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發表於《哲學論文集》，1998年12月，中研院社科所出版，頁261-296。後再度修訂收入個人專書《現代性：文化研究─應用哲學的取向》，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7，323-349。在此提供此文之pdf檔以供閱讀引用】
（2017年記）在公眾討論中，常會有人強調其發言的正確性來自本身的獨特經驗、特殊身分或特定的社會位置，例如受害者對受害相關的說法擁有最高的權威；或者，女人對女性主義更有發言權，或者女性主義對性別相關的社會生活之描述判斷更為真實；或者，底層在經過社會現實鬥爭後產生的經驗與認識就必然是真實世界的一部份。上述這些立論能否成立？這篇文章顯示這種思考的出發點或「邏輯」是沒錯的，即，被壓抑或特殊不凡的邊緣經驗與生活位置有助於客觀知識的追求，但是求知的出發點不是知識的終點，如果我們把上述思考「邏輯」貫徹到底，那麼應該得出的結論反而是：由於總是存在著多重多樣的異己身分與經驗，因此沒有特定位置與身分可以完全獨佔客觀的知識。從不同於自身（各種異己）的生活出發，才能追求更客觀的知識。
前言：本文的理論脈絡
本文所處理的主題與焦點是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Sandra Harding有關「女性主義立場論」（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的說法；本文闡釋了Harding觀點的內容，也試圖評估Harding的說法，探究在所謂「後現代」的挑戰下，究竟還能不能主張一種「立場論」。但是在我們進入主題以前先大略地介紹一下本文主題的一些理論背景。
晚近由女性主義或女性立場出發的學術研究或科學研究日益增多，不論是人文領域中的性別文化研究或社會科學領域中有關性別之社會現象或經驗的研究，或者生物科學與醫學領域中有關女性身體、生理的研究，均甚有可觀；具有女性意識的學者也紛紛組織女性學術社團或在大學開有關女性的課程。但是這些研究也經常遭到從認識論（epistemological）或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角度出發的質疑和批評，並且也衍發了一系列有待釐清的問題；例如，這些研究會不會受到預設的女性主義立場影響而失之偏頗，以致於使女性立場的科學研究缺乏客觀性？「客觀性」這個觀念本身是否（像某些女性主義所認為的）也是男性文化的產物？科學研究應不應該被像女性主義這種政治考慮所影響？女性主義者為何否定科學是價值中立？性別與科學是否都是社會建構的（socially constructed）？如果兩者都是，那麼這兩種建構的過程有無重疊之處？科學是有性別的嗎？有沒有女性的科學？有沒有一種女性主義的研究方法？女性主義在認識論上應當採取經驗主義的立場，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或是後現代主義的立場？等等。
這些問題雖然聽來不是舊科學哲學的傳統問題，但是卻構成了所謂女性主義的科學哲學之內容。很明顯的，上述關於女性主義的科學哲學之諸個問題，不但涉及女性立場學術的正當性、或女性主義學術的基本預設，而且直指科學的本質、科學與政治的關係、科學的客觀性、理性和相對主義、科學哲學的功用與角色等重要問題；也涉及了有關社會運動的政治理論問題。不過這些都不是本文打算直接處理的主題和焦點。
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的研究進路是在所謂的新科學哲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故而前者已經預設了後者的許多假設或概念。本文限於篇幅與處理主題不可能去一一檢視這些假設的正當性和概念的完備性，所以也會和一般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的論文一樣，預設了社會批判理論（包括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新科學哲學的「論述」（discourse），特別是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的政治價值（例如理論應該有反抗權力的效應、理論應該批判社會主流等等）。在相當的程度上，本文針對和對話的主要焦點是那些基本上認可這些價值和理論假定、卻可能有不同「理論─政治」的立場主張。
女性主義∕新科學哲學是深受「批判理論」（社會哲學）與「社會研究」（社會學）影響的理論，和原來舊有的科學哲學傳統很不相同，雙方在理論傳統、研究進路和政治價值上均有差異。在實際的政治效果上，舊科學哲學維護了科學的文化權威（所以會被許多科學家援引來批評「科學的文化研究或社會研究」、「女性主義科學」），新科學哲學削弱了科學的文化權威（所以會被許多科學家譏評為外行人或偽學術）。
如果只從舊有科學哲學的假設出發，認為女性主義∕新科學哲學等等是反直覺常識的，那麼很可能會犯了簡化對方理論的錯誤。我們不能只滿足於以一些簡單的問題來質疑後者，並希望有一些直截了當的答覆。例如，「政治價值（或政治力道）和真理怎麼會有關係？」[1]（cf. Harding, Whose Science, 62ff）、「科學信念怎麼會有社會原因？」、「權力怎麼可能建構出被研究的對象（或知識的對象）？」（cf. Harding, Whose Science, 12）等等問題，並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回答清楚的[2]；因為這些說法常被整套的著作（oeuvre）所闡述或所預設。我們幾乎可以用「不可通約」的概念來比擬新舊科學哲學的不同。
再舉一例，常有人說「物理學和性別有什麼關係？」，言下之意是：真正的科學或至少自然科學和社會權力沒有關連。但是如果真正的科學典範是批判性的社會科學（下文會提到），那麼物理學只是科學的邊際或臨界例子，易言之，物理學不具有真正科學所應該具有的性別性質。不論這個問題的辯論結果，很顯然的均將涉及許許多多複雜的（歷史的、政治的、社會利害的、世界觀的…）考量，而不是三言兩語的直覺常識所能解決的。
這篇文章將集中討論Harding的「女性主義立場論」。「立場論」（「立足點論」）可以說是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知識論）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種理論架構或詮釋觀點。所謂立場論，簡單的說，主張只有從恰當的「立足點」或「觀點」或「立場」出發，才能得到正確的知識。這種立場論其實乃來自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論傳統，因為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都認為知識是座落於特定社會情境中（socially situated）、反映了該社會中的價值與利害或權力關係；如果一個社會及其知識的生產是被優勢的階級∕性別所主導，那麼該社會所生產的知識必然會反映出特定的社會利害與價值。為了對抗自由主義的實證論或經驗論這些反映優勢者利益與價值的學說，馬派學者經常聲稱其知識觀點乃來自「馬克思主義或無產階級的立場」，亦即，被壓迫者的立場；而從馬派立場論看來，由於壓迫者的生活形態與所從事的社會實踐，和被壓迫者完全相反，故而限制了壓迫者對社會真相的理解；另方面，被壓迫者的立場比壓迫者更能、也更願意如其實地認識客觀真相，不會扭曲或掩蓋階級社會的壓迫事實。故而，和被壓迫者站在一起的馬派學者在取得知識上有特殊的、更接近真實的立足點或觀點，這個立足點可以說是「在認識上有利的」（epistemologically advantageous）位置，而這個立足點上的認識主體可說擁有了「認識上的優勢（特權）」（epistemic privilege）。由於女性主義在發展其對科學的批判時，也同樣地必須回應佔據學術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的經驗論者對她們的質疑，所以很多人便從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論傳統借用或挪用了立場論來發展女性主義。也正因為如此，女性主義的立場論一方面沿用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立場論的概念和論述策略，另方面也必須以性別而非階級為立足點做理論探究的主題，並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立場論的不足或限制（Harding, Whose Science, 136）。雖然如此，女性主義的立場論的進一步發展也極有可能對馬克思主義或其他批判思惟的立場論有所啟發。
Jaggar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立場論所針對的批判對象，亦即佔據學術主流地位的經驗論（政治上傾向自由主義），其實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立場論：經驗論的立場論也是認為只有從恰當的立足點或立場出發，才能得到正確的知識；不過這個立足點是個價值中立、不偏私的（旁）觀察者，是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中抽象的個人（Jaggar, 356, 370）。然而，不論是從馬克思主義或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個自由主義經驗論的立足點都是不可能的，需要被階級∕性別的立足點取代[3]。
姑且不論經驗論是否也是一種立場論，女性主義在知識論∕科學哲學這方面的思考，從一開始就是以接近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論出發，對經驗論做出批判，替當時的女性科學實踐做辯護；這大約是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中期，主要的立場論者有：Elizabeth Fee, Jane Flax, Sandra Harding, Nancy Hartsock, Hilary Rose and Dorothy Smith。隨著後現代思潮的興起，也有些女性主義者不滿意立場論的說法（像Jane Flax便從立場論轉變到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內部的多元性開始明顯。Sandra Harding便把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知識論）分為三個流派或趨向，分別是：女性主義經驗論、女性主義立場論、後現代女性主義。當然，這並不是說多數女性主義科學家或哲學家的著作都可以被清楚地歸類於這三者；例如，Harding本人的立場就從立場論逐漸游移到後現代主義。
以下，筆者將集中討論Harding的女性主義立場論，因為Harding 的講法吸納了後現代主義的挑戰，可說是立場論中最成熟的。筆者將以Harding的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1986）和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1991）兩本主要著作為引用文獻。此二書基本上觀念重疊，後者由多篇論文構成[4]，內容則是進一步完整表達和發展前書的一些觀念，偶而也回應了一些對她的批評。就本文的目的而言，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這本書更重要的是該書在後面幾章更明顯地傾向了「後現代」與「後殖民」的視野，考慮了少數民族、第三世界、女同性戀等「異己」（the other），甚至依其立場論的「邏輯」（Harding, Whose Science, 270）考慮了「男人」這個女性主義者的「異己」。這些部份對於各種批判理論都有深遠的蘊涵，值得深入探討。
知識與其社會處境的因果關係
女性主義的立場論簡單的說就是：一種社會處境（女人生活）比另一種社會處境（男人生活）更能產生較真的知識。而這個立場論的基本說法也同時假定了：知識的產生受到社會處境的約制（knowledge is socially situated）。在後面這一點上，Harding基本上運用了知識社會學中「強勢綱領」（strong program）的主張，亦即，知識或信念不論真假，都有其社會原因（cause）。由於Harding對「強勢綱領」的運用和詮釋是為了給自己的立場論鋪路，原來「強勢綱領」的主張者未必會同意Harding對其主張的激進運用或詮釋。以下先讓我闡釋（經由Harding所詮釋運用的）「強勢綱領」的主張──知識或信念不論真假，都有其社會原因。
「強勢綱領」的知識社會學家（David Bloor, Barry Barnes）認為科學的內容不是沒因由的，需要被科學解釋。雖然在過去一向都有對錯誤的科學進行社會學的解釋，探究造成錯誤知識內容的社會因素，及政治經濟或文化常識對科學內容的影響；但是這種「錯誤知識」的社會學研究並沒有擴展到「正確」的科學信念。現在「強勢綱領」認為「正確」的科學和「錯誤」的科學一樣，都應該被社會因素解釋，不應當認為「錯誤」的信念有原因、但是「真確」的信念是沒原因的。「知識或信念不論真假，都有其社會原因」這一點說明了：知識的產生受到社會處境的約制。正如Harding 所說：「觀察者和被觀察者都在同樣的科學因果的平面上…晚近每一個領域的科學的社會研究都迫使我們認識到：所有的科學知識在每一方面從來都座落在社會中。」（Harding, Whose Science, 11）
當然，接受或拒斥科學的信念和實踐都會有其理由（reasons）。理由是用以証成科學信念和實踐的，理由和造成這些信念和實踐的原因（cause）不同，原因是在個別科學家的意識之外，不見得為當事者（科學家）所認知（Harding, Whose Science, 78）。強勢綱領要追究的正是造成科學信念的原因。不過，針對強勢綱領的說法，也可能有另一種反對意見，Harding把這樣的意見陳述如下：
但是「好科學」的內容沒有社會原因，只有自然原因…〔這些自然的原因有：〕一，因為我們的世界就是這樣，二，因為我們的觀察和理性的力量，還有三，因為我們的觀察和理性的力量能洞悉世界就是這樣，由於這些自然的原因，所以才造成我們的（好）科學有如此的內容。故而，被人廣泛接受的自然科學的主張，除了科學家（為了她們對科學主張之判斷取捨）所給能予的理由外，無須其他因果解釋。（Whose Science, 82）
那麼，知識社會學對這種反對意見的回應會是什麼呢？Harding 說：
如果哲學家認為只要文化認為正確的信念，此信念就可以獨特地無須因果解釋，那麼這只是一種偏見而已。堅持這種立場，等於是搞神秘主義；因為這種立場堅持：在所有人類的社會活動中，只有科學信念的生產沒有社會原因。與此相左的，科學社會學家則認為：對信念的完全的科學解釋不但會尋求假信念的原因，也會尋求真信念的（自然和社會）原因──這就是「信念的因果對稱」。（Whose Science, 82）
這裡的重點是：「強勢綱領」的知識社會學家想以「科學的」歷史和社會學解釋來取代「神祕的」哲學解釋，來說明為什麼有些信念（不）被接受為真。神祕主義總是聲稱有些現象沒有原因，而科學卻要求對任何現象給予因果解釋，但是，堅持一切信念都有社會原因（亦即，堅持「信念的因果對稱」），應當是最符合科學精神的目標，也是對「為何接受某信念」做出最充分完整的科學解釋（參考Harding, Whose Science, 166）。
換句話說，強勢綱領堅持的是以科學治人之道，還治科學之身，這也就是說，「科學家教我們對一切事物所提出的那種因果解釋，也同樣地對科學提出」（Harding, Whose Science, 89）只不過是前後一致的、完全徹底的科學精神，亦即，對科學探究或研究活動本身也應當有反省和批判。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把觀察的對象，「觀察者和像科學這種觀察的建制，都放在同樣的科學因果的平面上，〔因為〕形塑這個世界的社會力量，也同樣形塑我們的因果解釋，包括科學的解釋。」（Harding, Whose Science,169）一言以蔽之，科學解釋也需要被（科學地）解釋。
「科學解釋也需要被（科學地）解釋」要求了一種強（勢）的客觀性、科學性，也就是要求因果的對稱與反身性。所以一門科學若能夠對自身提出因果上對稱與反身（省）的分析，便可稱為「強科學」[5]。
「強科學」因為符合前後一致的、完全徹底的科學精神，有較強或較多的科學性，故而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科學，或可作為典範的科學。從這個角度來說，曾一度被經驗論∕實證論∕統一科學論者認為是所有科學的理想模型或典範的物理學，因為本身學科的性質缺乏必要的資源來進行因果上對稱與反身（省）的分析，故而就不是強科學了，也不是其他科學應「效法」的、應逼近的理想模型；甚至我們可以說，當前物理學的現況是個壞的科學模型，不但對其他科學而言是壞的科學模型，即使對物理學本身而言也是如此（Harding, Whose Science, 77-102）[6]。科學的真正典範因而是「那些最能深刻批判也最能全面的探索脈絡因果的社會科學」（Harding, Whose Science, 98）。
由此，我們也可以推知，即使我們沒有在物理科學的「內容」中發現什麼性別歧視，這也不能反駁「科學是有性別的」這個女性主義論點[7]。因為科學被價值滲透的程度可以說像是個連續體，物理學只是這個連續體的最彼端。物理學不是所有科學的典型，相反的，如果物理學真的在研究結果中是價值中立的，物理學便是頗不典型的知識探究（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46-48）。
「強」科學既然要批判地、反省地探究科學解釋，就會探討生產科學解釋或知識的制度、社會因素、文化氛圍等等這些「發現的脈絡」（context of discovery），換句話說，為了理解某個科學解釋之所以被提出來、被某種方式証成、被接受等等的原因，就必須探究科學解釋被發現的脈絡。故而，對於追求「客觀性」、「真理」、「知識」而言，發現的脈絡現在和「証成的脈絡」（context of justification）是同等的重要（証成的脈絡乃是指證據的認定和相干性、邏輯的一貫性、理論的解釋效力和對確等等）。Harding把這種強科學所追求的客觀性稱為「強客觀性」，「強客觀性」需要考慮發現的脈絡，也就是要求科學解釋在因果上應有對稱與反身性的客觀性。
Harding這種強客觀性的概念假定了發現的脈絡會影響証成的脈絡，亦即，我們對產生科學信念的社會原因之探究，會影響証成該信念的理由（因而使兩種脈絡的區分模糊了）。但是我們要如何理解發現的脈絡對証成的脈絡之影響？被歸類為經驗論的重要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Helen E. Longino在她的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1990）一書中倒是有更詳細的說明。Longino顯示一般實證論者在考慮証成脈絡時，也就是考慮假設與證據的關係時，忽略了證據對假設的支持總是相對於一些背景假定；易言之，當背景假定改變時，原先被認為是支持假設的證據就可能不再是證據，而原來被認為是不相干的事實卻又可能被當作證據。有時候，當背景假定改變時，原先的證據可能變成支持相反的假設。而我們在評估某些資料是否為證據時（可稱為「證據推理」），就會運用到背景假定。或者說，當我們質疑某些資料為什麼能構成證據時、為什麼和假設相關（干）時，就涉及了背景假定（38-61）。換句話說，證據與假設的關係或証成關係是在證據推理或評估的過程中構成的、是在運用背景假定的過程中構成的。背景假定則不可免的涉及形上學假定、社會預設、文化價值、和個人心理的影響和滲透；易言之，背景假定是相對於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和心理狀態，也就是發現的脈絡。這樣說來，發現脈絡中的預設或價值（Longino稱為「脈絡價值」有別於像真實、精確、簡單等構成科學目標的價值）當然會影響到証成關係。
這也就是說，像性別偏見之類的社會價值或利益，不但可能滲入收集資料證據的層次，更可能滲入證據推理的過程，也就是滲入對資料的詮釋過程（Longino, 73）。由於性別成見廣泛地深入文化思惟的底層，所以不容易偵知察覺它在證據推理的背景中所扮演的角色。女性主義對科學証成的批評因此經常涉及對背景假定的修訂批評；而這種對背景假定的修訂批評，或許不是經驗的批評，而是概念的批評（Longino, 73-5），但是這種對背景假定的概念批評會影響對經驗資料的詮釋，會改變証成的關係。
很明顯的，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或發現脈絡就可能會有不同的背景假定，那麼，是否有某些社會脈絡或條件，由於比較能消除背景假定中的偏見或心理蒙蔽，因而比較更容易產生「客觀」或「真」的知識？女性主義認為的確有這樣的社會處境或條件。立場論正是持此看法。
前面我們已經說明，對女性主義立場論而言，所有的科學信念都有其社會原因，知識的產生受到社會處境的約制，這可以說是立場論的前提，從這個前提出發，我們已經在上面論證：某些社會脈絡或處境會更容易產生較可靠的知識。或如Harding所說：
「科學界是因為社會因素而接受某個信念」這個說法，並不排除那個被科學界接受的信念的確比較符合客觀的世界。易言之，某些社會條件使人對自然規律生產較可靠的解釋，正如另外的社會條件較難產生可靠的解釋。（Whose Science? , 83）
這一點是從我們在上面所討論的「知識與其社會處境的因果關係」而來。不過女性主義立場論還進一步主張：女人生活的這種社會處境比男人生活的社會處境更能產生較真的知識。Harding 在此為女性主義立場論的主張做了一個精簡扼要的說明：
立場論認為，在產生和驗證科學假設上，女人的生活比起優勢集團中的男性生活，提供了科學上較佳的立足點，而過往的知識主張大多數都是以優勢集團中的男性生活為驗證的根據。（Harding, Whose Science, 167）
Harding 的這兩段引言可以分別用一個稍微抽象的方式表達如下：﹝i﹞某些社會情境或條件構成了一個信念的認識條件（the epistemic condition of a belief）；﹝ii﹞這個社會條件或認識條件就是從女性生活開始。第﹝i﹞點要求我們批判地評估什麼樣的社會情境較會產生最客觀的知識主張。第﹝ii﹞點則主張立基於女性的生活（而非優勢男性生活）的科學研究才有更大的客觀性。
很明顯地，人們可以接受﹝i﹞，但不接受﹝ii﹞這個女性主義立場論的主張；因為有人可能同意有些社會脈絡會使科學研究更客觀，但卻不認為這個社會脈絡是女人的立場。我們在上面所討論的發現脈絡與証成脈絡的關係、強科學、強客觀性等概念都在說明﹝i﹞這點的可以成立之理。而且事實上﹝i﹞在批判理論的傳統中也一直都是存在的：例如，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論也都預設了﹝i﹞，但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立場論卻不一定同意﹝ii﹞的性別立場論。前面提到的Longino雖然同意有些社會脈絡會使科學研究更客觀，但她不認為這個社會脈絡是女人的立場（12）；換句話說，Longino雖不同意﹝ii﹞，但卻同意﹝i﹞[8]。Habermas在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書中探討作為社會理論的知識論時，也是想証成像﹝i﹞這樣的論題（Longino則明白地接受Habermas某些看法）。﹝i﹞背後的一些想法也頗有直覺上的說服力：例如，在一個性別歧視的社會裡，如果生產知識的建制認可反性別歧視的價值和實踐，那麼其所生產出來的信念，就有可能比那些不反省性別歧視的建制，較不會扭曲真相。又例如，如果學術圈對婦女和少數族裔在雇傭上存有歧視，那麼這些被歧視的群體就會缺乏批評正統學術的正式管道，在知識的權威方面也處於不平等地位，因而在雇傭上存有歧視的學術就可能不夠客觀；反過來說，排除這樣的雇傭歧視，則可以促進客觀性（cf. Longino 76-81）。這也就是說，某些社會情境或甚至社會運動可以構成一個信念的認識條件。
﹝i﹞不僅有知識論上的、還有政治上的涵義、政治的力道（political force）。因為如果某種社會脈絡或條件較容易或較容許產生比較真的知識，那麼改變或改造社會就會是一種可能的方式來生產出較客觀的知識主張。既然婦女運動和女性主義所標榜的價值有助於形成一個較少性別偏見的社會，那麼婦運與女性主義就對客觀信念的生產十分重要了。這不僅是強調婦運在改造現實社會方面對生產客觀信念的重要性，也是在強調科學研究在價值取向上要包含「解放」的政治目標（消除性別、階級、種族、性…等偏見）對生產客觀信念之重要性。易言之，科學的價值不只包括所謂客觀、全面、精確、簡單等等，也應包括「反歧視」、「解放」等政治目標。Harding即認為作為科學典範的強科學也同時應是明白的以解放的政治目標為研究綱領的科學。（Whose Science, 98）這也就等於說：政治與社會價值有時候會導致客觀性。因而由此可証，「客觀性」和「價值中立」或「非關政治」（apolitical）不是一回事。
立場論的「認識上的優勢（特權）」
前面所討論的﹝i﹞和﹝ii﹞的最大不同是，﹝i﹞並未特別指出構成真信念的認識條件之社會處境必然是某個主體的社會處境，但是﹝ii﹞則特別指出女性的社會處境或生活才是知識的立足點。現在就讓我們來檢視﹝ii﹞，也就是（Harding的）女性主義的立場論。
﹝ii﹞基本上說從女人生活出發的知識較真、在認識上較有利，而既然女人和女人的生活最親近，那麼一種對﹝ii﹞的詮釋就是主張女人此一認識主體有「認識上的優勢（特權）」（epistemic privilege），亦即，女人生產的知識比男人更客觀，或者，只有女人才能生產出女性主義的知識。傳統上，立場論一貫主張：某個立足點的主體有認識上的權威（例如，只有工人才能較客觀地認識世界實相）；而正因為立場論幾乎就等同於「認識上的優勢（特權）」主張，因此許多反對後面這個主張的人也反對立場論。這些人之所以反對認識的特權，是因為這個主張有一些不利的政治後果。一種典型的反對聲音可以用下列引文為例：
一個社會上邊緣的集團並沒有權力去排除、沈默、命令主宰集團的臣服。邊緣集團既然沒有由「認識上的優勢」而來的社會權力，就無法像主宰集團自命權威的主張一樣有效果，因此，邊緣集團的「認識上的優勢」的主張只是對相信這些主張的人有規範和強制性，而這些人（通常就是邊緣集團的成員）覺得可從那樣的主張得力壯大。雖然邊緣集團讓自己的成員得力壯大是個重要目標，但是當邊緣集團以「認識上的優勢」為由建立新權威時，邊緣集團其實又再度把主宰集團對付邊緣集團的那些價值和實踐（例如，排除、沈默邊緣的聲音，命令邊緣集團的臣服）重新引進回來。（Bat-Ami Bar On, 96-7）
諸如此類的「後現代」批評，讓Harding在後期的著作中重新改造立場論， 而Harding實際上所作的就是既保留立場論原來的一些政治力道，又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割捨認識的特權（優勢）之主張。以下我要顯示：Harding一方面揚棄了只有女人有認識的特權之主張，以論証「男人女性主義（male feminism）」的可能，另方面同時又保留立場論的思惟（她所謂的「立場論的邏輯」），她這種兼顧兩者的企圖似乎因此把立場論變成一個面貌模糊、焦點不明的理論。
首先我認為，Harding揚棄了傳統的立場論的「完全排他」式的認識上的特權（即，只有女人能生產客觀知識），而主張一種「不完全排他」式的認識上的特權，亦即，一方面承認男人也可能生產女性主義知識，但是另方面Harding的立場論還多多少少保留了女人在認識上的特權。Harding說：「一方面，我們應當能決定某句話的對錯，而不考慮是誰說的…另方面，誰說的，說什麼，何時說的，的確大有關係」（Whose Science, 269）。前面這句「一方面」云云否定了某個主體在証成的脈絡中有認識上的特權，但是後面這句「另方面」卻又強調主體（誰說的）在發言脈絡的考量下（說什麼，何時說的）和認識上的客觀大有關係；後面這句因此又某種程度上肯定了某些主體的認識上的優勢。Harding以一個（可能有點簡化粗糙的）例子說明這裡的意思：她說，美國奴隸主對黑奴生活的觀點，當然不可能比黑奴自己的觀點中立、客觀等等，由被壓迫的弱勢黑奴的生活出發的觀點雖然也不一定完全中立、客觀，但是起碼會比奴隸主較客觀；在像國際販奴經濟之類的問題上，從典型的黑奴生活出發的觀點是一種知識的資源。總之，從弱勢者生活出發的觀點會比從強勢者生活出發的觀點更客觀（Whose Science, 270）。不過這個結論並未表示黑奴有認識上的（完全排他的）特權，因為奴隸主（例如主張廢奴的奴隸主）也可能從黑奴的生活出發，去生產知識。但是Harding也說「在弱勢者發出聲音，講出她們的經驗之前…我們都不可能有從她們生活出發的觀點」（Whose Science, 270）。這意味著，即使主張廢奴的奴隸主也不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生產關於販奴的知識。故而Harding其實暗示了弱勢者（像女人）因為身在某種社會處境中──女人就活在女人生活中，所以自然容易有從女性生活出發的觀點，故而可以比別的主體容易生產出知識（雖然男人也可能從女性生活出發學習或生產知識），在這個意義下，女人有某種程度（不完全排他）認識上的特權。
但是，為什麼女人能有某種程度（不完全排他）認識上的特權？此處的假定必然是：比起男人來，女人對從女人的生活出發的觀點有某種自然的親近性（natural akinness）。但是我們要如何理解這種自然的親近性呢？例如，沒有賣淫、懷孕、生產、同性戀、被強暴經驗的女人為什麼會對從賣淫、懷孕、生產、同性戀、被強暴的女人生活出發的觀點，有一種自然的親近性呢？Harding前面講到在弱勢者發出聲音，講出她們的經驗之前，別人都不可能有從她們生活出發的觀點，這是不是也應用到女人彼此之間呢？[9]當然，我們可以假定女性彼此有某種共通的、神秘的連帶，不為男性所共享，且無須訴諸語言或社會工具，即可以理解並學習女性自己和其他女性的知識。但是本文將排除這種神秘主義式的假定。故而，如果不把女人和女人生活的親近性歸諸神秘主義的話，最可能的解釋是訴諸男女的「社會距離」，亦即，由於男女對立的權力關係，使女人有一種共同的被壓迫處境，性別壓迫使得所有女人和女人生活有自然的親近性，而使得所有男人和女人生活有自然的疏遠性。
很明顯的，主張完全排他的認識上的特權的傳統的立場論，也有這裡講的自然親近性假設，它只是更進一步認為，這種親近性是必然的、排他的。而不論完全排他或不完全排他之立場論的自然親近性假設都隱約地建立在簡單的性別二元對立架構上，並且忽略了其他的權力差異。因為這些自然親近性假設不能承認下述情況的可能性：例如，有些黑男人因為種族壓迫，而和黑女人有較近的處境，這些黑男人甚至比白女人更親近黑女人的生活。如果這個例子是可能的，那麼女人和女人生活的「自然」親近性假設就不存在了。
不過，在這一點上，Harding也可能同意女人之間沒有「自然」（必然）的親近性，例如，在一個黑白種族嚴重隔離的社會，黑男黑女確實比黑女白女較親近；因此，比起黑男來，白女在這個情況中對於黑女的生活較沒有認識上的權威。由於Harding說（前面也曾引過）：「一方面，我們應當能決定某句話的對錯，而不考慮是誰說的…另方面，誰說的，說什麼，何時說的，的確大有關係」（Whose Science, 269）。由此看來，Harding還是要強調：一切要看具體情況的分析，才能決定誰有認識上的權威。但是如果Harding的具體分析仍然是建立在社會距離的親近或疏遠上，那麼她可能還是假定了一個相對簡單的社會切割狀態：階級、種族、性別的權力切割都是同一方向，以致於權力所造成的社會距離或社會區隔是可以比較度量的。畢竟，如果某些女人和另外一些女人在階級上親近，但在性上疏遠，可是卻和某些男人在種族上親近，但在年齡上疏遠，我們又將如何決定其親近性呢？不論如何，等下我們可以看到，Harding的觀點應當是揚棄了自然親近性的假設，而主張從女人生活出發的觀點並非「自然」的可被某個主體所方便占有使用，而是在公共的社會過程中被詮釋、協商。
Harding其實是要避免甚至批判那種性別二元對立並且忽略其他權力差異的思考框架（雖然在上面她為了辯護不完全排他的認識上的特權，所舉的奴隸主例子又似乎假設了這樣的思考框架）；而一般傳統的立場論也的確建立在這樣二元對立、簡單分明的言說上──奴隸主vs.奴隸、男vs.女、異性戀vs.同性戀、白人vs.黑人等等。這裡的「男」「女」都變成一種普遍且純粹同質的範疇，就像經驗論的「觀察者」（人）一樣，沒有權力或社會位置的差異──或者說，即使有差異，那些差異在認識或科學探究中並不重要；換句話說，男∕女在階級、種族等社會處境上的差異，並不造成男∕女在認識上的落差。可是這其實和本文前半部不斷強調的知識與社會處境的因果關係相矛盾──我們不能說只有性別才是和認知相關的社會差異，其他權力關係都沒有因果的力量，都對知識沒有影響。
另方面，如果我們承認其他社會差異也會影響認識或探究，那麼立場論認為由於女人的被壓迫處境，故而從女人而非男人的生活出發的立場是「認識上有利的或優勢的」，就有問題了：例如「男人」可能是黑人同性戀，而「女人」可能是白人異性戀；這時究竟誰才是被壓迫的弱者而擁有較佳的認識上的立足點呢？從誰的生活出發才是認識上有利？[10]
如果性別是個「純粹」的、不涉及其他社會差異的問題，或者如果有「純粹」只是性別的問題，那麼或許上述的質疑就比較沒有效力。但是問題是── Harding 承認──「沒有所謂的性別關係本身，只有被階級、種族、文化所建構的性別關係，和在階級、種族、文化之間所建構的性別關係…種族、階級、性別和文化的系統是環環相扣的，我們不可能去除其一而不動搖其他」（Whose Science, 179，筆者強調）。既然如此，如果各種社會運動都強調各自的立場，像階級的立場、性別的立場、種族的立場、性的立場等等，如果這些立場在認識問題上有衝突，那麼哪種立場生產的知識會比較真呢？
男人女性主義
Harding並不是沒有看到上述問題（Whose Science, 174-180），她也打算處理這些問題，但是她的解決卻不能說是令人滿意的。首先，她注意到一些社會位置像支持婦運的男人、反對歧視同性戀的異性戀等等「怪獸」（Whose Science, 274），這些怪獸以及（例如）反對女性主義的女人、反對同性戀的黑人或女人、男人女同性戀（male lesbian）等等，這些人的生活也構成較佳或較差的立足點嗎？Harding 還問了一連串問題：
有些女性主義知識論似乎主張只有女人（故而有女人經驗）才能產生女性主義的洞見；只有黑人、女同性戀、工人、第三世界人能開啟反種族歧視、反同性戀歧視、反資產階級、反帝國主義的洞見。可是，是否只有被壓迫者可以產生知識？是否一個人對知識的批評與成長的貢獻，只能從自己的壓迫而生？立場論說知識必然座落於特定社會處境，而有些社會處境在生產知識上比別的社會處境較差。但是一個「社會處境」完全只是被一個人的性別、或種族、或階級、或性所決定？一個是女性主義學者的女人的社會處境究竟和一個反女性主義的女人（一個恨女人的女人、一個支持父權的女人）的社會處境有什麼不同？若說是女人的性別所提供的社會處境造成這兩者的差異，會是什麼意思？（Whose Science, 278-9）
Harding沒有立刻正面的回答這些問題，但是從最後一個問題看來，很明顯的，性別不是決定社會處境的唯一因素，因為那無法說明不同政治立場女人在社會處境上的差異。故而社會處境也不會完全只被一個人的性別所決定。這意味著男人雖然沒有遭受性別壓迫，但是男人也可能生產出女性主義的知識。
男人也可以生產出女性主義的知識，或者，男人也可以是女性主義者[11]，就某個意義而言，應當是很明顯或平常的事實；畢竟，在歷史上，就像所有的弱勢者社會運動，都是壓迫集團的「背叛者」首先扮演反壓迫的角色；穆勒、馬克思、恩格斯均是頗有代表性的例子。雖然男人女性主義者所生產的知識或有其盲點，但是Harding也指出：幾乎任何人的女性主義都有盲點（Whose Science, 279）。可是女性的女性主義者一般都對「男人女性主義」難以接受，正如Harding所說，要女人花時間去認可男人女性主義，許多女人會覺得不如一頭撞死算了（Whose Science, 274）。
但是Harding卻認為必須認可男人女性主義，因為Harding看到「男人女性主義」和其他的怪獸（monsters）像「反對歧視同性戀的異性戀」、「反種族歧視的白人」、「反階級歧視的布爾喬亞」、「支持第三世界的西方人」等等一樣同屬一個「生命共同體」（Whose Science, 284）。而許多西方白人女性主義者也都屬於這個怪獸共同體，這是Harding頗為自覺的。換句話說，許多西方女性主義者其實和男人女性主義者一樣，處於某種矛盾的位置。如果男人女人主義是不可能的、男人無法從性別生活中學習女性主義，那麼智識階級的女人也不可能反階級歧視，優勢種族的女人也不可能學習反種族歧視，異性戀女人也不可能支持同性戀…。這樣一來，除了女人彼此之間也因為階級、種族、性等等的差異對立而不可能有什麼「團結」外，由於女性主義學者的優勢位置（學者本身就是優勢位置，更何況大部分學者都來自優勢階級、種族和異性戀），女性主義的知識生產又如何可能？“Harding們”又如何可能？
或曰，女人都有共同的性別壓迫，但是男性卻沒有分享此一性別壓迫；女性學者和其他女性有此共同的壓迫生活，所以「專屬女性」的女性主義知識的生產是可能的。這是前面提過的「純粹」性別說法。這種說法的盲點可以詳細說明於後。首先，如果我們可以為了性別鬥爭，忽略性別以外的其他權力關係，那麼這和那些只注重「純粹」階級或種族關係而忽略性別的人，有何不同？很多處於優勢性別位置的（男）人，往往認為他們所受的階級壓迫或種族壓迫，只是單純的階級或種族壓迫，而無法看到這些階級或種族壓迫對許多女人而言同時也是性別壓迫。同理，恐怕只有那些處於優勢種族、優勢階級、優勢情慾的女人才會覺得她們所受的壓迫只是「作為一個女人」所受的壓迫。反過來說，在劣勢的種族、階級、情慾中的女人，則無法將其所受到的壓迫，和其階級、種族、情慾的壓迫分開。例如，女同性戀、女性性工作者、性騷擾與性侵犯的女性受害者、女愛滋病人等所遭受的性別壓迫，可以說是她們所受的性壓迫的一部份，而且正是因為性壓迫在此處境下的表現，使得這些女人所受的性別壓迫有此特殊的形式。這也就是說，壓迫總是因其施行的在地處境而有不同的權力形式，而這個權力形式很少是「純粹的」或單一種類的壓迫。所以，男性權力會以該社會文化處境中特有的權力形式進行性別壓迫，而這個特有的權力形式則可能會是其他各種權力關係在那個特定處境中的佈局。簡單的說，男性權力往往要透過許多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才能施行，像男老師與女學生的性別壓迫，便常透過師生倫理、性倫理來施行[12]。
如果性別壓迫不是「純粹的」、普同的，如果性別壓迫總是在特定處境下以特定的權力形式同時施行其他種類的壓迫，那麼所謂全然「共同」（相同）的性別壓迫，其實並不存在：女老師和女學生，白女人和黑女人，異性戀女人和同性戀女人，女資本家和女勞工，被強暴過的女人和未被暴過的女人等等所遭遇的性別壓迫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雖然也不是完全不同的），因為（比如說）種族壓迫構成了黑女人所遭到的性別壓迫，這和白女人所遭到的性別壓迫不同。可是如果我們假定「從與自己矛盾社會處境的女人的生活出發，去學習和生產女性主義知識」是可能的，那麼，雖然西方白種異性戀女學者所受到的性別壓迫，和別的女人所受到的性別壓迫不完全相同，但是女學者仍可能生產女性主義知識。可是，依據同樣的假定，男學者也有可能生產女性主義知識，因為：雖然男同志與女同志（或男黑人與女黑人、男勞工與女勞工等等）的社會處境，也不是完全相同或不同，但是男同志似乎也可以從女同志的性壓迫處境學習性別壓迫的知識。[13]
以上我們還是假設了某些人（男人或優勢女人）因為有壓迫的經驗和處境，而且因為這種壓迫處境和性別壓迫有彼此構成或中介的關係，使得這些人（男人或優勢女人）能透過別的女人的壓迫處境，從別的邊緣女人的生活出發，去學習和生產女性主義知識。現在問題是：一個人是否一定要有某種被壓迫的經驗，才能去學習生產女性主義的知識？是不是只要被成人父母支配過，就已經算有過壓迫的經驗？Harding問了這些問題，但除了強調智識和政治活動在學習女性主義知識的重要性外，沒有直接回答（Whose Science, 290）。這些問題其實還是環繞在男人學習並生產女性主義知識的可能性，到底有沒有限度？為什麼有？如果男人在學習並生產女性主義知識的可能性上有些限制，那麼優勢女人呢？以下兩個論證對這個男人女性主義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說明。
第一，有一些人認為男女事實上使用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經驗，故而反對男人可以學習或生產女性主義知識。Jean Grimshaw從語言的社會性的維根斯坦式角度，批評了男女使用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經驗這類說法；她首先指出由於經驗總涉及很多複雜的因素，很難抽象的說什麼是女人或男人的經驗；一個女工的貧窮和失業的經驗，究竟和中產婦女的經驗接近，還是和男工的經驗接近？此外，即使是同樣的性別經驗像強姦，也可能被經驗為一種階級歧視、或種族歧視、或性歧視的經驗（85）。不過，或有人認為這世界上的確有純屬女人的經驗，像懷孕和生育。Grimshaw 接著指出，即使是像懷孕或生產的例子，也不能說明女人經驗的獨特性或不可學習性。因為像生產這樣事情的經驗，總是透過一些概念和（用以理解這件事的）一些方式來中介的，而這些語言概念和方式總是有社會性質，而且可以應用到別的事情上去。例如當女人批評生育的醫療化並描述她的經驗時，她講到她失去主體性、被當作無助的嬰兒等等，這些語言概念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為像「不能主動參與（生育過程）」、「無助」等等概念有其一般的意義，可應用到生育以外的情境；所以男人雖不能生小孩，但是男人從其他情境下的自身經驗，可以理解「失去主體性」、「被當作無助的嬰兒」、「不能主動參與」是什麼感覺（86）。總之，經驗不是無聲的感覺，或無概念涉入的內容，若沒有語言概念的中介，經驗根本無法比較（是否為同樣或不同的經驗）也無法表徵（是否為性別或其他的經驗）。但是由於語言概念有公共性，所以經驗也可以被分享、被詮釋、被協商。再者，在發明「性騷擾」這個名詞來為某些經驗命名的例子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如果我們沒有一些共享的經驗，我們也難有共享的語言；Grimshaw指出，正因為「性騷擾」這個名詞喚起或類比了像青少年被警察騷擾的這些經驗，這個名詞才有政治上的力道（88）。從Grimshaw說法可得出的另一推論便是：我們不能假定自己「擁有獨佔」自己的經驗──即，我們不能假定，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有種自然的親近性，而沒有社會的中介（參考註腳10）。換句話說，在接近自己的經驗或生活時，自己也和別人一樣，都是在社會過程中進行對自己生活與經驗的詮釋協商等等。
Grimshaw上述的論証似乎忽視了語言與知識可能有的「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le）現象；但是我們不能先驗地主張不可通約的疆界或限度，畢竟這涉及了許多不同的社會處境（而不是只有簡單的男∕女二分的社會處境），以及改變社會處境、生活經驗、語言意義的政治活動和詮釋活動。更常見的「不可通約」並不是雙方的不能理解彼此或無法學習或使用彼此的語言，而是無法放棄的利益、不同的價值立場、難以改變的人格態度（反叛的、權威的、保守的、偏激的）。Grimshaw論証的價值在於她至少顯示了：先驗地或命定地認定男女不能彼此學習或認識的說法是有問題的。[14]
第二，男性學習或生產女性主義知識的可能性，可以在以下的情境被想像。在一個同性戀政治完全不存在的社會，同性戀因而是一個隱藏的權力關係，對於這個社會中的女性主義知識社群而言，同性戀是個未知或未覺的壓迫，這個社會的女性主義的知識或實踐可能充滿了同性戀恐懼，因而有許多盲點偏見；但是，一個男同性戀由於他的性壓迫處境，當然可能在這種狀況中，對這些盲點或偏見進行批評，從而生產出某些（較真的）女性主義知識。但是這個男人可能不被我們視作處於被壓迫的狀況，因為他受到的壓迫尚是一種隱藏的權力關係。這個例子顯示了，既然現有的生產女性主義知識的社群，很有可能無法認識某些尚被隱藏的權力關係或某些未知的壓迫，因此這個社群似乎不能聲稱認識上的特權──即使這個社群完全是由所有已知壓迫關係中的被壓迫者所構成。這類例子並不是什麼科幻假設，而是在當代性∕別政治的現實，例如，在同性戀政治之後陸續出櫃的雙性戀、S∕M、各種跨越性別者的政治，都讓我們知道許多邊緣性∕別主體都仍處於暗櫃（closet）的隱藏狀態。
由上述對Harding學說的闡釋和分析來看，Harding主張的是一種「不完全排他式」的「認識上的優勢」，亦即，只有在某些社會條件脈絡下，某個主體才有其認識上的權威──至於是什麼樣的社會脈絡，我們不能事先指定，必須在具體狀況下分析，這個分析則在顯示在現有的權力關係內，各個發言主體的位置是什麼，發言內容是什麼，發言的時機效果是什麼（Harding所提出的「誰說的，說什麼，何時說的」）。顯然，Harding這樣的主張還需要更清楚的釐定。
結語：追求更強的客觀
沒有了認識的獨佔（排他）特權的立場論，還剩下什麼？Harding有時候似乎還應許我們，若從女人生活出發，會是獲得知識的重要資源，在認識上有利。但是從我們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如果性別與其他權力關係如此密切，女人生活也不會是生產知識的唯一立足點。Harding以暗示的方式說出這一點。她先指出女性主義知識的認識主體必然是多重且矛盾的：有富與窮、黑與白、異女與同女，再加上女與男，（當然這些主體必須是女性主義者）（Whose Science, 284）。其次，Harding說，解放的女性主義知識主體也必須同時是其他解放事業的知識主體，而且反之亦然（Whose Science, 285）。這樣一來，女性主義者還必須從許多被壓迫者的生活出發，而別的解放運動者也必須從女人生活出發，以生產解放的知識。最後，Harding說，女人不可能是女性主義知識的唯一生產者；男人也要對其男性特有的處境有女性主義的知識，但是男人若從女人的生活出發，再從自己的生活出發，會對自己的生活或處境有更客觀的知識（Whose Science, 286）。
以上說法好像是為了辯護「男人女性主義」的可能性，但是其實之中涉及的理論蘊涵並不止於那些各懷目的、偶而自稱女性主義者的少數男人。上述那些思辨也不只是一種後現代的智性練習，我不認為Harding完全只是企圖建構一個內在理路一致、而且包括各種差異主體（年齡、性別、殘障、種族、情慾、階級）的大理論。Harding應該就像許多第一世界白種優勢女性主義者一樣，逐漸發現自己的「怪獸」處境，發現原來那種「完全排他」的女性主義立場論將會使（「局部」優勢的）自己喪失立足點（其實現實社會中的女性主義者比起普羅大眾都是有局部優勢的）。她開始朝著給予「怪獸」一個有正當性的抗爭位置的方向加以修改，她進而宣稱立場論的實質內容（我認為就是指「女人」有認識的獨佔或排他權威）雖然有誤，但是立場論的「邏輯」還是正確的──這是她學說比較晦澀說不清楚的地方，本文則從「不完全排他」的角度來詮釋其立場，簡單總結如下：
立場論思考的出發點或「邏輯」是沒錯的，即，被壓抑排斥或特殊不凡的邊緣經驗與生活位置有助於客觀知識的追求。如果我們把上述思考「邏輯」貫徹到底，也就是把這個立場論的立論倒返過來（反身地）也應用在從特定立場出發的認識時，此立場必然無法獨佔認識的優勢高地，因為總是存在著其他的異己身分與經驗，因此沒有特定位置與身分可以完全獨佔客觀的知識。從不同於自身（各種異己）的生活出發，才能追求更客觀的知識。
不過，或有人會懷疑這樣的女性主義立場論有危險變成失去抗爭焦點，變成政治意義不大的抽象學說。Harding認為立場論的「邏輯」是把我們自己重新發明為異己或他者（reinventing ourselves as other），她說：「立場論顯示如何從『在學術研究中，包括異己的生活和思想』轉移到『從異己的生活出發』，去問研究問題，發展理論概念，設計研究，收集資料，和詮釋發現。」（Whose Science, 268）Harding的意思簡單的說就是，我們應當從那些被社會、被主流學術認為的「異己∕他者」的生活出發，站在她們的立場上，而非只是用原來從自己生活出發的觀點去研究異己。由於女人向來被當作異己，所以立場論要求從女人的生活出發，而非從男人的生活出發。但是Harding又說「如果女性主義研究和學術要從女人生活出發，就得從所有的女人生活出發」（Whose Science, 268）；我認為Harding意味著立場論的研究取向不但包括了女同性戀等邊緣弱勢女人，也包括了（某個角度上）可能屬於宰制集團的白女人、異性戀女人等等，可是對這些女人生活的理解是否能和白男人或異性戀男人的生活分開呢？再者，前面已經說過，女性主義的解放事業也必須是其他「異己」的解放事業，我們也必須從異己（黑人、同性戀、工人等）的生活出發，這些人也會包括男性。這樣一來，立場論的從女人生活出發的要求究竟還有多大意義？因為不但要從所有女人的生活出發，最終好像難免還要從所有人的生活出發。
既然如此，立場論所說的「從女人生活出發的立足點是認識上有利的」是否只是一種「啟發性」的抽象說法？有人或許認為Harding對立場論的改造，會落得如此下場並非偶然，因為立場論原來就是主張某種權力關係在社會結構上有關鍵地位，故而賦予某個主體有特殊權威，換句話說，立場論原來講的是社會結構和認識上的某個特別的立足點，和所有其他的立足點相當不同。現在Harding的女性主義立場論既然不再賦予性別關係在社會結構上的關鍵地位，而又接受性別和其他權力關係的環環相扣，這就等於承認性別的立足點並不獨特，而且社會結構和認識上還有很多同樣重要的立足點──這樣的（女性主義）立場論當然也就喪失其（性別）立足點了。不過，我們不應忘記立場論的出發點仍是正確與重要的：從邊緣與異己的生活出發是達到客觀知識所必要的。如果我們自滿於已經獨佔認識的優勢地位，那麼反而無法達到更強的客觀性。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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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強調「（政治）價值與真理」的關連，認為「真理要幫助人們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反種族歧視的社會」等等，並不只是各種社會批判理論的主張，同時也是像杜威（Dewey）這類思想家的主張。
[2] 這些問題甚至是被預設而不必辯解的；和這些問題相反的假設因而才需要辯解。
[3] 這段所說是馬克思主義中常見的說法，其目的在於揭露自由主義的個人（公民、普世人權）並不具有普世的性質，其實是特殊的階級的利益。在一個現實中有階級支配的社會中，不可能有共通的、普世的（universal）、超越階級利益的人（人性本質）或立足點。這是無數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在文學、經濟、政治理論中所企圖證明的。照這樣說來，將經驗論也說成是一種有階級立場、有性別傾向的立場論，就是有重要政治意義的說法，因為這表示經驗論並不是如它表現的那樣無黨無私（non-partisan）的學說。
[4] 此書有的章節則是將在別處發表之論文約略改頭換面，但是大體都相同未變。例如，Sandra Harding“Feminism, Science, and the Anti-Enlightenment Critique”, Feminism/Postmodernism, edited by Linda J. Nichols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83-106. 基本上就是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一書中的第七章“Feminist Epistemology in and after the Enlightenment”。
[5] 這意味著在科學教育中，理想的情況應當包括科學史和科學的社會研究的課程。
[6] 用「壞」來形容物理學的科學模型，可能沒有必要，Harding只須說「物理學是科學的邊際或臨界例子」即可。不過Hilary Rose對Harding此一論點有不同意見（83）。
[7] 女性主義之所以主張「科學是有性別的」，倒也不完全是因為科學的內容都有性別歧視，而且還因為科學所使用的性別隱喻和象徵。
[8] 如果不以女人立足點為「客觀性」的基礎，那麼Longino又提出什麼客觀性的判準呢？Longino在談到客觀性的判準時，其實也間接的顯示了什麼樣的社會條件可以促進客觀性；Longino舉出像「被認可的批評管道」、「平等的智識權威」等等判準，這裡有時牽涉到對婦女和少數族裔在雇傭上的歧視之類的問題（76-80），這些均可以視為能促進（有程度之別的）客觀性的社會脈絡。基本上Longino不脫多元主義的想法，即越多不同觀點就越可能客觀（80）。但是這些不同觀點會不會是不可通約的立場、或典範？Longino基本上否定Kuhn的典範想法，認為証成關係不需要典範（57）。Kuhn曾以亞理斯多德和伽利略對鐘擺現象的不同解釋來說明不同典範的不可通約，Longino卻認為兩者並非沒看到對方所注意的現象面相，只是雙方的背景假定不同（53-54）。由於Longino不假定Kuhn的典範和不可通約學說，對Longino而言，客觀性是可能的，因為我們可以就背景假定進行辯論和修改，而排除個人主觀的偏見喜好（73-4）。
[9] 更有甚者，在弱勢者發出聲音，講出她們的經驗之前，弱勢者自己可不可能有從自己生活出發的觀點？這則是另一個大問題：自己最瞭解自己──自己和自己有最自然的親近性──其實也是有待闡釋和修繕的假設。
[10] 或曰，若生產女性主義知識，則白種異性戀女人的生活還是比黑種同性戀男人的生活在認識上有利的；但是若生產反種族歧視的知識則不然。可是這假設了這兩種解放的知識沒有關係──等下就可以看到Harding 自己也反駁這樣的假設。
[11] 由於本文所關心的主題是知識生產，所以生產女性主義知識（者）就被當作一種女性主義實踐（者），Harding也做同樣的假定。或許有人想把知識生產以外的某些（日常生活、性格人品特質、運動參與、政治效應等等）實踐當作「女性主義者」的必要條件，不過這類條件也可能有定義過嚴或過窄的問題，或者可能是某種「理想」女性社會位置的投射。本文不打算處理這個複雜問題。
[12] 何春蕤，＜性騷擾與性歧視＞，《婦女新知》，162期，1995.11，20-22。
[13] 有人或許認為「性別的區隔要比其他社會區隔（種族、階級等）來得更嚴重」，這個說法和「性別或所有社會區隔都是一樣程度的嚴重或不嚴重」一樣，都是假設了「性別」是個純粹的、普遍的範疇──易言之，這種看法把性別區隔以及其他區隔「本質化」了。本文則認為某個社會區隔嚴重與否，總是相對於不同的社會處境，不同社會處境就有不同的區隔狀況。這正是當代各種激進政治之所以有個「後現代」轉折的歷史情境，因為原本被忽略的某些特殊社會處境、被「純粹普遍」範疇所壓抑的各種邊緣主體的價值與重要性開始被認可，激進政治的焦點開始由「大眾∕多數」轉變為「怪胎∕邊緣」。例如在性／別政治方面的雙性戀、CC（sissy）gay和Ｔ（butch）、跨越性別（transgender）的變性、變裝、反串、交叉性、中性等等處境，就可能有較不嚴重的性別區隔。此外，社會區隔的程度則和壓迫程度相關，強調性別區隔較為嚴重的說法，一方面輕看了其他權力形式對於某些處境的人的壓迫程度，另方面，則有無力克服性別壓迫的宿命論（雖然，這個宿命論對於某些人的處境確實為真）。
[14] Harding這種強調「客觀性」的立場論，不能太強調「不可通約」，因為如果不同立場是無法通約的話，就很難主張某個立場比其他立足點較接近真理。
不過Harding的「後現代立場論」觀點並非不能加以進一步的澄清釐定，以保有原本立場論的政治力道或抗爭焦點。本文在此約略建議一個可能的方向。這首先要從立足點的意義談起。
在立場論發展之初，究竟是什麼構成「女性生活」或甚至「女人的立足點（立場）」，似乎是個重要的問題。Nancy Hartsock和Hilary Rose都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強調或偏重女人的勞動構成了女人的生活或立足點，對女人立足點做了較詳盡的論述，Alison Jaggar等人和Sandra Harding（Science Question, 150-51）也都曾評論和闡述了Hartsock和Rose的觀點。Hartsock其實是女性主義立場論的最早提出者（105-132），但是近年來她也改變了一些立場。例如，Hartsock認為她早期和馬克思一樣用了太簡化的二元對立社會模式：馬克思把社會化約成兩個階級的模式，看不到階級以外的權力關係對於社會的形塑；Hartsock則把社會化約成男性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性別社會，而忽略了社會其實還存在著其他重要的權力關係（229-230; 235）。既然權力關係複雜，那麼女性主義的立足點就不只一個，而是多元的（236），反映了女人內部的差異。易言之，本文稍早所提及的那些對女性主義立場論的質疑也影響了Hartsock。[1]
面對著女人之間有「差異」的事實，可能會有人覺得必須訴諸一個女人「整體」的利益或知識，以便處理多樣差異所帶來的矛盾聲音和經驗。但是我認為：如果某些差異事實上是有壓迫性質的，那麼我們便不應該訴諸一個所謂的女人「整體」利益，而應該仍然必須堅持立場論的精神，強調被壓迫的立足點才有認識上的優勢。以下我將從這個角度來修訂Harding。
與Hartsock和Rose相較，Harding在後期的著作中不再把女性生活或立場的構成當作重要的問題，因為對Harding而言，女性主義立場論不再主張較客觀的知識是「根據」女性的物質（勞動）生活或（可能已被主流意識形態污染的）經驗，而只是從女性生活「出發」。這個轉變是因為對Harding而言，女人生活包括了所有女人的生活，因而是多樣、矛盾的，無法談論什麼構成女人生活的本質。同時「出發」意味著只是個起點，不再把主體的經驗或詮釋當作必然真實，而是需要被知識份子或學者做更進一步評估或處理的某種素材，以便生產出較客觀的知識。
生產知識的人確實可能是某種社會優勢地位者（白人、異性戀、男人、教授學者等），這是Harding立場論的一個重點，我也同意這個看法。但是我認為Harding也應該更明確地說出這些較客觀知識應當具有反種族壓迫的、反性別壓迫的、反性壓迫的、反階級壓迫等等政治立場。Harding曾強調過真理與價值、知識與解放的密切關係，我認為這些說法應當至少意味著較客觀的知識是會為被壓迫的弱勢主體培力或令其壯大（empowering），同時也會正當化被壓迫主體的每日實踐、賦予其生活正面意義的「去污名」與「尊名∕榮耀」此一主體。
換句話說，較客觀的知識的判準在政治價值方面的必要條件至少是能將榮耀與權柄賦予被壓迫主體。不過，此處說法蘊涵著被壓迫主體對自身「有利」的詮釋（也就是抗拒污名和自我壯大的詮釋）確實有某種真實性，但是可能需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這些有利的詮釋就是客觀知識的立足點，而對被壓迫主體的有利詮釋有認識上的優勢特權，因此我們要從這些有利詮釋出發。（這是我對Harding的修訂）
此處對立足點的重新定義符合了女性主義的政治價值（女性主義向來就是要去除女人污名，賦權女人），也符合當代新社會運動的政治價值。同時，這樣定義的立足點使立場論具有較明確的面貌。例如前面屢屢提過Harding說「一方面，我們應當能決定某句話的對錯，而不考慮是誰說的…另方面，誰說的，說什麼，何時說的，的確大有關係」（Whose Science, 269）。當然，Harding自己好像比較關心的是「誰」說的問題（男人女性主義說的，白人異性戀女性主義學者說的，等等），但是我們現在也可以把Harding此言加以更清楚的釐定：重要的是說話者（知識生產者）和被壓迫主體的關係是什麼（是否提供有利詮釋而並肩作戰），所說的內容是否在幫助被壓迫者壯大和去污名，說話的時機是否能及時產生上述正面的效應。
很明顯的，上述說法仍然保有「被壓迫主體」這樣的概念；在這方面，當然必須認可後現代的差異主體說法，承認壓迫關係的複雜性。不過只要不是純粹智性的抽象練習，我們仍然可以指出在現實中被壓迫的主體，這樣的主體也許不再是整體女人，但是像女同性戀、性工作者、女工、青少女、女原住民等等仍然是此刻可以被認定的被壓迫主體，並且以這些被壓迫的女人為主來談論性別壓迫。未來隨著抗爭的進化，在我們現實的脈絡中，也許「青少女」內部的差異已經使得作為一個整體的「青少女」喪失政治意義，那麼我們就必須從被壓迫的青少女來談論青少女的壓迫問題。
總之，我在此建議以「從被壓迫主體的有利詮釋出發」來代替Harding的「從異己的生活出發」。這個立場論的修訂有幾個不同於（優於）Harding的面向：一，雖然承認權力關係的複雜、主體內部的差異，但是仍然堅持去辨識現實中的被壓迫主體，而不訴諸較模糊的「異己」。二，「有利詮釋」（即，壯大與尊名被壓迫主體的詮釋）的說法雖非自明，但是至少比「從生活出發」的說法在認識意含上是更為明確的表述。三，雖然此處的「有利詮釋」是完全排他的認識特權（亦即，比「不利詮釋」更接近真理），但是並不排除優勢主體（「怪獸」）參與客觀知識生產的可能，而且還保留了舊式立場論為被壓迫主體的認識實踐做辯護的尖銳特色。四，由於對被壓迫者的有利詮釋也不一定來自被壓迫者自身，故而我們不必假設被壓迫者在詮釋自己的實踐和生活時有某種自然的親近性。當然此處的建議仍是建立在Harding說法上做初步的修改，也須要訴諸性別知識∕政治的接受。
Harding的立場論基本上模糊了女人之間的壓迫對認識特權的影響。如果說原來立場論（簡化地說）強調的是女人在性別認知方面比男人更有優勢，那麼當女人之間的「差異」被認識到時，Harding卻不能進一步地將這個立場論的邏輯推論到底，亦即，同性戀女人比異性戀女人、黑女人比白女人、女工比女資本家、「壞女人」比「好女人」…有認識上的優勢。相反的，Harding 卻暗中把生產知識的學術人當作有特權地位者──只要這個知識生產者能夠從異己的生活出發。換句話說，一個白人異性戀女學者也可以生產出較客觀的知識──只要她從黑人同性戀女人的生活出發。
我所建議的立場論修正版本也承認白人異性戀女學者生產客觀知識的可能，但是卻強調這個客觀知識必須對女黑人同性戀的生活實踐做出有利詮釋（賦權與尊名），Harding卻完全避談這一點。Harding或許認為女黑人和女同性戀的經驗和說法只是較客觀知識的素材，還需要和「整體」女人利益一塊考量，但是這個有關女人整體的客觀知識又從何處來？站在誰的立足點之上？如果訴諸「整體」（而非訴諸被壓迫者的立足點）的說法是對的，那麼為什麼女性主義立場論不訴諸「人類整體」反而訴諸被壓迫的女人？反而認為女人有認識上的優勢能生產有關人類的客觀知識？的確，女性主義立場論的「邏輯」要求我們必須對因為階級、種族、性、年齡等而被壓迫的女人做出有利詮釋，以之為基礎來修正有關女人整體的知識（因為過去這個「整體女人的利益、知識或女性主義」缺乏被壓迫者的立足點，所以必須被修正）。雖然，受到階級∕種族∕性壓迫的女人[1]之經驗和說法只能是「素材」，但是我們必須從這些素材中生產出有利於被壓迫者的詮釋。而建立在這些有利詮釋之上的知識是比較客觀的，因為這些知識乃來自被壓迫者的立足點。那些在階級∕性∕種族等權力關係上佔優勢地位的女人，一直是「整體」女人的代言者，也是有關女人「整體」利益和知識的生產者，現在這些女性知識或女性主義很顯然地必須被修正。
附記︰(2000年)
本文緣起自1994年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1996年發表本文初稿，之後又採納許多意見修改（包括至少兩個機構的不同評審們的意見），終於1998年定稿發表。
從本文的現狀，讀者可能也看得出修改過程的軌跡。例如，有的評審基本上對整個新科學哲學的取向表示懷疑，因此關懷的是「科學的客觀性為何和性別相關」這類問題，而非另一些更「內部的」不同女性主義流派的爭議。
從事後來看，此文雖然還可以繼續包含更多的可能質疑與回應，但是那也會使文章稍微冗長、或傾向教學的(pedagogical)風格。不過，這些進一步的討論，可能也超越了女性主義科學哲學本身，而進入社會批判理論的討論。例如，我在文章中提到︰
我們仍可保有「被壓迫主體」這樣的概念；在這方面，當然必須認可後現代的差異主體說法，承認壓迫關係的複雜性。不過只要不是純粹智性的抽象練習，我們仍然可以指出在現實中被壓迫的主體，這樣的主體也許不再是整體女人，但是像女同性戀、性工作者、女工、青少女、女原住民等等仍然是此刻可以被認定的被壓迫主體，並且以這些被壓迫的女人為主來談論性別壓迫。未來隨著抗爭的進化，在我們現實的脈絡中，也許「青少女」內部的差異已經使得作為一個整體的「青少女」喪失政治意義，那麼我們就必須從那些特別被壓迫的青少女來談論青少女的壓迫問題。（290-291）
此處文脈顯示被壓迫主體是複數的，但是被壓迫主體之間的差異呢？隨後的討論中我因此提到「有些差異不能等同於壓迫」（292）。不過不死心的讀者可能還會追問︰「壓迫不能比較嗎？是否應該還有『最』被壓迫主體的概念──這也可以是複數的。此外這些被壓迫主體是否也被本質化、當作一個『整體』看待呢？」像這樣的問題，其實已經是社會批判理論更一般的問題了。不過此處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來回應這類疑問。
首先，我不認為有一種完全先驗的、透明的過程，可以直接認出誰是「最」被壓迫者，或者誰是「被壓迫者」。（最）被壓迫的指標或判準應當是在現實狀態下去做經驗事實的辯論。但是另方面這個涉及經驗事實的辯論也會是在一個既有的現代進步運動政治論述（或也可稱為現代解放論述或社會批判論述）之內（WITHINwithin）進行，在這個批判論述之內去認出誰是（最）被壓迫者。易言之，這個論述形構會在一定程度上框架了我們的經驗認知與事實認定。不過這個社會批判或解放論述，也不是個學術－運動份子的封閉論述，它也與大眾的常識論述做鬥爭與連結、互相滲透。
如果要在這個現代進步運動的批判解放論述內生產出新的被壓迫者（或『最』被壓迫者），或者對原來被認定的被壓迫者提出某種修正挑戰，也當然就是在這個既有論述內為之（也就是很大程度上遵守既定論述規則）。雖然這個現代進步運動政治論述（discourse）也一樣地存在著論述本身既定的論述規則與邊界，可是這些論述規則不能完全決定言說的結果和效應（雖然會對言說有一定的限制），畢竟語言還是有新隱喻、新想像、新連結、新遊戲等等。這也是為何我們看到近年來在批判論述中，新的被壓迫主體（或最被壓迫主體）不斷出現，舊有的整體範疇的主體（如「女人」）則被挑戰。（女性主義內的辯論就很清楚，至少在美國西方，女同性戀被認為是性別關係中最被壓迫者，女異性戀－－雖然也是被壓迫者－－則不被認為是最被壓迫者。這些都是在既有批判論述中辯論的結果）。
既然在這個現代解放的批判論述內可以生產新的被壓迫主體，那麼所謂「本質化」的質疑，也就是一個挑戰既定範疇、產生新差異的實際問題。亦即，必須指出「整體」內具體的差異，以及原有同質化了的主體所造成的實際新壓迫，才能有的放矢地指稱某個主體身分是「本質化」了的。而不能只是說「如果女人是本質化的，那麼女同性戀也是」這樣的抽象陳述而已。
總之，在這個現代進步運動政治論述內，原本就是有優勢（privileged）位置的，也就是被壓迫主體的位置。相對的，這些主體在其他非批判性論述內沒有這個被privileged的位置，甚至是被抹黑污名與歧視的。而所謂「最」被壓迫者或「最」邊緣弱勢者的談法，也不過就是繼續「被壓迫者」、「邊緣弱勢者」的談法而已，沒有什麼神祕性或宗教性。只要在論述中存在著「被壓迫者」，同樣論述規則當然就可以談「最」被壓迫者。（亦即，「最」被壓迫者或「最」邊緣弱勢者的談法，和「被壓迫者」、「邊緣弱勢者」的談法，之間沒有斷裂，應該仍然是連續的。如果去認出誰是「最」被壓迫者是原則上有問題的，那麼同樣的認出誰是「被壓迫者」也同樣有原則上的問題）。「最」未必指著單一，也未必預設能夠將壓迫程度加以量化比較，但是「最」確實是可以從這個現代解放論述中產生的，例如典型話語就是：「中間階級雖然被壓迫，但仍然不是被壓迫的（最）底層」等等。（所以「上下」是現代解放論述最重要的空間隱喻。而「階層」相關的道德與知識位置則是其論述規則之一）。
這個批判的、現代解放論述當然一直在變化中（雖然很多基本原則不變），而傅柯式或「後現代」的批判論述確實和這個現代解放論述有較大的斷裂。Harding立場論所引發的修正與問題，也是為了接合這個斷裂的努力。當然，這樣的努力未必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