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爽女人的女性性解放運動於1994年春天在台灣燃起，砲火四射，除了保守右派的撻伐之外，左翼人士也為文加入辯論。這篇文章以紅屄為筆名，發表於《台灣立報》新兩性版，1995年4月24-25日】
台灣地區的女權運動，從早期的呂秀蓮披荊斬棘，開疆闢土以來，雖然速度也許不是很快，但一直有很好的進展；不過1990年代，有關性解放議題卻被何春蕤等一小撮人吹縐一池春水，引起爭議四起，批判不停。這其中最大的贏家，恐怕是何春蕤本人，因為她可能已經名利雙收了。最大的輸家，容我大膽地預測，將是盲目跟進想做『豪爽女人』，而奮勇跳入情慾大池，卻不會游泳，也沒有救生圈，而不幸慘遭滅頂的基層女子。
以上這段引言先肯定了「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婦女運動的改良主義」，然後再祭出飽受苦難煎熬，亟待拯救的「基層婦女」。這段引言又是出自哪位左派大師之口呢？
「性知識解嚴成為商品與運動工具」！
這段引言是一篇近6000字文章的開頭。1995年3月18日，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在師範大學召開會員大會及學術研討會。這個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的背後主力就是標榜「性教育是發揚人性，支持美滿家庭生活，並對自己之性行為負責的教育」的杏陵醫學基金會。這天大會的上午有個座談會，會中馬偕醫院的鄭丞傑醫師（經常和江漢聲、謝瀛華、馮溶等醫生出現在各種通俗媒體製造主流性論述的「名嘴」之一），以他在台灣醫界聯盟的《醫望》雜誌所發表的「豪爽性育」一文為參考材料（此文有個小標題「性知識解嚴成為商品與運動工具」，眞是旣批判了資本主義又批判了性解放，實在是不錯的口號，可供「紅筆」型作者參考一下）。然後鄭丞傑用有點本土草根氣味題目的一篇〈好坑鬥相報？抑是詛咒乎別人死？〉長文作為他發言的骨幹，並將此文當場在大會上散發。
鄭丞傑的這篇長文印在B4紙上正反兩面，但卻不顯得密密麻麻，堪稱美工設計精良，原來是他們情商報社協助印刷的。當場參加座談的兩三百人都拿了一份。事實上，同一篇文章就在座談會的前一天（3月17日）全文刊載在該報的生活版上（座談會上散發的文章上也註明了這一點）。
鄭丞傑長文的開頭就是本文開頭所引用的文字。但是這究竟和「紅筆」在立報3月30日寫的〈披著兔皮的瘦弱老虎〉有什麼關係？
喔，有關係的，讓我慢慢道來。
鄉鎮的低階層婦女、工廠飽受剝削血汗斑斑的女工、被迫出賣肉體的原住民雛妓、新公園暗夜尋慰的同性戀、後段班無學歷的建教生、衣索匹亞的飢民、日本大地震的災民、波士尼亞戰火下的難民……究竟他們需要什麼樣的××主義或××運動呢？目前中產知識份子的反抗運動或解放運動，究竟對他們有什麼用？那些知識份子腦裡所產生的烏托邦，除了可能被當作文化商品促銷或者被資本主義收編外，究竟在解決基層人民的具體處境上，有什麼眞正有效的、有物質基礎的、全面認識論的實踐策略？
這段引言看來頗為眼熟？當然，無病呻吟的東西原本都很相像（等下，我就會顯示什麼才不是「無病呻吟」的「有的放矢」）。這段話和鄭丞傑為基層婦女打抱不平的話其實相去不遠，差別僅在於鄭不熟習左派語言，他也較少聽到無病呻吟（找鄭看病的，大多是眞有病的，如果無病找鄭呻吟，還要破費一筆）。（註：上段引言是我虛構的，若有雷同，純屬巧合。）
但是寫寫基層婦女、罵罵情慾商品化、被資本主義收編、運動中產化……等等，就是「左派」了嗎？就是「（無產）階級立場」了嗎？如果是，那麼鄭丞傑也就是左派了。（可是如果有人說鄭是左派，鄭一定會告此人誹謗）。
所以，紅筆在文章中自承「左派」，一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模樣，這還需要再深入分析一下，究竟紅筆是哪一種左派。
情慾的現實和壓迫與新的性保守派之興起
先讓我們繼續來談談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因為這涉及張娟芬所說的「女人退無可退的情慾現實」。左派不是向要從「現實」出發嗎？所以讓我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列寧語）。
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的主要成員，旣有學者也有醫生，並且橫跨所謂「學術界」及通俗大衆領域。數年來，他們在通俗媒體及各種場合四處演講。在解嚴之後，他們公開談性，對於打破禁忌是有功勞與貢獻的；當時的性保守派仍然反對談性說性，所以這些醫生學者在這個階段是屬於「性自由派」，也就是自由主義派。可惜，他們之中的大部份缺乏自由主義眞正的文化學養，社會也缺乏自由主義的社會文化傳統，故而當舊保守派失去性論述場域中的霸權位置後，這些人中的一部份就轉而變成性保守派，把大衆不滿「性現狀」的性能量由衝破禁忌反對性壓迫，轉而變成鞏固婚姻和一夫一妻家庭、鞏固社會秩序等方向去。
這些新的性保守派不再採取禁制、壓抑、阻止等權力施為，反而以馴訓、紀律、鼓勵等有積極或生產性效應的權力技術來運作，這正是《豪爽女人》的女性主義性解放立場所面對的（傅柯式）現實。這些新的性保守派言論也就形塑了《豪爽女人》介入之前的性論述空間。
現在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除了原有的杏陵基金會、家庭生活與性教育中心等，又以原班人馬成立了「性林文化事業公司」，這批人是晏涵文、涂醒哲、馮榕、江漢聲、謝瀛華、彭懷眞等人，出版了號稱國內第一本性教育的大專教科書（國中性教育教材及高中性教育教材則早已出版了）。並且也有《台灣性學學刊》，這個學術性期刊在今年3月創刊，同時也將在1996年7月召開亞洲性學會議，以國際連線來強化學術正當性（中港台三地的性教育組織則早已完成連線了）。
至於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的「官方」地位已十分穩固，現在就等待教育部的性教育全面正式實施（今年7月起將用「主題輔導周」模式推廣性教育到中小學），他們就可以全面出掌性教育的大權了。我們的中小學生、大學生，我們的女生、同志學生、性異議學生，即將在正式的教育管道中遭受權力操作更細緻、更權威，也更有說服力和公信力的性別歧視主義的、異性戀霸權的、性壓迫的灌輸洗腦式的意識形態教育。這就是女人與性少數目前退無可退的情慾現實之一。
當然，同樣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社會中各個角落、工人、原住民、殘障等等子女也是正式教育中的受壓迫者。但是就性激進派而言，目前這個情勢是重要的時刻；某些女性主義者、同性戀及其他性異議分子、激進青少年及民主教育者關心目前性教育的發展，認為這也許是個有機會介入干預的時刻，可以對未來女性及性少數生存空間有影響的戰場。
「紅筆」型「左派」不能面對情慾的現實問題
面對這樣的現實局面，左派的立場是什麼呢？什麼是無產階級、基層婦女的性教育呢？現在性教育的教材有什麼錯誤？應如何批判？另類的性教育內容應當是什麼？這場性教育的鬥爭應採取什麼方式進行（學術的？體制外的？）女性主義者與同性戀及教育改革者合作的策略是什麼？等等這一連串問題才是紅筆型的「左派」應當作出討論與回答的，這才是有的放矢，而非無病呻吟。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唯有針對被壓迫者主體經驗到的現實問題，作出分析、回答、討論才會幫助被壓迫的人反抗，才會擴張反抗的形式（使之串連到階級），擴大社運團結的形式（使女性主義、同性戀解放等與左派串連）。
擺出左派架勢的紅筆，就請你針對上述這些問題做出左派立場的回應吧！「這裡就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吧！」（伊索寓言中有個說大話的人，硬說自己曾在羅陀斯島跳得很遠很遠。馬克思最喜歡用的典故之一，轉義為「就在這裡證明你自己吧！」。）
當然，情慾弱勢者（女人、老人、青少年）與情慾邊緣者（同性戀、豪爽女人及其他性少數）所面對的壓迫現實絕不只性教育這個問題，除了日常情慾生活的被剝奪、歧視、抹黑，物質經濟的階層分化、政治社會文化權力不平等問題（這些就是她們退無可退的情慾現實），還有一個急迫的性革命問題，而性教育的變革只是這個正在改變情慾現實的性革命的部份。而這場性革命原來是由資產階級男人異性戀、自由主義及保守的開明派主導的（性學大師們則是這個革命的宣傳部）。現在因為豪爽女人及同性戀的聲音，有了干預及介入這場性革命的可能。左派如何面對這場性革命？有什麼實踐策略？等等，我們還可以再問一連串問題。（卡維波曾寫過兩篇談性革命帶來的性開放，可參考〈一場性革命正在發生〉以及〈性解放的政治〉，都收在本書中。何春蕤則寫過〈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婦女新知》149期，1994.10，以及〈海蒂之前與海蒂之後︰台灣性論述戰場觀察〉，《聯合報》讀書人版，1994.11.10，已收入本書中）。
可是我看紅筆是無能回答這些問題的，她是沒法在羅陀斯跳左派的情慾之舞的。
為什麼我敢這樣說呢？因為兩個密切相關的原因。
第一，從紅筆的文章來看，她對「性歧視主義」及「情慾沙文主義」不夠敏感，也明顯地對馬克思主義的性激進傳統無知。
第二，紅筆的「左派」不但是一種無病呻吟式的，而且還是壓迫式的、中央集權式的左派，和人民民主、邊緣戰鬥式的左派剛好相反。這種集權左派是無能處理情慾問題的。
在這篇文章中，我只處理第一點，我將把第二點留待下篇文章再處理。以下讓我來詳談紅筆的性歧視主義。
性歧視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性激進派如何看情慾？
「性歧視主義」的中心就是「性基本上就是有問題的、不好的、惡的、壞的、有負面效果或副作用的，必須要經過證明，才能說性在什麼狀況下是好的、沒問題的。」套句法律用語，性歧視主義基本上就是：先假設「性」有罪，必須自己證明本身無辜才行（sex is 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性歧視主義因此會顚倒需要證明的次序。例如，青少年或基層女工從事很多性活動時，性歧視主義「直覺常識」地將之視為一種「問題」，要求證明那有什麼「好」。但相反的，性歧視主義從來不質疑青少年或女工的禁慾生活是不是階級支配的一部份，有什麼惡果等等。
從這個對「性」疑懼的中心出發，性歧視主義也會把情慾當作一種奢侈品或附加價值，是個人私事而無社會意義，在婚姻框架內才有正當性的東西。
「性歧視」把情慾當作有閒階級的享受（紅筆認為弱勢族群或階級不搞情慾流竄的偷情，正如過去歧視同性戀的人，把同性戀當作中產藝文界的癖好一樣），而非日常的物質需要，這就會產生很可笑的看法。例如，性歧視主義可能會把基層女工需要良好的工作環境及福利、法律的保障或促進、政治權力的參與及伸張、舒適的住屋、安全的交通、營養衛生的飲食、受尊敬的文化社會地位……等視為當然，但卻不把高品質情慾生活當作對女工同樣重要的物質需要。這就是性歧視主義在作祟。
這個作祟的性歧視主義，因此會把情慾人權看作比政經人權更次要的東西。進而就很容易和壓迫式的、中央集權式的左派觀念掛勾，認為「經濟」或「政治」的運動才是根本的、主要的、現階段應當主宰的等等。
情慾是日常的物質需要，並且和其他物質需要有密切關連，這是馬克思主義性激進派的一貫主張。這也是為什麼馬克思在和唯心主義作鬥爭時，以物質主義觀點去重新看「愛情」，而說「愛情是一種情慾」，他要強調的就是：「性」是物質的，而且是愛情的物質基礎。這個觀點幾乎影響了所有的主要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的魯迅也認為性慾應當作為戀愛的基本條件。後來的Reich更視情慾需求是發展階級意識所必須。
今天如果有人要和女性主義性解放者，或者其他的性激進派進行社運觀點內部的對話，那麼首先就應嘗試著從被性壓迫的主體位置出發，首先就應克服自己的情慾沙文主義（亦即認為只有自己的情慾模式是正常正確的，其他的模式像易裝、變性、戀獸、戀物、SM、同性戀、跨代戀、婚外婚前性、濫交、公共場所交等都是不正常或不正確的）。
故而（正如美國的女性主義性解放者所說）「從今天起，我們要先預設性是無辜的，除非能證明它有罪」。
那麼，紅筆的文章有沒有性歧視主義的問題呢？
我看是有的，這可從兩方面來看。一個是紅筆整篇文章的立場，一個是紅筆文章的文本。
紅筆文章中的性歧視
在今天台灣，由性開放帶來的更細緻的性壓迫，以及更有效地對性少數主體的收編及侷限的權力技術下，性歧視主義仍然到處可見。豪爽女人的女性主義性解放運動才剛開始主體呼召，主體都還沒有現身、組織起來。其他的性少數，除了同性戀有了非常弱勢的組織及正當性外，都還沒開始主體的呼召及現身。在這樣的情況下，性解放運動不是需要一個更鼓勵、更友善的社運空間嗎？
按照道理說，左派人士應該對台灣情慾的現況、性壓抑的現實持徹底否定的態度才對，可是看看紅筆文章對「女性主義性解放」的嚴厲責備，徹底否定，不由得讓人覺得她是對「性解放」、「性」有根本的疑懼，這不是性歧視主義是什麼？
我們能想像有左派會對剛剛進行主體呼召，而無組織力量或主體現身的（例如）消費者運動、工人運動、環保運動等等進行這樣的批判嗎？如果一個運動有了正當性、有了組織、有了些力量，那麼與之進行社運內部的批判並不是不可以。而且一個運動越是要和國家機器結合，越是占領導其他社運的地位，越是有龐大資源的組織，就越必要接受最嚴厲的批判。可是我們不能像一些趨炎附勢之徒一樣，專門捧大的揍小的。（例如，女人在目前政治選舉文化中並沒有性別意識及性別自覺，難道還不該喊出「女人投女人的票」嗎？號稱「左派」或「婦運」的團體為何要反對這種口號呢？難道左派也反對「工人投工人的票」嗎？）
從紅筆的文章本身來看，也可看出她是有性歧視主義的。她說：
作為「社運觀點的情慾對話」，張娟芬並沒有告訴我們：就整體社會關係而言，「性」在其間展現了什麼意義？何以豪爽女人這樣形式的「性解放」是現在的婦運對既有性別權力關係的挑戰中具顚覆力量的？在特定的分析裡，或許有必要將性關係置於主軸，但就「社運觀點」而言，張娟芬卻沒有作出在這個前提之下，把性關係抽離或凌駕其他社會關係之上來詮釋其與婦女解放和他種社運的關係之基礎為何。它是怎樣被提到社會改造的日程表上？
如果我們把這段文字的質疑對象，由「性」改成「階級」，那麼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出原文的性歧視。事實上，我們很難想像有人會用同樣的方式來質疑「階級」在整體社會關係中有什麼意義，或質疑「階級解放」是怎樣被提到社會改造的日程表上──除非此人根本看輕或歧視被壓迫的階級主體。
其實女性主義的性解放，就和婦運中的政治、法律、文化、經濟、社會等戰線一樣，只是其中的一種。對於性別關係中的性問題，應當和性別關係中的法律問題或階級問題等一樣同等地被對待，否則恐怕就是性歧視主義在作祟。
女性主義性解放不分階級：性與階級的關係
如果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能夠起步，那麼也自然會在運動過程中建構出其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的面向。
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當然應當和工運或階級運動連線，以克服性解放運動中可能有的階級歧視與壓迫，但是另方面，女性主義性解放的反抗性壓迫是不分階級的，因為不論什麼階級的女人都遭受到性壓迫。（女性解放一方面串連階級運動以反對階級壓迫，另方面又不分階級的反性／別壓迫，這並非自我矛盾。試想工運或階級運動不也是一方面應當和婦運連線以反對性別歧視，另方面也不分性別的反抗階級壓迫嗎？）
至於情慾異議分子這種性少數──不管是豪爽女人或女同性戀，在各個階級中都是存在的。因為在目前性壓迫社會中，女人很少自願選擇進入性少數這種被強力壓迫的位置，她們都是在個人生活及家庭史中因緣際會的產物（也就是何春蕤所謂的「獨特性癖」）。這種類型性少數主體的形成和階級位置沒有關連。
可是，這不意味著階級與性沒有關係。不同的階級有時會對同一性模式有相異的自我認同、感覺形式及表現方式。金賽在一九四○年代的一萬八千個樣本中發現，不論是手淫、同性戀、口交、婚外或婚前性等，在男人之間有顯著的階級差異；不過金賽也指出，就女人而言，年齡和性別意識形態則比較是顯著因素，女人在性模式的表現上，階級差異較不明顯。後來的調查雖然發現階級界限的逐漸泯滅，但不同階級的性型式仍是繼續存在的。
女性主義性解放的文化資源
紅筆在文中還提到性解放的文化資源中，有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刋物、第一世界的性學書等等與本土鄉鎮有情慾內涵的客家山歌之區別。紅筆誤以為女性性解放在文化資源的選擇上較看重前者而非後者。但是女性主義的性解放者沒有必要做這種白痴選擇吧。旣然要推廣運動，就當然要針對不同族群、階級、年齡……女人的特性和共通性，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資源。如果城市小資產階級女人喜歡附庸本土風潮來建立起其情慾的主體性，那就不妨唱首客家山歌給她們聽。如果原住民女工喜歡馬克思，那就從馬克思主義觀點談情欲。
所以性解放的文化資源的選擇方面，應當是「針對群衆的特性，開創進步的共通性」，而不要自我設限；特別是要警醒，在資源選擇時的性歧視主義、階級歧視主義、年齡歧視主義……等等。例如，認為某些情慾文化資源太露骨、太變態、太邊緣、太不符合主流道德故而不適合群衆，或者認為下層階級的女人或老女人不能接受同性戀，或者認為家庭主婦不能接受不婚生子等等預設偏見，而這些偏見其實是建立在階級、年齡、性別等方面的刻版印象。
我不敢說紅筆在談到情慾文化資源的選擇時可能有潛在的性歧視主義，但是她接著又問：
是否對性說「是」，就代表對權力說「否」？種種藉由性來作為交換媒介的異化（它們不一定只是金錢），或由性關係中展現的壓迫，難道會因為兩造同意且沒有身體傷害，就得以消除嗎？
這段話的問題在於，從來也沒有任何性激進派甚至性自由派會認為，性可以解決一切權力問題，或者是消除一切壓迫的基礎。反而，有這種類型幻想的人往往是中央集權式的左派，認為階級是消除一切壓迫的共同基礎。
性激進派是「天生」的人民民主派，絕不會認為對性說「是」，就自動代表著對其他權力形式說「否」；同樣的，在婦女的任何一條戰線上，不論是政治、經濟、法律或文化的反支配，都不代表著對其他權力形式自動的否定。一種反支配和其他種反支配的關係從來不是自動發生的。
我想如果紅筆沒有性歧視主義，而把「性」就當作任何其他社運的議題一樣對待，那麼她就不會去問那些性激進派從來沒有假設過的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的反性歧視態度
號稱左派而心存性歧視主義及情慾沙文主義者，往往不熟悉馬克思的性激進派傳統，這個傳統也深深影響了女性主義性解放這種性激進派。馬克思主義性激進派的傳統當然是始於馬克思與恩格斯，他們就比較沒有性歧視主義的毛病，這可由他們關於賣淫的論述看的出來。
賣淫，也就是剛才引用紅筆文字中所謂的「藉由性來作為交換媒介的異化」，常常被性歧視主義者視為罪大惡極之事，這是因為在性歧視主義的眼光中，平常的壞事若再和「性」沾上邊，就會罪加一等。可是在馬恩二人的眼裡，資產階級中，「妻子和普通娼妓不同之處，只在於她不是像僱佣女工計件出賣勞動那樣出租自己的肉體，而是一次永遠出賣為奴隸」以及「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公妻制……即正式和非正式的賣淫」。更有甚者，馬克思根本就認為「賣淫只是勞工出賣自己的一種特定表現而已」，換句話說，人們上班、上工的行為就和賣淫一樣，反之亦然。所以，沒有性歧視主義的人，不會把妓女當作最可恥下賤的象徵，也不會對賣淫深惡痛絕──除非她也同等地把勞工當作可恥下賤的象徵或同等地對僱佣勞動深惡痛絕。對於賣淫，她因此關心的是改善其勞動條件等一般勞動問題（故而傾向賣淫合法化）。事實上，性工業的勞動者（牛郎、妓女、脫衣舞者、A書及A片演員、模特兒、編劇、副導、攝影……）這些性少數，正是性解放運動要呼召的主體之一。
馬克思及恩格斯這種反性歧視的態度，以及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性激進派，都是號稱左派的人士應當認眞學習的。「左派」人士如果能認眞研習馬克思主義性激進派的著作，必能在未來的性解放運動中找到施力點。畢竟作為左派，理應支持一切反壓迫、反支配的運動。對於反性別壓迫及性壓抑的女性主義性解放運動，左派自然應當大力支持以建立社運連線，做個女人性革命的促進派（借用毛澤東語），這樣方能藉著串連性解放，擴大社運團結的形式，並且深化反性壓迫或性壓抑的內涵，以使性別及性的議題內的階級面向出現。
左派應先自我反省階級運動中的性壓迫
女性主義的性解放是在性別支配中指出性壓迫的面向，並且在性壓迫中指出性別支配的面向。「左派」若要平等地與這個運動互動，當然必須放棄其「指導」的高姿態（例如，不應該質問性解放「是怎樣被提到社會改造的日程表上？」；畢竟，有壓迫就有反抗，反抗性壓抑當然有其初始的正當性。誰有資格去決定什麼是「社會改造的日程表」呢？）。更重要的，所謂的「左派」更要檢討自己的性別歧視及性歧視。
號稱「左派」者如何面對自己的性歧視主義呢？很簡單，先不必以高姿態質問女性主義性解放中的「階級」問題，而是反躬自省工人的階級運動中的「性壓迫」問題！
如果號稱「左派」者去發掘階級問題中的「性」的面向、工運中的性歧視主義，那就已經在深化性解放運動及工運，並且擴大性解放的反抗形式。
我將在下一篇文章繼續批評紅筆文章所表現出來的集權左派態度，我認為這樣的態度沒有辦法處理情慾問題，更遑論情慾問題的階級面向了。當然，也許我可能誤解了紅筆在文本中呈現的立場，但是沒關係，只要是眞正的左派，一定會併肩為階級正義與情慾正義共同奮鬥的。
豪爽女人對於某些左派是一種挑戰，也是其克服男性沙文主義及情慾沙文主義的契機。讓我們期待豪爽左派的出現吧。
作者附註：
本文第一天發表時筆名原為「虹屄」，後來因為報社方面對「屄」字有點意見，我也同意第二天起改為「虹B」，因此，下面紅筆等人文章會出現「虹B」字樣。現在趁文章重刊時，我將筆名改回「虹屄」。本文在以「虹屄」為名發表的時候，即使在像立報這種邊緣小報，也是一件驚世之事；由於「屄」字向來被當作不雅污穢之字，故而公開在媒體寫出來，也可能被視為有侮辱他人的意含。有人或許以為我取「虹屄」筆名只是因為此二字不但在音上和「紅筆」相對，也在意義上和「紅筆」針鋒相對（以七彩對獨紅、以女屄對陽具象徵的筆，以情慾的屄對知性的筆等等）。但是其實「虹」在新社會運動和同性戀酷兒運動，早成為反對階級化約論和強調差異政治與多元情慾的象徵。其次，「屄」對筆者而言，應當是個正面的、值得大量出現的字眼，而且應當融入學術的語言；這是性解放運動的一部份。1996年尾台灣媒體先後出現了「屌」和「屄」字眼的廣告（「屌」在台灣俚語中有「頂級」、「很棒」的意思），引起許多爭議。筆者在這方面的思考，請參看筆者在1996年12月23日聯合報副刊發表的〈性器官佔領台灣〉（原題：讓屄屄屌屌佔領台灣）。以及筆者在「第二屆性教育、性學、性別曁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年6月1日）講評謝志偉教授論文時有關「用屄屄屌屌佔領學術」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