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辦「九零年代回顧」專題時邀請我寫的文章。我的選擇則是聚焦那個年代我個人所經歷的一些片段，以呈現那個年代的氛圍。原文刊登於2008年9月17-18日，分上下篇刊登）
1990年代是個極為不安分的年代。解嚴帶來的鬆綁開啟了不可預測的政治機會與社會流動機會，許多人因而不再安分，個個都要一顯身手，新的遊戲規則、社會氣氛與典範紛紛取代舊的，今日回首，當年的學運學生後來都能位居高位，顯然1990年代的不安分有其政治社會的結構因素。然而富裕的消費社會成形，新而多樣的資訊提供新身分認同，也挑激了人們被壓抑已久的慾望，更多人不再安分，個個都躍躍欲試。在這個不安分的年代，我則因為巧遇了許多不安分的男男女女而變成後來催化情慾解放論述的觸媒。
不羈的《島邊》
離台整整十年，舊的關係早斷了線，回台後認識的朋友多半是對社運有興趣、搞批判的知識份子，這些朋友積極的耕耘文化思想園地以彌補戒嚴年代的枯竭，他們的強大生產力使得當時的報紙副刊展現出強烈的批判氣質。或許副刊版面和編輯台的限制使人渴望一個更為開闊的園地，這些朋友最終自己搞出了九零年代最受矚目的批判刊物《島嶼邊緣》。《島邊》沒有真正的核心或固定編輯團隊，只有一堆來來去去帶著莫名慾望的知識份子，誰投入的精力和時間多，就可以主導編輯主題和方向，由於每一期的專題不一樣，參與討論和編輯的不同掛朋友非常多而雜。
讀過《島邊》的人大概都會訝異於這個刊物的特殊風格：在內容和論述上是份嚴肅的學術刊物，但是在形式語言圖像風格上卻常常流露著葷腥不忌的惡搞慾望。其實這個印象不見得適用於每一期《島邊》，因為大部分寫手還是很嚴肅的、學術的，對當代西方理論和社會分析都很專注投入；不過總是有那麼一兩個不安分的人在編務的後製過程中會突然提出一些餿主意，建議在頁面邊緣放上這個那個諧擬嘲諷好玩的文字和圖像，而這些嘻笑創意立刻勾起大家的興奮，於是一個接一個更為惡搞的主意都跑出來了。或許在內心深處，很多嚴謹的學術人也蠻享受不安分的愉悅吧。那些沒有投入後製編務的寫手就只能在拿到刊物的時候驚嚇地發現自己的精心傑作配上了一些完全搭不上邊的「雜質」，我不確定是否有寫手因為雜誌頁面上突兀的反差圖像和文字而逐漸淡出《島邊》，唯一確定的是，諧擬嘲諷的風格在後期的刊物中益發喧賓奪主起來。
《島邊》的風格倒不是浮面的惡搞而已，事實上，這個越來越流暢的獨特語言和圖像風格正是對當時台灣文化政治的積極介入。1990年代初期，解嚴後壓抑已久的社會力大量釋放，各種社運也風起雲湧的凝聚實力，其中政運以美麗島事件所凝聚的悲情義憤，結合起族群情結和國家定位的願景，鋪陳出一個「打倒國民黨就可以一舉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態勢。異議人士勇戰威權體制的圖像，更使得政運自命為先鋒運動，不斷對其他社運提出「政運優先」的道德要求。《島邊》則呼應弱勢社運的抵抗，在思想和理念上提出「邊緣戰鬥」、「人民民主」、「多重戰線」等等突破單一的說法，在形式和質感上更接合邊緣（如屎、尿、屁、性）不入流的語言和議題，以或衝撞或攪擾的出擊來抵抗政運那種統合整編的嚴肅力道，可說是最早展現酷兒精神的文化實踐。在後來「假台灣人」、「後正文」等專題中更進一步形成了自我諧擬嘻笑嘲諷真假難分的文體，揮灑出《島邊》獨特的文化思想策略來調戲逗弄當時越來越嚴肅自義、邁向執政與國家主義的社運氛圍。
在某個程度上，《島邊》的歪搞風格與當時「給我報報」和「腦筋急轉彎」這類不按牌裡出牌但是深獲大眾喜愛的新文化潮流異曲同工，體現了不同社會階層廣泛可見的不安分。《島邊》這群不安分的知識份子則繼續引領後來邊緣社運的操作基調，情慾解放論述在這個刊物創造的文化空間裡首度以「妖言」發聲也就有跡可循了。
昂揚的論述
1993年中，台灣已經澎湃多時的性革命正式接合情慾解放論述。在那個歷史時刻，不少女性主義者已經不安分的在小團體和讀書會中摸索著自己的身體和感受，也開始書寫女性情慾的質感；我則受張老師出版社之邀主持性心情工作坊，與八位平凡但身心悸動著或慾望著不安分的女人一起深入討論女性心情。1994年初，好友王蘋和丁乃非受邀主編《島邊》第九期，她們決定接合女同性戀團體，用性別認同來凸顯女性的社會處境，以此攪擾主流政治全力普及的家國認同。她們也邀集朋友，以「陰蒂姊妹」為集體筆名推出「妖言」專欄，於是嘴唇、乳房、陰蒂、陰道開始說著她們的愉悅和激情，女女、女男、女與男同，不同的身體、經驗、感受交相輝映，超越了一切指導原則，溢出了主流的道德軌跡。不過，《島邊》畢竟是個小眾雜誌，讀者群十分有限，「妖言」的歷史能量還需要另外一個觸媒來爆發。
3月8日我在台大參與女性主義者主辦的「三八講座」，我定的主題是「女『性』解放」，但是最終卻沒有人記得這個題目。我講的內容從頭到尾從來沒有說到「打破處女情結」，但是媒體報導卻鎖定這幾個字，而這個標題竟然莫名其妙的吸住了社會大眾的想像，成為風行一時的話題。還原歷史真相，我當時演講內容主要是分析為什麼女人的力量不如男人，這種勢弱和女人的性調教有什麼關連，要怎麼克服「處女心態」的侷限。演講結尾，我順勢推銷刊物，把《島邊》的「妖言」描繪為「女『性』解放」的具體實踐手冊，這麼一來，專欄有了新的大眾意義，那期的《島邊》也以破記錄的速度銷售一空。
現在在youtube上看那場演講的影音記錄時，我仍然不解當時在場的女性主義者和女學生為什麼聽得那麼「爽」（這也是唯一適用的字眼）。（現場影音請看此處http://sex.ncu.edu.tw/media/index.html）我當初選擇題目的時候很清楚許多大學女生已經在和愛侶嘗試身體的親密關係，可是女性情慾文化資源的貧瘠和語言的缺乏往往影響到她們在情慾活動中的享受和自主；我的設計是建議一些簡單有力的方向，讓女學生開始練習主掌自己的身體情慾。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具體建議沒有幾個人記得，但是那二十分鐘的歡聲雷動卻是貨真價實的情慾解放經驗：女人在相互肯定的群體中克服了對性的顧忌和恐懼，台下台上清純臉龐下躍動的強大不安分能量也在豪放自在的鼓舞中奔騰四溢。這就構成了我後來撰寫《豪爽女人》時的基調。（《豪爽女人》全書已經上網）
我後來不斷解釋「打破處女情結」遠超過「打破處女膜」，努力的要女生看到其中的深遠意義；現在想來，媒體報導「打破處女情結」倒是一語中的說出了其中真正的解放力道，也因此迅速引發社會爭議，因為大家都在「處女」主動「打破」的圖像中看到了那個可能沛然奔放的女性力量。
「打破處女情結」的震盪還未平息，5月反性騷擾遊行隊伍中我喊出的口號又掀起軒然大波。本來遊行隊伍休息時我受邀上指揮車去說幾句話，我自認犀利的分析了性騷擾如何來自一個情慾貧瘠、壓抑主體的社會，也激勵群眾追求更開闊的情慾互動以徹底消除騷擾的必要。結尾要上路時，我邊想邊唸的謅出一連串口號：「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你再性騷擾，我就動剪刀，把你剪光光！」今日大概沒有多少人記得我當時的文化分析，也沒有多少人記得這五句口號，更少人記得我說的是強調主體位置的「我」要性高潮。但是台灣女性上街「要性高潮」的圖像不脛而走，傳遍全球，也成為描繪當代台灣女權的重要象徵。
女性主義社群對於這個口號在媒體上佔據版面「篡奪」了反性騷擾運動的主軸是很不滿的。我個人則認為愉悅是知識和力量的來源，女性與愉悅隔絕當然會弱化女性的力量，成為騷擾和侵犯的受害者。但是遊行後延燒數年的「性高潮」熱完全越過了理念，它只針對女人敢說要性高潮不斷做出無數文章，我想這種固著不是沒有原因。畢竟，一個概念能夠抓住一整個社會的關注和情緒，關鍵絕不是這個概念，而是已經在冒泡的潛藏能量藉著這個概念和脈絡奔騰出來。「性高潮」不但標出了女人的愉悅能量（而人人都知道那種高潮的巨大能量和持久力是遠超過男人的），更宣告了女人在情慾活動中的主動要求，一旦這個要求浮現，整個社會的情慾倫理都得重寫。我想後來一九九五年台大女生為了要激起女生自主情慾對話而主動規劃在女生宿舍放映A片，之所以後來引發巨大爭議恐怕也是出於這個同樣的道理：連最高學府最乖巧的女學生都揚起不怕A片的旗幟了，女性力量還擋得住嗎？當女人決心在情慾上展現她們的不安分時，還有什麼能嚇阻她們？
一九九四年底《聯合晚報》和《自立晚報》在挑選「年度十大風雲人物」時同時把我與李登輝、宋楚瑜、趙少康、陳水扁、馬英九、李遠哲等人並列，而且標出「打破處女情結」和「我要性高潮」作為情慾解放論述震撼台灣的例證。這個選擇其實並不誇大。從一九九四年直到一九九六年，台灣幾乎每一本以婦女和家庭為取向的通俗雜誌都以情慾做專題，從「台灣婦女性解放？」到「新曖昧時代－好女人已經死亡？」到「好色女人要向男人奪回情慾主權」到「從性解放談婚姻生活的品質」到「台灣新女性的心與性」到「台灣女人立志當壞女人！」到「尋找女性情慾的出口」。溫情中庸的《拾穗》雜誌連著兩個月推出「成熟的性愛關係」與「快樂分享性愛」專題；黨國色彩濃厚的《光華》雜誌則製作了「性解嚴時代來臨？」專題，連文藝取向的《台灣文藝》都以女性主義教母級的施寄青諧倣冶艷的瑪丹娜拍攝封面照片，高亢的宣傳「女性的愛與欲－女人不爽」專題。這些製作並非雜誌炒作聳動議題而已，女性情慾解放論述橫掃通俗媒體，確實傳達了當時女性揮灑出來的不安分。一位覺得自己很保守的女性業務副理就曾倖倖的對媒體說：「好像保守的女人全都不見了！」
由於情慾解放論述原本從女性的主體位置出發，針對的是性別的養成和效應，在台灣這個異性戀當道的社會氛圍中我並沒有期望會對同性戀的朋友形成什麼衝擊。然而在公開演講的場合我卻不斷遇到零星的同志，他們都聽過我的言論，也讀了《豪爽女人》，竟然覺得其中的描述對同志社群很有意義，因為很多同志在情慾上也是經驗很少的，充滿無知的恐懼，情慾關係中的協商和倫理也還有待建立。他們直言，情慾文化的匱乏在同志社群中也是個問題。在後來的十餘年中，這類型的對話不斷發生，也構成了同志運動和女性情慾解放論述之間的緊密關係。
註定是邊緣
高亢的情慾解放論述或許有著高曝光率和聳動性，但是在整體社會或進步圈中卻不見得獲得重視。1994年我講完「打破處女情結」以後，以反對立場著稱的《自立早報》記者來訪問我，我抓住機會指出當時反對運動太聚焦於公共領域以及政治訴求，這樣一個以統治者立場出發的社會運動就算掌權也不會改變政治領域內外的權力結構，更別提現存的各種壓迫。情慾的表達溝通協商，就像政治立場的表達溝通協商一樣，需要自由自在的社會氛圍才能壯大主體，因此情慾解放運動必須構成進步運動的一環。
事實證明，政黨、政運、甚至進步社運都不太敢碰情慾解放的議題，它們要不是認為情慾議題不重要、不急迫、不值得關注，就是認為情慾解放論述吸引而分散了反對勢力的能量。這樣的輕蔑和冷漠令我十分不解。1994年秋天在和一位進步雜誌記者訪談過程中我得到了一部份答案。來的記者和社運圈多少有些關連，訪談的內容也不是一般的淺薄對話，不過在訪問最後他突然坦承，校園內的進步學生圈對於女性情慾解放論述有很大的焦慮，因為原本猛啃馬克思理論、投入大量時間精力於社運抗爭的學生突然發現，女性情慾解放運動所預設的先鋒隊伍竟然是那些在他們眼中不求上進、生活糜爛的豪放女，而自己堅苦卓絕的禁慾努力竟然在這個新運動裡看不到位置，心理十分不平衡。
我過去比較沒有想過革命先鋒隊的問題。參與聲援工運的時候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工人就是工運的先鋒隊，聲援的知識份子也都知所分寸。進步學生在新興女性情慾解放論述中的失落感倒是讓我第一次體認到運動之下的階級問題和慾望暗流，這個認知到了1997年台北公娼被廢的議題時就更尖銳的顯示出來：遇到污名纏身、爭議重重的議題，主流者總是優先思考如何保障甚至強化自身領導優勢的路線，這正是情慾解放論述往往被主流反對運動撇棄的原因。
豪放女或許永遠不被容許有領導進步運動的可能，但是出軌和性開放的「行為」一向就在我們周圍，而此刻讓這些「不安分」引發「不安」、成為媒體焦點的，其實是「論述」，也就是我引爆公論的那些情慾解放論述。這個覺悟來自另一個事件。
一九九六年春天，《中國時報》的家庭版編輯邀我用生活故事的手法來寫身邊的女性情慾。其中一篇〈外遇是一種蹺課〉平實的描述了一位職業女性與客戶臨時起意發生關係，事後只平淡的說：「是的，我外遇了，但是，我沒有太多的罪惡感….. 就好像我的一個朋友說的：外遇就是一種蹺課。雖然講台上的老師是妳敬重的，愛慕的，衷心喜歡的，是妳每堂課都熱烈聽講，用心記筆記的。可是，今天，窗外的陽光那麼明亮，天那麼藍，雲那麼輕，妳就是坐不住，妳心裡就是有一種嶄新的悸動。那麼，蹺一堂課又怎麼樣？」
文章停在這裡，讀者的大批抗議傳真則燒掉了主編台的傳真機。她們抗議這篇文章裡的女主角外遇就外遇了，還這麼囂張的不覺得自己有錯，她們威脅主編停掉我的專欄，否則就要退報抗議。後來主編把專欄由週日移至週五以減輕衝擊，並且徵求更多不同觀點的文章作為平衡，結果當然收到一些陳義甚高的說教文章，但是更多的則是各式各樣女性自我陳述她們的外遇和情慾。看來，不安分的絕不只我故事中的上班族女性。過了兩星期，我的另一篇作品〈三溫暖的外遇〉描述一個女人在三溫暖中發現自己對女體的慾望，從此在和丈夫做愛的過程中靠著幻想的出軌和背叛找回了激情。這一次，總編輯決定腰斬這個專欄。
讀者的反應讓我覺悟了一件事情：她們的不滿並不是針對故事中女主角的出軌，反正外遇已經是當時台灣社會常見的現實。但是在我的描述裡，女主角毫無罪惡感和愧疚，繼續過著平實的生活，這個「沒有得到報應」的結局是無法接受的。而腰斬我的專欄，就是要讓這些在平凡生活中自在的、不露痕跡的出軌全面銷聲匿跡，免得讓循規蹈矩壓抑自我的人覺得不平衡，也免得帶給其他無數默默的女人新的想像和實踐。
原來，一個社會的常規和權力效應就是由這些隱含的善惡賞罰腳本撐起來的，它們總是積極的限制所有的故事可以怎麼說，可以怎麼結局，任何不一樣的描述和願景都要被撲殺，不能分享社會空間。這樣看來，2003年我被保守團體當成全民公敵提出告訴，原因就在於我從1990年代開始就說了許多不同於既存道德邏輯的故事和道理。
不安之分
1990年代的「不安分」在一些人心中引發了極大的「不安」，不幸的是，這些不安已經在保守團體的操作下形成了文字獄的大網。相較於「妖言」橫行的九零年代，今日性言論的自由空間幾乎蕩然無存。
然而不安分也早已內化成為此刻世界的根本特質。如果說九零年代的不安分是因為新機會充斥，那麼當前的不安分就是源自安定機會的缺乏（例如沒有鐵飯碗）。而在一切都彈性（彈性勞動、彈性公民）的全球脈絡中，安分就是等死。新一波的不安分要引領我們到哪裡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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