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亦莊亦諧、有真有假的文章以田大川為筆名，發表於《島嶼邊緣》第11期，1994年6月，119-121頁】
編者由於接到趙煬先生投稿，又發現文章和楊照在《中國時報》刊出之文字雷同，所以請我來判斷趙文是否剽窃。我有多年的文抄公經驗，一望即知趙文並非嚴格意義之抄襲，但是趙煬確實襲用了楊照先生大文中的邏輯。這個邏輯正如本文副標題所示。為了證明這一點，以下我們將兩人大作的片斷予以排比，請讀者公評。
至於「我自己沒抵抗，所以別人也沒抵抗」這個邏輯，其實是很多有關外來政權統治台灣的論述中之預設。這些論述均強調外來殖民者其實沒那麼壞或高壓云云。當然，這些論述暗含的發言主體絕非那些抵抗殖民政權而慘遭打殺壓迫的人。
趙煬1：從中國的邊陲到中國的中心
一定要在這個妄想、設計脈絡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國民黨要對台灣特別懷柔，單單在台灣推行「台灣是中國的希望、復興基地」。1949年後，國民黨退守台灣已經無處可去，台灣變成他們所統治的中國的最後一塊土地，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選擇就是把台灣變成中國「真正」的一部份，把台灣人變成「真正」的中國人；換句話說，放棄對台灣的殖民式剝削利得，換取更有效抵抗中共的機會。
我們不能否認228事件前後國民黨對台灣的剝削，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了一件事實：1949年以後國民黨在台灣的歷史要用不同的眼光予以分析、理解。因為此時國民黨已經把台灣當作復興基地，當作中國的最後希望，也是一個新的中國的中心而非邊陲。蔣家小朝廷的天朝觀自然地把自己及自己的統治地──台灣──看成了中心；而其整體所產生的效果是：與國民黨統治下的大陸各地相比，台灣人所受的「相對被剝奪感」其實是輕很多，相對的，台灣人對國民黨反抗的強度也就比大陸人民弱得多。
過去用「民族反抗」作為歷史書寫主題的作品常常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為什麼到了1950年代後，台灣左右兩翼的反抗運動同時銷聲匿跡？固定的解釋是228及白色恐怖後國民黨管制束緊，以及國際左翼勢力慘遭冷戰「肅共」打擊的緣故。這些亦言之成理，然而冷靜來看，我們似乎可以開始考慮：國民黨的台灣中心政策形成，台灣從典型殖民地升級為內地延長國土、中國中心，對台灣一般人生活、意識上產生的影響，間接地削弱了反抗的強度。
台灣的「中國化」當然是事實，然而「中國化」並沒有完全吸納台灣社會所有的活力。在國民黨主導下，台灣人或自願或被迫地參與了建設「復興基地」的過程，這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上唯一一段擺脫邊陲宿命，逐步走向「中心」意識的特殊時間。
楊照2從中國的邊陲到南洋的中心（摘錄）
（田大川按：為了證明趙煬先生的文章之創意乃沿襲楊照先生，以下我們摘錄了後者大作的片斷，但是這些片斷只是為了和趙煬文章之比照而摘取，所以不能看作楊照原文的全部意義，請讀者明鑑。楊照全文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4年3月2日〜4日。）
一定要在這個妄想、設計脈絡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日本人要對臺灣特別懷柔，單單在臺灣推行「內地延長主義」。臺灣和韓國、東北最大的不同點，就在離日本內地本土很遠。不論從補給運輸還是統治遂行的角度看：日本對台灣的控制無法達到像韓國、東北那樣的程度，然而沒有一個安定的台灣作中繼站，日本更沒辦法統治南洋。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選擇就是把台灣變成日本「真正」的一部分，把台灣人變成「真正」的日本人：換句話說，放棄對台灣的殖民式剝削利得，換取更有效地掌握南洋的機會。
我們不能否認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書中，對帝國主義剝削的明確指控，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了一件事實：矢內教授的名著寫的是殖民前期的情況，絕大部分的資料只蒐集到1927年。日本在台灣開始進行工業化發展的後期歷史，必須要用不同的眼光來予以分析、理解。「內地延長主義」、放鬆對台灣的剝削強度、改以台灣為南洋轉運中心，這是後期殖民史往往被忽略的主題，而其整體所產生的效果：與韓國等地相比，台灣人所受的「相對被剝奪感」其實是輕得很多，相應地，台灣人對日本帝國主義反抗的強度也就比韓國弱得多。
過去用「民族反抗」作為歷史書寫主題的作品，常常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為什麼到了1931年後，台灣左右兩翼的反抗運動同時銷聲匿跡？固定的解釋是「918」之後，日本管制束緊，以及日本內地左翼勢力慘遭打擊的緣故。這些亦自言之成理。然而冷靜來看，我們似乎可以開始考慮：日本南進政策成形，台灣從典型殖民地升級為內地延長國土、南洋中心，對台灣一般人生活、意識上產生的影響，間接地削弱了反抗的強度。
「皇民化」當然是事實，然而「皇民化」並沒有完全吸納台灣社會所有的活力。1930、1940年代，台灣社會活力其實是和南洋不可分的。從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以「南洋學」作首要研究目標，到台北博物館（現省立博物館）改制，大量蒐羅南洋自然、人文博物、甚至到拉軍伕、志願從事軍等等，都表示了在日人主導下，台灣人或自願或被迫地參與了建設「南洋中心」的過程，這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上唯一一段擺脫邊陲宿命、逐步走向「中心」意識的特殊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