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譯員大鬥法

張介英 　(中時2002.07.29)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類似「洛城法網」（L. A. Law）、或是「律師本色」（Practice）等法律影集，看到兩造律師伶牙俐齒、舌粲蓮花，彼此使出渾身解數大鬥法。或許大家曾經注意到，美國法律程式當中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叫做「deposition」（口供證詞），場面非常正式。

不要以為美國人只會告美國人而已，只要侵犯到他們的權益，他們也是會控告外國人，或是外國企業的，甚至有人說美國是個喜歡「告來告去」的國家，而且只要誰比較有錢、能夠請得起頂尖的律師團，就算是殺人放火也可以「辯」成無罪。

「deposition（口供證詞）」是美國特有的法律程式，在臺灣沒有這樣的規定。在做口供證詞時，證人、兩造律師團、法院記錄員、攝影師（videographer）等都必須在場，如果證人不會說英文，就必須聘請口譯員，進行整場、逐字的翻譯，這時進行的就是所謂的「逐步口譯」，也就是別人說一段，口譯員記筆記，然後再行翻譯。總之，「deposition」的目的在於「蒐證」、「找尋事實」，算是前置作業，完成deposition之後，才正式進入法庭對決。

我曾接到一個口譯案子，臺灣一家製造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處理器）晶片組的大廠控告美國一家也是cpu製造商「侵權」，因為美方在設計cpu上模仿臺方設計，侵害了臺方的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但是，美國這家公司也不好惹，「反告」這家臺灣cpu大廠「侵權」，直說是臺方模仿美方，所以是臺方侵害該美商的專利（patent，智慧財產權的一種）。

    因為美方向美國法院「反告」臺方，所以一切美式法律程式於焉產生，當然deposition是必經的步驟。但是因為是美方反告臺方，美國大廠的律師團必須來臺蒐證，向臺方證人提問，找尋事實，當作之後在美國法庭上的呈堂證供。可是臺方證人不見得會說英文，這時，中英口譯員就必須扮演中間的溝通橋樑。 

    整個deposition的過程極盡「正式」之能事，完全模擬美國法律程式的規定，從美國飛來兩造的律師團、法院記錄人、攝影師、和成箱的書面資料與證物；至於口譯員，則是由臺灣當地的律師事務所來安排雇請的事宜。規模之大，令人無法想像，因為這樣勞師動眾地將所有的人員從美國飛來臺灣，進行長達一兩週（有時更久）的deposition，成本是非常嚇人的。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像這種高科技的侵權案件，賠償金動輒要幾十億美元，在deposition上花個幾百萬臺幣，根本是小「case」。 

    我先大致描述現場的氣氛，大家就可以略微體會口譯員的壓力。兩造律師團、證人、法院記錄人、攝影師、與口譯員先齊聚一堂，雖然雙方是處於對立的狀態，但是彼此會先客套客套，像是交換名片等，噓寒問暖一番。然後，美國在臺協會（AIT）的官員會出席一下，為的是要求口譯員宣示所有翻譯的內容一切屬實，沒有扭曲，而且絕對不可對外揭露任何有關deposition的細節。 

    正式開始後，兩造律師馬上擺出嚴肅的面孔，攝影師啟動攝影機，法院記錄員盡責地舞動著十指。美方律師開始用英文向證人發問，法院記錄員邊打著鍵盤，機器螢幕上立刻出現律師的英文問題，口譯員在這個部分，盯著螢幕，原原本本地將英文問題翻譯成中文，然後等待證人回答。證人在用中文回答時，口譯員就必須用紙筆記筆記，然後將中文翻譯成英文，不僅給美籍律師聽，還要給法院記錄員供記錄之用。

    整場deposition下來，嘴巴和大腦一直沒有機會休息的就屬口譯員了，英翻中、中翻英，你來我往，口譯員總是處於戰戰兢兢的狀態。 

    此外，有時兩造律師一言不合，還會當場吵起來，吵架的原因可能是一方律師提問，對方律師「抗議」（objection）不斷，一不耐煩，兩造律師就會有言語上的衝突；口譯員在一旁也會覺得很尷尬，而且處於這種「極度對立」的環境當中，實在不是件舒服的事。再者，deposition耗時費工，所有的問題極盡「煩瑣」之能事，如果一造律師的問題用字不夠仔細，又會招來對方的抗議，類似對證人提出的問題有：「請問，證物五、編號第9133546頁中的圖一中，標示為三的某某元件，是否與證物十、編號9344562頁中的圖五中、標示為三的某某元件是同一物？」這還算是比較不瑣碎的問題。 

    還有，不要以為只有律師會被抗議，口譯員也會被抗議。口譯員通常是由美方委託臺灣當地律師事務所僱請的，所以客戶理當是美方，口譯員費用也是由美方支付；臺方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避免口譯員誤翻，會自行聘請代表臺方的「檢查口譯員」（check interpreter），顧名思義，這個人只負責聽、並檢查口譯員翻譯出來的內容，扮演的角色就是仔細聆聽美方口譯員的一字一句，檢視裡面是否有錯，如果有錯，他就會當場抗議，表示口譯員的翻譯有爭議、或錯誤；所以，做deposition的口譯壓力是來自多方面的，有時挫折感很大，因為「檢查口譯員」不時會插話，糾正一下翻譯的內容，甚至會令口譯員不勝其擾。 

    再舉個deposition口譯的難處。Deposition畢竟是個法律的程式，所以裡面一定會牽涉到法律的專有名詞，或是難以理解的條文。而就在這次cpu侵權的deposition中，我一路口譯著，並沒有遇到什麼大問題，突然之間，美方律師團拿出一份英文法律檔案，並且唸出裡面某一頁、某一條文的內容，唸完後，他將該份檔案交給我，要我立刻翻成中文給證人聽。我當場傻眼，因為第一點，像這樣的法律檔案不可草率處理，律師應該事先知會我，讓我事先閱讀、準備，畢竟臺灣大部份的口譯員都是英語系出身，對於法律的知識背景有限，所以一定要事先準備；再者，我將該份法律檔案接手過來閱讀後，沒頭沒尾，就叫我翻譯其中一項條文，在不瞭解該份法律檔案的主題與目的的情況下，我根本無法瞬間讀懂裡面「天外飛來一筆」的內容。 

    當時，整個deposition的會議室一片寂靜，等待我閱讀完檔案，開始翻譯，但是在極度心虛、而且自許專業的標準下，我要求休息片刻，請兩造律師團各派一位律師來教導我該條文的內容。結果怎麼著？這兩位大律師各持己見，對於條文的意思好像又不甚清楚，兩個人對裡面的英文用語各說各話，弄到最後他們說，乾脆我就綜合兩人的意見，照字面翻譯出該條文。我心想，就連這些律師都搞不定這個條文，那我在翻譯時盡力就好，反正問心無愧。 

    專利侵權的賠償金動輒十億美元，所以兩造對立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沒有任何一方願意承擔敗訴的高額賠償金。正因如此，證人在回答問題時非常小心翼翼，有點像是「上下交相賊」的情況；證人回答前用心思索答案，回答時模稜兩可。口譯員夾在「大鬥法」的陣局中，有時翻譯工作真的很難進行，譬如證人打迷糊仗，回答：「這個部分……內部……我應該可以……我想……先送給……出去……我……有沒有看到……不太瞭解。」雖然中文是我的母語，我也是經過專業訓練的口譯員，聽到這樣的回答，我只能嘆一口氣，請求證人用邏輯更清晰的語言重新回答問題，否則這樣「無厘頭」的句子就算神仙也翻不出來。 

    像這樣的deposition翻譯需求量越來越大，因為在全球化的同時，科技日新月異，侵權的法律案件層出不窮，而且跨國性的法律訴訟一定需要口譯員在場，扮演溝通的橋樑。撇開科技專利的侵權不談，跨國性的訴訟還可能包括像車禍、搶劫等民、刑事案件，這些都需要口譯員「擔綱演出」。然而，這是一種很特殊的口譯場合。正如我說過的，deposition高壓、瑣碎、氣氛對立、要求一字不漏的翻譯、法律用語艱澀、證人回答含糊等問題都是口譯員必須面對的，難怪我的一些業界同事與我都覺得，口譯有時「真不是人做的工作」。 

    （本文精摘自經典傳訊最新出版的「英文王子張介英」一書）