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演講內容是何春蕤2011年11月11日在杭州浙江社科院舉辦的「全面的性與生殖健康教育專家圓桌會議」上首度發表的演講。後來2012年4月25日受邀於中央大學學習所演講時進一步發展為現在這個完整的內容】
全面思考全面的青少年性教育
如果各位期望我今天提供一個完整的不一樣的性教育規劃，那你可能要失望了。我對教育的理念一向不是先決定要教什麼偉大正確的內容然後執行就好，教育本來就是一個參與者共同反思、共同學習的過程，我們更活在一個變化迅速因此沒人敢號稱掌握一切知識的時代裡，今天把題目定在「你沒想過的青少年性教育」正是要破除哪種找尋最好最正確教案的心態。
我想先從一般人談青少年性教育時常常提到的一些概念出發，來展開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想法。
在美國教育領域裡的朋友們講到青少年性教育的時候會提到一個理念，就是所謂「全面」的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推動這個理念的代表團體就是「美國性資訊與性教育委員會」（SIECUS, The Sexuality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這個1964年性革命風潮中成立的專業團體認為，以學校為範圍的全面性教育包括：第一就是提供正確而全面的性資訊（但是沒進一步說什麼是「全面」）；第二，支持青少年認識並發展他們對性的態度和認知，而不是一昧被灌輸教條；第三，協助青少年發展戀愛關係及其他人際互動的技能；第四，培養青少年對性關係的責任感，這不是說「發生了性關係就要娶她」，而是去積極面對例如禁慾、競爭破處、使用保險套等等問題。[1]
從它的脈絡來看，這個「全面」的說法針對的是「片面」，例如片面的資訊，或者只針對性生理，只針對特定年齡層，只針對異性戀等等的性教育。近年來，全面性教育特別和兩個重要的取向針鋒相對，一個是「只談禁慾」（Abstinence Only Until Marriage）的性教育，另一個則是只談異性戀、不談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與性未知）的性教育；兩者都來自美國共和黨執政下的全面保守氣氛，也使得同性戀變成文化戰爭的焦點。Bush政府的經費規定只能投入鼓勵禁慾的性教育，迫使很多原本倡導全面性教育的機構只好改弦更張，吸納「只談禁慾」的片面性教育。例如Healthy Teen Network的網站在宣傳「全面的性教育」時會說：「全面的性教育鼓勵禁慾作為最有效防範青少年懷孕和性病的方法，同時也教有關健康的關係、避孕和性病的正確合齡資訊，以便讓青少年可以對自己的性活動做出負責任的抉擇」[2]。這種企圖融合二者的窘狀可見一斑。
其次，近年來，「性健康」或「生殖健康」受到聯合國等國際治理機構的倡導，成為很主流的語詞，就連老牌的「世界性學會」（World Association of Sexology）也已經更名為「世界性健康學會」（World Association of Sexual Health）。其實「健康」的提法是倒退回到20世紀初第一次性革命時的水平，主要是生理與醫療話語的產物；不過，至少「生殖健康」（reproductive health）的提法有注意到南北差異，注意到第三世界婦女作為生育機器的現狀，並且包含了「節育」的潛台詞，還算有點價值。但是對於「性健康」這個提法，我個人是不以為然的：如果性健康涵蓋的是生理（例如只談性與生殖的相關疾病），那就只是全面性教育中的一個片面，很有限；如果性健康還有弦外之音（例如不管討論的是心理、或認同、或行為、或趨勢、或現象，總是先預設了所謂「健康」與「病態」之分、「正常」與「偏差」之分、「道德」與「敗德」之分），那就又回到了以異性戀生殖模式及其相關道德觀為唯一正統正規的老路老調。這兩個含意都沒什麼可取。讓我進一步說明。
首先，青少年的性教育之所以成為我們當代的急迫問題，主要是因為它所座落的脈絡，今天我們要思考青少年的性教育，推動青少年的性教育，我們就需要先認識以下幾個深刻影響青少年性教育的社會歷史脈絡和趨勢，因為這是此刻性教育一定會需要面對的拉扯力道。
第一個脈絡趨勢就是社會再生產的爭戰。青少年浮現，作為一個特別的、與成人有別的年齡範疇，反映當代傾向於把青少年放在教育的體系裡，脫離生產勞動，當然，當代青少年早已開始打工，與生產體系已經發生了或深或淺的關連。學校教育表面上是超越階級的（所謂有教無類），但是其實學校本身就是階級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class）的重要機構，建中、北一女當年聯手抵抗十二年國教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同時學校也是社會化的規訓機構，性別角色的確立和性的控制都是在學校裡養成的，同志團體努力要把同性戀議題放入性別平等教育教材也反映了其中的爭戰。全面的青少年性教育是何種性質？與這個寬泛的「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的潛規則將如何互動，如何關連，或者對立？值得深入分析與討論。
第二個脈絡趨勢就是親權（也就是家長權）的旁落：當代家長對青少年子女的管理權威已經大幅衰落，不斷被各類專家言論、學校教育、消費社會、甚至國家法律所挑戰。全球化過程所帶動的風險，更使得中產階級的階級再生產出現許多不確定性，在性與性別領域裡的各種偏差因此很自然的被父母當作會危及其子女階級晉升的力量。中產家長既然擔心孩子全面失控，多半不樂於見到性資訊的開放，也就傾向於支持政治與法律對性的管制以便淨化環境。這樣一來，親權便很容易和政府對言論和資訊的封閉管制結合起來。親權與政府權力之間的互動需要持續觀察，全面的青少年性教育因此也勢必與親權與政權形成緊張關係。
第三個脈絡趨勢就是新興的社會管制：由於傳播通訊科技與文化全球化的擴散，青少年透過網路、手機等等新興媒體，在全球消費與休閒文化中獲取各種愉悅，作為抵抗學校家長規訓的資源；資訊管制或檢查因而成為當代處理青少年問題的焦點，全球化則幫助跨國宗教組織大幅的擴散管制資訊和言論的力道。西方以捍衛家庭為宗旨的宗教保守派目前已經以各種民間組織、教育組織的形式進入了亞洲，與在地的各級政府和學術機構民間團體形成合作關係，很正當的在高教和民間推動與全面性教育對立的禁慾守貞教育（看看勵馨或人本近年來的作為）。眼下，反性教育的勢力已經到位，想要開動所謂「全面」的性教育，一定會遭遇抵抗。
第四個脈絡趨勢就是極端保護主義的興起：不管是因為少子化的趨勢也好，階級再生產的危機也好，越來越綿密的兒童保護論述以及相應的管制與規訓都預設了青少年是需要保護的弱者，也傾向於使青少年身體嬌貴化、情感脆弱化（不能罵，不能打，不能晒，不能淋，不能累，不能看，不能聽，不能想…）。既然主體如此脆弱，保守團體便有正當理由，透過法制化來把周遭的社會環境極度的淨化。在這種極端保護兒童青少年的立法趨勢中，童年被聯合國的定義延長到18歲，在這個時段中，「與成人經驗的隔離」被視為正常的常態，貼近成人的所有行為或其他的異質經驗都被視為偏差。底層青少年因為「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而採取的活動和態度很容易就被說成是因為階級不好才這樣偏差，底層階級父母和家庭的日常生活行為也因為不同於中產父母的極端保護特質而被監視與規訓，被要求照著中產父母的教養和保護模式來管理孩子。極端保護觀所蘊涵的社會淨化和成人主體規訓都會創造不利於推動性教育的社會氛圍。
好，青少年性教育會被上述諸多歷史社會力量拉扯，那麼這個教育的主體──青少年呢？青少年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不是用一套制式的教材就可以教育的。青少年是有性，有性別，有種族，有年齡，有階級的，而這些軸線也分頭挑戰著我們的考量。任何忽略這些差異的性教育構想都是包含嚴重意識形態壓迫的。上述每一條軸線都有很豐富的內涵，今天我只有時間稍微講一點點。
首先，青少年當然是有性的。有些青少年因著各種原因或許對性事淡漠，但是更多青少年有性的感覺，性的衝動，性的好奇，性的快樂，性的經驗，性的摸索，性的資訊，性的接觸，性的互動。性教育不能嚴厲的否認後面這些既存的現實，不能簡單的蔑視青少年已經累積的身體經驗，更不能只想用性的污名和性的危險來灌輸羞恥、罪惡等等負面情感，這樣反而會形成對青少年心靈的嚴重傷害。性教育不能只號稱尊重青少年的身分和認同，而不尊重他們的性。
其次，青少年是有性別的。有男的，有女的，有未定性別的，有已經決定不屬於被指定的性別的，有在男女之間遊走的，有忽男忽女的，有不男不女的，等等等等。而她們也活在一個越來越多元看待性別、自在體現性別、甚至跨越性別分野的大眾文化裡。如果性教育還是執意以異性戀的兩性截然分野作為教育的原型或標準，不肯對眾多性別多元的青少年提供友善的支持和鼓勵，那就註定要製造無數跨性別青少年在受教過程中自殘或夭折，使無數青少年受辱痛苦而不能長成他們原來可以長成的自信的、有能力的人。
再來，青少年是有年齡的，而且彼此之間是有年齡差異的。這一點特別需要強調。就以台灣為例，因為長年崇尚歐美，對國際地位渴望，在聯合國面前一直有嚴重的軟骨症，所以「聯合國定義兒童為18歲以下的所有人口」，台灣在保守宗教團體的催促下，也努力立法想把所有18歲以下的人都打入兒童的範疇，一體承受兒童保護的所有措施：不能接觸情色材料，不能和別人有身體的接觸，不能享受性的歡愉等等。我們要談青少年的性教育，就不能像保守團體那樣，總是想用兩歲兒童適用的極端保護概念，去剝奪已經16、17、18歲慾望充沛的青少年。再說，我們活在一個資訊多方流通的世界裡，青少年的心態或許還有其青澀之處，但是在很多方面，她們的認知和感受已經因為刺激的管道眾多而豐富，形成和成年人在身體性事上的拘謹很不相同的自在。這個主體構成過程中的巨大差異，在我們思考性教育的時候必須被關注。
青少年當然也是有種族的。上述聯合國的「兒童」定義荒謬之處就在於它漠視了文化差異。貴州瑤族少年的成年禮是14歲，葡萄牙、菲律賓認為男16、女14可以成婚，西班牙、希臘認為男14、女12即可成婚，印度的童婚傳統認為女孩12歲或8歲甚至4歲都可以成婚。印度有著不小比例的跨性別人口（hijra），台灣的原住民也有不少跨越性別的年輕主體。聯合國統一將18歲以下人口都歸為「兒童」，當然導致對這些民族的婚齡習俗被極度醜化和譴責，也會使得許多跨性別主體的性別認同和選擇被當成是情境的、暫時的、不成熟的。然而我們也不可忘記，聯合國本身的兒童觀念事實上反映的是西方中心主義所推廣的西方現代文明範本，而這是一個載滿了帝國主義傲慢的規範，不但昧於不同民族的文化歷史現實，也在保護的名義之下打壓青少年自主權。
最後，青少年當然是有階級的。最近台灣的法務部想要修法，把女性結婚年齡從16歲提高到18歲，理由是：要配合聯合國的定義，「統一」兒童年齡，以符合國際標準。但是婚姻對底層階級而言往往是個聯合資源的方式，早婚可以把兩家的生存資源集中起來，而且儘早生產下一代以增加家庭的勞動力。這不是中產階級的晚婚習慣所能想像和理解的。中產階級在教育的軌道上不斷前進，上大學、研究所、工讀博士，也因而不斷把性排除在教育生涯之外，對於校園之內出現的性和婚姻都有很高的芥蒂，壓抑了其他不以學術生涯為目標的學生。提高婚齡，就像前面已經提過的許多其他措施一樣，因此是包含著階級壓迫的。
「全面」性教育的死敵早已佈局
在上述寬泛的脈絡背景下，我想談一個非常具體的發展：如果說全面性教育在西方是和所謂「只有禁慾」（abstinence only）相對立，那麼目前我們在台灣所面對的現實又是什麼呢？
我想用兩塊例子來說明。第一塊主要是我們看到宗教人士逐漸高分貝的介入性教育，其中包括輔仁大學神學院多年來在許多學校裡推動的貞潔教育[3]，也包括2009年同志大遊行之前宗教人士舉辦的反同志遊行，以及2011年同志議題按規劃進入性別平等教育教材卻被「真愛聯盟」拍攝宣傳影片、發動連署抗議，導致教育部擱置此案。這幾個例子顯示某些宗教團體已經擺明了不會容許全面的、多元的性教育內涵，而且也知道怎樣積極操作台灣市民社會裡的程序來把他們的意見表達為大多數意見。本來這樣的保守觀點不一定會在台灣的社會氛圍中得到大多數的支持，但是這裡還有第二塊的操作來幫忙製造焦慮緊張而義憤凜然的氛圍，這就是一些原來出身宗教但是現在主要以NGO形象行走世間的團體，如勵馨基金會、展翅協會等等。這些團體以婦女團體、兒少團體、社福團體的形象，以保護兒少為最佳理由，以聳動媒體的報導為出發點，持續推動立法執法，緊縮性資訊和言論的空間，從《兒少性交易防治條例》，到《兒少福利及權益保障法》，以高度的正當性與社會形象促進了社會對兒少性活動的焦慮，也因此從側面幫助了貞潔教育的說服力。
不過，所謂以「禁慾」為主要內容的貞潔教育並不能都歸罪於基督教背景的人，絕大部份成年人因為自己成長經驗中的貞潔教育，對於日漸擴散的性、對於改變中的年齡政治都不知所措，因此對於性和性傾向都傾向保守的立場，不但認為性必須侷限在婚姻的脈絡中，也反對同性戀和墮胎。守貞教育主張教導年輕人拒絕性，因此特別強化道德罪惡感和羞恥感；為了要保護青少年不接觸不良資訊，因此推動打黃掃黃淨化社會甚至消滅性異議的措施；更要求在親密關係中忠貞不貳，這樣一來，任何有關避病避孕的資訊都成為多餘；在性教育的立場上，他們採取「只有禁慾」作為唯一選擇，排擠任何和性相關的資訊和實踐，支持對色情或性資訊的封鎖消滅。從上述這些堅壁清野的立場來看，性教育若是企圖建立青少年個人的選擇能力以及充分的性資訊流通和討論，恐怕都會遭受貞潔守貞教育的激烈對抗。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為了避免貞潔的說法被視為過時的傳統價值，宗教團體也改用其他名稱和組織形式，很多時候也改用其他說法來推動貞潔教育。例如輔仁大學成立的生命倫理中心就以維護家庭（反同性戀）、貞潔教育（反性）、救助胎兒（反墮胎）為其宗旨，非常清楚的表明了他們禁慾的立場。目前學校高舉的生命教育可能如何滑向各種保守的價值觀，值得繼續觀察。比方說，2009年台北市教育局長上任後提出「三生六零教育」，生命、生活、生態；零拒絕、零體罰、零霸凌、零中輟、零歧視、零污染；這些口號仔細追究起來都是有很大的問題的，其內容和精神也多少都會滲透我們對於性教育的構思和想像。而大陸以生命、生存、生活的「三生教育」作為學校「德育」工作的靈魂，往往背後也有國際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教材和內容，這些類似的以生命為崇高原則的教育倒底會和青少年性教育發生怎樣的張力，也值得繼續觀察。
「極端保護觀」的興起和擴散
除了守貞教育所積極形成的保守氛圍之外，性教育還需要面對另一個正在逐漸凝聚的群眾態度和情感，那就是我們在台灣已經清楚看到的「極端保護觀」的興起與擴散[4]。極端保護觀和上述宗教守貞教育有著異曲同工的立場，只不過宗教守貞教育主要在文化教育的範圍裡默默滲透，而極端保護觀則致力營造焦慮的社會氛圍以推動嚴峻的立法管制，這些法律的規範都使得全面性教育所倚賴的開明氛圍處處受制。而中國大陸一胎化政策所形成的重要影響之一就是使得每個父母都越來越覺得需要把孩子當寶，親子之間的關係至少在父母這端產生了非常深刻的感情投注，更使得父母對孩子採取強烈的保護態度，這種親子關係所形成的整體社會環境當然為極端保護觀提供了沃土。
台灣是一個少子化十分嚴重的地方，生育率已經與澳門並列全球第一低[5]，這樣的數據當然也會引動整個社會對於孩子的重視。近年來，在某些宗教保守團體（以看起來毫無宗教意味的人民團體名稱）的煽動操作之下，極端保護觀成功的凝聚起一些基本的社會共識：例如相信「兒少保護」是最高價值，是整個社會的最高原則，因此可以無限上綱，不計一切代價維護這個最高價值。有意思的是，這種保護往往圍繞著和「性」相關的事情，好像性的資訊和性的活動都必然會對青少年與兒童形成極大的傷害。
而且極端保護觀總是認為它所保護的主體在面對性的時候是全然無力的絕對弱勢，因此在任何情境脈絡中不論青紅皂白都是絕對的受害者，而既然是絕對弱勢的全然受害，就很容易用想像的、激化的情境來激發群眾義憤，鼓動起一種極端報復的情感，用最嚴厲的手段訴諸法律來懲罰加害者或補救保護失效的情況。這樣的氛圍來回操作，形成一次又一次的性恐慌，往往最後引來的後果就是使得立法的密度增加，而因為絕對的保護很難做到，只好以加重懲罰來嚇阻，這樣就容易造成罪與罰的比例失調。2010年台灣出現因兒童被性侵未能重判而興起的白玫瑰運動就是以民粹壓力來強力要求修法，以群眾的恐慌憤怒情感來蓋過法律原來的比例原則。
甯應斌曾指出，眾多出自極端保護觀的法律總是用對童年的想像投射到所有青少年的身上，也就是把所有青少年一體視為幼齡兒童，都是無性無力的主體，這種對待的態度長此以往絕對不利於被保護者，因為它完全剝奪了被保護者自我保護的能力，或者說，沒有給予被保護者學習自我保護與壯大自己的機會，反而養成了依賴和膽怯。換句話說，「極端保護觀到最後是和被保護者的自主性相對立的」。更值得深思的是，這些措施並不止於對兒少的治理（government of the child）而已──不只是壓制青少年的性自由而已；而是「透過」兒少的治理（government through the child），或更精確地說，透過兒少保護或兒少福利，來進行全民的治理[6]。所以是透過讓兒少禁慾來讓成人禁慾，透過兒少來淨化新聞、電視與網路等媒體，透過兒少來控制家庭與兩性關係，使得台灣社會籠罩在「幼兒化」的氛圍中。
在現實生活中，當代兒少的慾望和動能、資訊來源、互動對象、活動範圍早已藉著當代溝通科技的普及而溢出了成年人的管轄範圍，台灣產業升級所帶動的教育改革和自由派教育理念則大幅削弱了成人的管教權威，使兒少有了頗大的空間和正當性來實現自我[7]。這樣的變動自然帶動情感上的重要變化：直接反映台灣社會變遷速度的代間差異於是一部份體現為成人的無力感和挫折感，另一部份體現為兒少充滿活力和實驗性的百無禁忌。這種代間張力在媒體聚焦兒少性嬉戲、性探險時已經充分被勾動，凝聚起極大的焦慮能量[8]；而在牽涉到兒少主體受害的性騷擾、性侵犯、校園霸凌案件強力曝光之時，原先已經存在的焦慮和無措則被導入憤怒，將兒童性侵建構為「人神共憤的萬國公罪」[9]，並以民粹語言煽動複雜的社會情感能量成為恐慌狂潮，迅速的推動各種過度嚴厲的立法修法。
極端的保護觀立意使青少年與社會的各種性現象、性實踐、性價值脫節，也迴避兒少在性議題上親身實作累積經驗的學習過程。一般而言，數學教育包含了不斷的演算，化學或物理教育脫不開具體的實驗，語言教育需要持續的口語練習和文化浸潤，體育教育需要把身體鍛鍊到最大效能，但是唯獨性教育是一個絕對不可有觀察、練習、實驗、探索、開拓而只有抽象教條禁令的教育，甚至很根本的要求與社會環境中的性資訊隔絕。就教育理論而言，這樣的性教育當然是反教育的。
無處不在的性教育隱藏課程
如果說禁慾守貞教育和極端的保護觀往往傾向把性教育的內容稀薄化，甚至完全以道德取代知識，排除性教育的性；那麼是不是我們只要設計一套好的性教育課程，教導正確的性態度和性知識，就可以避免這些弊病呢？
十年前我曾和甯應斌曾經合寫過一篇論文，說明我們對於青少年性教育的思考[10]。我們特別強調，先別說我們媒體報導聳動的性消息時所進行的性教育和性價值觀爭戰，無論學校有沒有正式的性教育課程，學校教育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性教育，因為它透過各種集體活動、課外活動、心理輔導、教師評語或閒聊、賞罰規則、空間規範、情緒控制、身體語言等等習以為常的、規律性的情境活動，不斷傳遞著有關性的價值、規範、認同、文化意義、知識、實踐等等[11]。這種「隱藏課程」的教學和學習是不著痕跡的、隱蔽的、不自覺的。例如現有的性別分隔措施將性變成一種祕密，因而也會帶有誘發鼓動（incite）性或性言談（discourse）的意味[12]。廁所的性別分隔、女生的制服裙裝（可被掀開戲弄或窺視）、對女生經期的隱諱態度、以及把和異性學生相處或共同工作的機會視為一種獎勵或者作為一種需要高度警戒關注的事物等等──這些性別區隔措施都或多或少有鼓動性興趣的效果。另外，性別分隔措施常常會肯定異性戀中心的性意識，宿舍禁止男女共宿或共浴的規定則根本就假定同性戀的不存在，這些都是異性戀性教育的隱藏課程。
一旦認識到隱藏課程的存在和操作，我們對青少年性教育的討論就不能侷限在討論應該教些什麼、該在什麼時候開始教、老師應該有怎樣的性教育訓練等等。只把眼光投注在正式性教育課程的內容和教法上，而忽略日常生活中已經日復一日在進行的有關性的教育，就註定了這樣的政令宣導式教育只會被當成考試科目而已。
不管是正式課程還是隱藏課程，現有的性教育多半是所謂的「防衛式教學」，早年我們還常常嘲笑生理衛生課本第14-15章有關性的部份只有生理，老師也都跳過不講，可是現在在台灣的性教育內容，最主要的竟然就是性騷擾防治和性侵害防治，對於性的存在和發生大力灌輸戒慎恐懼的態度，也用法律來強迫執行非常可怕的通報系統。這種防衛式的教育宣示，「性就等於暴力危險」，因此主張「不要談性」才可以避免性的發生；也相信「性就是傷害／受害」，因此以性的惡果和風險來警告學生對性戒慎恐懼；再不然就強調「性就是個人道德」因此灌輸貞潔、禁慾、端莊等傳統美德教育來抵擋誘惑（Fine 35-38）。本來和性相關的價值觀和文化知識近年因著社會的逐漸多元化而充滿爭議、隱含衝突，然而防衛式教學總是簡化、教條化一切，把可以經由交流和討論而形成新的認識和共識的議題，變成單一標準答案的死知識；再加上校方和老師又懼怕在教學中因為創造開放的空間而可能帶來性醜聞和性爭議[13]，於是只能內縮，進行枉顧學生性生命現實的「鴕鳥教育」，只埋首於道德純淨的沙堆中，而看不見學生早就各自在性活動中展開了人生。這樣的性教育就像第三世界教育革命者Paolo Freire一針見血指出的：
如果教學是以壓迫者的自利為出發點（這種自利通常總是穿著保護心態、虛假寬大的外衣），而且把受壓迫者當成自己人道關懷的客體對象，說穿了，這種教學只不過是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工具而已。（39）
在資本主義商品化不斷把文化和身體「性化」（sexualized）的歷史趨勢中，性教育如果枉顧青少年的生活現實，而只用一套陳腐的禁慾言談（但是穿上真愛和尊重的外衣），要求青少年恪遵嚴謹的性道德與性別角色規範，那麼，性教育不但沒有幫助青少年面對他們的情慾人生，反而成為他們痛苦羞愧的主要來源。
青少年性教育往往以排除／消滅性少數青少年為目標
那麼，難道正確的性教育也不能幫助青少年嗎？
其實，是否能真的幫助青少年，一試便知。只要先問：青少年性教育究竟是為誰的教育？而這裡的試金石就是校園裡的無數性少數青少年。
例如，校園內原本有一些桀傲不馴或者性開放的少女，她們正在用一些從次文化、流行文化、或不知哪裡來的說法拼湊出能讓自己在性的探索上感到自信、有力、愉悅的詮釋而沒有吃虧或受害的感覺。無疑的，她們需要更多的言談資源，使她們更能壯大得力，對抗主流言談對她們的醜化和建構，那麼青少年的性教育會提供這樣的資源嗎？會肯定她們的實踐、支持她們的選擇、幫助她們更能善用這些經驗所得的知識和智慧？還是會嚴正的質疑她們是否夠成熟、頭腦夠清楚，是否被商品物化、迷失或沒有自主性？老實說，比起乖乖好女生，這是一批最有自主性、力量、勇氣，與惡劣環境鬥爭的少女，但是她們往往也是在性教育中第一批被通報、被矯正的主體。
有時就連一些看起來極為善意的性教育政策，追根究底都很有問題。2011年6月台灣通過了〈性別平等教育法〉的修正案，從今以後，以他人的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就是「性霸凌」，一律要被禁止，若是情節嚴重，加害者還可能遭退學處分。消息傳來，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很進步的修法，應該會消除校園裡的這些歧視語言，可是事實上這個立法卻有另一層的效應。我身邊的同性戀教授朋友一下子就看穿了個中的原委，非常精準的說出了問題所在：
我在大學校園經常聽到娘學生們彼此玩笑性地叫嚷：「你這死娘砲，你昨晚到哪約會了」，他們有時也會私下喊我「娘砲老師」，像這種「娘砲」啦、「賤貨」啦這類辭彙的使用與呼喊其實關係著我們這些不同世代的「娘們」之間的集體認同與情感連結…如今性平法要把校園裡說人「娘砲」視為「性霸凌」，最重的還可以被退學。那我們就有點恐慌了，往後在彰顯「娘們情誼」（sissyhood）時該如何稱呼彼此呢？難道以後真的只能使用「性別平等女性主義」學者所推薦的一些所謂「積極正向」的辭彙嗎？難道以後校園「娘們」之間只能出現「嘿！玫瑰少年你好！」、「早安！溫柔漢老師」？？？……
如果老師有一天問到：「那你們的人生楷模是什麼呢？」老師心中設想的答案就絕對不可能是很桀傲不馴、很風騷的那種，這時候老師或許會說，「你們這些溫柔漢學生，沒事就可以學學白先勇唱崑曲啊！或是學林懷民跳現代舞啊！」。…如果小娘砲們往後都被他／她們如此管束、教養，那他們長大之後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呢？…我覺得最恐怖的一種可能性是，以後同志遊行可能不會有妖豔的扮裝皇后了，取而代之的恐怕會是一群溫良恭儉讓、宛若慈濟功德會的師姐！所以，如果大家不想在未來的同志遊行隊伍裡只能看到沿途感恩的師姐們，如果我們還想看到一群敢曝妖冶、豔光四射的扮裝皇后，我們就應該立即行動，讓我們的小娘砲們能擁有壯大自我、自我培力的酷兒動能。
我們就應該要求教育當局多編列預算，去鼓勵學校舉辦「娘砲獎勵活動」、「娘砲自我培力營」、「校外資深娘砲專業講座」這類活動，對不對？而不是立法不准講這個、不准說那個，這太消極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立即為校園注入一股積極充沛的酷兒動能。[14]
本來在校園裡，居於性底層的同性戀青少年長年承受這些想要讓他們感受羞辱的語言，但是同性戀青少年已經自己摸索著把污名翻轉了，顛倒了性階序；也就是說，在他們手中，歧視的語言變成污名主體彼此連結的橋樑，也變成他們突破歧視的自傲的來源。歧視語言已經不能再簡單的、順暢的生產預期的羞辱效應，這些青少年已經學會把這種語言的意義多元折射，並賦予新的意義也因此給力自己了。但是在此時卻突然冒出來一個極端保護主義的性教育立法，企圖全面消滅歧視語言（而非針對歧視本身），這樣的執法也消滅了同性戀青少年對自己的給力。說穿了，這樣表面而善意的政策其實終究是想維持現有的性秩序不變，現有污名的意義不變；它意圖再生產的，是現有的性階序、性壓迫、性的不平等；它拒絕讓污名的意義被改變，被翻身。
結語：面對我們社會的性政治
從上面這一小節所描述的青少年性教育來看，顛撲不破的是：不管善意與否，性教育往往都對性少數的青少年形成撲殺和壓抑。在這裡暴露出來的是：性教育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一環，它意圖再生產的是性的階序、性的壓迫、性的不平等。
甯應斌曾經做過一個簡單的實驗，他先讓教育學程的學生寫下她們心中理想的教育是什麼，然後請她們把自己寫好的文章中的「教育」通通改成「性教育」，結果發現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自己的教育理念被原封不動地應用到性教育上。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性不能再繼續被當成例外情況，不能再繼續被當成一個需要被百般防範、另眼看待的東西。所有我們想像中理想教育的開闊特質都需要在性教育中實踐，所有我們希望教育能為學生創造的自由自主境界都需要在性教育中實現。
理解了這兩個有關性教育的例子以後，最後我想說，性教育也必須是一種新的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這個新的政治教育當然不是官方政策的，也不是主流價值的，而是與一切霸權、既存權力、控制和管理對立的。它必須不斷反思：性教育課程的目的和內容是什麼？其中傳達了哪些資訊？又迴避了什麼資訊？它呈現了哪些有關性／性別／階級／族群／年齡等等關係裡隱含或明示的價值觀？它企圖生產什麼樣的學生主體？它和權力的關係是什麼？今天如果我們真心想要搞「全面」的性教育，那麼性教育顯然很需要拓展自己「全面」的視野。全面的性教育顯然需要拓展自己的視野，在性教育中看到社會，看到座落在社會結構中的主體。
過去教育如何再生產性別和性別不平等，女性主義已經批判了；教育如何再生產階級和階級不平等，馬克思主義也揭露了；現在，教育如何再生產「性」以及性階序的不平等，則是此刻關心性教育的朋友們應該積極思考的。
談性教育，不能不談國家，不能不談階級，不能不談傅科所說的生命政治，不能不談身體，不能不談情感，不能不談治理，更不能不談如何支援青少年性少數。性教育不能侷限於談要不要教哪些小小的侷限的知識和價值觀，而必須看到性教育作為社會再生產的一環。我們必須對這個再生產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批判。
註
[1]以上這些都來自SIECUS對於全面性教育的Q&A說明。http://siecus.org/index.cfm?fuseaction=page.viewpage&pageid=521&grandparentID=477&parentID=514 瀏覽日期2011年10月26日。
[2] 可參見為了迎合政府資助的要求而只能調和禁慾與全面性教育的窘狀文宣：http://www.healthyteennetwork.org/vertical/Sites/%7BB4D0CC76-CF78-4784-BA7C-5D0436F6040C%7D/uploads/%7B4C5F842E-E67A-4AC2-921B-287950431BD7%7D.PDF 瀏覽日期2011年10月15日。
[3] 參見〈貞潔教育大舉進入天主教學校〉，《立報》，2006年1月24日。「輔大神學院結合了雲、嘉兩縣正心、永年、文生、立仁、輔仁中學，及宏仁女中、崇仁護校等7所天主教學校，共同舉辦首次「青年貞愛領袖營」，以營隊活動方式，配合真人實事的現身說法，讓青年學子們認識到真正的愛值得等待、真正的愛值得堅持，進而接受「守貞到結婚」貞潔價值觀，兩百多名學員許諾成為貞愛大使，回到學校傳達珍愛自己、尊重別人，對愛情堅貞。」
[4] 極端保護主義一詞來自甯應斌，〈極端保護觀：透過兒少保護的新管制國家與階級治理〉，《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3期，2011年8月，頁279-293。
[5] 〈平均只生一胎 台灣生育率全球最低〉，《蘋果日報》2011年9月20日。
[6] 甯應斌，〈極端保護觀：透過兒少保護的新管制國家與階級治理〉，《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3期，2011年8月，頁279-293。
[7] 從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設置執行，以及校園體罰逐漸成為過去式，在在都反映了成人(家長和老師) 管教兒少的權力受到極大限制，也就意味著兒少應該有比較大的空間來實現自我，然而實際不然，因為同一時期也設置了其他進一步管教兒少的法規。
[8] 例如2003年某專校數名女生露內衣合照上網；2004年華崗藝校學生穿制服玩親舔、舌吻、摟抱動作的「國王遊戲」；長庚大學學生願賭服輸深夜操場裸奔；中正裡工學院學生集體進行性嬉戲；南港高工學生在教室嬉戲演出肛交並拍下記錄；2005年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系畢業展學生拍攝大膽裸露床戲，女同學設計舌頭造型的肥皂以體驗全身被舔的快感；世新平媒系女生在畢業展中裸露上身扮充氣娃娃以凸顯女性被物化。年輕一代勇於實驗嬉戲的活動在媒體聳動報導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大眾的嚴重危機感，也進一步沈澱為對青少年的憂心成見。
[9] 葉毓蘭「欠缺資源 婦幼安全空談」，〈中國時報〉2011年3月25日。
[10] 何春蕤、甯應斌，〈邁向多元文化教育視野下的性教育：教育就是性教育，性教育就是教育〉，《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何春蕤編，台北：麥田，2000: 373-398。
[11] 「隱藏課程」這個觀念最早來自Philip Jackson, Life In Classroom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8）。
[12] 傅柯在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認為，不能把性（或愉悅）與權力之間僅僅視為有著一個單向的、後者壓抑前者的關係，而應當去認識權力如何誘發、鼓動「性」。事實上，權力與性（愉悅）甚至是互相激發的；在權力對性的不斷監管以及性對權力的不斷逃避中，雙方都會螺旋似地不斷攀升。藉著性的擴張延伸，因而更深入的構成個人認同，權力也更能穿透個體、建構個體、細緻徹底的掌管個體，並且因著施展權力而得到愉悅。
[13] 在媒體競爭日漸白熱、高度關注醜聞的年代，任何學校裡具有實驗性質的新措施、新做法都可能變成媒體的頭條，在聳動的報導中被簡化醜化，使得學校教育也趨於守舊。
[14] 林純德，〈擁抱娘砲的酷兒動能〉，台灣性別人權協會募款餐會發言，2011年6月5日（http://intermargins.net/Headline/2011_Jan-June/c_power/c_power_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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