，所以我在有發言機會時都會極力支持緩廢（也就是當時要求的緩衝兩年），這應該是有目共睹的，也是當時所有參與團體的共識。1998年馬英九當選市長，鄭村祺當了勞工局長，緩廢兩年終於成功實施，兩年後，緩廢期滿，公娼事件落幕，但是此時組織者決定成立日日春，繼續組織性工作者，推動性工作除罪化的議題。組織者當時可能還有些焦慮，可能是因為他們接受了馬英九的緩廢，也決定守信，沒有繼續抗爭，大概怕別人指責他們，不過我並不知道實際上有誰指責他們（也許他們的敵人說他們的風涼話），總之他們十分焦慮，防衛性很強，那時我有發過信給她們。
公娼事件對於我們某些學術人還有另一種衝擊，是外人不太知道的。1998年在抗爭還是高峰期的時候，我們覺得應該具體做一些性工作相關的研究，以便更有力的對抗那種把娼妓悲情化、問題化的傳統娼妓研究，因此有幾位學者組成了團隊向國科會提出研究計畫，結果曾在反對廢娼隊伍中最高亢發言的四位（夏林清、丁乃非、甯應斌、和我）都通通被砍掉。評審的評語清楚的批評我的研究計畫有清楚的「擁娼」立場，質疑我的學術背景轉向性學和婦運是因為想「替性從業者去污名…..可以預見本研究將導向肯定、贊揚性交易的方向…..可以預見不僅不能發掘真相、建構可靠的知識，反會生產不可靠的東西，不唯無益於學術，更且可能產生誤導社會的作用，因此不建議予以補助」。後來我們四人都向國科會提出嚴正的申覆，最後只有我和丁乃非的申覆成功，研究計畫的具體成果則呈現在《性工作研究》一書中。我講出這個史實是要顯示，當時公娼爭議所帶動的鬥爭慘烈程度，並不只在運動中，並不只影響公娼而已。針對我們主張除罪化的學術人，敵對者就利用制度的力量、利用學術審查的機會，來遂行學術迫害，這也是非常明顯的。這件事其實導致甯應斌連續兩年無法申請到國科會計畫，對他後來的學術生涯影響很大，後來換了研究死亡的題目才得到補助。
其實公娼運動牽連或包含了很多東西，學術研究與台灣其他性運都受到影響。除了這次差點成功的學術迫害之外，我和勵馨及其他反娼團體的對立，也可以說是在公娼抗爭中白熱化起來的，後來在2001年援交網頁事件和2003年動物戀網頁事件中，我個人和我的網站都遭遇進一步訴諸國家制度的攻擊，在性工作和緊密相連的色情議題上被迫進行幾近致命的肉搏戰，這些都多少和當年公娼事件中我們的積極論述抗爭有些關連，使我成為這些團體仇恨且欲除之而後快的目標。（這些團體的近年企圖則請看我的論文http://sex.ncu.edu.tw/members/Ho/paper/20050901socialdiscipline.pdf）
這個大議題在台灣近期民主化的進程中有著很多複雜的糾葛和積累。慢慢研究，慢慢問吧。
三次提問
1997年公娼抗爭的那一年稍早曾有另外一個非常顯著的事件，和廢娼事件相關：台北市14、15號公園被拆除，以便形成晶華酒店旁目前的中產品味公園，並提高周圍那個區域的地價。你可以去查當年黃大洲的規劃案如何受到民眾抵抗，後來陳水扁的政見如何保證住民權益，但是上任後卻以怎樣的高姿態強勢拆除，創造其鐵腕形象。當年這個事件有著非常悲壯的抗爭過程，以台大城鄉所自無殼蝸牛運動以來發展的都市改革組織者串連壯大戰線（那個人脈也很寬喔），這其中的參與者很多都一直留在其他後來的抗爭中，包括廢娼事件、新公園改名事件等等。事實上，公娼事件除了是性工作議題外，很重要的一個面向就是都市規劃將邊緣住民及文化空間驅除消滅的議題，市政府在廢娼舉動中的堅持和迅速也必須在這個具有重大經濟利益的脈絡中思考。
因此，要放大社會歷史情境，就不能只看公娼事件或你所想像要找的侷限人脈，而恐怕得看看陳水扁以人權和民主形象上任後令民眾十分失望的表現，以及其所引發的特定事件在抗爭中所拉起的結盟。這些在抗爭現場建立起來的聯盟具體的反映了政權轉移及其後的利益真相現形，如何引發了人民的抗爭，其中的軸線都和台北都市規劃、都市形象打造、以及其對底層邊緣住民的衝擊有關，因此有著絕對的階級內涵，更別忘了公娼的底層位置（沒見過台北市以這樣的鐵腕消除其他階級的性工作者），以及台鳳集團在萬華地區的建案關連。市政府的高姿態冷血處理方式逐步暴露出執政的民進黨越來越沒和底層站在一起，這些事件的廣泛累積不能說和後來陳水扁失去台北市政權無關。（說公娼議題使得陳落選市長，恐怕只是抗爭團體自我鼓勵的說法）
公娼運動中還有另外一個參與的力道，是同志運動組織。同志與公娼在廢娼過程中接觸，又在教科文預算遊行中正式面對面，這也是個很有意思的發展。
看起來你很執著的一點是人脈形成了社會力，社會力則左右了局勢。不過，到頭來可能會發現，社會力才是真正的重點。因為社會力才使得人願意彼此結合發生關係，過去沒有合作關係的可以開始合作，或者過去雖然認識但是現在才有共同關切與工作目標。社會力的背後是社會的壓迫關係，就是因為有性壓迫，而當有個性解放議題出現時，被壓迫的人會以各種面目和原由站出來支援抗爭。就我所知的兩個例子，一個是看似與平常人無異的大學教授參與公娼抗爭，直到幾年後，我才知道他是跨性別。另一個也是一樣，看似普通人，但是在參與運動之後，才知道他是愉虐戀者。這兩個人過去都和所有參與者沒有任何人脈關係，就是直接加入參與運動，可見得只看人脈是走不通的。除了性壓迫外，階級壓迫也應該是個重要的社會力的背景，大批同志與女性意識者參與公娼抗爭，我想不是偶然的，還有捲進關心工運與都市更新的人，也不是偶然的。這就是社會力的展現，社會力強化與利用了原有的人脈，創造與鞏固了新的人脈。
1980年代救援雛妓，如何和【人權】論述銜接，這是一個必須放在戒嚴脈絡中理解的現象。我在論文中的一個註腳有提出一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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