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到中國：個人寫作的回憶與省思
（兼論性激進派的歷史－地緣形態）
卡維波
（按：卡維波正在建立他寫作的資料庫，尚未公開，這是他對過往寫作的說明和寫作生涯的個人回顧，之中對於性激進派的寫作提出了時代歷史的解釋）
本文緣起
近年有過去在台灣同志運動裡結識的好朋友，還有新進中央大學性／別學程的研究生，似乎都頗為困擾並且想問我：為何後來寫作都在談中國？他們接收到外界對我言論的不滿反應，有的老學生也可能不得不和我割袍斷義，特別是因為我諷刺香港的反政府者製造假新聞而遭到取消文化全面攻擊。
由於我正在建立自己的論述資料庫，收錄了我大部分的寫作，因此就想寫個前言，也順便寫點相關的回憶，給過去的寫作提供一個歷史與個人的背景。再加上一些外在刺激（就是上段所描述的），於是就有了目前這篇文章。
從我此刻的眼光來看，可能我後期的寫作是歷史眼界更寬廣的，也是更有價值的。但是從我年輕時期的一路寫作，其實大概也可以看到一個在臺灣環境下成長年輕人的思想轉變與時代影響──當然在那個時候我自己認爲是超越時代的。
家庭與成長背景
我青少年時期就開始收聽俗稱“匪播”的中國大陸廣播，對於一些文革語言其實充滿了好奇與興奮，幷沒有反感。冥冥中我覺得這影響了我，當然這也是因爲我的父親比較認同共產黨，他有幾個兄弟都是親共的，也都留在了大陸，並沒有隨我祖父一起飛來臺灣。父親是祖父最寵愛的孩子，當時年少，就和祖父一起來了台灣。
我的祖父年輕的時候闖關東，從山東到了東北做學徒，一路吃苦，到最後從學徒熬成了老闆。後來在東北有了發家致富的本錢，民國38年帶了一部分家人飛來臺灣。我的父親個性比較古怪，做人比較刁鑽自我，所以在家族中幷不被待見，其他家族成員都是做生意的，只有我父親是一個小小的公務員。我的青少年時期一直生活在比較困苦的環境裏，當時家族親戚住在豪宅中，我們則住大雜院，彼此在我成年後便沒有往來。
大學時代的邏輯實證論啟蒙與反國民黨
大學的時候，我無意中接觸到一本《卡納普與邏輯經驗論》[1]，這本書打開了我的眼界。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在學術上就非常追求對於邏輯實證論或者邏輯經驗論的理解，後來海外留學就去學習分析哲學、科學哲學。分析哲學對我的寫作方式影響很大。
大學時期我寫過一篇長文，叫做〈一個科學取向的世界觀〉，混雜了自由主義、分析哲學的某種科學主義。當時幾乎所有有點思想的年輕人都是反對國民黨的，我也不例外。很長的一段時期，一直到解嚴爲止，我的立場都是以國民黨政府爲首要敵人，也因爲追求民主，抵抗國民黨，所以接受了不少自由主義的看法[2]。不過，由於我在當兵的時候也接觸到一些左派的思想文字，有很多是台灣國防部反共的書籍[3]，裡面有難得見到的馬列毛的隻言片語，但是卻對我很有啟發，也受到影響。基本上，我接受了某些左派的世界觀，尤其是後來經歷了台灣統派的《夏潮》雜誌以及鄉土文學論戰，我受到很大的鼓舞。1978年陳鼓應和陳婉真聯合競選民意代表的時候，我自願加入了義工的行列，更直接的受到當時民主思想和夏潮左統的影響。
留學時期思想的混雜、掩飾到左翼思惟的成形
總之，可以說當時我的思想是相當混雜的，有些自由主義，也有一些初生的左派思想。1979年留學加拿大兩年取得哲學碩士，之後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博士班課堂上接觸到《資本論》，趁著暑假自己仔細研讀全書，這時候我的思想裡左派成分就越來越大，因爲這本書徹底的征服了我，我也開始在學校裏面召開資本論的讀書會。1988年回到臺灣後，我也曾經帶過學運學生閱讀資本論。雖然剛剛解嚴，這種左派面貌仍然無法公開，有時就用激進神學的學說來偷渡；當然這也是因為我喜歡閱讀雜書，激進神學從受過基督教影響的人來看十分有趣，所以我有段時間寫了不少介紹文字。
我在海外的時候就開始在當時的《中國時報》海外版寫專欄文章，也用各種筆名偷偷投稿北美洲的一些其他報章雜誌，分析時局，表達我較真實的想法。我在1980年代很多報紙上的發表也是比較思想混雜的，既有臺灣的反共框架限制（偶而必須說幾句反共口號來掩飾過激言論），還有因為反國民黨統治而提出的民主自由主義說法，但是同時也常有批判自由主義的左派思想，後來則越來越傾向左派的思想。這個階段我的思想言論常在一個變動的狀况裡。由於是在公開的報紙上發表，所以有的時候言論采取一種反共姿態的僞裝，不過內涵也都是反對國民黨的想法。同時，這個階段也受到了一些當時在美國開始的女性主義或者是一些批判的、激進的新思潮之影響，大抵就是西方批判理論的繼承。
此時我在海外報紙言論的多多少少掩飾偽裝其實很有必要。我有一年在芝加哥的台灣辦事處更換護照時被請到內室喝咖啡講話，林孝信說這很不尋常，應該是一種間接的警告。
返台的社運作家時期：人民民主論
1988年回到臺灣以後，由於在海外時有一些與海外左派的關聯，起初便在社運的邊緣游走，但是由於臺灣的社會運動日漸有獨派的滲入，而我是反台獨的，所以我的很多文章除了反國民黨以外，重點是反台獨，但是幷不是簡單直接的反台獨，而是以社會運動的角度來反台獨，這就是所謂的“人民民主論”的出發點。
從1988到1991年，我在台灣寫作了大量報紙文章、雜誌文章，很多都是宣傳人民民主論。彼時很多人覺得人民民主論聲勢浩大，其實多半是我用不同筆名，在不同報章雜誌，以各種議題來宣傳人民民主論[4]。後來我蒐集這些文章變成了一本書（《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在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這段時間我也參與了《島嶼邊緣》雜誌，並且主編了停刊前的最後兩期。此外，第七期〈假台灣人〉專輯，主要由我和吳永毅（後來成為工運戰將）設計與寫作，針對獨派的新台灣人論述，頗為轟動，引起很多爭議，還得到陳映真先生的讚許。
任教大學後開始學術寫作
之後回到美國寫博士論文，於一年後（1992）完成學位再回到臺灣，任職中央大學，慢慢就越來越少寫報紙文章，除了爲運動的需要才寫點投書，而開始因應專業學術生涯之需，花很多精力寫作學術性文章。起初寫作的是我的老本行，就是分析哲學，科學的哲學，不過我的博士論文已經以“後分析哲學”（汲取歐陸哲學的洞見）的Richard Rorty為部份對象，因此後來的學術寫作很自然就走向了當時更能介入台灣變動中社會現實的批判理論[5]、性／別理論等等。
為何成立性／別研究室
由於何春蕤在1994年反性騷擾大游行裡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口號，在女性主義陣營中與主流女性主義者有了裂痕，甚至被女性主義者劃清界限，我們只能另立山頭，也就是在中央大學成立了性／別研究室。慢慢的，我們就形成了另外一個派別，即性激進派。在接下來的很多年裏，我們不斷地舉辦學術會議，不斷地發表論文，來替所謂的性權派開疆闢土，確實也造成了不小影響。
性激進派：從性解放到性權的變化背景
在此，我想回顧並反思所謂的“性激進”這種邊緣小眾的立場──無論是左翼的“性解放”或是到後來自由派的“性權”──畢竟這個立場是大眾或即使與我們友善的知識份子都難以完全接受的激進立場。那麼為何我們當時非要採取這樣的立場不可呢？
首先，要明白我們在台灣的位置：我們反對誰？誰是我們的敵人？更詳盡的社會歷史分析，可以參見我後期寫作對台灣社會文化的激進派／自由派／保守派之分析[6]，這裡只談性／別政治。
簡單說，我們在理論上的對立面是台灣主流的女性主義，其理論當然來自美國主流女性主義，後者則受到激進女性主義的影響[7]。而在美國強烈反對激進女性主義的，就是美國的性激進派，並做為酷兒運動的理論來源之一。我們的位置就對應著美國的性激進派，這是當時的地緣－歷史限制，因為沒有其他更有力批判對方的理論資源[8]。在社會實踐方面，台灣解嚴後NGO化的新型保守派（如勵馨基金會）很快汲取了主流女性主義的修辭，並與之產生共治的局面（詳見我在他處的分析，註腳6）。簡單說，人群本來分成左／中／右，但是現在中與右聯合起來，因此性激進派更要守住陣地。
最起初，大約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初期，在新型保守派還沒有完全壯大的時期，性激進提出了“性解放”，這當然是遭到很多誤解的名詞，但是當時有著為性／別左派更擴大領域與去除解放污名的想法。原本婦女解放、民族解放、動物解放等等都已經是可以接受的，就在這個話語基礎上進一步擴張，澄清性解放不是性開放（濫交等）。一方面這是馬庫色的觀點（只在他的演講而非文字中），一種去陽具中心的昇華（沒有資本主義異化的、與創造和勞動結合的昇華），另方面它接合了Gayle Rubin的性階層的觀點（即性底層反對宰制的解放）。當然，我們實際的論述又更複雜與精巧些，但是性解放這樣的名詞確實較難與更廣泛的大眾溝通。不過，在理論上回擊主流女性主義，建立新的性意識形態上，還是有一定功用，打開了一些論述空間。
隨著新型保守主義與主流女性主義在2000年代陳水扁治下逐漸形成的共治，台灣的自由派趨於保守，論述領域中缺乏傾向進步的自由派，於是性激進派便可以佔據這個位置，“性權派”因此開始成為我們的標籤。很多時候，我們要以進步自由派的姿態來捍衛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等等（背景則是網路年代興起，圖書影視分級制度上路）。同一時期或更早，西方也有“激進派代言公民自由”這樣類似的情況（美國1980年代開始的性激進派就是從反對色情檢查而形成的）。
後來的發展，我在其他文章已經詳述。簡單說，就是美國終於結束了保守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共治，最直接的原因是白人保守派不願意與黑人總統分享權力；2012年第二任的歐巴馬總統在因應伊斯蘭等力量時走向了進步自由派[9]，改變了原來民主黨的保守傾向（例如原本柯林頓對軍隊同性戀的態度主張不說不問），反而向全球輸出同性婚姻等等。美國的進步自由派對抗保守派的撕裂局面自此加劇，至今仍烈。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台灣的綠營也面對蔡英文的落選而有急迫性要採取同樣策略，於是台灣的主流自由派突然不再保守，結束了左右共治，走向支持同性婚姻等立場，也配合了美國的新全球國際政策。這個非常進步、甚至激進的轉向，進佔了性權派（激進派）原來的位置，使得性權派的激進面向失去作用；同時，前面提到的新型保守派（如勵馨基金會）則完全被收編（變成了“進步”開明的保守派）。原本依附在新型保守派的台灣保守群眾頓失所依，只能以基本教義派的話語（其實是失語）與轉向進步自由派的政治社會力量對抗！
現在回顧這段歷史，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在台灣因為地緣－歷史的限制，我們在性／別領域的運動中採取性激進立場（從性解放發展到性權），幾乎是別無選擇、退無可退的立場。彼時基本教義派群眾的力量還沒有興起、而且是依附在新型保守派之下，我們的論述不可能以大眾常識能接受的說法來與當時主流論述對抗。以我們單薄的人力，只能在那樣的論述形態中以邊緣新銳的姿態，力爭理論的領導權，或者現實的說，激進派只能佔據邊緣以求存活之地。
寫作階段的總結
總之，我的寫作可大致分為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80年代的海外報紙雜誌文章，內容則頗多混雜，政治上反對國民黨，後期傾向左派思想。第二個階段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在台灣的報紙雜誌發表文章，宣傳人民民主論，粗糙的說，就是以社運自主來抗拒台獨對社運的收編。第三個階段則是1990年代到2010年左右，寫作學術性論文或論爭文章，除了一些批判理論與科學哲學外，很多是性／別理論，並且採取性激進派立場。第四個階段則是離開西方批判理論的框架而開始了中國轉向的寫作。
中國轉向的變化
我們有很多年都忙於臺灣的內部事業，很少去大陸，反而去了很多次香港，也是爲了聯絡那裏的同道，在香港交了不少社運或性別運動的朋友，只有偶爾從香港到深圳，算是去了大陸一下。幸而後來因緣際會認識了不少大陸學人朋友[10]，感到特別投契與投緣。由於我們的性／別發表和每年參與人民大學的潘綏銘、黃盈盈舉辦的會議，也開始和大陸的性／別圈子熟稔起來。這期間也多次邀請大陸學者來台灣參加會議。逐漸我們訪問大陸的頻率越來越高，停留時間也越來越久（我曾在浙江大學做過訪問學者），開始對大陸現況有更多認識。隨著網絡發達，我們可以看到大陸的各種資訊與影視，慢慢地我們無暇看臺灣的新聞了，並透過微信圈和大陸朋友們有更密切的對話聯繫。
隨著臺灣的獨派越來越確立，台灣的社會運動必須要在獨派政治勢力籠罩下才能生存，否則非常的艱苦；以前社運中立的餘地也幾乎不存在了。即使非獨派的社會運動往往采取兩邊各打50大板的策略才能在台灣生存。我們作爲獨立學者，沒有這些“民意”的顧慮，不太需要考慮群衆或者是過去跟隨我們的群衆的感受，所以我也就比較直接以“中國派”面目來分析問題。
當然對於這樣轉變，我自己也寫了一些文章，從學問的角度上來闡述爲什麽需要有一個“中國轉向”，而且也對於當年人民民主論那種强調站在弱勢人民立場、反對一切霸權的批判立場做出了反省。人民民主論常常以國際主義的姿態，有著看起來非常高大遠大的理想，對此我有一些深刻的反省，之後我就開始了中國轉向的寫作。
當然我之前的寫作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價值，內中的很多論證還是有些學習價值，而且畢竟也說出了這個世界一部分的真理或者是局部的真理。但是在全局上，它畢竟有它時代的一個歷史脈絡。
對於“永恆站在弱勢反抗立場”的批判
現在我們的世界其實已經在轉變，中國的復興是個很重要的世界歷史現象，所有的學問其實也應該隨之有所轉變，而不能够繼續耽溺在（從過去1960年代開始一直到美國1990年代大盛的）批判理論思維裡。畢竟這些批判思想還是有它們時代的烙印。但是現在也有些人很簡單地就去否定所謂的政治正確、覺醒文化，而沒有看到這些政治正確背後的道理，以及它真正不足的地方──它們都是歷史的産物，我們千萬不能够妄想我們能够超越歷史脈絡，抓住所有未來的真理。
最常見的“真理”在批判（理論）意識裏被認爲是：只要是爲著弱勢的平等，爲著被壓迫者說話等等，就是一種絕對正確的真理與永恆反抗姿態，因此不需要在歷史脈絡裏去考慮這類論述的各種實質效果（例如對地緣政治的意義），去考慮中國崛起與統一的意義、國家的積極角色等等。但是以上其實是美國或西方的邊緣知識份子處境下的自我認識與反抗意識（亦即，接受無法改變美國穩固霸權的現實後的永恆反對姿態）。我們必須擺脫這種站在西方批判知識份子位置上的思維模式，才能更真實的看到屬於這個時代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性，也才能對現實做出一個歷史性的回應。
未來的世界是怎麽樣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會虛妄地認爲：我們現在的想法是超越時代的。其實我們就是要回應這個時代，承認自己的歷史性侷限，這就是我的態度。
[1] 這是香港分析哲學的新儒家學者馮耀明所撰（台北環宇出版社1971）。他用通順的中文轉譯改寫了來自《國際統一科學百科全書》（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等材料（這在當時的學術實踐是容許的）。
[2] 例如，張佛泉先生的著作，海耶克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
[3]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鄭學稼先生的著作，例如：《第三國際興亡史》，或者青年馬克思（佛洛姆也有提及）。
[4] 曾有人問當時立法院長王金平關於人民民主，他不以為然地說那是共產黨的東西。有趣的是，和我同一陣營的陳光興帶頭提出”人民民主”一詞（他從英國左派與後馬克思主義而衍生的名詞），卻不知道毛澤東之前就使用這個詞。
[5] 我所謂的“批判理論”並非特指法蘭克福學派，而是包括各種泛左翼的新批判思潮，例如文化研究。
[6] 卡維波，“當代台灣性意識形態之派別與變化”，《人間思想》（台灣版），17期，2018夏季號，63-77頁。卡維波，“台灣同性婚姻的三方爭議”，《人間思想》（台灣版），17期，2018夏季號，78-91頁。
[7] 激進女性主義本身在美國也屬於邊緣少數，但是其論述很多被美國主流女性主義所選擇性吸收。
[8] 同一時期，中國大陸女性主義還在起步萌發的階段（由於台灣與大陸的長期分斷隔絕，當時也缺乏交流），而且大陸當時的主流（除了李小江等）也有不少是隨著美國道路前進。
[9] 為了對抗1960與70年代學生反戰運動所帶動的各種激進派，美國出現了新右派與文化戰爭。共和黨的上台與持續執政，更促使美國民主黨自由派與保守派妥協，採取了保守自由派的立場。激進派在80年代以後都只能深耕校園。歐巴馬上台後，保守派不願與之共治，這樣的國內發展加上國際情勢，促使歐巴馬在第二任走向進步自由派。
[10] 2006年因為在中央大學召開文化研究會議，陳光興居中牽線，我們認識了上海一批王曉明的的學生與友人，之後與熱情與真摯的他們一直有互動。2008年接觸了荒林教授，使我們有機會碰見大陸的女權主義者。由於我們是台社成員，台社一直和大陸學人保持聯繫，在呂正惠的張羅下，我們因而有機會和主要是北京的朋友共同出遊了幾次，建立了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