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狂飆年代〉專欄，1996年3月18日】
這次的總統大選真的反映了台灣民意嗎？
「真實民意」這個觀念是被各種選舉民意調查所凸顯的。
許多對民意調查結果持懷疑態度者總喜歡說：「真正的民意」到了選舉那天就可以知道了。言下之意，選舉結果才正確地反映真實民意，民調結果則不然。
搞民調的學者往往可以藉由民調得到資源和好處，對民調則持肯定態度，而對上述說法不以為然。他們強調，民調是科學的，周詳的調查技術事實上可以相當精確的預測結果、反映民意，而這個說法似乎還得到許多國內外實例的佐證。
民調學者說：民調之所以有時候「不準」（不能真實反映民意），是因為有人濫用民調為政治工具。解嚴後，人民敢對政治發表意見，有了民調的空間，很多機構也為了各自的目的進行民調。例如，由於媒體本身已經不是單純的報導新聞，而也是製造事件、生產新聞的機構，所以亦會進行民調以便報導。在各種機構的民調中，當然也不乏企圖製造輿論、影響選情、藉機造勢、掩飾混淆、調查選民結構等目的，因此在問卷設計、調查方法、抽樣技術、訪談技巧、結果詮釋…方面下工夫，積極運作民調的結果。民調學者強調，如果民調能謹守科學精神與忠實真相的學術專業，決不藉民調操作民意，那麼民調還是和選舉一樣可靠的民意反映工具。
不過，在上述這個「科學民調」的說法中，選民完全是被動的在所給予的現實條件下做選擇。這樣的選擇結果其實很難稱得上是「真實」的民意，最多只能算是「一種」可能的「民意」。這就好像那些消費調查一樣，調查者讓消費者在市場提供的飲料中選擇自己最喜歡的，這種選擇結果充其量只反映了消費者在有限選擇中的被動意願，也就是一種「將就」而已。這和消費者能直接控制飲料的生產決策、生產自己想要的飲料的選擇相比，是完全不同的。換句話說，，在缺乏權力去塑造現實並掌握未來的狀況下，選民做的選擇又能算什麼真正民意？
另方面，（從法國哲學家傅科的思想來看），民調的種種偵測出「真實民意」的技術，其實是一種支配選民、卻又讓選民自以為是主體的權力技術。就像天主教的「告解」或心理分析的「坦言」一樣，在這些過程中，真正的權力優勢者不是那個自以為表達意願的人，而是那個套取「供詞」並加以詮釋的人。雖然有些選民抗拒民調，在接受調查時故意不坦白心意或說謊，可是民調也用各種誘導或測謊技術來套出「實情」。而一旦人們接受民調的「科學性」時，人們就會自動「坦誠」，並且還認為參與這樣的民調是在表達自己真實的心意，因而感覺自己是可以做主的主體。
就權力技術來看，當前的選舉其實也只是一種民調，因為，和民調一樣，選民是被動的在所給予的現實條件下做選擇。但是選舉所用的套出「真實民意」的「逼供（調查）」技術，遠遠超過任何科學民調，人們完全接受選舉這種民調的客觀性，幾乎不抗拒掌權者對其心意的偵測，因此很少在投票時故意「說謊」（即，投給自己不支持的候選人），並且也相信選舉表達了自己這份坦白的民意，相信自己是「主動」的做選擇，在參與選舉中有做主體的感覺。
有人或認為選舉的後果比民調嚴重，故而兩者不同；但是如果很多人都在選舉時「說謊」，不接受選舉這種民調的客觀性，而讓人覺得選舉和民調的可靠程度相似，那麼選舉的可能後果就會和民調一樣（不）嚴重了。
這麼說來，民調式的選舉並不能反映什麼真實民意，而只是建構出所謂的「民意」來正當化現實中的支配狀況。例如在目前的選舉中，根本沒有把同性戀議題當作競選主題之一，同性戀者在這種情況下的投票，究竟反映了同性戀的什麼真實民意？如果同性戀不能像異性戀一樣在不受歧視的現實中做選擇，又如何談其真實的民意？同性戀如此，其他人民群體也是一樣。
一場選舉下來，人民群體的被支配狀況依舊，但現狀卻因為得到人民的投票同意而更有合法性了。
事實上，這次選舉在「調查技術」上其實一點也不「科學」，對總統候選人資格的高門檻違憲限制，根本可以說是技術犯規的選舉舞弊。在人民連想當總統候選人都不成的選舉規則下，還奢談什麼「當總統的頭家」，這豈不是欺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