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甯應斌在中壢中央大學成立20週年所主辦的會議上「歷史對話：性／別 20 年】場次裡所發表的回顧，2015年10月15-16日。收入《性／別20》，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6年11月，頁81-108。該場次實錄的pdf檔在此提供閱讀引用】
每個個人和他的知識資源都是沒法脫離時代的制約的。回首我們這幾個資深的性／別研究室成員的時代制約，應該要從比較大的政治脈絡來講。我們幾個可以說是「洋左」，那我就從洋左這種人說起。所謂洋左就是相對於土左而言，土左在1950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中被徹底鎮壓了，19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以台灣加工出口區為標誌的資本主義發展以及保釣運動又產生了新的土左，就是像陳映真這一類，後來他們就跟舊的土左接上，形成台灣所謂的左統派。相較之下，我們這些洋左多半沒有保釣經驗，是在海外特殊的環境裡成形的，在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倒台、冷戰結束的這種環境下回到台灣，我們這些洋左就慢慢形成一種文化政治上的左派，在文化政治上形成一種文化激進主義，如果講根源，也可以回溯到五四的文化激進主義所形成的一種反傳統觀、世界觀。那個時候洋左很多人集中在《島嶼邊緣》這類刊物裡，某種程度上，性／別研究室大概就是屬於這樣一種文化激進主義或者激進派。
但是在文化上其實還是有保守派跟自由派。自由主義當然也是從政治脈絡裡來的，從民國時期就存在的自由主義之中，比較反對國民黨的留在了大陸，但是比較反對共產黨的就去了香港、美國，或者影響到了台灣，於是就慢慢催生了反對國民黨的政治自由主義。另方面，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操作，也造就了反傳統的現代主義與個人自由主義文化，所以催生了台灣在文化上的自由派。不過從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它是保守的自由派。大家都知道自由派有兩種，一種被稱為保守的自由派，一種被稱為進步的自由派，台灣因為時代限制，戒嚴之下只有保守的自由派。文化上的保守自由派在政治上則是反對國民黨的，而且跟文化上的保守派是不一樣的；換句話說，大家要分清楚「保守的自由派」不同於單純的「保守派」，前者是自由派，後者是保守派。你們要是不懂兩者的區別，我用個例子來講：保守派是反對同性戀的，保守的自由派則是會容忍同性戀的，但是不像進步的自由派不止於「容忍」而可能還會更進一步積極作為。在解嚴以前，台灣的文化主流是保守派，而不是保守的自由派。
所以，在我們這些洋左回台灣的後解嚴時代，有保守派，也有自由派，這兩者是互相衝突的，保守派從主流的地位逐漸退下，自由派則開始成為主流。在這種過渡時期，所謂的「主流」有時意味著保守派的舊主流，有時意味著自由派的新主流，不過別忘記，當時台灣的自由派是保守的自由派，這些保守的自由派在主張女性主義的時候不會有那種邊緣的激進性，因此他們會反對性工作，反對何春蕤的豪爽女人，要跟性解放劃清界線等等。不過，這些逐漸成為主流的自由派女性主義比較不太願意碰邊緣議題是有一個原因的，就是因為在政治上傾向綠營而想走大眾的、選舉的路線，去拉婦女的選票。同時因為選舉要講政績，要看得見的成果，所以立法、由上而下的制度作為就成為主打的路線，立法方向則是偏向中產階級或符合主流的要求。這是保守派與自由派在性別領域的共同點與合作面。激進派則會反對社會文化領域的密集立法。
現在大家都知道，在女性主義或性／別方面，保守的自由派和激進派的衝突，最後形成了所謂的婦權和性權的分家。不過這樣的名詞分類也會造成誤解，因為就像洪凌提醒的，婦權不是沒有性，性權不是沒有性別。
上面講保守、自由、激進在文化政治上的三國鼎立，但是大家要看到：「保守的自由派」跟「保守派」之間有某一種接近性，有共通的「保守」元素。你們也許會說：喔，所以她們都是壞蛋？嗯，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不要用善惡去分析世界。「保守」其實就是保存的意思，就是不要把舊的丟掉，寧可緩慢的改變。
剛剛我們講的自由派要進入文化主流和選舉政治，這看似是台灣內部的因素，不過台灣總是被外部因素所制約的，我們不能只談內部因素，而忽略外部因素。大家都知道1960年代開始，中蘇交惡、美國聯中抗蘇之後，美國要重新部署亞太區域，韓國和台灣都必須走向民主化，韓國是用暗殺的方式，台灣的黨外運動則被蔣經國強硬抵擋下來，這都是1979年的事。最終美國還是成功地讓台灣變成選舉民主國家，因為只有這樣，台灣才能取得新的正當性──本來台灣存在的正當性是代表中國，如果1949後台灣不代表中國，西方或國際社會便沒有正當性支持蔣政權，因為台灣在二戰後是歸還中國的，不能說1949年台灣被一個軍政府盤據因此台灣就不屬於中國了。照道理來說，台灣只能代表中國才能生存，因此，台灣與大陸的對峙意義就是中國內戰，而國共內戰在冷戰期間的真正意義則是中美之間的戰爭，也有人說是美俄之間的代理戰爭。中美建交後，台灣要有新的存在正當性才行，所以唯有台灣轉變治理方式才能重新佈署由美國主導的局勢。特別是冷戰結束，美國推翻蘇聯和東歐，可是卻沒有在1989年拿下大陸，台灣的地緣政治地位因而又開始有微妙改變。無論如何，台灣的治理方式或國家機器的重新打造，同時就是重新打造國族，這個在《島嶼邊緣》雜誌時期便講得很清楚了，還把丘延亮的原句改寫成「營造台灣國族（nation-building）以打造台灣國家機器（state-building）」，當然反過來說也成立，這到今天還是一樣。
任何一個要打造民主的國家，除了民族主義之外還需要排除內部的邊緣，把社會中沒有辦法教化的、不文明的這一類刁民去除，這是一種「內部綏靖」。有刁民存在，任何民主政體都會動盪，所以你要有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壯大。當守法律、守秩序的人是多數時，你才能形成民主政治，所以就得要培養何春蕤寫過的「嬌貴的情感公民」等等。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保守派積極的推動密集的兒少立法，有時是道德恐慌下的鎮壓立法，創造出緊急狀態或者例外狀態來壓制某些公民原有的權利──有些人不夠格做我們的同胞，因為他們搞援交、搞戀童、傳染愛滋病，這些人的公民資格必須被排除。這種例外狀態的「嚴打」同時也強化國家權力、鞏固主權。不論是粗糙或細緻的兒少婦幼立法，它們所建構的保護弱者話語還會溢出到動物或甚至自然，由此製造出來的文明感覺、嬌貴情感、規範話語繼續打造公民。當然這種纖細敏感的文明化公民情感不容易出現在下層階級，因為後者沒有足夠資源，由此可見，人人有獎的公民資格內其實隱含了階級秩序或階序。在這段時期（2000-2012），保守的自由派其實蠻配合保守派的，這是類似「左右共治」的時期，自由派雖然表現自己是進步的，但是並沒有要去抵抗保守派的立法，兩者反而共同維護了我所謂的「新道德主義」。
台灣在打造了選舉民主的民族國家體制以後，我們激進派和這個體制仍有很多衝撞，但是治理技術在這個時候也在轉變，這就是國家與社會或者NGO協同治理的開始，大約在2000年左右開始吧。國家雖然還是壟斷暴力，但是我們看到由於身體私領域的商品開發而帶來社會的複雜深層化，國家監控能力明顯力有未逮，不能只靠嚴打的亂棒齊下，所以國家其實是和公民社會共同合作，塑造一個自動自發、自我監控、自我規訓的主體。這種協同治理通常是採取權利交換或者福利交換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要權利或者福利，那麼你必需是某類公民主體。好比在愛滋個管的例子裡，不只是因為愛滋生病以及外在的環境而使得這樣的主體願意被監控、被個管，而是因為在個管中有安全感，有很多的照顧與福利。
透過上述的新治理方式，台灣國族與國家打造過程中又使得自由派與保守派都產生了更進一步的變化，特別是在台灣反對黨總統選舉失利的2012左右開始的趨勢。這一年在政治上，美國總統歐巴馬連任，在（伊斯蘭）文明衝突甚至戰爭、或與中蘇新冷戰的全球局勢下，更積極地向國內外推動文明進步主義。事實上，在2012之前美國的自由派就已經有這樣的勢頭了，我這裡不分析細節了，否則會離題。總之，台灣自由派與保守派都產生了進一步變化，現在自由派已經不需要是保守的自由派，他可以變成進步的自由派，也就是從「保守的自由派」變成「進步的自由派」，而且可以吸納性權的很多議題或口號，召喚性公民，這種性運團體則成為性公民團體。
自由派從保守變成進步，這樣的變化使得原來的保守派更形分裂。原來居於領導地位和自由派「共治」的、分享主流權力的保守派變成了「進步的保守派」，就像勵馨基金會也可以說「我很關心同志、我也很贊成同性婚姻」等等，這種進步保守派在口號或形象上都快要併入自由派了。但是另一部份的保守派就被拋在後面，越來越失勢，不再是主流了。雖然她們還有一些力量，但是在整個大環境中是失語的，被認為是與時代脫節的，這些主要是宗教團體，有時被當作是基本教義派或原教旨主義。她們在反對同性婚姻時，因為危機意識、誇張話語與積極行動，往往表現出一種激進性，你可以稱為激進的保守派。因此，台灣的文化政治從「保守派－（保守）自由派－激進派」的格局，轉變到「（激進）保守派－（進步）自由派－激進派」。
現在吸引媒體和群眾關切的主要是「進步的自由派」與「激進的保守派」之間的鬥爭，特別是在同性婚姻的議題上。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看起來理應算是激進的口號和作為（這不等於激進派），但是其實現在所做的這些事情並沒有像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中期那樣的衝撞。像「解放奶頭」這樣的活動要是換了在當年，衝撞力就會很大。當年有個研究生混入風月場所當端茶小妹，上了報紙頭條，有大學生在戶外跳表現身體的熱舞，也上了報紙頭條──不是蘋果日報那種方式，而是當作文化抗爭的性解放現象。然而現在呢？你可以說整個社會氛圍已經改變了，不過我覺得更準確的說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抗爭者都是有底線的，是會自我約束的「公民」，否則就會失去正當性。即使看來激進的抗爭者，不也是愛台灣嗎？大家都必需團結在台灣共同體（制）下。總之，看來激進的抗爭者也無法有太大影響力，因為他們只是多元中的「一元」，也無法影響其他多元，而且這些少數彷彿被其他人團團圍住，處於很嚴密的監控下，少數人出不了什麼亂子，不會影響到主流，這就是如今衝撞力道不強的意思。今天早上游靜說，在過去的文化操作裡，婦女被去性化，而現在婦女團體或是同性戀團體都不是去性化，而是去「壞性」化，你可以有性，但壞的性就要排斥出去，可以保留好性。這種情況下的性激進抗爭不會有很大衝撞力的。壞的性，就和統派什麼的一樣，不會見容於台灣公民社會的。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自由派與保守派之外的激進派當然需要轉變。那麼，我們贊成還是反對同性婚姻？綠色生態？動物保護？這種簡單的「贊成／反對」是把你困在封閉櫃子裡的思考方式。2012年在我和何春蕤合著的《民困愁城》，我們就在做「出櫃」的思考。這本書的宣傳詞是「社會批判理論的逆流之作」，講到「社會建構與改造有其限度」、「追求文明道德進步有其黑暗面」，這顯然不是激進派的語言或思考方式。過去激進派表現為「比進步自由派還要進步、還要自由」，這不是我們的取向，因為這還是困在櫃子裡。在這本書的〈序言〉裡，我們注意到pinkwash、greenwash等，呼應我們從2010年起的「性／別研究的中國轉向」，在這本書的第八章我們談論家庭、父權、動保等，並且把Christopher Lasch這個並非進步或激進的思想者當作資源。在這本書的〈結語〉中，我們批判「親密關係的民主化」這類情感溝通的主流話語。總之，我們意識到過去所認同的激進派思考陷入困境。當然，思考思想的不足和實踐效果之間不是因果關係，我們的知識思想就算是真理，也不能保證我們在公共場域的實踐後果，因為影響實踐後果的力量或作用者很多。講的通俗一點，評估思想和評估行動後果是不同的。總之，評估我們的實踐後果需要的是另外一套社會歷史分析。同樣的，我們的話語怎樣被挪用，和我們的知識思想的不足或正確較少關係，這也是很明顯的。這些都需要另外的分析，且擱下不談。
《民困愁城》之後，我受到一些台社（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同仁所組成的讀書會影響，主要是在知識上有一些反省。我們這些人1980年代在美國受教育，那時候美國人文學界開始「理論轉向」，就是向1968後的歐洲流行思潮取經，各種各樣像是後結構、傅柯等統統跑出來，我們帶著這些東西回來台灣。1990年代台灣開始學院專業化的浪潮，這個專業化浪潮到了最近十年左右，改變最大的就是西方的知識生產逐漸能夠控制台灣的知識生產。例如你的台灣做學術研究，要接合西方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資源，你不能自己山寨亂來，你台灣的同行會知道你亂寫或者以翻譯代替著作，你最好投稿西方的期刊等等。而我們這一代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都幫忙打造了台灣的知識專業化，強化了西方的知識體系。現在整個西方的知識體系核心就是西方的現代性，而且西方現代性就代表了普世價值；很多時候我們有一種幻覺，就是西方現代性揭示的那些道德理想就是人類最高價值。我們有這樣的一種歷史的傲慢，就是我們的價值意識已經站在人類歷史的最高點了，例如現在有誰說同性婚姻不是最終的道德真理呢？現在我們只是在等待那些文化意識上更保守的人改變自己。即使西方現代知識體系或理論不符合我們社會的現實，我們也覺得這是我們不夠進步或現代化，我們就是要用西方的知識理論來改造我們的現實。
從1990左右開始，反西方中心論和後殖民逐漸成為人文知識界的顯著發展，這和亞洲四小龍以及亞洲的崛起是有關係的。當時很多人就希望我們的知識要建立在本土經驗上，但是我們都知道，台灣未必能夠解釋台灣，對吧？因為發生在現實裡的本土經驗，它的源起可能是在很遙遠的西方或是很遙遠的過去，所以你要把知識解釋侷限在台灣有限的時空裡面就是造成趙剛所謂的「方法論的台獨」；這樣的知識生產只是灌注於本土經驗，只從這裡去尋求非西方中心論的知識生產，是沒有希望的。打個比方，你們知道貨櫃吧，大陸叫做集裝箱，我們的知識生產不能只灌注在台灣這個貨櫃裡，這是按照眼前的政治疆界與限制在做學問，而且這個知識裝箱還故意把金門馬祖南海都排除在外。所以我們不但要去看其他貨櫃，也要超越這種貨櫃形式，因為這是西方現代國家系統對知識生產的限制。例如，我們能把琉球放到日本的知識生產貨櫃裡裝箱嗎？陳光興講過「亞洲作為方法」，他提出許多不同於美國西方現代性的參照點，而且也參照了亞洲的現代化道路。總之，我們最初是想把「去西方殖民化」的性／別研究建立在本土經驗上，特別是這個本土的邊緣，但是又發現這個本土邊緣的不足。除了其他第三世界的本土外，我們還必須走向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我們必需要有這樣的努力，這就是丁乃非研究婢妾歷史的重要意義。
我們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知識生產當然有很強烈的政治性，我們要去建立性／別研究的在地化，但是我們背後的批判理論其實是受到當時時代氛圍的制約影響，我認為我們就是美國1990年代左派或是批判學術知識分子的思考方式。1990年代那個時候是新自由主義抬頭的時候，冷戰結束了，美國單邊獨霸的時代開始了，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破產，這個時候批判知識界剩下什麼選擇？你不可能再去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已經破產了，你也不可能打倒美國，美國強大的單邊獨霸到現在看起來還沒有衰落，所以我們只能永遠激進反抗，永遠站在邊緣這邊，這就是這些批判激進知識份子的自我定位，我們要永恆地站在社會底層和邊緣的位置來對抗國家，對抗資本霸權和它的主流文化。這就是我們。
當時我們都看不出來這種思考有什麼問題，然而在這樣的思考下，很多問題的研究根據都是西方經驗或者西方目光，缺乏非西方中心論對西方或非西方歷史經驗的解釋深究。很多時候我們就很單純地被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情緒所感染，封閉了許多問題的知識道路，所以我們知識上的漏洞其實是很多很大的。以上是反省自己的求學之道，應該說反省得太晚了一些。大家可能注意到這次研討會我研究晚明男色小說，雖然像這樣的轉向遲了一點，不過我覺得晚開始，總比不開始好。所以我也用我個人的覺悟來勉勵所有對知識追求還執著的年輕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