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甯應斌在文化研究學會年會裡發表的座談引言，2002年1月12日】
Sandra Harding在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一書中說到女性主義對科學、技術與知識的分析也從許多其他領域的理論中得到重要的資源。女性主義和所有這些不同領域的理論與研究進路，都在同一個「平台」或「重地」（terrain）上彼此競爭與互動，而且女性主義也是這些理論或研究進路的一個部份。所以舉例來說，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或文化研究或科學哲學在同一平台或重地上競爭互動，但是女性主義也同時是後現代主義、馬克思主義或文化研究或科學哲學等等的一部份。Sandra Harding接著說這個競爭互動狀況的後果，其實是單一的女性主義視野較難想像的。甚至，對所有競爭互動的理論或進路而言，互動的結果可能都出乎大家的預料。Harding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說明。她說：
這就好像不同群體的男人女人們離開原先熟悉的街道和社區去參加大道上的大遊行。雖然被推擠著、簇擁著，每個隊伍都還是努力維持其身分，舉著他們各自的旗幟前進：有些團體繼續前進，有些人則離開其原有隊伍，加入別的隊伍，有些隊伍合併，有些隊伍消失。在這個過程中，隊伍唱的歌曲被更改了歌詞，兩個不同的樂隊同時吹奏時所產生的意外的協調或雜音都呈現出過去無法想像的可能──當然不是所有的可能都是大家樂見的。每個隊伍都努力在其他隊伍同樣堅定的努力中維持自我的目標，而這些努力所形成的組合面貌和原先各自隊伍單獨時的面貌完全不同。同樣的，女性主義的傾向也必須對抗、連結、加入當代智識、政治、社會生活的其他潮流，這些互動的結果當然也必然是令人驚訝的。[1]
這個開場白其實是我今天講話的結語，因為我今天基本上要提出台灣的性別研究需要和文化研究與社會理論做更進一步的整合。這個呼籲是從知識生產角度出發的，但是其政治後果則是我在開場白所顯示的。換句話說，性別研究與文化研究與社會理論深刻整合的結果，有可能是不再有認同清晰的女性身分，或者疆界分明的性別研究領域，當然還有與此完全相反的可能。這個政治後果要說在前面。我在下面比較少提到文化研究，而較多提到性別研究如何從社會理論中獲得更寬廣的視野。這是因為今天的發言場合是在文化研究學會的年會，年會主題是文化的轉向，我基本上當然是認為文化研究是個重要的思潮與研究取向，而且各個學科領域不應該對這個文化轉向視而不見，所以我同意昨天蔡篤堅講到社會學對於文化研究的排斥是一種十分保守的表現態度。總之，我的發言應該在這個把文化轉向視為理所當然的脈絡下被理解。
台灣的性別研究在最近10年和女性主義有高度的結合，在這之前雖然有以婦女為對象的研究，但是談不上有女性主義的知識與政治視野。隨著婦女運動的發展與壯大，以及婦女運動者刻意結合學院的女性學者（例如女學會的成立），越來越多的性別研究者採納了「女性主義」這個研究進路，也樂於自我標籤為「女性主義」。這和十多年前研究婦女問題的學院人士極力避免「女性主義」這個標籤或甚至強調性別身分的無關、強調研究中立的狀況，恰恰形成兩極的強烈對比。
在女性主義不再是學院污名、性別研究乃是正當研究項目的這種風氣之下，只要是女性學者，不論其之前的學術背景，幾乎都被假設為必然從事性別研究，而且，女性被是為「天然」的性別研究者。風氣所及，許多女學生也很天然地從事性別研究，或在自己的學習領域內很自然地專攻女性主義的研究進路。故而，大家（特別是女學者）現在經常會碰到前來諮詢碩士論文寫作的女學生說：「我想寫性別方面的論文」──雖然此時這位女學生可能對性別研究或女性主義所知不多。
總之，台灣目前的性別研究是具有強烈的女性主義理論背景的（Gender studies in Taiwan are theoretically informed by feminism or feminist theories）。但是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的密切結合為一，也是一個社會歷史發展的結果，而無必然性，我們也當然能夠想像一個不只有女性主義理論背景的性別研究，還可以有酷兒理論、後現代理論、社會理論等等構成（註）。從我個人自己的研究經驗，社會理論對於女性主義論述如何演進為一個連結性別之外的其他權力關係、挑戰女性主義通常智慧或定論、以及產生性別身分的矛盾認同的開放論述，會有很大貢獻。（當然文化研究也會有同樣貢獻，這就不多說了）在此，讓我先簡單地敘述社會理論對女性主義影響的盛衰。
在社會理論興起以前，哲學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批判宗教傳統或批判現實的啟蒙角色，但是當資產階級勝利，市民社會與民族國家確立後，哲學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以民族國家為範疇的「社會」的出現則是社會理論興起的歷史背景；社會理論似乎可粗分為兩種傾向，一種承繼哲學的理性傳統，要求理性秩序，批判不合理的現實，這是批判的社會理論。另一種承繼哲學的經驗傳統，以經驗事實更優先於「理性」或普遍性觀念，這被當作有順從現實趨向的實證主義社會學。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起初受到馬克思的批判社會理論頗大的影響，即使是和新左派分道揚鑣的激進女性主義論述，也在起初時保留了許多馬克思的社會理論，但是在後來的發展中，如Catharine McKinnon，只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惟邏輯。
隨著消費主義的興盛，使用價值的消費擴張為符號與意義的消費，文化領域因而隨著文化消費與文化生產而大幅擴張，所謂社會逐漸等同於文化領域。「社會」被視為是詮釋或意義實踐的產物，由於意義詮釋的沒有終點，所以社會不能當作一個可以縫合的整體，社會沒有基本的構成原則。在這個文化的轉向的趨勢下，文化研究與文化理論（如後現代理論）的重要性似乎取代了過去偏重社會結構與制度的社會理論。特別是社會理論所謂的「社會」是一個以民族國家為範圍的現代現象，其有效性在全球化下也遭到質疑。
女性主義一方面是傳統社會理論遺產的一部份，它的解釋模式十分依靠著傳統社會理論所設想的結構與制度，但是另方面女性主義已經刻意地從傳統特別是宏觀的社會理論獨立出來，女性主義並沒有明顯的男性大師權威。在面對文化轉向方面，主流女性主義基本上對於所謂後現代女性主義也抱持懷疑的態度。
晚近我看到社會理論的一些新的發展（像Giddens, Beck，當然還有別人）企圖回應後現代思潮以及文化轉向。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趨勢。女性主義或性別研究除了可以更深刻地與文化研究結合外，還可以從這些社會理論吸取更多的資源。我的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社會理論與文化研究可以提供女性主義與其他批判思潮互動的平台，在這個平台內，性別或其他權力關係自身並不是最高價值的範疇，故而女性主義或其他批判思潮的特定知識主張或政治策略，都必須彼此接受檢驗與批判。第二、女性主義的主張不會只是描述性的，必然同時也是規範性的，不過所有的規範性都蘊涵了實踐的可能性，也就是康德所謂的應然蘊涵了能夠（ought implies can）。社會理論顯示了現代以來的廣泛的社會動力與趨勢，這些動力與趨勢乃是解釋與評估各種社會運動與知識政治實踐的materialist基礎或背景脈絡，同時也限制著我們的運動與實踐的可能限度。換句話說，社會理論對我們的政治實踐不但提供了實踐意義的解釋脈絡，也提出了實踐的可能限度或限制，進而有助於我們提出可行的政治選擇方向。
等下何春蕤會以Beck與Giddens的社會理論為例，來顯示他們的社會理論如何設定了當代性別關係的參考座標。此外，他們的社會理論對於理解當代跟身體、自我等相關現象都提供了重要的解釋工具，其解釋不是專為減肥瘦身等性別現象而發，而是更廣泛地提出現代以來的社會動力所造成的各種和身體或自我相關的現象。除了晚近的社會理論外，我認為某些不甚典型的社會理論，例如我近年來最推崇的Elias從長期歷史發展中提出關於國家、身體、情感、性別、自我個體等等的理論，還有，不是那麼偏重社會宏觀結構的Goffman（Goffman則是Giddens的重要理論資源之一），以及著重文化的Simmel，也提供了豐富性別研究的資源。（昨天朱元鴻也提到許多傳統的社會理論就已經有文化的轉向）。在我個人的性工作研究中，Goffman的理論在了解性工作者與顧客的互動上是重要的解釋工具，這反駁了傳統女性主義對於性工作的簡單想像。另一個例子則是我個人對性騷擾的研究，我認為過去女性主義對性騷擾的論述，一方面忽視了性，另方面忽視了騷擾。性騷擾其實是依靠著「騷擾」這個概念，在性騷擾觀念出現前，在現代人際關係就已經存在著一個非性別化，不必然具有性意含的騷擾觀念，這個騷擾觀念其實反映了現代城市中的市民交往、現代市民的身體界限、現代自我的界限與隱私的性質等等。而這些恰恰是Elias講的文明化過程，還有Goffman等理論可以解釋的現象。我從這個角度來評估女性主義的一些具有爭議性的性騷擾論述。這也是另一個社會理論對於性別研究的可能貢獻的例子。
當然以上所說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將過去女性主義原有的理論成果拋在腦後，相反的，所有的新發展都必須建立在對現有理論深入理解的基礎上。以下我就把時間交給何春蕤，請她更為深入地分析社會理論如何重返女性主義，如何對過去女性主義提出的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註）台灣目前的性別研究內部當然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性，不過這個差異性似乎比不上西方性別研究領域或女性主義內部的差異性，這可能是因為社會發展的不同。不過我個人也覺得台灣的女性主義論述有著「稀薄化」（rarefaction）的可能危險，雖然女性主義的性別研究涵蓋甚廣，但是其主流論述根據的社會理論模式總是結構高於能動（structure over agency）或本質勝於差異（essence over difference），這個模式乃是解釋與研究性別現象的典範原則，主流女性主義論述則是對陳述這個典範原則的重要文本的進一步評論或眉批（commentary），the commentary must say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had, nevertheless, already been said, and must tirelessly repeat what had, however, never been said。由此造成論述稀薄化的危險。
注釋
[1] It is as if we were at the point at which bands of men and women leave the familiar streets of their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to join an ongoing march down a boulevard. We watch each band struggle to maintain its identity and carry its banners forward as it is jostled by boisterous group to join others; some groups forward, some people leave their group to join others; some groups merge, and others disappear. The words of anthems change, and the inadvertent harmonies and disharmonies created when one hears two bands playing at once suggest previously unimaginable musical possibilities—not all of them desirable. The necessity to struggle to advance their goals in the environment of everyone else’s equally determined efforts creates configuration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individual groups marching alone. Similarly, feminist tendencies must struggle against, with, and within these other streams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se interactions cannot but be surprising to every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