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卡維波為筆名，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狂飆年代專欄，1996年9月16日】
違背父母之命而出家的青少年，過去並不是沒有，但是中台禪寺的出家事件之所以能形成風波，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和部份出家青少年的「高學歷」有關。一般而言，下層青少年的「脫軌」現象通常不會引起太多社會關切，但是當這種脫軌現象也出現在中上階級或學歷地位的青少年當中，就會引起社會的嚴重關切。
除了階級的面向之外，中台禪寺風波的另一個意義是高學歷青少女以宗教之名徹底的「離家出走」。其實，以宗教之名作短期的離家出走是常見的，例如許多媳婦是職業女性的老年婦女，便常以進香為由，卸下家事與照顧孫輩的重擔。而以禪七為由而暫時逃離家庭束縛的男男女女，更是常見。
青少女違背父母心意的出家，實質上既然是一種決斷的離家出走，這種出家就必然挑戰了親權或甚至父權，也拒絕了社會透過家庭結構為青少女所規劃的性／別角色。西方的女同性戀主義神學家就曾經指出，女人出家不但是拒絕女人必須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的宿命，也是拒絕和男人性交。在女同性戀主義者看來，出家女人決定不再和男人有性接觸，有拒絕扮演傳統異性戀女人角色的積極意義。
青少女在成長過程中一向對父母親權和性／別角色有各式反抗，只是苦無義正詞嚴的正當緣由。可是宗教，特別是佛教，近年來在台灣社會有不錯的形象，許多父母覺得學佛的孩子不會變壞，會更聽話，更好管理，而宗教也被認為是個有助社會或家庭穩定現狀的力量。因此，這次青少女用宗教為緣由來正當化自己的人生選擇，正是對父權家庭和父權社會一種很有力的反抗。這也是為什麼中台禪寺事件中的出家子女，沒有像過去那些離家的「不孝」子女一樣被社會輿論強烈指責。
宗教雖然經常被家庭與社會利用，來延續父權的統治，但是宗教也因為對生命的終極關懷，總是想望一個超越現實社會、高於血緣家庭的社群或世界，並且不再被社會常軌（世俗）和家庭所羈絆，所以宗教總會包含了反社會、反家庭的成份。出家就是超越現世社會、超越家庭的具體表現。
出家既然有超越家庭的含意，那麼子女決定出家時不被一般家長（家庭的掌權者）接受也是常態，在這種情況之下，出家者與家長之間的角力，本身就是考驗信仰的一部份，是任何認真的宗教不會逃避的課業，因為真正堅持信仰的宗教，應當是不懼世俗責難的。現在有宗教人士提議，即使是成年子女剃度，寺方也應先徵求父母同意。可是，成年子女可以自由結婚、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法律責任，若出家還要家長同意，委實荒謬。某些宗教人士這種一意挽回世俗形象、媚俗阿世的表現，實在和宗教超越現世的基本立意相去甚遠，反不如出家青少女堅決神情中所流露出的信仰。
由於子女的出家有擺脫親權管束的意義，所以往往遭到站在親權立場者的反對。有人說，青少年不夠成熟自主來作出家的決定。如果真的如此，那麼青少年也不夠成熟自主來作還俗的決定──或者說，青少年的繼續求學與不出家，只是被父母師長洗腦蠱惑而已。
還有人認為，這些出家的子女雖然反抗了親權，但是宗教組織本身也有親權的陰影，爭取獨立的子女因而又落入了另一個威權組織的控制。
持這種悲觀說法的人顯然是在邊線上旁觀，而沒有從反抗的位置上發言。限制獨立自主的權力運作固然無所不在，但是弱者在每一次的反抗中，都可以有機會培植更大的自主力量，累積並擴散反抗經驗，以便在新的權力位置上繼續爭取自由自主。這麼說來，不管在當下的反抗帶來什麼可見的「結果」，反抗總是必要與重要的，反抗的意義和效應總是需要繼續建構，繼續搶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