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狂飆年代】專欄，1995年7月10日】
黑暗中，子彈聲在兩耳間跳動，由近而遠的直升機聲在立體環繞音效中讓人感覺身歷其境，我目不轉睛地盯著銀幕上魔鬼阿諾的替身特技武師在一幕幕電腦合成特殊效果中逼真無比的驚險格鬥。當然，爆破的飛機其實只是模型，緊湊快速的追逐是好幾個工作天支離的、緩慢的拍攝剪接而成……。但是我還是看得大呼過癮，樂趣無窮。
同時，這類電影也經常充滿了令人不快的意識形態，像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例如片中的白種男人一定是性感及正義的化身，思考敏銳，身手了得，魅力無窮；可是非白人的第三世界男性卻往往是恐怖分子，意氣用事，仇恨滿腔，而且絕不性感。片中的女人則尖叫連連，等待男主角的保護及拯救。
看這類電影時，我一邊看一邊罵，既讚嘆其視覺效果又痛恨其歧視意識。後來，我發現像我這種情形竟然普遍常見。有個女性意識濃厚的朋友很喜歡看「文藝愛情」片，看到感動處還會大哭，正因為深入其間，批判起這種電影時犀利異常。另外一位同性戀朋友喜歡看坊間描寫異性戀愛情的羅曼史小說，她也明說，愛看的部分是「愛情」而非「異性戀」。
有人質疑：「異性戀愛情」真能那麼容易被分開為「異性戀」和「愛情」兩個部分嗎？我們所知的「愛情」及其表現形態，像有情人終成眷屬、忠誠堅貞、排他、天長地久等等，不都是在異性戀的婚姻家庭制度和文化中形成，並為了鞏固異性戀制度才存在的嗎？
同樣的，也有人會質疑：好萊塢電影的高科技形式恐怕正是其意識內容的幫凶吧！高科技的眩目效果不但是最佳的洗腦工具，它的大資本製片模式也塑造了觀眾的觀影口味，排除了欠缺資本的非商業或另類電影進入市場的可能，形成壟斷的局面。
因此，如果我們能從充滿著歧視的意識形態的主流文化產品中得到愉悅，是否表示我們已被完全洗腦制約？如果我們還反對歧視，那麼我們應否對自己的愉悅或反應感到罪惡感？如果我們充滿快樂或感傷情緒地唱著流行歌曲，或沈醉於電視節目之中，那麼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主流文化工業及其意識形態的俘虜呢？
這類的質疑也可以應用在像A片這種非主流的文化產品上：如果女人可以從A片中得到愉悅，是否表示她必然是性工業的愚弄及操縱對象呢？
對這類質疑通常有兩種不同的回應。第一種回應說，不管我們是否從這些含有歧視意味的文化產品得到愉悅，都和我們真實生活中的「政治」立場無必然關聯。喜歡異性戀愛情小說或流行歌曲的，可能反對也可能贊成同性戀；擁讀女性主義的人，既可能愛看A片，也可能厭惡A片。之所以有這種差異現象，乃是因為我們的愉悅快感和無意識的心理過程有關，此一心理過程的機制形成原因莫衷一是，也不可能被意志或理性所控制，故而不可能被什麼思想課程或運動實踐所改造。所以，去質疑別人的愉悅而不去針對制度或歧視意識本身，這種責難對反歧視的運動或主義而言，沒有太大意義。
再說，如果一個人不能從主流文化產品中得到愉悅，這也未必表示其政治立場「正確」。例如，女人對A片的厭惡也可能是充斥性別歧視的父權文化的效果。總之，我們既不清楚個中心理過程的因果，委實不必去質疑人們的愉悅或不愉悅。
第二種回應則認為對愉悅的自我肯定，以及培養創造愉悅的能力，可以幫助受歧視的弱勢者積極增長力量，畢竟，「壓迫」的面目之一就是對愉悅的扼殺。
況且，主流文化產品的意義不見得是固定妥穩、力大無窮的，像異性戀愛情、Ａ片這些複雜的文化合成物一直都在和社會中的其他力量一起騷動轉變，故而有很多抵抗的空間、挪用的材料、轉化的契機。我們不應將自己定位為必然的受害者，一定會被洗腦而無反抗能力。相反地，積極發展愉悅能力的強勢主體，可能更有力量去要求新而多變的愉悅，而在這些突破的實踐中改造原本歧視（壓迫）性質的文化產品。
有一個小故事或許可以做上述回應的腳註。有一次女學生們在批評一個大男人主義者，我說：「唉，像這樣遜的男人，你們女人應該……」我本來想接著說「不要理他」，結果一個女學生卻接著說：「把他用完玩完後，甩掉。」
嗯，Ａ片好像也可以「比照辦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